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风狂雨骤与中国的风平浪静

欧美地区开始疫情汹涌，风狂雨骤，而中国已然捷报频传，风平浪静。亲友朋辈都在感叹病毒不留情，哪国都一样，中国虽有早期不力之嫌，但幸亏后期管控得当。这让我有点想简单谈谈中西方防疫差别，毕竟设计文化比较是我研究主业，也算沾点边。

中西方防疫思维和措施是完全不同的，这在于考虑权重因素不同，中国考量唯一因素是政治稳定，无论初期隐瞒数据还是后来严防死守，都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是以牺牲巨大社会成本来解决潜在政治危机的思路，特别明显的是后期的军管和戒严，军事手段就在于不考虑社会成本而只解决唯一目标。

但这在西方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有三个社会成本因素必需纳入考量。一是经济 ，二是次生灾难 ，三是人权。西方在疫情初期尚可采用类似中国防堵追踪政策，但当不可避免的社区扩散后，就必需采用完全开放疏导的思路，就是所谓“flattening the curve“（平缓曲线）的思路，在美英法德都是采取这样措施，（意大利不同，它想照搬中国思路，反而控制不住），这不能减少感染者，只是减缓病毒蔓延时间。

西方认为在50岁以下普通人群感染的病死率和流感大致相当，所以并不需要“一个都不能感染”，而应该主要聚焦在两种人群：老年人和慢性疾病人群，需要得到充分医护支持。

所以要拖延减慢感染时间（让感染人数缓步增长达到峰值），以保证医疗资源的供给，并防止对其他疾病救助的挤兑。不以防堵为主，而以救助为主，也可以减缓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西方的疫情曲线希望是长而平缓，延续时间更长，也就是会有更多的人感染，所以默克尔说有六成德国人会感染，而英国更认为通过感染更多人，而得到群体免疫。

嗯，这在中国听来无疑是天方夜谭。不过，西方从1830年霍乱肆虐就开始探讨公共防疫政策与人权的各种问题，近两百年了，别以为他们的公共策略、应对制度和公民意识，还不如才一次非典经验、医卫水平在世界排中下游、动不动就恐慌的我们。

不过，我们也的确学不了西方，如果我们让上百万人感染，无疑就是让上百万人造反。刚硬的制度只能用上最刚硬的手段，弹性的制度才能考虑各种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