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第三部 未来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注1）
司马迁《报任安书》公元前90年
第十二章 病毒
和北欧苍翠葱郁的森林一样，中国的湿地一直以来都是神秘与记忆的庇护所。被农田或乡镇包围的这些区域被称为“江湖”----既是匪寇和大盗的藏身之地，也是神话世界里为正义和公正而战的骑士们的家园----中国文化中深层价值观之一，苦难时刻韧性和忍耐力的蓄水池。
在武汉周围的广阔区域，这场政治战斗是由一次生态危机引发的。古代，人们发现春季洪水淹没的潮湿田地往往带来稻谷的丰收。他们尝试用更加可控的方式重现这样的生态系统：他们定居在这个灾害频发的区域----毗邻长江和其他支流，用各种堤坝来限制洪水的规模，制造迷你湿地成片种植稻谷。政府也支持这样长期定居的生活方式，这样可以产生富裕的人口，也便于控制、征召和收税----除非人们逃亡江湖。
但中国的人口在过去两百五十年里爆炸式增长，这种脆弱的平衡被打破。迁居到河流附近的人口太多，湿地本来是大自然的海绵，过量的开发引发更具破坏力的洪水，受灾的流民，疟疾霍乱的爆发----这个循环被中国水文历史学家克里斯-柯特尼(Chris Courtney)称为“现代灾难制度”。（注1）经济得到发展，但按照江湖规则生活的底层社会人口也大量增加。
现代的工程技术可以限制洪水的规模，但人类总是用新的方式来透支自然。最近的案例就是源自武汉的全球健康危机----现代化版本的政治生态灾难体制。
这次引发危机的是2019年从动物转移到人体的新冠病毒。准确的源头还没弄清----可能是捕杀野生动物，然后在肮脏也不合法的市场售卖。也可能是在研究新冠病毒时出错，从实验室泄露。不管如何起源，中国的政治体制都让情况变得更糟。它曾鼓励在危险的江河附近居住的生活方式，现在则忽视公共卫生的具体实践。大约二十年前，类似情形下导致冠状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类。那一次称为SARS、非典型肺炎，提醒政府一系列应该解决的问题，例如限制野生动物交易，保证市场卫生状况，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到头来，什么教训也没有学到。政府成立新的官僚机构来监测公共卫生，建立拥有先进仪器设备的实验室。但说到底，政府的目标是很局限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政治控制，因此政府缺乏搞好市场卫生的能力（还有那些通常乌烟瘴气的医院）。它也缺乏动力去限制对珍稀动物的消费，这是中产和富人阶层的某一种时尚。当病症出现时，政府不仅无所作为，还拘留吹哨人并对他们行为不规进行警告，这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当政府最终开始行动时，四周时间已被浪费，病毒早就站稳脚跟。
政府对covid19病毒的失误处置伴随着江湖的重生。这次出现的是地下历史学家，记者，电影制片人，他们无视政府的铁拳，记录下政府如何创造出又一次危机。他们让政府被迫承认错误做法，也显示那些宣称这些人物已经消失的新闻是错误的，他们在现代中国的一潭死水中继续活着，一旦政府放松管制他们就茁壮成长。
2020年一月十六日，艾晓明从广州访友归来，回到武汉（注2）。第二天，她就听说一种致命的感冒正在传播，她不以为然：冬天感冒病毒是很寻常的。她关注的重点是自己的父亲，高龄九十五岁，卧床不起。他需要一个新看护，原来的看护已搬走，所以艾晓明去了好几家医院找人，她没发现什么异常。十九号她再次听到传言一种新型肺炎在传播，但也没往心里去。第二天，突然每个人都在议论在人群中传播的奇怪病症。政府媒体什么也没有报道。武汉开始陷入恐慌。
三天后，一月二十三日，政府突然实施严厉的封城。武汉和周边十五个城市约五千七百万人口被封锁在家中直到四月八号，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公共卫生史无前例”（注3）。事前没有任何警告，很多人缺乏食物和各种必需品。武汉成为一座鬼城。很多人陷入恐慌和担心----何时封锁会结束？有没有计划？
和几百万武汉人一样，艾晓明起初担心的是家人。她去药店购买父亲的常用药，还有棉球、消毒液、通便剂。消毒液十分紧缺，因为人们以为（之后发现是误会）病毒可以通过表面接触传播。和全球各地一样，口罩很快脱销，药店趁机涨价。两天之后的二十五号就是春节，但本来要合家团聚的汹涌人流一下子停顿。从一百多年前开始运行从未停歇的武汉汉口火车站也第一次关上大门。
艾晓明迅速加入当地志愿者组织。二十九号，她参加的小组分发六千五百套个人防护服给医院和社区。他们还筹集六十万人民币（近十万美元）的捐款。艾晓明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双层口罩，加入小组到处察看情况。
所见所闻令她震惊。她所在小组把防护服交给社区中心的服务人员，他们除口罩外没有任何其他防护措施。防护服非常受欢迎，但远远不够；他们告诉艾晓明一次性的防护外套只能反复使用。
艾晓明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情形。如果早几年，她一定会带着数码摄像机，把灾难如实拍摄下来。可她至少需要一名助理，但她不愿意让别人冒着感染的风险来帮她。她还得考虑自己的父亲。如果她继续跟踪调查，也许会把病毒带回家。所以艾晓明和其他千百万中国人做了同样的事情：把自己的想法发布在网上。让她吃惊的是，这篇文章没有被审查和删除。艾晓明越写越多，加入批评政府的洪流。
艾晓明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位很不起眼的眼科医师李文亮的命运。他怎么看也不像民众对政府怒火的焦点，但事实刚好相反。他原来是跟政治无关的普通人，在2019年十二月末，一位在武汉中心医院的朋友给他一份病人名单，这些病患的症状很像是一种新型的SARS。他们已经被隔离，但病毒似乎已经开始传播。
李文亮的行动和许多中国人类似：他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此事，也没有在武汉闹市区拉横幅，或者给当局写公开信。那些都是异议分子才会干的事。李文亮只是在微信群里联络几个朋友，警告他们这个新的流行疾病。为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还发布病患名单和一份CT扫描的胸片。
“他们被隔离在急诊室。”（注4）李文亮描写被神秘病毒击垮的七名病患，“家属和亲戚都应该做好预防措施。”
这就足以招来公共安全机构的注意，他们监视微信群组，包括私聊群。同一天，十二月二十九号，警察传唤李文亮。三天后他们强迫李文亮签署一份训诫书，承认自己的行为“非法”。他被迫写下“明白”，还用红色印泥按指印。
政府随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误导公众，宣布在野生动物市场爆发肺炎，但“可防可控”。（注5）这个公告后来被删除（但可以在互联网档案中找到）。
李医生的警告是那时泄露出来的众多警告之一。另外还有七人被传唤，被指控传播谣言。在一个网上广泛流传的视频中，全国电视新闻在一月三日还在重复：信谣传谣者误导大众，会受到严惩。
事件发生的准确次序在未来几年被反复争论，但清楚无误的事实是当地的领导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掩盖病毒的存在。他们也许担心承认这次爆发会自毁前程。重要的政府会议将在一月份召开，春节也马上临近。所以当局试图遮蔽事实，寄希望于病毒并没有那么猛烈，可能很快就平息。
但如果每个人都了解到真相，那么审查就毫无作用，这就是武汉的情形。千百万人被病毒感染，成百上千人正在死去。武汉虽是大城市，但听说病人的消息，目睹拥挤的医院都轻而易举。封城开始后，政府不得不承认病毒爆发。所以在那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审查变得不那么严密。这就给江湖历史学家们机会，在网上发布各种视频和调查报告。
李文亮医生对于江湖记者们是个关键人物，大家发现他作为一个手握切实证明材料的医生，被当作谣言传播者定罪。不仅如此，李文亮医生在二月一日发微博说自己已经传染Covid病毒。（注6）他因为发烧、肺部感染和其它症状在一月底住院。三天后，他开始吸氧。尽管症状严重，他在二十七号匿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透露自己因为拉响警报受到斥责。现在他打算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一个吹哨人，他被制止向公众发出警告，然后因为传染这个病毒正在死去。他成为民众情绪的激发点。
意识到李文亮医生的死亡会成为一场公关灾难，医院把全部治疗进程都发布公告。但他的情况很快恶化。他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还在社交媒体上传自拍照片，他的眉毛和头发被汗水湿透，氧气面罩绑在脸上，他眼睛直视镜头。突然之间，政府面临着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最严重的公关危机。
李文亮医生在二月七日去世，社交媒体全面爆发。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如艾晓明都在网络上悼念他。她写了一副书法，其中一个字重复四遍：训训训训。训是教导、训练或训诫。艾晓明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李医生签署的训诫书，他被迫签字的自白；另一层意思，李文亮给这个国家一个教训，一个说出真相的道德指引。
她还用红色字体加上臭名昭著的几个字“明白了”，这是李文亮在训诫书下方手写的文字。当她在网上发布这副书法时，她解释说，这三个字不仅提示李医生受到的训诫书的屈辱。作为一个政治上觉悟的人，明白意味着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真相，也勇于坦承这些真相。
许许多多人到李文亮的微博账号下面去留言。（注7）这是和推特类似的社交媒体平台，每个人都可以追随其他人的账号并在对方帖子下面留言。几百万人在李文亮的发言下回复评论，二月一号他宣布自己被传染的那个帖子回复尤其多。#武汉市政府欠李医生一个道歉，#我们要言论自由，这样的标签疯狂传播。他的微博账号成为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人们在此倾泻他们的焦虑。很多人每天来说早安或晚安。在他去世后几周的春天，人们来告知他满树樱花已经盛开。也有很多人轻声告知自己会想念他。
一位政治漫画家用李文亮最广为人知的、戴着外科口罩的照片为蓝本，画了一张戴着铁丝网口罩的漫画。一些评论感谢他的勇气，另一些为他受到当局的不公正对待道歉。许多人都引用他在一次媒体采访中的发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注8）
一月底，艾晓明家也被卷入危机，她父亲开始高烧。如果是往日，她会直接叫救护车送病人去医院。可现在的医院是风险中心，病毒在病患和医务人员中快速传播。她不得不把父亲留在家，这是一个理性但痛苦的选择。她知道这样做父亲也许很危险，但在家人朋友陪伴下去世，总比孤独的在各种警示灯乱闪的病房里死去要好得多。
她帮父亲降温，每过两小时翻身，用鼻管喂食，并清洗身体。三天后，二月二日，他停止呼吸。第二天遗体转运去殡仪馆，家人举行了有和尚主持的小小告别仪式。过几天他们就知道自己运气不错，二月五日，武汉宣布禁止举办葬礼。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时新冠感染的死亡人数是1770人。她父亲这一类只能算附带伤害。
照顾父亲只是艾晓明管理这个大家庭的众多任务之一。作为女性学者，她理解有人会觉得这不公平，她却不这么想。她来管理这个大家族，她的弟弟就可以把更多时间花在公司，更好的帮助公众。她的儿子也在这家公司，这几个月整个集团投入大量人力在帮助医院充实物资，分发食品。她觉得这样的人力安排非常合理，即便自己确实疲于应对每天大量的家务。她祈望能被允许上街采购食物，她得排很长的队，她看到这些细节问题在这个大都市以几何级数递增，让公众情绪几乎崩溃。她父亲去世后，她终于有时间来写下自己的想法：
恐慌带来的问题和危机要比传染病本身更可怕，因为它会导致更严重的自我隔离和自私自利，并且扩散得更广泛也更快速。我们会看到刻薄、自我保护和以邻为壑。这些由恐慌引发的野蛮行为会带来人道危机，这要比病毒的伤害更大。（注9）
和许多其他经历2020年初这次事件的人一样，艾晓明也意识到政府的渎职行为是重要的起因。她没有去探究如果政府的反应更快速，能否制止病毒的传播。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后来人去讨论。但她和其他几百万中国人都可以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政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试图掩盖病毒的存在。只有当病毒无法控制在整个城市蔓延后，政府才不得不实施封城。而此时政府的手段是如此凶猛，给人们带来的惊吓简直不亚于病毒本身。
“最初对信息的严格管控让病毒传播无法避免，”她写道。"许多事后采取的手段并未经过公众的充分讨论就强行实施。“
许多人持同样的看法，公共空间充斥类似的批评和危机的报道。有人转向五十年前的地下历史学家们寻求对危机的理解，其中就有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讨论过的遇罗克。这位年轻人因为出生的血统被大学拒之门外----他的父母在国民党政府是基层公务员，他的全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成为贱民。文革开始后，他写出经典文章《血统论》，这本小册子在大街上卖掉上万本。1970年，遇罗克被处决。
武汉封城恰好是遇罗克遇害五十周年。艾晓明和其他一些人在微博上发帖纪念。他弟弟在2016年发表的纪念遇罗克被捕五十周年的文章也火了。这个国家权力肆意妄为的故事与此刻发生共振，也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封城。
其他人则继续之前地下历史学家们的旧路，越过中国的防火墙到youtube和twitter上发布信息。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获得vpn，这也是翻墙的必需品。这种墙内和墙外异议人士的连接，也会成为未来各种抗议活动的典型特征。
最大胆也是最短命的内容来自一位名叫陈秋实的摄影师。陈曾报道过2019年香港的抗议活动，他独自前往香港并拍摄示威的影像。他不同意政府媒体对于抗议伴随暴力行为的说法，把亲眼见证的和平示威视频报道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
一月二十三日，陈秋实到达武汉开始拍摄。那时他的微博和微信账号都已被封，他把视频发在youtube和twitter上。一月三十号，他进入武汉一家挤满患者的医院。在封城期间最出名的广播中，陈秋实说：“我很害怕。我面前全是病患。我身后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权力。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说出所见所闻。我不怕死。我应该怕你么，共产党？”（注10）
即便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这些报道，它们还是令人震惊，因此陈秋实在两周后就被抓捕。这也证明youtube和twitter能够到达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比通常想象的多。这还意味着墙外的图片可能被中国的社交媒体转发。当然，它们会被封禁，但也可以重新修饰为更难屏蔽的形式。
比陈秋实更有影响力的是三十六岁的前律师和公民记者张展，她报道疫情持续两个月才被捕。张展曾是训练有素的律师，但因为接手人权案件被撤销律师资格。和陈秋实类似，她曾于2019年被刑拘，因为她游行声援香港的民主运动。
二月一日，她从家乡上海来到武汉。第一站就是拜访艾晓明。艾晓明听说过张展关于人权律师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她接待张展，并安排她住在她家小区附近的那个小公寓。她介绍武汉的大致布局，之后张展搬去旅馆。她借一辆自行车穿行在武汉各地，拿着一架轻便相机，拍摄疫情爆发的几个关键场所。
她的视频记录空无一人的商店，冒着黑烟的火葬场，挤满人的医院，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人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病毒的起源地。她拍摄一个社区卫生中心，这里的人付费做新冠检测，但政府声称所有的检测都是免费的。她指控政府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并封锁新闻。她拍摄那些失去家人的人们不允许进行悼念----所有公共场所的聚集都被禁止。
“现在是凌晨十二点四十分，（注11）这是殡仪馆火葬场的声音，”她在一段标志性的不停抖动的视频中说道。“他们通宵达旦在开工。”
这些报道没有一个可以称为调查记者的杰作。所有的记者都很清楚他们必须如实报道。有趣的是，大多数记者都不得不低下头，发表政府的观点，似乎他们希望这样一来这些报道会允许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比如，陈秋实就回应过一个对政府的广泛批评，为何没有开放城市空余的酒店接收病人，陈解释说酒店的空调通风系统会传播病毒。但是，这些地下史学家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深入基层展现真实，和政府展示的事件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都是前线的报道记者。此时的官媒充斥着领导采访和井然有序的医院，而这些记者们揭示真相。这些报道很快就会被查禁，但也让我们想起不久前类似江雪的记者们，他们曾为政府媒体工作。他们在这场全国性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不同于政府高音喇叭的声音可以被听到。
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防火墙内的社交媒体充斥着抱怨和报道。传播理念最流行的方式之一就是发布日记。日记有天然的私人属性，是个人思想和情感的抒发之地。但被发到网上的日记却具备公共属性。身在美国的学者杨国斌统计两百个在线日记，这些日记记载2020年初席卷武汉的恐慌情绪。“日记作者们深切了解武汉封城史无前例的属性，把自己看作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决心通过日记写作留下个人对历史的记录。”（注12）杨国斌在对这些日记的研究中如此写道。
艾晓明是这些日记写作者中最突出和有名望的人之一，但最出名的日记作者是武汉作家汪芳，大家熟知她的笔名方方。她是个小说家，写过大量严肃作品描绘武汉的码头工人、古惑仔和工厂工人。这一类社会现实体裁有批评的性质，但也能被官方接受。方方是全国作协会员，生活优渥。
但这位六十四岁的作家近来卷入更加有争议的事件。2016年，她发表小说《软埋》描述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用女主角一生的健忘症作为寓言，寓示中国人已经忘却人民共和国建政时期的暴力。现在，她用自己循循善诱的语言，描绘当病毒飞快传播时自己受到的惊吓。
方方日记震撼人心的部分原因是，它反映中国体制内人们的生活。她并不是异议人士，也从不是艾晓明那样敢言直言的人物。她住在国家分配的住房。共产党的干部们会在春节到来之际登门拜访送上礼物，因为她也是本地的文化名人。从没人指责她激进。
所以她对于这段时间武汉的描述是有分量的。她描述武汉有五天时间是“彻底的恐慌”：封城前三天，每个人都知道致命的病毒已经失控且到处传播，但政府啥也没干；封城后的两天，政府没法解释它在做什么。他们被孤立了么？还有人来帮助武汉么？她的日记收到几十万次的观看和评论。
她在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当上海的专家飞到武汉，人们才知道整个国家都在帮助他们。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她写道，并不是武汉的官员无能，相反，病毒的爆发恰恰是中国政府官僚系统的典型产物。
不让人们说出真相，也不让媒体报道真相，这才导致灾难的发生；我们现在品尝到灾难的苦果，一个人接一个人。武汉样样都要争第一，可现在却是第一个尝到苦头的。
方方用自己杰出的传播能力让人们认识艾芬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她因为泄露病毒流行的消息被审查，被指控破坏武汉的发展。她被迫保持沉默直到三月份接受政府杂志《人物》的采访，她说出所有事实。艾芬医生透露是她告诉李文亮那些发在社交媒体的内容。采访中她被称为“发哨子的人”。（注13）
文章里写到艾芬医生积压的愤怒，让读者吃惊的粗话：“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注14）
这篇文章立刻被删除但方方已经转发。很多人加入转发，用表情包、摩斯电码、篆书来规避审查。读者们卷入一场“在线接力”让文章继续传播，阻止当局的审查。在三月十一日发布的日记收到几万条评论，方方写道：
在这个反抗的过程中，文章被删除，然后被转发，然后不断周而复始。保留这些被删除的文章逐渐成为网民们的神圣职责。这份神圣职责来自于他们下意识的认知：保护这些文章，就是保护你自己的唯一方式。当事情到这一步，我不得不问一下亲爱的审查员们，你们真觉得自己能删的干净么？
从某个角度来回答方方这个修辞式问题，答案是能，他们当然能。他们有各种办法来删除你。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来让方方这样的人闭嘴，就是依靠自发的民族主义份子。就在方方关于艾芬发言的第二天，她就发现自己陷入极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的联合攻击。（注15）
她的批评者们说其它国家处理病毒敷衍了事。相反，中国政府认真负责施以重手，难道不是挽救更多的生命么？中国当局声称那时仅有5226人死于病毒。即便这数字翻一倍，那人均死亡率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低。封城过后，中国的孩子重回学校，饭店酒吧大都重新开业，生活也基本恢复正常。至少从病毒爆发一年后这个时间点看，这样的辩护是有理有据的。
第二年以后，这也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理论：政府很强硬，甚至很严苛，但人民很安全。那些错误，包括允许野生动物市场继续营业，在十二月份无所作为，都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坏消息淹没----意大利的停尸房塞满尸体，美国死亡一百多万人，全世界的学校和教师整个学期都空无一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那些批评政府的支持者也慢慢消失。方方这类人要么成为无伤大雅的鸡肋，要么就是帝国主义的傀儡。许多日记文章也被慢慢删除。
对于那些更出格的敢言份子，政府把他们都管起来。陈秋实早就被拘留----一直到六百多天后，他才在twitter上发一个难以捉摸的评论：“在过去的一年零八个月，我经历很多事情。一些可以说，一些不能说，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注16）
五月份，张展被拘留，她用绝食继续抗争，在2020年12月被以“寻衅滋事”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艾晓明没有忘记她的朋友，她只能继续在twitter发言，因为微信账号再次被封。她发了一张自己戴口罩的自拍，上面写“张展无罪，应予释放！”
她还用书法写一封信给审理张展案件的上海法院。张展可以和林昭对比，这位上海的诗人在1968年被关押处决，是因为给《星火》杂志供稿，艾晓明重写林昭的诗作：
给你，
我的检察官大人，
我恭敬献上一朵玫瑰。
这是最和平的抗议。
不说一句话，
温文尔雅。
在同一封信中，艾晓明还写道：
人血不是流水/流入河床
这是林昭狱中的遗诗，送给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张展案的检察官和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的当值法官：
张展无罪，应予释放！
学者，独立制片人，武汉公民：艾晓明
2020年12月27日夜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专制政府权力无边。公民们也许可以短暂的拓展出一个空间，但最终会被消灭。但这也证明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的韧劲和力量。仔细观察这些事件的结果，很明显政府对病毒爆发的历史叙事失去控制----即便到现在也无法全面掌控。
就拿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为例。在他去世后，政府为压制他的吹哨人形象，试图重塑他的名望。政府追认李医生为国家烈士，称赞他是扑灭病毒的斗士。在现实中，李文亮是眼科医生，因为病人把病毒传染给他而去世。他的声望跟抗病毒毫无关联，他是因为发出警告后被噤声而出名的。
这一点早已广为人知，即便是中国最大的在线百科百度百科（注17）也反映政府在李文亮事件中的拙劣表现。李文亮的词条准确报道政府之后撤销了对他的训诫，也处分不正当训诫李医生“传播谣言”的当地警员。这次审查被描绘成个别警察的不当行为----这是政府处理错误的标准程序----但这也清楚表示李文亮是个受害者。这是中国公民记者们的胜利，是他们把这个故事公诸于世。
李文亮作为一个强力的象征保留至今，政府并没有封锁他的微博页面。两年过去，这个页面还有人在留言评论，人们持续不断发言，似乎李文亮医生就是现代中国各种问题的止痛药。
“建筑业正在全面裁员”，有人写下评论担心自己丢掉工作。还有其它发言更直接和政治相关。许多评论直接引用警察强迫李文亮在被训诫时写的道歉信的签名。还有人讨论近期的新闻事件所引发的公众怒潮，包括当局对铁链锁住精神病妇女案件的不痛不痒的反应。有人写道：“他们忽视人民的怒火。”
也许最重要的是，武汉事件显示水面下潜藏的愤怒、不满和批判性思考。类似艾晓明、江雪、老虎庙、谭合成这样的人是中国的少数派。但他们一针见血的批判会让昏睡中醒来的人们产生共鸣。所以看待武汉事件的方式之一是观察到政府的权力和力量，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我们观察到的是不断涌现的反抗，反抗的正是政府不受限制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