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莫夫给索尔仁尼琴的信

说起来有点黑色幽默了，就在这半年多，大陆疫情防控政策越来越魔幻的时候，我又开始翻看“大墙文学”。两个月前，我在如今已被封的微博号上这样写道：我们建立起世界上空前规模的墙，却那样惧怕“大墙文学”，禁掉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甘南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禁掉高尔泰《寻找家园》，禁掉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禁掉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

杨显惠和高尔泰，2019年就读过。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和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却姗姗来迟，从去年12月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我觉得选择从它，从作者的早期作品，而非从《古拉格群岛》开始，友好而又循序渐进。三年多以前，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鲁莽得先从《卡拉马佐夫兄弟》开始，后来就觉得不对，容易积食。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原名《854号囚犯》，是索尔仁尼琴1953年3月获释后，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流放期间，以自己在古拉格集中营 —— 古拉格（ГУЛАГ），并非具体地方，而是“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的俄语缩写，是一个系统，一种状态。大的意义上，代表整个强迫劳动系统，更大意义上，指整个政治压迫体制。于是，“衡水模式”，大陆愈发严苛的防疫，都让我想起古拉格。—— 8年的关押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在1962年发表，成为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

4月，上海封城期间，我经常回想起《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的一些话——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狱友安德烈 • 普罗科菲伊奇，因为被部队查出来是富农的儿子，1930年冬天立即从军队里开除出来，后送进劳改营………可是在1938年，在卡特拉斯卡流放转押站上，他碰到了原来的排长，也被判了十年。他告诉安德烈，他们的团长和政委，都双双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了。不知他们是无产者或是富农，也不知他们是否有良心…… 安德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上帝，你毕竟在天上，你长久地忍耐，重重地惩罚吧。”（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3版，89-91页）

对于许多大陆人来说，暂时忘却被迫让渡的东西，好好奋斗拼搏，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拼搏久了，都不愿承认让渡的存在。不少人将个人努力、阶级跃升这样的成功学叙事当作解决之道，认为到达了一定的层级，就可以规避掉制度之恶带来的祸端，这话我不止一次在中国人的谈话里听到。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去那里生活、留下来，想必是不少人的奋斗目标，然而封城期间的种种，都在羞辱这个目标。

上帝，你毕竟在天上，你长久地忍耐，重重地惩罚吧。

差不多这个时候，我结束三卷本《古拉格群岛》的阅读，陡然封城，似乎要通过现实中继续降下的这新一倒铁门的闷响，和心中的震荡合鸣。这部“文艺性调查初探”中的精彩细节，我的笔记和心得，实在太多，有机会应该重开一文祥述。而我的阅读，没有停止，继续打开在网上买的翻印版（已被禁）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

一前一后，同样题材的两本有份量的书，心里自然会有对比。以前，要说起《科雷马故事》有些地方好过《古拉格群岛》的原因，我会说：

一来， 故事/散文合辑这种结构，会比长篇纪实更加灵活、多面、有协奏感，作者不再试图以自身的努力，形成一种全景感，而是用类似让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景中发出声音的方式，创造一种让读者利用想象力构成全景的机会。

那么，我们可以说，《科雷马故事》从形式和内容上，双双回应了巴赫金依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的复调理论：不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而是不同声音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达到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效果。众多人的意志得以结合起来，形成事件。

二来，沙拉莫夫被前后关押19年多（参加莫斯科大学托洛茨基派地下活动，宣传“列宁遗嘱”，遣送索洛韦茨劳改营1929-1932；再次因“托派反革命活动”和称蒲宁是“俄罗斯伟大作家”，遣送至北极圈附近的科雷马劳动营，1937-1953）。而前炮兵大尉索尔仁尼琴，是在斯大林统治后期，二战胜利的1945年，于东普鲁士前线被捕，辗转哈萨克斯坦境内各劳改营8年（因私人信函信中戏谑斯大林，1945-1953）。

甚至索尔仁尼琴出于尊重，在《古拉格群岛》里尽量不写科雷马，并真诚地建议读者去读沙拉莫夫。他说：“读者在沙拉莫夫所著的《科雷马故事》里也许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群岛精神之无情以及人类绝望情绪之极限。”他认为： “沙拉莫夫在劳改营中的经验，比我自己的更长，更苦，我很恭敬地向他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动了兽性和绝望的深渊，那里的生活把我们都拖向了这种深渊。”

但当我看到下面这则故事以后，上面颇有说服力的资料均黯然失色，我不得不把它们放在第二位———

1962年，解冻时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发表于苏联作协官方刊物《新世界》（第11期）后，沙拉莫夫曾写信给索尔仁尼琴，信中写道：“您的书里怎么写着有一只医院里养的猫走来走去？为什么没有被人宰了吃掉？……你的伊万·杰尼索维奇成天带着小勺子做什么用？谁都知道劳改营里煮的东西都是稀溜溜的，贴着碗边就能喝干净。”

索尔仁尼琴认为根据严酷的劳改营标准，沙拉莫夫的指责很公正，后来把它收进《古拉格群岛》（中册，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2页）里，被我看到。

另，我的这些思考最早被简单整理并分享到朋友圈，期间另一位会俄语的朋友的评论我很喜欢，分享到这里：很认同首个关于《科雷马故事》的优点，但不太好把能否够刻画出更能体现劳改营生活的可怕和残忍之处，当作比较这类题材的作品的某个衡量尺度，毕竟他们对劳改营生活的下限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会，故沙拉莫夫指出的索翁作品中的细节上的刻画问题可能是源于两者的劳改营经历的区别。

我当然没有要让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一较高下的意思，想必看到这里的您，一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