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商业文学中被选择的历史的书写——沉默的多数与时代的潜流

时代的变迁很少是绝然断裂的，历史尤其延续性的一面，无论是结构上还是思想上，上一个时代在野、被忽视的思想可能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基础，如同我们在历史中一再看到的，处于乡野的朱熹，构成了所处时代的反动，但他的学说却在宋代之后绵延几百年，明季学人的思考与学术在清初即成为禁忌，但却成为清末革命志士对话与沟通的对象，或被禁毁或潜入深山的思想如今属于学术史光辉的一页，黄、顾、王在历史教材中折磨着高中文科生们，戴震、方以智们被后世不断附以价值，而乾嘉学派的衮衮诸君呢？

今天我们的时代恐怕也是如此，民间话语体系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某种程度构成了笔者之前所言的爱国锦标赛，不同行动者争相表现出自己在爱国赛道上的相对前列，获得利益与安全的同时，提高着不被淘汰的标准，这样的结构显然并非一时之功，今天的我们在怀念本世纪前十年的自由与多样的时候，也不应忘记，某种程度今天的“粉红”就是曾经的潜流的浮现，不过在在当时，只道是寻常。

今天的我们会怀念那个时代，除了结构性的权力的宽容以及对于尚未完全适应互联网的管治外，作为作为现象层面吸引我们的是，传统媒体的异地监督和网络媒体的自由批判，市场化媒体的兴起和当时地方政府只能各扫门前雪管理自家媒体的特征，使得传统媒体异地监督成为可能，南方系博得大名，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下黑煤窑那样的报道成为可能，而今天类似的只能是财新这样的媒体在窗口期的特权，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监督即成为可能，类似于周正龙拍虎，不过正如研究者指出，那时的网络力量不足，还需要传统媒体的介入与推动，到了微博时代，微观改变中国的口号某种程度成为现实。但我们需要意识到，当时的批评仍然是以相对精英的形式存在的，无论是媒体记者还是当时的互联网意见领袖与众多参与者。他们的声音与选择更多的得到了关注，但并不是时代的全部。

而当时，还有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人未必沉默，只是包括在互联网早期，他们的声音都未必是被关注的，因而被沉默。即使是东南亚的农民，他们也会在乡间用自己的言语与关系试图抵制着现代性对于传统农业经济的改造，在苏南，文革末期的村民，开始了利用分散下来的技术人员以及城市工厂忙于政治不能有效生产的机会，开始了乡土工业的建设，几年之后，他们以乡镇企业闻名于世。他们或许主动沉默，或许被沉默，但他们不应被我们忽视。这可能也是印度底层学派为什么闻名遐迩的原因，他们从经营书写的历史中，重新发现沉默的大多数的底层农民的痕迹。

今天的互联网见证了很多，保存了很多，如一篇永远也删除不掉的吹哨子的人，但是也抹杀了很多，如之前的某一个时点，多个网站自发而又主动的抹杀了自己的部分记忆，包括代表了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贴吧、虎扑等站点从此失忆，而庞大的记忆也因为来自于普通，人而多数无法在互联网中寻觅。

但是还有一些是即使遭到后来的不断删节乃至禁毁仍然在互联网中保留有痕迹的，比如网络小说，尽管作为中心的起点和晋江会毫不犹豫的迎合审查，阉割自己，但幸运的是因为对于版权的侵犯，我们可以在其他站点看到曾经完整的小说以及那些消失了的文字，而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些文字曾经受到广泛喜欢。由于商业网络小说的草根性，如同商业类型电影之于作者电影，吴京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电影语言的优秀而是它战狼的叙事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它的受众需要一种符合国家崛起叙事的狂欢，而商业网络小说中，成功的作家很多被诟病小白文，很少有作者因为文笔细腻而火爆，他们成功的基础在于其输出了某种模式，基于这种套路的想象迎合和吸引了读者，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小说中流派的不断出现与更迭，如非常中国的特色的洪荒流，从佛本是道开始，一本本来自不同作者的创作基于相似的架构与设定补充元素，从无到有建立了一个世界。同时小说中的想象可能是基于作者个人的，但是成功的商业小说一定是基于广大受众的，如同玄幻中对于个人力量的迷思，对于超越自身结构性困境的渴望，“我命由我不由天”。

穿越或者历史架空小说中，则是作者对于历史的书写如何迎合读者的想象，某种程度上不同时代的历史书写都是如此，封建时代历史书写就是政治史，受众就是国王，历史成为一门现代学科之后，受众成为了知识精英，历史学家书写的重点就出现了更具有学科合法性的社会史经济史，有了年鉴学派，当中国出现许多革命倾向的青年的时候，瞿秋白们就不得不成为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包装中国历史，而在现在，草根作为历史书写的阅读者，当他们的支持成为作者的生活所依的时候，成功作者的历史书写就是他们的历史想想。

这样的想象往往伴随着对于现代性不加反思的肯定，对于民族主义和大国崛起的向往和对于历史中胜利者的拥抱。比如中国早期穿越历史里程碑的《回明》，作者的叙事就是通过一个穿越者，给明朝带来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是以现代性为目标的，包括军事、科学、经济等层面，试图在全球殖民的时代，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根源上消除近代国耻，实现大国崛起，作为国际丛林社会的殖民者而给被殖民的一方。包括《临高启明》，明显得以工业党的思路推动历史进程，以毛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解想象传统社会。类似还包括近代军事小说如骠骑的《远征军》，承认丛林秩序的情况下，成为野兽，而不是改变丛林，结局中如何操纵东京大屠杀就是很鲜明的体现。类似的传统延续至今，如《中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一期中，研究者对于《秦吏》一书的讨论，作品缺乏小说风骨，只站在胜利者一方去肯定，而不是摆脱和超越时代的局限。像冰临神下那样试图在作品中不成为胜利者甚至不在胜利者一边的努力，则被读者所唾弃。

基于这样的现象，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对于今天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不惊讶，毕竟只是某些被忽视的声音不在被忽视了，此外，也可以看到党国的教育部分成功，尽管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未必在中国深入人心，人的异化对于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的努力几乎观察不到，但是一种中国化的泛民族主义叙事是非常可见的，对于包括市场在内的现代性的无限渴望与追求，将追寻现代性作为国家崛起的唯一指南，对于国家崛起于民族强势的不断陶醉，即使是以一种军国主义的方式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作为想象的国家与民族，而非真实的人，所以在许多小说中，想要崛起就要征服周边，奴役其他民族，包括本国少数民族，用现代性的想象去理解历史而非在历史的逻辑中理解历史，历史中没有民族主义于是建构出符合民族主义的历史想象。这样一种只要国家崛起，不在乎真实的人的遭遇，发现丛林秩序，于是自己成为野兽，拥护资本主义现代性而非批判的立场在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

这样一种绩效合法性，发展高于一切，乃至于东方人的西方中心论都可以在我们的教育和教化中找到根源。比如近世中国发展往往就要诉诸于资本主义市场、工业化等体系，我们很难相信这不是马克思五阶段的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是一种民族主义下的西方中心论，传统中国不应有一种符合自身方向的现代性模式，而是应当主动成为西方，遵循西方的发展方向，即使在那样的时空中没有西方。或许我们的教育不能让人们直接认可教科书中类似共产党万岁的党化教育的内容，但是潜移默化的传递着某种党所希望的对于历史、社会与发展理解的逻辑。

马克思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中国化的马克思对他说，nmsl（你，马克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