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前言

即便身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然拥有期许光明的权利。这种光明也许并非来自于理论或概念，而是来自某些男人和某些女人--那些摇曳不定的、闪烁的、往往是微弱的光亮，来自他们的创作和生活。这光亮几乎时时刻刻都点燃着，并在他们的此世今生中始终照耀着。这样的信念构成了一幅难以表述的背景，而他们的轮廓正在这幅背景上勾勒出来。像我们这样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很难分辨出他们的光亮是莹莹烛火还是炽热烈阳。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前言

如果有一种风尚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趋之若鹜，那一定是为了争夺今日的话语权而把历史叙事当成角斗场。可能从古至今一向如此吧，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所以只能在过去寻找线索。让我们来观察自己所在的国家好了，不管是非洲、美洲、亚洲还是欧洲，历史都充满了争议。美国人争论的是美国历史上奴隶制的中心点，欧洲人则对殖民时代的残暴各执一词，非洲年轻人发掘出尼日利亚内战和种族隔离时代被埋藏的记忆。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包括日本、新加坡、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那些发生在多数人出生年代之前的事件，才是塑造这些国家未来的重要节点。

这一现象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千年以来，这个国家始终纠缠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互相影响。对于现代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历史赋予了他们掌握权力的合法性：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拯救中国；历史决定了党的成功上位；历史还护佑着党继续执政。当然，这样的历史一定是党书写的历史，党雇佣了一大群史官、电影制片人、摄影师和记者，编纂了从古至今的正统历史事件。通过这些人，党控制了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公开发行的历史杂志、甚至还包括视频游戏的历史叙事。

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党对过去的垄断才是这个国家专制体制的根源。他们认为，太多人误解了当下的问题是因为共产党扭曲了历史的叙事。如果人们从小就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英雄，共产党建政是因为民众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爱国者中的精英份子，那么他们就很难理解为何中国会有那么多的肃反和清洗，大规模的腐败以及血腥的政治暴力。

对历史重要性的信念推动了地下历史学家的运动，这场运动在过去二十年里蓬勃兴起。我把这些草根历史学家视为一群速记员，他们记录着更广泛的人群，那些中国最开明的人群：大学教授、独立制片人、地下杂志发行人、小说家、艺术家和记者。其中有些是局外人，被视为不同政见者，但大部分都身处这个体系之中，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房产，也要养家糊口。他们冒着丢掉工作、失去前途甚至入狱的风险，发行地下出版物、禁书、独立纪录片电影。他们试图纠正党对过往历史的扭曲，阻止他们的国家滑向更严厉的独裁控制。他们试图用新技术来公开现行制度的失败，并把现在的问题和过去的灾难联系起来。

在中国，对过去的关切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和如今一样，古代的帝王们雇佣史官来撰写官方历史。但非官方的历史学家大量存在，他们写的书有个煽情的称呼--野史，从字面上就意味着非正统。如今更通俗的说法是民间历史，或草根历史，在其他国家类似的内容被称为反历史。这些术语我都用过，不过现在我越来越多使用“地下历史”这个说法，因为这样更能表现一场非对称的战役，一方是零星的、常常是被围困的公民，另一方是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的国家政权。

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还受到传统文化中另一种信念的激励：江湖。这个词语字面意思是“江河和湖泊”，它代表着正统司法体系和商业体系之外的未被驯服的世界。在古代，这些区域是强盗、土匪和逍遥法外者的藏身之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一套严格的荣誉体系。江湖意味着无法无天、逍遥自在，但也意味着歃血为盟、兄弟情谊，意味着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共和国诞生起，江湖历史学家就存在了，但近些年来他们的地位变得越发重要。在共产党执政的前五十年里，他们单枪匹马独自奋战。他们的文章、作品和书籍很快被安全机关查封，因此总体上罕为人知。

但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熔接成一张全国性的网络，经受住数次打击仍然生存了下来。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比如pdf格式的杂志和书籍，可下载的视频，以及其它各种躲避审查的创新方式，他们生产了大量易于分享的作品，来对抗共产党对历史的漂白。这些技术和策略，帮助了中国的反历史学家对抗政府的高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面对压迫时默默的孤独的工作着，一旦发生大规模反对政府的骚动，他们就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正如2020到2022年新冠封城时所发生的那样。

同样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帮助中国的年轻人重新发现那些志同道合者的谱系，共同去追溯共和国的史前史。以前只能在国外研究机构图书馆里查阅的书籍现在轻松就能分享，抵抗战士的英雄事迹被拍成记录影片悄悄流传，共和国初期屠杀成千上万地主这样的禁忌主题也在历史小说中被深入挖掘。艺术作品填补了经过严格审查的历史档案中显而易见的空白。以前，中国这些批判性的思考者们会觉得自己很孤独，现在他们拥有了丰富的集体记忆--中国人民如何站出来对抗威权统治。这一点也许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激励着他们前赴后继，哪怕面对的是严厉的封锁和禁闭。

本书记录的，就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兴起，这运动在习近平掌权后变得益发重要，也必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1984到1985年在中国留学，1994到2001年作为报纸记者在中国工作，2008年到2020年我又回到北京，主要写一些长篇报道和书籍。我采访了许多地下历史学家，在家里或者是田野调查。我阅读他们写的书籍，看他们拍的电影，也跟踪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对垒。我看到他们行动空间越来越小，通常而言他们只能忍耐，但当示威爆发时，他们很快就行动起来参与其中，并对公共运动产生影响。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苟且偷生的故事，而是一篇积极抵抗的传奇。

我觉得最合理的方式是从三个维度来展开：首先是从中国的地理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中心地带在缓慢移动，从中国革命的摇篮西北转向它的文化中心地带，向南扩散的弧线一直到香港。以及最近几年，数字平台和海外同盟者的助力。

和地理空间匹配的就是时间维度：从过去、现在到未来。这三个时代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主要章节，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西北，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对中国的统治，这一阶段密集的暴力给民族精神留下了深重的创伤。第二阶段是当下--习近平治下的第一个十年，这个运动如何对共产党控制的历史发起挑战。第三阶段是未来，香港的抗议活动、少数民族的抗议活动和2020年以来针对新冠封城的一系列抗议活动，这些都昭示了未来的趋势和政治变革的潜力。

第三个维度，也是联结前两个维度的坐标系，是这些地下历史学家的个人故事和作品。读者会在书中认识许多人，听到很多人的故事，其中有两个人物贯穿始终。一个是记录片制片人艾晓明，我们会在第二章遇见她，她制作了一部影片，记录中国西北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地。另一个人是记者江雪，她讲述自己家族的惨剧和1960年由一些学生出版的杂志《星火》--这也是这本书名字的由来。

艾晓明和江雪的故事和其它几位反历史运动的重要人物交织在一起，例如电影制片人胡杰、地下历史杂志出版人吴迪和历史学家谭合成。这些人的背景和作品集中在第五、第六和第七章，描述习时代之前的共产党、习如何用历史来强化他的统治，以及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中国的真相揭露者们对抗党对历史的扭曲和误用。

在这些主要章节之间，是十几篇我称为“记忆”的短文，这个概念来自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场所记忆“，特指那些历史重现、记忆共振的真实场所--战场、博物馆、刑场。近几十年，新科技拓宽了这个概念--“剧院记忆”，这样就包括了电影、书籍和各类媒介。基于这个概念，我提供了人物素描、场地素描和对一些反记忆代表性作品的简介，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野心：重写中国现代史，以重塑这个他们所深爱的国家的未来。

读者们可能很快就有疑问，这一切对中国的发展轨迹意味着什么。我会冒昧说出一些自己的推论，不过在你开始阅读之前，我先说明两个要点。

第一点，本书给读者介绍的人物，他们身处中国内陆，这些人本身就非常有价值，值得你结识。他们作品的范围和野心与冷战时期那些伟大的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不相上下--索尔仁尼琴、昆德拉和福曼。（注1）值得提醒的是，这些东欧思想界的大人物们当时在自己国家影响力非常有限。直到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普通人开始寻找其它方式来理解过去，从而重新评估未来的出路。

很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是昨日黄花，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以消极态度应对困顿的生活。他们在谈论如何退出--“躺平”或“润”成为流行词语。

但这种对生活的疏离也可能飞快反转为行动。新冠封城就是一个尤其典型的例子，书中的许多人物例如艾晓明和江雪，在多年被边缘化后，突然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2023新年伊始，江雪发表了她最著名的文章（注2），这正发生在一波席卷中国各地的示威活动说服了政府放弃新冠清零政策之后的数周。她在文章中讲述了封城和绝望，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借由对东欧思想的广泛阅读，她透彻理解了中国僵化的政治体系。这篇文章在Telegram和微信上被反复转载，虽然在微信上很快被禁，但各种编辑后的版本依然继续流传。

重建类似的场景并不困难，这些场景把她和其它人推回前台，这些人长期的研究和写作观众寥寥，但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阐释比政府的宣传更有共鸣。对我们来说，探究这群人物的历史和脉络，也变得顺理成章。

第二个要点是，这些人的生平和作品改变了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叙事。我2020年离开中国，在新加坡的亚洲研究机构进行了一年学术研究，然后去纽约的外国关系委员会工作。在这些地方，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意见领袖和政界要人是如何描绘中国的。主流的中国叙事是，除了一系列乌托邦式的恐怖事件那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严密的监控、文化灭绝、盲目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人，作为一个报道了大量宗教和政治迫害的记者，我深知这些问题当然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反过来也要看到，中国还有其它的视点。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参与中国事务，这也正是本书要探索的结论之一。

中国反历史运动的长期存在，也挑战了这样的假设--共产党具备完全主宰社会的能力。你在本书中会看到，党并非战无不胜。尽管可能性很小，身处中国的人们仍旧可以发表作品、制作影片来对抗威权。他们的理念得到了传播，当社会问题到达了临界点，人们会向他们寻求重新思考这个国家的新的思路。这也是习近平为何要用他自己独特的政策来控制历史--因为习明白反历史叙事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威胁。

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健忘是否最终会取胜。任何社会的变革，通常都是由一小群局外人发起的。有时候，专注和持久让他们的信念成为主流声音。对几乎所有时代所有社会形态都适用的陈词滥调是，“沉默的大多数”不了解真相，且漠不关心。重要的是，今天仍有很多中国人的确了解真相，并为了改变他们的国家一直在战斗。

本书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故事。就像中国严密的监控体系并没有得逞一样，反对者们也还没赢得胜利。所以我要把汉娜·阿伦特关于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开场白。我们对中国如今的黑暗如此习以为常，一点亮光就让我们炫目。也许读完本书，你能有自己的结论，这些人是莹莹烛火还是炽热烈阳--或者他们两个都是：今天还是烛火，但明天他们将照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