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1）失业与闭环生产
自全球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制造业已经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劳工运动高涨、出口关税增加等诸多结构性挑战，从而引发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使得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中国珠三角地区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对跨国跨国来说，这种成本敏感型供应链重构符合“逐底竞争”的经济理性。但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垂直整合的全球价值分工逻辑，因为欧美各国发现对中国制造商品的过度依赖性会在重大危机时刻损害国家安全，而且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中国表面保持中立，实则“策应”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凸显供应链受制于中国的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已经把“动态清零”作为一项“可以做、不能说”的基本国策，从算“政治账”的高度来执行防疫措施，因此为了压制奥密克戎的高度传染性，大规模封城已经成为常态。据媒体报道，自8月下旬以来，中国至少有74座城市的超过3亿人口处于全城封控或部分行政区、多个小区的封控之中。这种堂吉诃德式的防疫体制不但冲击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各种人道灾难，而且人为中断生产供应链、严重伤害经济根基，特别是上海封城的长期效应正在显现，比如本田将重组全球零件供应链，考虑将中国和其他区域脱钩，而马自达也要求经由中国交付零部件的约200家企业将库存转移到日本国内，并建议一些零部件供应商同时在中国以外的基地生产。
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费时耗力打造的“世界工厂”地位开始动摇，这是经济的大变局时刻。对跨国资本来说，在过去长达25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们的决策相对容易，即只要在中国制造就行了。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在中国拥有多个供应商并没有什么好处，它们必须追求地理多样性，推动供应链脱钩加速，以此来应对近在眼前的运动式防疫和地缘政治风险。从宏观数据看，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录得49.5，低于荣枯临界值，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均降至收缩区间，消费品制造类产量下降。
倒闭潮
制造业需求低迷很大程度受到清零防疫体制的影响，因为海外客户出入境困难，导致很多订单流失，物流封控让很多物料无法到位，生产时断时续，加上原材料成本上涨，出口企业经营愈发艰难，压缩规模乃至停产结业已经成为新常态。今年6月，东莞创电电子有限公司宣布公司订单减少，回款受阻导致严重的经营困难，不得已自2022年6月27日起停工停产；7月份，东莞库珀电子受多家跨境电商的货款拖欠，大量成品积压在仓，造成恶性循环，国内外订单严重脱节，呈断崖式下跌，近年来生产经营年年亏损，难以为继，于7月18日正式停产结业；同样是7月，深圳某企业发布通知，称鉴于当前新冠疫情的严重及全球国际贸易形势之影响，使该企业的订单量缩减、生产部门的产量骤停，导致生产经营极为困难，经研究决定，从2022年7月份起，已逐步减少了周六日及平时的加班，现决定于2022年9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放假；到了8月，多家历史悠久、在外贸出口业久负盛名的老牌制造企业，在停产停业苦撑无果后，也终于撑不下去了。29日，深圳威利马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和富龙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提前解散公司，31日东莞爱高电业有限公司正式停业。这三家不是普通的出口制造企业，均成立超过30年，一度是出口制造企业的标杆，比如爱高电子厂曾是东莞厚街第二大工厂，在九十年代拥有一万多名工人。
过去十几年间，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已历经多轮“倒闭潮”，起因各有差异，但都毫无例外地对农民工造成不利影响。2009年初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透露有约2000万农民工因为出口制造企业停产倒闭而失业返乡。相比之下，今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供应链脱钩、一刀切防疫、加上高温限电，制造企业受到的结构性冲击远比金融危机更甚，经济复苏的难度更大，效果也有限，因此农民工受到的影响也会是长期性和痛苦的。
失业潮
东莞一家企业的《停工停产待岗安排通知》里写道工厂将于2022年7月1日起正式停工停产，不再提供工作岗位；8月1日起不再向员工支付工资报酬，也无法提供住宿、饭堂条件或食宿补贴等福利，企业每月发放相当于东莞市最低工资的80%的生活费。东莞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720元/月，这意味着在停工停产期间工人每月只有1376元，连交房租都不够。实际上，这是工厂逼迫工人自行离职而逃避解雇赔偿金的惯用方法，工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另谋出路。但是，在制造业整体处于衰退的环境下，农民工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哪家工厂工作，都会遭遇一系列困境，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失业、劳动条件恶化、收入不平等加剧、劳资矛盾增加、抗争运动频发。
国家统计局8月公布的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其中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达到惊人的19.9%, 超过美国和欧盟水平，而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5%，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为5.1%，这一数据部分地反映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但真实情况只会更糟糕。过去几年网约车、快递外卖等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相当一部分从制造业衰退中转移出来的农民工，特别是美团，数据显示今年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为制造业工人。
但是平台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受到消费规模的限制，达到一定比例后就很难继续增长，而且随着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平台便拥有更大的市场议价权来调整算法促进竞争，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和收入水平降低，这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拿到三四千元的收入。相比于制造业，平台劳动是不稳定就业，更缺乏社会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制造业衰退的后果之一是催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官方宣称的2亿灵活就业人口中占大多数的还是农民工群体。
闭环生产
在大变局时代，即使制造企业躲过了倒闭的命运，但在疫情之下复工复产仍面临不少困难，特别是如何保证员工管理符合防疫要求。上海市在四月份要求复工企业做好全体员工的每日健康监测和登记，坚持一日两测：早上做抗原检测，晚上做核酸检测。同时，执行各区域之间的物理隔离，实行工作场所、住所“两点一线”管理，所有人员在指定岗位工作和住宿，最大限度减少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员直接接触。
这样的办法在具体的执行上困难重重： 不同行政管理单位执行的标准不一，特别是处于政府管理架构最末端的居委会不一定会认可企业出具的用工需求证明，因为居委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是以防疫为第一优先，导致的结果是小区基层管理人员不允许居民外出，企业安排的大巴也无法接员工返厂。加上的手续复杂，整体效率低下，员工的到岗率非常低，即使员工获准到岗，但不能再回居住地，只能“以厂为家”。
据媒体报道，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启闭环管理，安排了8000余名工人吃睡在工厂，部分员工在临近下班时突然接到了加班的通知。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原本通知里的半个小时变为直接封闭在工厂里数星期之久。上汽集团为工人们准备了行军床、帐篷和瑜伽垫，到了晚上，“大家整整齐齐睡在里面”， 封闭期间每个人每个班次工作时长大约10小时。员工吃住在工厂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因为大多数企业基本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比如足够大的食堂和足够多的宿舍，怎么解决吃住，洗澡和休闲时间的去处都是难题。打地铺、睡睡袋，住帐篷成为成千上万中国劳动者的日常。
上海理光数码设备公司在厂区里放置大量集装箱，每个集装箱里放六个床位，只给员工发放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方便面等最基本的食品。上海英资企业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实行厂外“定点住宿”的模式，对员工进行“封闭式”住宿管理，“点对点”专班车通勤，即工人每天在住宿点吃完早餐，做完抗原测试等准备工作，统一乘坐公司班车前往工厂。每个厂外住宿点均有专人负责后勤保障工作，每日向公司管理部门汇报入住情况，以及抗原，核酸检测结果。保安人员每日向公司汇报门岗工作点核查结果，确保每一次的人员进出均符合防疫气泡管理的要求，这就是复工复产的前提条件。
即便对中国工人来说，睡在生产车间，帐篷，或者集装箱里，用硬纸板当作床垫，也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 条件艰苦，腰酸，腿疼无法避免，同时工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人空间。而且很多企业为了把停工停产的损失追回来，要求员工无偿加班，或者增加工作强度。比如复工后的特斯拉改变了此前8小时的轮班制生产节奏，让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6天，休息一天。 5月初，一汽大众党委提出“奋战60天，打赢上半年”的口号，在1至4月只有一半时间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坚持2022年产销目标不动摇。据一汽-大众生产管理部总监杨海介绍，“5月初以来，长春基地1.8万余员工采取闭环管理、15天休1天、双班21小时拼抢等措施，努力将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结果是5月，该基地第一次突破产能历史纪录。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然满足了资本对财富的追求，但也反映了疫情之下劳动条件的恶化，长此以往，必然损害工人的身心健康。在5月6日和27日，上海广达电脑的工人们两次因为疫情期间闭环生产管理过于严格，而冲出厂区表达抗议，与保安人员发生冲突。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上海市总工会要求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这反映出工人实际面对的可怕的生产压力。
尽管如此，闭环复工下不但每天的产能赶不上正常水平，而且再严格的闭环管理都会出现漏洞，企业得随时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比如国内最大的汽车线束供应商安波福是上海首批复产“白名单”企业之一，自3月31日起，超过1800名员工进入闭环生产，但在嘉定的工厂复工1天后又出现员工感染，不得不再次停工，导致对特斯拉、上汽大众、丰田等整车制造商的供货受阻。这表明在动态清零的原则下，即使供应链得以局部恢复，整体的运行也充满不确定性，闭环复工不但面临“强迫劳动”的风险，而且无法保证生产效率，这种生产模式是无法持续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9月14日表示“我们在终止这场疫情方面，处于最佳情况。我们还未结束疫情，但终止疫情的时刻已近在眼前。”在世界处在重新开放的拐点时刻，中国对动态清零的偏执正对经济社会造成长期而深远的伤害。即使供应链部分实现复工复产，不确定性依旧存在，而且生产的效率不高，成本不低，这会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个传统的角色，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极端防疫政策已经导致大量年轻农民工失业或就业降级，劳动条件的恶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不但存在劳资冲突和社会骚乱的风险，而且从根本上打击了消费能力和意愿，这对推进共同富裕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更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