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黑色幽默还是真情流露？（兼论中共与日本的共生互利关系）
本文节选已刊发于《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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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互联网普及以来，关于“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争议就时常在网络舆论中出现。有人认为那些感谢言辞只是毛泽东的反讽、黑色幽默，还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毛的真情流露、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将有关毛感谢日本侵华的原话摘录，然后据此进行点评。根据人们收集的来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内的各种正式记录，涉及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共有七次，列举如下（摘录自维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道：“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第二次：1960年毛泽东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现在谁在教育你们日本人民？是美帝国主义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它也做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中日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场。”
第三次：1961年，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说：“……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表示了“要区别对待与人民的关系和与政府的关系”“日本的垄断资本政府和军国主义分子应该负责任，日本人民不应该负责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非洲、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谈及南乡三郎：“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毛泽东：“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2.毛泽东：“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3.毛泽东：“……。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甚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摘要：毛泽东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说法就这样解决了？”田中角荣说：“我们打算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改（通过姬鹏飞和大平正芳的进一步会谈，在最后的公报中改成‘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嘛”。
注：其中使用内引号的“皇军”、“好事”中的引号只是后来将谈话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人所加
这七次感谢中的毛表达的核心意思可以归类为两点，一是日本侵华促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团结、觉醒；二是日本侵华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让中共从得以走出困境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政权。
对于第一点，争议不算很大。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现在中共官方的史学还是自由派反对派对历史的评价，主流都认为抗日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民族认同的强化。共同的抗战经历、共同的受难史、共同的历史记忆，都对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这并不代表要因此感谢日本的侵华、对中华儿女的残酷虐杀。就像一个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灾祸，但是坚强的走出来，并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种巨大成就，灾难确实起到某种激励作用，但是并不能归功于灾难、感谢灾难的制造者。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创痛太深了，中华民族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不仅包括当时的付出，还有后来一系列的连带影响）。对汉族、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的某种激励，根本无法抵消付出的沉痛代价和一系列连带影响。就像全球犹太人也是在纳粹制造的大屠杀后才空前团结起来，并且实现复国，成为二战后国际上不可小觑的一个民族和势力。但是没有哪个犹太人会因此说“感谢纳粹”、“感谢奥斯维辛”。
何况，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建设，都已经在促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塑造、强化。民国时的中国虽然没有实现实质上的统一（只有名义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但是无疑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汉族包括海外华侨，普遍已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所以，没有日本侵华，汉族、中华民族、中国，仍然会有足够的团结和凝聚力、共同的认同和记忆，而且是一种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伤害后变得带有屈辱性质的民族共同记忆。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感谢日本侵华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某种客观上的正面作用（何况这种正面作用被其他更多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抵消，这个后面再说）。毛泽东在这一点上表达感谢，并不是正确的行为，或者起码说是不妥当的。至少，他应该同时指出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中华儿女造成的巨大伤害。但是他并没有说，而且他也并不在乎这些。关于毛对日本侵华造成的伤害的态度，后面还会再说。
第二点意思也就是毛最强调的感谢原因，就非常有争议性，涉及到中共与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华的复杂关系，进一步联系还涉及到中共、国民政府、日本的三角关系，中共、国民政府、日本、美国（以及欧美诸国）的多角关系，关系到中共对中国、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等历史定位和是非评价，乃至中共执政合法性等重大问题。而毛泽东相关感谢言论的动机如何，就成为评价这些问题的重要参考。因此毛的感谢言论才变得如此敏感和具争议性。
那么，毛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才说出这些感谢日本侵华的话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换成其他人说那一定被认为是汉奸、“精日”的话，到底是一种反讽和调侃，还是真情流露呢？
对此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网民，都有不同见解。在前些年毛泽东被批的很臭的时候，人们多认为是真情流露，并以此贬斥毛。而最近几年则几乎一边倒的认为这只是一种反话、一种站在胜利者立场上对日本侵华举动的讽刺。后者给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据说话的语境判断意思”、“不要断章取义”、“按常理推断毛泽东不可能真心的公开赞扬日本侵华这么大的罪恶”等，并通过污名化认为毛相关言论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国民党的粉丝）”来为毛开脱。
我认为，毛的话完全是真情流露，并不带有任何反讽、调侃性质。而且，不仅是直言一种历史事实，还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倾向性，真心实意的对日本侵华这一行为表示感谢（就像子女感谢生养自己的父母那样的真心，或者说就像每个人平常在得到别人帮助之后那种真诚的感谢一样）。
先说历史事实。对中共来说，确实是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他们此后的崛起和执政。我们来看看日本侵华及侵华前后中国的历史事实，并分析中共与日本、日本侵华的各种联系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与日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正向利益关联，相反对日本持相对敌对态度。由于中共当时作为激进主义政党的立场，中共还经常发起反对包括日本在内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侵略行径的活动，例如抵制日货、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并批判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软弱”。在北伐战争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还在南京、济南与日方发生冲突。国共决裂至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中共也不断批判国民党方面消极抵抗日本侵华的行为，强调武装抗日。中共也经常以“抗日”为名进行各种反国民政府的活动，如在大城市进行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派遣军队以抗日为名挺进国统区（例如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和日占区（东北抗联）以扩大势力。但这一切行为对抗日本身并没有多大帮助，抗日的绝对主力仍然是国民政府、国军（包括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都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中共的一系列以反日为名的活动，更多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过，这期间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兴衰还没太大影响。
但是后来，中共的命运与日本侵华发生了莫大的关联。准确说，是日本侵华拯救了中共，并让中共在起死回生后进一步击败了国军、国民政府，最终成为中国大陆的主人。而且，此后的中共政权继续与日本保持着紧密的利益关系，有着很强的共生性质，直到如今。
后面的利益与共生暂且不表，先说说日本侵华如何让中共起死回生并成为国家主人。
1927年国共决裂后，中共成为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叛乱分子”，遭遇严酷镇压。而经过五次围剿，中共于1934年丧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苏区”，开始进行“长征”，成为“流寇”。中共将长征神化为伟大的行动，认为是“播种机、宣传队”，客观上的确有这些作用（哪怕被夸大了），但是实际上就是狼狈的逃亡。在逃亡中红军不断减员，还发生了各种内讧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红军陆续在陕甘宁一带站稳脚跟，停止了长征。但是这并不是中共后来所说的“取得了伟大胜利”，仅仅是得到了喘息。在蒋介石的调度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青海甘肃等地的回族军阀部队“马家军”，都参与到围剿红军的战争中。虽然张学良等人围剿红军并不积极，但是如果在蒋介石催促或者中央军来援的情况下，中共完全可能覆灭。即便不覆灭，最多也只会逃亡到苏联、蒙古，或者当时亲苏的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红军西路军的惨败，也证明了红军当时的战力已很虚弱，连在当时中国各军阀中实力不算很强的马家军都不能战胜。
就在中共处于困境、前途未卜之时，一场西安事变让中共转危为安，起码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向中共抛出橄榄枝。而西安事变虽最终以和平解决告终，但是和平解决的条件之一就是放弃“剿共”，承认中共存在的合法性，并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国民政府统治下一个独立的地方军政势力。
而西安事变及诱发的一系列事件，让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国共合作、中国内部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国军战备（蒋介石为表示抗日意志，只得公开与纳粹德国等国的军事合作情况），都刺激了日本决定提前侵华，试图在中国完成实质统一和军力提升前击败中国。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别爆发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如果说西安事变后的中共还并没有问鼎中国的希望（顶多只是像其他军阀那样一个割据政权），那么日本全面侵华，则让中共有了壮大力量、与国民政府竞争天下的机遇。
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壮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和分析，现摘录于此：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复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制中共。面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着增强实力、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制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复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制和影响着超过一亿人口的庞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复，党员人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这些，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对待国军和中共的态度是不同的。虽然表面看来，日本更加敌视共产党，例如侵华的理由就是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及亚洲的扩散，扶持汪精卫政权的最主要借口也是“防共”（汪精卫政权的“国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国”），日本还与德意等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实际上，日军集中优势力量对国军及国府控制地区残酷打击，但是对中共力量则时常“轻拿轻放”（但这种“轻拿轻放”不包括中共统治区如抗日根据地的普通军人、民兵、平民。八路军、新四军一旦被俘，除非变节投敌，否则几乎必死无疑。而中共领导人也并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们眼里普通党员和士兵都是棋子。他们在各种整肃中对自己人从不手软，如何会顾惜这些被日军杀害的党员和士兵）。这固然和国民政府及国军是日本主要敌人、中国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观现实有关，也有日本方面有意“区别对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军对重庆和延安轰炸强度的巨大区别。重庆在抗战中遭遇轰炸200余次，死伤两万多人。延安则仅被日军轰炸17次，伤亡近400人。而且，重庆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设施，延安却没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庆那样有大山作为天然的防空洞（只有一些土坯造的窑洞供躲避）。中共作为中国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对日军有重大伤害，那日军一定会想方设法铲草除根，从源头上摧毁中共的统治中枢（日本就多次试图刺杀蒋介石）。但是日本显然在有能力这样做的情况下并没有这样做。日本方面显然在利用国共矛盾，通过默许中共的发展壮大来挤压、削弱国民政府和国军，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在日本败相已露的之后，日本默许中共的壮大，更是在为分化战后的中国铺垫。
中共与日本在抗战中的某种默契并不只是猜测。根据日本学者一些研究（如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所著《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中共方面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密切接触并进行合作，如将所知的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告知日军，并与日军达成默契消极抗日，以换取日军默许中共扩大地盘，形成国、共、日三足鼎立。
总之，中共正是借着日本侵华，而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出力少、损失少，而得利多，地盘由小变大、实力由弱变强。国军则是抗日的主力军，国军歼灭日军人数占中国战场歼敌数的绝大部分。但相比于1937年，1945年的国军并没有明显变强，至少其发展壮大的幅度远小于中共军队。更重要的是，日本侵华让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几乎毁于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暴行也让许多民国精英遇害（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痛惜的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那次起义牺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杀罹难者30万，其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为精英的金陵大学、中学青年学生），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也被打断，极大的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实力和威望。这就为中共取代国民政府提供了条件。
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帮助还不止于此。以上那些“帮助”更多是通过对国民政府的破坏，让中共取得相对的提升优势。而事实上，还有日本侵略者对中共的直接帮助。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都在争抢接收日军留下的武器装备及其他遗留物资。虽然从客观结果看，国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军物资，但这些接收对提高国军实力作用并不大（因为那时国军中的中央军装备已经不亚于日军）。还有，除蒋介石一度聘请冈村宁次为国共内战的顾问、阎锡山收留万余日军训练本部军队和进行守备工作外，其他日军及日本技术人员悉数被国府遣送回国。而且蒋介石收留冈村宁次、阎锡山收留日军，对后来国共内战胜负影响十分有限。
而中共则情况则相反。中共在抗战接收中虽处于相对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让中共实力大为增强。对于装备落后的中共来说，接收的日军装备如同雪中送炭。最关键的，是中共在中国东北的相关接收。在驻东北的苏军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间接（从苏军手中）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遗留的大批武器装备，包括数十万枝步枪、2000多门大炮及大量弹药。此外，中共对除被遣返外的日军及日本技术人员都采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有12000-33000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卫生、军工、军需方面的人员为主。这些人不仅为中共在国共内战中战胜国军（尤其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重大功劳，还成为中共建政后军事经济文化（例如由满映改造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有日本技术人员）建设的重要力量。
纵观抗战及抗战前后的历史，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后来对中国大陆全域的独裁统治。而且，这样的影响，并不纯粹是一种客观的后果（即日本侵华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胜利），其中还有明显的日本和中共方面主观的勾兑、合作。（虽然并不是说日本侵华就注定让中共崛起和执政，中共自身的奋斗和其他历史机缘的影响也很重要。但是没有日本侵华这一环，中共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些成功。就像复杂仪器有多个重要部件，虽然并不是只要一个部件就能运转，但是没有那一个部件一定不能运转）
这样的历史事实下，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也就顺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实了。毛所说的“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等，都是大实话。那些辩解说“要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的历史背景”的，这些就是背景，这样的背景证明了毛感谢日本是顺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这样的历史事实，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言论辩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辩解理由。例如，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这么直白露骨的说这样自揭其短、违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因而又找出各种理由为之辩解。这也是许多初次看到相关言论者的疑惑。人们对毛泽东说的这些出乎意料的坦诚、直白、不顾日本侵华灾难受害者感情的言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所以以为很可能是反话之类。
持这样观点的人，要么是对毛泽东不了解，要么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尤其建国后他的一系列言行，就明白毛这样说话一点不奇怪。毛泽东是一个极富个性的领导人，不是循规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现在世界上许多接受系统教育和规训、非常重视“政治正确”而生恐失言的领导人。毛泽东本来就个性鲜明，不喜欢受各种政治规矩、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在他成为统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拥有绝对的权力后，变得更为肆无忌惮。无论他说什么，其他人都不可能对他的权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战。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发表最真实的个人想法。
毛泽东不仅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发表如此惊人之语，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会发表令人错愕的言论。在此摘录几条：
1.“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此时反右运动已进行一年，大批知识分子被劳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毛在1959年“大跃进”失败、“人民公社化”也显露失败迹象时说的话。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死于美军轰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帮打伤而精神残疾）
3.“我喜欢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在对欧美的外交中，毛的确更喜欢与强硬反共但务实的右派政党（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政治人物（尼克松、戴高乐）交往，不喜欢重视人权和各种普世价值的左派。然而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在国内“反右”，尤其1957年后至1976年毛泽东死前，国内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疯，没人敢以右派为荣，谁也不敢说右比左好）
以上这些言论，根据其现实中的行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这些言论是在自承罪恶、自曝其丑、自承双重标准。这些话是在反讽吗？是一种调侃或者说幽默吗？从内容、语气，到讲话背景，都可以看出来这些话不是反语，是在实话实说。前两条不仅不幽默，还很冷血残酷。毛泽东说这些话，一是因为他毫无顾忌（不需要像民主国家那样担心被民众和反对党批判），也没人敢因此指责、纠正他，所以有恃无恐、越发放纵。二是因为他想以此来展示一种坦诚、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哪怕说出来会令人惊讶错愕），并且愿意为表现这种坦诚、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来说不宜明说的主张、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华问题上，毛也是这样的心理和动机。当然，并不排除毛希望通过这样真挚、亲日的言论争取日本对中共政权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说这些话主要目的并不是寻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有辩解者说要“了解毛泽东的语言特点”，而根据毛的语言特点及个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实意感谢日本侵华。
如果仅从日本侵华对毛泽东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影响，那毛和中共的确“应该”感谢日本。但是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他们之间的“感谢”就是灾难。不仅日本侵华本身给中国带来了那八年的惨痛巨祸，也打断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都被日本侵华无情切断。因日本侵华而起死回生并执政的中共，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的命运，都带往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让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历史的发展因此而改变。
没有日本的侵华及中共与日本的各种勾兑，就没有中共的建政。没有中共的建政，也就没有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那样的悲剧，中国也不会在改革开放前30年那么的贫困，人民也不会变成既狂暴又奴隶的生存状态。东南亚的华人也不会陷入没有祖国的绝望，成百万的死在异族的屠刀和枪口下，并长期沦为二等公民。
当然了，并不是说没有日本侵华和中共执政，中国就没有灾难、没有经济政治上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或许，还会出现实际发生的这个时间线所没有的巨大灾难或者困境。但是，穷尽想象力，根据1936年或 1945年中国和世界的情形推断，几乎不可能有比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更坏的情况发生。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民主，经济建设不一定快速和顺利（例如不一定有中共改革开放后“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国民党主导的政权可能像许多右翼军政府那样腐败和专制，四大家族及各种权贵也会巧取豪夺。可是，即便如此，也比中共这些年做的好许多倍。仅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大幸。何况，根据台湾、韩国、葡西及拉美的情况，右翼专制的残酷程度普遍都低于列宁式政党-斯大林体制的红色极权，走向民主化几乎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
还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假如中国是一个亲美的非专制（虽然也不一定民主）政权，即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广阔、历史最悠久（之一）、民族同质化最高、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国家，投入走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国际合作道路的阵营，那世界上进步与落后、繁荣与贫乏、文明与野蛮的成分对比也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中国、美国、西欧这“三极”的共同主导下，世界将普遍进入民主与繁荣。起码，不会像现在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实现普世价值文明的最大障碍；不会让世界因某些独裁者及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己之私，而陷入完全不必要的对抗之中；不会让世界在如今还有如此多的专制国家、以暴力、谎言、压迫维持存在的政权。那时的世界，完全有更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条件，可以腾出更多资源和精力，去探索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解决更多民生的烦恼与个体的苦难。这样的世界，离“天下大同”也就不远了。
可惜假设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往往不遂人愿，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经常会有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前面提到日本侵华及前后几年对中国的影响，其实并没有说完，相关的历史也没有告一段落。以为日本对中国的恶劣影响结束了吗？并不是，残酷的历史还在继续。
1949年，中共建政。这时冷战已爆发。中共宣布中国“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倒向苏联。与倒向苏联同时的，就是与美国的全面对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的南侵导致美国干预，仁川登陆后，美军迅速夺取朝鲜半岛大部，逼近鸭绿江。面对金日成的求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先后有百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
为人忽略而令人伤悲的是，这距美国和中国并肩抗日仅仅过去了5年。抗战爆发后，如果没有美国、苏联等国的支援及后来的参战，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外国援助中，美国出力最大、牺牲最多。当中华儿女在中国大陆上被屠杀、强奸、当成人体实验品、强迫劳动时，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痛击日军，并且轰炸日本本土，为中国报仇雪恨。美军也通过派遣顾问、组成志愿航空队的形式直接在中国对日作战。没有美国参战，中国的沦亡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美国、美军是中国的恩人。不仅国军，中共军队在抗战中也和美军多有合作，美军考察团还访问了延安和华北八路军根据地。在后来的国共内战调停及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制定中，这些美国军方人士都不曾有负中共。
可是，就在朝鲜战场上，本来应是朋友也曾经是朋友的中美两国军人刀兵相见，双方共计死亡近20万人，受伤数十万人。许多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浴血作战的美军官兵，却死在了他们帮助的中国人民枪下。这样的厮杀并不是为了某个正义的目的，而只是缘于某些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或政见。
而这样血腥的厮杀，当然让刚刚被美军打败的旧日本军人十分兴奋。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共军队为他们报了仇。他们被美军击败、战友被杀、被迫投降，军队也被解散（虽然后来又重建了）对美军恨之入骨。现在看到美军在三八线吃瘪，自然十分高兴。（关于日本右翼和旧军人对中美在朝鲜交战的态度，并不是我自己想当然的想象，而是根据诸多事实进行的分析推断。这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其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如台湾的历史学者许剑虹先生在其写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以上问题）
不仅日本右翼、旧军人高兴，整个日本都为朝鲜战争高兴。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争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第一个节点和机遇，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巨大物资需求，让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重获生机。从此，日本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另一方面，也是中美两国的彻底决裂（中共已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国民党只退守台湾一隅，所以说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代表了中国没有问题），让美国只能依靠日本制衡中国，改变了美国在二战结束时设计的扶植中国压制日本的政策。而且，日本军国主义那些罪行也就因此一笔勾销、不再追究了。1950年盟军宣布停止追捕日本战犯，后来还将已经判刑的战犯提前释放。所以，朝鲜战争中美厮杀，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罪恶累累的日本（不要说平民无辜之类的话，除了极少数是反战人士，其他哪个日本人没有以某种形式参与战争？这些人及其后代在战后又有没有悔罪？是不是还在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战争罪行？）在战后取得了长达数十年的高度发展和繁荣，还有充分的民主法治，战争罪犯生活优裕；受害的中国却长期贫困、动荡、落后，民主法治更是荡然无存，侵华受害者普遍受苦受难，含恨而逝。
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也陷入长期的对抗，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而日本虽然追随美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两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中共为对抗美国，对日本就千方百计拉拢宽容。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毛泽东时代甚少提及（仅仅在涉及中共抗战相关的历史时顺带提及）。南京大屠杀、华北大扫荡、浙江屠杀等日军暴行被雪藏。甚至，中共还猛烈抨击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行为，将之称作帝国主义的“罪孽”。美国投掷原子弹某种程度是为中国人报仇出气的行为，也加速了抗战的胜利，减少了中国的损失，中共反而恩将仇报大张挞伐。中共把日本人的人命和权利摆的这么高（或者以此讨好日本获取利益），却根本不在乎本国人的生命和尊严。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动放弃中国对日索赔的权利，还非常大度的接受了田中角荣将日本侵华称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麻烦”的说法。这也导致了以后日本方面有充分的借口拒绝承认战争罪行和谢罪，也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丧失了法理依据。
当然，中共以此换取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以及以无息贷款、技术支持、投资及少量无偿援助在内的经济支持。从1972年到21世纪初，日本对华各种援助数额总额达2900亿人民币。许多人也以此说明日本对中国做了一定补偿。但是，这些援助多是以经济合作的形式进行的，例如使用援助款要购买日本产品、兴建基础设施要使用日本材料、使用日本技术同时接受日资进驻等。这种合作中不仅中国受益，日本也可以受益，并且日本处于利益链上游受益绝对值更高。中日经济合作也有利于日本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滞胀”，经济从50年代一直高速增长至90年代，创造了全世界罕见的经济奇迹。这和单方面支付赔款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况且，日本政府也明确否认这些与战争赔款有关，极力撇清这些经济援助与战争责任的关系。
这些援助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也巩固了中共政权的专制统治。正是日本这些政治经济支持，让中共在折腾了二十多年后再次“续命”。具体说来，这些援助获益最大的也是中共的权贵及既得利益阶层。在严重不透明和腐败的中国，各种外部的资金、技术、产品，分配和使用权都在中共各级干部手中，人民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甚至完全没有获益。那些战争受害者及其家人，更是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至于援助带来经济发展的对国人间接的好处，没有日本侵华中国过得不知道要好多少，这点补偿能值什么？（说到这里，有一个被国人经常使用的词“吃人血馒头”，这词经常被网民误用。但是放在这里却不算误用。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赔偿性质的援助，却落入了中共权贵集团手中。某种程度，这些权贵所得是用那些死难者的命换来的。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吃人血馒头”）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继续奉行对日亲善政策。虽然一度不再有亲日反美的需要，但是却有联日反苏的需要。如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绝口不提日本战争罪行，却特意强调意在谴责和制衡苏联的“反霸”问题。甚至，中共因日本不愿意接受“反霸”条款而一度推迟签约。对中共来说，强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远比日本战争罪行问题重要。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立场，而且是出于中共自身而非中国人民利益的实用和功利。
如果以为日本和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帮助到此为止、只有这些了，那就太天真了，也太乐观了。我所说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对中共及中国的影响。
1989年，中国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不仅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纷纷支持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民主歌声献中华”唱出了全球华人共同的期待。可是，6月3日夜的枪声和坦克轰鸣，击碎了中国人民和华人华侨共同的民主梦想。在短暂但血腥的镇压后，中国的民主进程戛然而止。
世界各国对此纷纷谴责，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六四后的中国，正在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六四镇压也被国内广泛反感，人民不敢言但心中愤怒。从国际局势看，那时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从苏联和东欧，到韩国和台湾，以及拉丁美洲，专制政权纷纷垮台，民主都在迅速的实现。在这样的浪潮中，走向民主是常规，保留住专制才是意外。如果世界各国尤其美欧日积极的通过制裁逼迫中共推行民主化，内忧外患下中共未必能支撑得住。也就是说，六四后中国仍然有几年处在变革的窗口期，民主未必不会到来。
可是，就在中共在国际上相对孤立、政权根基不稳、人心浮动的情况下，日本向中共抛出了橄榄枝。六四当日，日本就决定反对对华制裁，提出“避免孤立中国”的主张，与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而中共暂时稳定局势后，日本很快就恢复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往来，继续对华提供经济援助，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共缓颊。而欧美其他国家也跟随日本的政策，静悄悄的取消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裁和限制措施。正是日本的“雪中送炭”，让中共得以逐步走出六四后一度面临的外交孤立，重新以正常国家政权的身份在国际舞台活跃。
当然，据现在解密的各种资料，欧美各国尤其美国也是倾向于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尤其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很亲近中共，拒绝听从国会制裁中国、督促中国民主化的建议。而且，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强于日本，美国对华政策对世界的影响更重要。但是，六四后首先与中共接触、首先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对当时中共政权提供经济政治外交支持最多的，的确是日本。日本在六四后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绥靖甚至扶助中，起到了首发的、最大的作用。
至于日本为何如此，大多数研究和评论都认为是日本需要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需要搞好和中国这个邻邦的关系，以及共同对抗美国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妥协，同样有出于利用中国制衡日本的动机）。这些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实低估了国与国之间斗争的残酷，以及日本政治家、日本右翼势力、军国主义接续力量的阴险。
我认为，日本在六四后帮助中共维持政权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需要有一个立身不正、理不直气不壮、带有严重历史污点和合法性软肋的政权，需要中国有一个不会真正反日、能够约束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不会实实在在追究日本历史责任和现实悖谬行为、不会为中国国家利益而与日本发生激烈冲突的执政党，需要一个能够抑制和慢慢蚕食中国人爱国心和正义感、让中国走向内耗和崩解的统治集团。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让日本不必为罪恶付出代价、不需改变现在的丑恶行为、不需担心中国对日本产生实质威胁，也才能让日本长治久安。
前面已经讲了中共从抗日战争到邓小平时代与日本的关系、对日本的态度。从这些事实中足以看到，中共的存在的确可以符合日本的那些阴暗期待。当然，有人会拿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官方对日的强硬态度反驳，认为中共已经改变了对日政策，由亲日转向反日，并且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这仅仅是看到了事实的表层。中共真实的对日态度及由此衍生的行为，其实也不难窥探，只不过需要略微费点劲分析思考。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对中共对日本的态度有详细列举和分析，内容较长，我截取关于对习近平时代对日关系的评论，摘录如下：
如果习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样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当然很可能对台甚至对日对美发动战争；如果解放军高层像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纳粹党卫军中狂热的种族优越主义者，解放军也完全可能发动对台湾及美日的战争。但现实是，无论习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决策者，还是几乎所有党、军、政高层，其考虑的只是权、钱、地位、政治斗争、自己与家人的富贵荣华，眼里只有利益。他们不仅没有文明、进步的善良理想，也没有侵略扩张的邪恶理想，他们只是一群贪恋权位、追逐利益之徒罢了（当然，中国的老百姓同样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无为了扩张而“牺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战争，他们高高在上的权位、坛坛罐罐的金银，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不强，而且非常“听话”，被洗脑，哪怕外国骑到中国大陆头上欺凌，哪怕台湾正式而完全的独立，习近平统治集团也会有办法为不开战圆场，乃至“化悲愤为力量”，让人民继续忍气吞声建设国家、继续忍受被中共剥削呢（而人民包括军人同样没有几个肯为国家统一自愿牺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统”很响亮，可是真的让他们付出现实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代价、冒上生命危险，普遍都会退缩，十四亿人没有几个真好汉）。
而这些，在对日问题上，习近平政权已经有所表现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及执政初期，国内外普遍认为习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锦涛则是“亲日派”。的确，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几年，他的确表现出了一些对日强硬态度，还主持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积极铭记历史的举动。
但随着习在国际上面临美国的全方位挑战、欧盟的人权问责、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他很快倒向了亲日。在大陆的保钓人士被禁止活动，连香港的保钓人士都被阻拦出海。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也很快低调了下去。除了满屏的客观上破坏真正反思、沦为意淫式精神胜利和谈笑对象的“抗日神剧”继续热播外，官方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均倾向降低对日历史罪行批判的调门。而面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及配备准航母等攻击性武器，对东北亚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等更实际的问题上，中国更是仅以“高度关注”、“关切”（而非“强烈谴责”、“明确反对”）低调应对。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相比，2015年后的习近平政权在对日问题上更加低调。习近平执政不到三年，就几乎完全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持续性和激烈的批判，与以色列对纳粹罪行的长期声讨、韩国对日本殖民与战争罪行的坚持追究形成鲜明对比。
更令人惊讶的是，2018年10月，面对贸易战的困境，习近平拼命讨好安倍晋三政权，在安倍访华期间，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门广场前挂满了并排的中日两国国旗。而现今日本的国旗“日章旗”也是二战中军国主义日本的旗帜。1931-1945年，日军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帜侵略中国，在刺刀和军车上挂着这样的旗帜在中华大地烧杀奸淫、抢掠扫荡，无恶不作。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将日本的旗帜如此巨量的到处悬挂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一下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会否悬挂任何和纳粹有关的旗帜？（当然，有人说纳粹旗和如今德国国旗不一样，日本则是现在的国旗和二战的国旗大致一样。那这就更有问题了，说明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都未认真追究日本侵华责任、未强烈要求日本“去军国主义化”）
据一位知名媒体人转述，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多位参加淞沪抗战的老人，曾在上海一个日本商品展览馆看见日本国旗之后气的（也可能是惊吓的）昏厥过去。当然，如今的国人是普遍麻木了，连天安门、长安街挂着这些奇耻大辱的膏药旗都无动于衷。不过也不奇怪，六四镇压时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处是革命者的血肉，国人几年后就已忘却，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颜开的市民和游客更是每日不绝（当然，我并不是说希望每个国人每天走过时都悲愤痛哭，而是说要铭记历史、改变现实。但是显然他/她们根本没有，哪怕心里都没有想）。
更实质的是，在这次会谈及对外通稿中，习近平完全没有在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表明态度，回避了关于日本战争罪行及破坏战后体系等关键话题，代之以极大淡化历史的讨好语气（见新华社通稿）。官媒《环球时报》也鼓吹“不要因钓鱼岛纷争恶化两国关系”，为习近平缓颊。地方政府也压制包括保钓人士在内的反日运动声浪。
更恶劣的是，在习近平政权宣传机构的授意下，大陆的“五毛”和“自干五”在互联网上大肆污蔑香港的保钓人士、反靖国神社人士，声称这些人是“为了破坏中日关系”、“受美国指使离间中日关系”等。如此诽谤殊为无耻，更令香港爱国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爱国又支持民主的大中华主义者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制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而被捕后，中国外交部不置一词。严敏华母亲和郭绍杰女儿到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求助，同样未获营救承诺。而据郭绍杰父亲说，郭绍杰在监狱还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冲凉、不准与他人讲话和看报纸和电视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运领袖梁国雄在《国歌法》听证会上怒斥：“郭绍杰、严敏华为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者而在日本抗议被捕，共产党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孟晚舟这种所谓‘贵族’、‘太子党’（被抓），共产党便出手，这不算是侮辱国家吗？”（严敏华似乎已获释，但郭绍杰迄今未获释）
这件事不仅体现了中共政权的冷血，也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冷漠（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和关心他们，大多数香港人则更是各种恶毒嘲讽（至少看到互联网上的评论是如此））。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政权，会这么做吗？相反，不救为国人抗争的郭严二人，却开动宣传机器为一个违反商业法律的“太子党”呼喊，还不惜抓捕两名加拿大人以为要挟，这充分证明了权贵利益大于民族尊严，民族主义从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标。相反，它还尽力遮掩类似敏感事件，压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2019年4月，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之际，日本海军驱逐舰“凉月”号赴青岛参与建军庆典。中国海军居然允许了日本海军悬挂二战时代表军国主义的“旭日旗”参与庆典。而一年前，韩国在举行海上联合阅兵式时，就坚决反对日军悬挂“旭日旗”，最终日方放弃参加。而这一次中国为讨好日本、改善中日关系，选择放弃原则对日妥协。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够想象犹太人允许德国政界、民间任何人士携带纳粹标志的旗帜或徽章访问以色列或国外犹太社区吗（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这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对历史、对国家尊严的态度。而习近平选择了背弃历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战争中死难的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
这样的举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吗？是试图达成民族主义诉求、对外扩张称霸的政权的行为吗？显然不是。相反，习近平政权为了统治稳定，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视而不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中共政权和许多国人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协换取日本的经济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的绥靖、低调态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战犯的清算、正式赔偿的强烈诉求、对反犹和新纳粹的零容忍，形成鲜明而可耻的对比。中共政权和它宣导与统治下的许多民众不止比不了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韩国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波兰人……哪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领袖都不会像习近平及其政权这般，对拒绝反省民族罪行还有现实民族利益冲突的敌对国家/民族笑脸相迎。他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连一般的国家领袖、对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许多遗忘历史的国人，同样是不知羞耻、缺乏尊严与正义感、充满奴性的可耻之民。
……
而中国官方（略等于中共政权）则将民族主义当成一种工具，其各种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言行本质，是中共实用主义原则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对抗外部时，它就会利用。但当民族主义不利于其统治时，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会压制；哪怕是合法的国家利益，中共也会出卖。中共权贵集团从不真正把国家兴衰与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终将权贵自身的利益作为第一考量。总之，中共政权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和言行，均以维护中共统治集团利益为根本的、最终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当成民族扩张主义的，更是完全的误判。中共越是把“爱国”、“民族主义”当成生意，越不会真的发动各种形式的侵略，更不会发动武装侵略。因为一旦爆发对外战争，尤其军队这个拥有巨量职位金钱资源、藏污纳垢、为权贵获利和分赃的“发财机器”就会毁掉，他们当然不会让这盘巨大的“生意”“黄了”。
中共在宣传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更多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国”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强调自身与外国尤其西方的不同、差异、“独特性”，完全不同于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天皇-军部”军国主义时在“扩张生存空间”和“优等种族论”思想下的对外侵略与对异族的屠杀奴役，也迥异于俄国的扩张主义，也非二战结束前英法和一战结束前德国的殖民主义，与美国间接控制拉美的“门罗主义”和二战后至今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为了“守”，即便有些经济上的渗透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扩展，着力点依旧是维持中共统治而非民族主义诉求。
而未来，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原则与政策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中共政权越是没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过出让、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他国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当然，中共也会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来鼓动民族情绪，但只限于口头和表面，并且依旧以区隔西方、强调“中国特色”为其主导内容，而不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出击、侵略、占领。“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法宝，这不仅表现在对内高压维稳，对外也会选择妥协退让以苟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正在并继续用作镇压内部异议人士的工具，如借助民族主义大旗将政治反对人士污名化为“汉奸”、“叛徒”、“特务”、“卖国贼”、“给外国递刀子的”，加以打压和迫害。但中共只会用其对内对国人施害，而不会将之用在伤害外国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强及国民。当然，中共用“汉奸”等词汇污名化政治反对人士，其实真正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都把现实利益放于意识形态之上，利己之心大于爱国情怀，所谓的“爱国”、“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谈的装饰品、心灵的安慰剂，而非真正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选择。与中共政权“稳定压倒一切”相映的，国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为了享受生活或挣扎生活或既挣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响小日子，哪怕对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义者是只要政权不要主权、只有私欲不爱祖国的。在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绝大多数国人普遍短视、狭隘、麻木不仁（就像鲁迅所说的围观日军枪毙中国人的中国留学生那样，百年后还是如此），没有大局意识，只顾自己和家庭，也缺乏爱国必要性的认识。阶级矛盾、官民矛盾、境内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国内矛盾，无论是在现实急迫性、关注优先性，还是在国民的实际感知上，都超过中国与外国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于习近平政权的高压政策，国民处于内斗、煎熬和沉沦之中，没有真实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理想被工作、学业和生活中的残酷磨蚀净尽，“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人们无心无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牺牲。
总之，习近平时代乃至“后习近平时代（如果中共那时还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永远都只是远观声势震撼、近看空洞虚伪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间的舆论，也将“民族主义”戳的千疮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庙堂到市井，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始终是、未来也将继续是虚浮的、缺乏实核的、表面化的、浅层的、形式主义的、色厉内荏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除以上内容外，还有许多相关分析，因篇幅问题无法全部摘录。总之，中共政权虽然名义上强调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在教育上强调对日本战争罪行的铭记，却并不是真的在煽动民族狂热，而仅仅是凝聚人心的一种手段。并且，中共政权有意将日本与欧美列强混同，借助对日本罪行的展示来达成一种“欧美日都坏”的印象，以此强调中国拒绝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合理性。最根本的，是中共政权理不直气不壮，本身就有屠杀本国人民、镇压民主运动的污点，所以没有底气道义上与日本“死磕”。
对于中共和日本来说，双方都在利用着对方的道德软肋作为要挟的工具。中共有六四屠杀和专制独裁的软肋，还有最近增添的香港与新疆问题，日本有侵华暴行尤其南京大屠杀的原罪，以及如今拒绝悔罪、美化战争、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行径。双方对于对方的污点都一清二楚，并且加以利用。双方都会在这些问题上指责对方，但是只是点到为止，不会撕破脸皮（可以看到每次欧美谴责中国人权问题，同属西方阵营的日本往往沉默，或者虽然也批评但相对最低调）。在有所谴责的同时，双方都继续干缺德的事、拒绝改变现实或弥补历史罪行。这就像拥有核武器的双方拥有恐怖平衡、谁也不敢向对方大打出手一样（也像两个官员互相捏着对方“黑材料”、黑社会成员间互相知道对方黑底子一样），日本和中共分别拿着“六四屠杀/专制极权”和“南京大屠杀/侵华政权延续”的原罪“炸弹”相互威慑，最终心照不宣的“轻拿轻放”，各自“各取所需”，继续己方的罪恶行为。（对于这些想法和相关行为的动机，双方当然不会行诸文字，不会在任何公开场合讲，也就不太容易被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者确认和记录）
而且如我前面自引的文章所分析的，中共政权存在的第一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独裁统治、维护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而非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不会真正在乎国家利益受日本损害，无论是历史上的日本侵华还是当今日本的所作所为。日本只要安抚好中共统治集团、保证不侵犯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需要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情感），中共就会相应让日本得到其想得的利益，包括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更会约束压制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力量和情绪。而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政府代表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那日本反而无法满足中国需求，并且出现激烈利益冲突，危及日本安全。满足一个统治集团的需求是相对容易的，满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需求是难的甚至不可能的。
如果中共倒台了、中国民主了，那不仅日本对中国政权的“道德威慑平衡”能力失效，也会面临权利意识、正义感苏醒的中国人民的齐声讨伐，日本将无法回避历史及现在正在做的种种罪恶和悖谬行径。日本也无法像现在这样仅靠拉拢、安抚统治集团即可解决问题，必须直面全部或者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挑战。
这种变化有一个现成的前例，就是韩国。韩国在军事独裁时期长期实行亲日政策，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都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和经济发展等原因，对日本侵韩历史轻描淡写，甚至不惜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以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专制时期人民的人权意识被有意压制，游行示威、言论谴责、拍摄文艺作品等表达自由也被严格限制，人民大众不能自发自觉的起来纪念历史、谴责日本各种悖谬行径。韩国军事独裁政权采用功利主义态度，为了现实需要压制人民的正义感，亲日派掌控着处理韩日关系的大权。在朴正熙、全斗焕军事独裁的二十多年中，除偶有摩擦外，日韩关系非常亲密友好。像慰安妇问题、强制劳工问题、独岛问题都被冷处理，反映日本殖民罪行的作品也被限制播映。
但是自1990年代韩国走向民主化后，不仅民主主义成为韩国人共识，民族主义风潮也风起云涌。民主化让人们有了更强烈的人权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性。此前被军政府雪藏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纷纷被正义的韩国进步人士提出。面对汹涌的民意，民主政府不得不正视那些既是民族灾难、又是人权问题的各种涉日议题。例如日本强征“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的批判和解决，逐渐走上议事日程。那些饱经苦难的“慰安妇”和幸存劳工都得到了韩国政府的补偿和安置，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道歉和赔偿。而且人民还对韩国建国以来至军事独裁时期各种亲日派进行了批判和清算，如制作《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录》，并对相关人士进行责任追究、没收其非法财产等。而韩日关系也不再只是政府之间的勾兑、纯粹利益的往来，而是将日本殖民主义罪行问题、日本对待历史态度问题等作为重要内容，将韩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价值观念及韩国人人权作为处理涉日问题的优先考量。
因为日本一直拒绝像德国那样正视历史、做出足够的改变、清算和补偿，韩日关系自韩国民主化以来一直不佳，在进步派当政时期尤其如此。韩日之间经常就“慰安妇”问题、日本修订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发生争执，韩国政府经常就此批判日本政府及相关者，并不惜中断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交流。虽然由于韩日同属美国盟友，以及共同的利益需要，所以并未完全撕破脸皮。但像韩国军事独裁时代那样极为亲密的日韩关系，已经永远走入了历史。
因此，有了这样前车之鉴的日本，更不愿意中国走向民主化。日本在中国做的恶行至少从绝对数量上远多于在韩国所做，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体量又十多倍于韩国。如果中国人民的正义感、勇气、责任意识觉醒，那日本右翼乃至整个日本体制和社会，都可能面临沉痛打击甚至灭顶之灾。而且，中国民主化之后，中共与日本勾兑、日本扶植中共的行迹也会被广泛的披露，日本不仅需要为侵华承担历史责任，还要为扶植中共独裁政权承担责任、受到中国民主政权和中国人民的痛恨和报复。所以日本会千方百计推迟中国民主化的到来。而避免中国走向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扶植中共政权继续统治中国。此外，让中共继续统治中国，也能让中国始终处于被国际主流社会孤立的境地，这对于与中国有竞争和冲突关系的日本当然十分有利。在中日冲突中国际社会之所以普遍支持日本方面，正是因为中国处于专制而日本是民主阵营的一员。如果中国也成为民主阵营一员，那日本就不能再像以前和现在这样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欧美的一边倒支持了。让中国保持专制、与国际主流社会离心，对维护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利益非常关键。通过扶植毒害中国人民的中共政权，也可以分化香港、台湾等中国分离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削弱中国的团结统一性和向心力，减弱中国对日本的威胁（扶植中国的分离主义一直是日本的对华政策一部分，例如扶植伪满洲国）。
总之，从1930年代中期至今，中共和日本都有着复杂微妙的互利共生关系。侵华战争、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四发生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救了中共三次。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几乎具有决定性作用，即没有日本的帮助就没有现在中共的当权。对中共，日本是恩人，但是对中国、中华民族，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日本不仅侵略中国、杀戮中国人民，还中断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让中国长期陷于中共酷虐的独裁统治之中。而且这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意外结果，而是日本有意为之。（当然，日本也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正面作用，那就是在清末容留甚至支持了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者的反满反帝制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清王朝和建立民国起到重要作用）虽然那一定程度也是日本为削弱满清王朝而为之）。还有，清末民初日本曾经成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中介”，例如使用汉字翻译了大量西方语言的词汇，对中国思想启蒙与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经过辛亥革命后日本一系列对华的恶劣行为，尤其最近80多年对中共的扶植和“续命”，日本当年对华的功绩已经远小于其罪恶了。如果辛亥革命后日本没有后来的侵华和扶植中共独裁的行径，那日本对中国确实是功大于过，泛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也的确很可能是个好东西）
据我所知，对于日本侵华对中共崛起和执政的作用、中共和日本的互利共生关系，学界是有些相关研究的。但是这些研究普遍低估了作用的重要程度、关系的紧密。这既有主观上认知的偏差，也有中共与日本对相关问题讳莫如深、尽可能隐瞒所以外人无法探知有关。尤其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研究这些问题几乎是充满禁忌和障碍的。而香港、台湾的研究力量不足，欧美则对此缺乏兴趣（或只是站在他们立场上分析，而不是站在中国利益立场上）。甚至，一些研究者受中共和日本的影响和压力，或者出于自身及自身国家地区、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有意忽略、淡化中共与日本的互利共生关系，甚至故意撒谎歪曲误导，说中共与日本是敌对的。这种关注和研究的不足或偏差（甚至少部分的故意误导），自然会影响世界各国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学术界（各学科）、对中共与日本关系的认识，进而影响与中共、日本问题有关的各种认识与判断，产生误判和错误态度、决策。这种现状有害于中国民主化、有害于对日问题、有害于世界的和平与民主。
这种互利共生关系还在继续着。只要中共政权还存在一天，日本都会与其保持这种互利共生关系，利用中共压制中国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和真正的崛起，维护日本的经济政治利益及国际地位、日本民族的优越性，维持其充满战前天皇制和东方法西斯种族主义残余的体系及附着物。而中共也在利用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支持用以增强执政实力、解决重要但无法独立克服的的棘手问题、拓展在国际舞台上的空间和影响力，以及在表面上将日本当成标靶（尤其故意将日本与美欧混同为“西方国家”、“境外势力”打包批判，利用日本罪行抹黑美欧）以凝聚国人人心与拒绝融入自由世界，以维持自己的罪恶统治。
近代以来，给中国带来最大灾难、让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专制与祸乱且至今无法摆脱的，就是中共与日本。而这两个势力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合作共谋戕害中国人民，以实现前述的他们各自肮脏的目的。
因此，对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各路仁人志士来说，想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富强，应该像清末民初的革命者那样，同时高举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同时推进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无论是中共和日本分别还是共谋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殖民掠夺，还是六四屠杀、死囚器官贩卖、权贵集团的巧取豪夺，以及镇压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都是在侵害基本人权，戕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尊严。那些把民族复兴和解放与实现民主法治对立起来的，不是愚蠢就是故意使坏和离间。
只有认识到日本势力仍然在破坏中国民主事业、阻止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解放，将继续进行反日民族斗争、清算日本侵华疲华弱华限华历史、批判日本右翼正在进行的各种丑恶行径当成重要任务目标，才能清除中共重要的外援和帮凶，为中国民主化扫清障碍；只有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人权意识的觉醒，实现民主政治、个人自主和公平正义，才会让民族精神得到振奋和充实，促进民族团结互爱一致对外，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重新找回汉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博大、自信、仁爱与辉煌。
还有，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定要弄清和分别对待。美国和西欧各国虽然也有和中国冲突的历史，但是更多是对中国的帮助。无论看他们从古至今与中国的交往史，还是他们政权的意识形态和国民主流价值观，都是合作大于冲突、值得我们信赖和结交的朋友，多数情况下是中国实现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助力而非阻碍。中国、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会与欧美竞争与冲突，但是有着更多一致的目标。中美欧三方构建和平民主的自由世界、建立“零年（1945年）”之后全新的伟大文明秩序，70多年前就应该实现。现在已经晚了太多，我们要努力让这样的理想实现的不至于更晚。（当然，我们也要明白，国际关系是很务实的，亲兄弟还要明算账，也不要把欧美太理想化。民主国家之间也有竞争和冲突，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英法德之间、乃至相对与世无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也不乏冲突。但是正常的成熟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性质和程度上完全不同于那些专制国家或者实现民主但是仍然非正常的、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国家）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只是将中共与日本心照不宣的关系直白的说了出来。相对于那些满嘴谎言、说白做黑的各路中共领导人，毛确实有一种近似疯狂的坦率。但我们也并不需要感谢他这种坦率。毛泽东如此感谢日本和善待从战犯到政客的各种日本人，却对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滔天罪恶回避不提或者说轻描淡写，足以可见其对中国人民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与责任心，视国人性命与尊严如草芥。这并不只是根据其言论所得，其实际上的行为（无论是在涉日问题上还是其他内政外交政策）更能验证。
中共和日本都罪恶累累，历史终将会对他们进行清算，一切都有拨乱反正的一天。但是拨乱反正不会自动到来，而需要一代代仁人志士通过奋斗和牺牲去实现。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了，我们不能容许苦难再长期的持续下去。每个人都应该去推动改变，让民族复兴和民主主义早日到来。
（我在本文中大多数地方直接使用“日本”、“日本人”而不使用“日本右翼”、“日本侵略者”、“日本军国主义”，是因为所描述和分析的对象的确是整个日本、主流日本人和日本主流社会，对华各种言行及与中共的关系不仅只是日本政府或某些人单独的作为，而是涉及到日本主流民意、日本各界的广泛参与。中国许多人将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战后的日本右翼与主流日本人区分开，称前者为“一小撮”，其实并不准确，或者只是出于某些原因而有意的对日美化。事实上，二战结束前除少数反战人士，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侵华战争或相关工作，并且对侵华战争是明确的支持态度。而二战结束后，除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人等部分左翼人士，日本主流就是右翼的、拒绝充分反省历史和清除天皇制与军国主义残余的。非常活跃的极右翼是“一小撮”，但是“平庸之恶”者或者说以相对低调的方式美化侵华战争、同情甚至赞誉战犯、拒绝承认历史罪行、敌视中国、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占了日本人的大多数。例如日本主流社会一直对中国缺乏好感，近年民调中对华（不是对中共）负面看法者一直都在90%左右。首相安倍晋三等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事情发生后，民调乃至相关人士的选举得票结果都证明日本绝大多数民众是支持这种行为、说法的。除非未来大多数日本人公开的明确的与以上这些行径“割席”，像大多数当代德国人对待纳粹历史及相关问题、大多数当代美国人对待奴隶制和屠杀印第安人历史及相关问题的态度和行为那样，才可以说只是“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而非主流日本人是中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