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头｜短篇小说

七十岁以后，他变得越来越容易睡着。每天起床以后，他就一直疲倦地坐在沙发里，不住地打瞌睡。家人招呼他去吃饭，他就走到桌边去吃饭。家人让他去洗澡，他便一言不发地走到阳台，从升降晾衣架上幕布般密集的衣服里挑出自己的裤衩和汗衫。然后，他赤身裸体地坐在浴缸边上，用破了洞的蓝白条纹毛巾蘸上搪瓷盆里的热水，往自个儿松松垮垮的皮上抹。即使老迈的他已经感觉迟钝，开水还是能把他烫得龇牙咧嘴，大呼痛快。如果洗的时间久了，儿媳会敲敲卫生间的门，喊上一声“爸”。要么，就是受儿媳差遣而来的孙女隔着门大叫一句：

“爹！”

“啊？”他也想大叫。

“你没摔倒吧？”

“没。”可每当他想大叫，他总感到喘不过气来。

洗完了澡他就坐回到沙发上，孙女则坐在对面的长沙发上侧着脑袋看电视。她已经十七岁了，就在本地的中专上学，看电视的时候喜欢把脚跷在茶几上，肥硕的双腿永远无法并拢。老头儿看着自己的孙女穿着比自己裤衩还短的短裤，心里不是太舒服。他觉得这种打扮更应该出现在那些做见不得人勾当的女人身上——要知道，那些女人为了钱甚至愿意和他这样的老头儿睡觉，未来对于他们早就已经无所谓了：日复一日，她们只是穿着起球的睡裙，坐在发廊门口的板凳上张望，在路人的轻蔑和垂涎中等着身后的红灯亮起；而她呢？她刚出生的时候都比这条短裤要长！尽管在心里暗自不舒服，但和其它的老顽固不同，老头儿从来不会就此抱怨什么；因为在老伴儿去世三天的时候，他曾给过一个发廊的女人一百块钱。

他放哨般紧张地坐在空调的风下。因为觉得这不正常的冷气会让自己受凉；他把一块旧羊毛毯裹在身上（尽管上面绣着儿女看不上的大牡丹花，但是从来未曾起过球），好让自己暖和一些，也安心一些。其实，他也可以选择回自己的卧室，并且不开空调。可光吹电风扇的话，在那狭窄的空间里，他总感到喘不过气来。

不爱说话，这是老头儿总打瞌睡的主要原因——至少，孙女是这么觉得的。这种想法显然带有对老年人的歧视。毕竟，每当电视里的选秀节目插播广告时，音量总会忽然变大，只有这时候，老头儿才会惊醒，然后抱怨上几句。不过，就算他说了那么多抱怨的话，孙女的注意力也还是在跳动的屏幕上，一句也听不到。她陷在沙发里，脂肪像被水泡烂了的肥皂一样，被挤压变形，几乎从衣服里流出来。她盯着电视机，皱眉、大笑、骂粗话，或是热泪盈眶——仿佛被掏去所有内脏的无毛鸡，包裹着一只遥控器，接收着电视机传来的信号。屋里的空气盛满了奇怪的寂静：老头儿在打鼾；剩下的，便是电视机里传出了噪音，还有膨化食品在垃圾的口腔中“咔嚓”作响——层层叠叠，构成声音的背景，叫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听见，但是耳朵发胀。

小区外的广场上，挤着相当数量的老头儿和老太太（其实，他们普遍是只有五、六十岁的年轻人）。环绕着点点飞蛾的路灯下，他们排着松散却不失整齐的队列，出于某种自发的秩序。领头的是一个卷发的中等身材老女人，穿着运动服式样的高中校服，身边是接着电源的便携式音箱。夜空里回荡着吵闹的音乐：歌词渐渐模糊，只剩下被刻意加强的鼓点传播甚远。周围所有的居民都能感受到那种震动，和他们所呈现出的亢奋与健康，以至于老头儿的儿媳几次三番问他是否愿意去那里走走。而在他唯一去的那次，那群人在舞蹈中表现出的整齐划一只带给他深深的隔阂感，仿佛是在参观异教徒的集体祷告——如果从未接触过这种信仰，它就会让人感到深深的恐惧。占据另一边的，则是些穿着轮滑鞋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他们为自己设置障碍，从一头滑向另一头，塑料轮子在沙砾上碾出粗暴的声响。而偶尔停在原地的，往往是那些初次尝试的女孩儿。她们会尴尬地扭着腰，试图用绷紧的臀部抵消不可挽回的失衡，直到在嬉笑中被其它孩子扶住，或是在更大声的嬉笑中摔在水泥地上。老头儿只能像剩下的人一样驻足观望，因为只消他一转身，就会发现自己正漂浮在一个孤立的世界。在那里，他总感到喘不过气来。

那次之后，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他只是像现在这样：坐在空调下的沙发里，裹着俗丽的旧羊毛毯，利用瞌睡之间的时间，稍稍活动一下脑子，想一些轻松平淡的事情，或者是可以轻描淡写的事情。

卧室的床底下，除了打开的一箱，还有四整箱白酒，一箱有十二瓶，一瓶差不多有一斤多；而现在，他只在吃蒸饺的时候才会喝：去澡堂泡完热汤，找那秃头搓背，二十块钱，回头买三两蒸饺，二两白酒，一周一次，不多也不少。开启的那一箱已经去了三瓶，喝完之前，他不好意思出门再买新的。他时常怀疑自己死前都无法喝完它们，那也意味着，死前，他得一直喝它们。那么，死后呢？儿子在家不喝酒，也看不上这档次的白酒，他一定会扔掉它们，就像他经常威胁要扔掉老头儿的破藤椅。于是，老头儿喝得越来越慢，仿佛要省到死后去。而那些酒，因为包装粗糙，不停地挥发着，搞得整间屋子都是酒气，坐一会儿就会发出汗来。

这些白酒的牌子很奇怪：地球酒，无论在哪儿都很少能见到有卖——不奇怪，因为这酒厂是老头儿一个姓刘的战友开的，这些酒也是他送的（他说这是高档白酒，口味倒是比相同价位的真酒还糟糕些）。老刘仪表堂堂，腰板挺直，转业以后便去当了武术教练。“全民健身”事业红火起来以后，也跟着赚了不少钱。老刘把白头发焗成一把油黑，换了个只有四十岁的老婆以后，又奇迹般地生了一个今年差不多快十岁的儿子——就为这件事，老刘和前妻所生的大儿子都快被气疯了：老刘的孙子今年都二十了，他却和那老婊子生了个捣蛋儿子出来分遗产！几年前，老头儿和这位战友一块儿吃过饭，见到了那老女人：喝醉了便把老刘晾在了一边，反而脸色红胀着粘住了老头儿的儿子。太尴尬了，他们不得不把话题转向那个瘦猴儿般的小男孩儿：

“来，给伯伯打个拳看看！”

“嗬，漂亮！”老头儿本想说的是“什么东西”。

说起老刘那小老婆，比起她的饥渴难耐，她的丑更可能令人感到疑惑。不过，老头儿倒没有太吃惊——毕竟自家儿媳妇也不漂亮，但依然让老头儿感到过十足的快乐——老年人就是这么懂得知足。六十多岁的时候，老头儿还和儿媳妇扒过灰；那时候，老头儿的老伴儿还没死，还忙着猜忌儿媳妇和她所谓“表哥”之间的关系，却不知道自己阴虱是外面的女人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儿媳妇，儿媳妇又传给自家老头儿，倒了这么多手，这才从老头儿那儿传给她自己。她甚至还想过托医院熟人查一下孙女的血，幸好被老头儿及时劝阻——老头儿说她疯了，告诉她，无论结果如何，这事儿说起来都很丢人现眼。

这劝说很有道理：孙女都大了，儿媳妇也已经显出老相，既不能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他迷迷糊糊地继续回忆：儿媳妇刚生完孩子那会儿，她的乳房还很细致有力，后来却越发松软，再也捧不住任何亲吻和触摸；如此这般，再亲的“表哥”也会有背叛先前热情的那天——这时间差本可给老头儿带来更多便利，可年过七十，他越来越容易睡着了。

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老头儿的身子如往常一样颤了一下，仿佛刚要斜身倒下去。广场上的音乐节拍从沙发底下传上来，一下一下地引着他再次入睡。老头儿干咳一声提了提神，吓得正冲着手机屏幕挤眉弄眼的孙女打了个抖，挣扎着坐起身，抬头瞟了他一眼。看见爷爷正出神地看向挂钟，这才侧了下身，继续摆弄手机，下意识地叠紧了双腿。没一会儿，又捧婴儿般地捏着手机钻进了卧间。留下电视机，对着空沙发和满满的垃圾篓，继续做有关蒸汽熨斗或是洁齿口香糖的祷告。

老头儿想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摆弄自己从谅山带回来的古董，却想起几个月前已经卖掉了。那是一只青铜戈，年代兴许很久，外皮已经锈得变了颜色。他经常在房间里，带着接受化疗的耐心，用一张干卫生纸来回擦它，仿佛在擦祖先的牌位。随着时间过去，大把的时间过去，他越发衰老；可自打从越南回到中国之后，那只戈却未曾变化过。也许，在过去的三千年里（如果它是真的），它也一直是这样；也许，在它眼里（无论它是否是真的），每一个拥有过它的人长得都一样：上一个，这一个，兴许还有下一个。

事实上，很多东西都长得越来越像：天天有退休男女跳舞的那个市民广场（就是老头儿只去过一次的那个广场）边上，是一个由政府主持建起的新商业中心，“附带”着一个新的居民区。那里的房子白而高，带着灰绿色的尖顶，近看像是高耸入云的坟墓，远看则像是无常鬼的尖帽。最初，那里有一些居民。后来，就渐渐传出了那里的房子建筑质量极差的说法。再后来，那里的每个保安都被发了一份图谱，里面贴着本地所有建筑质量鉴定师的照片和姓名。一年后，因为保安误伤了几个长相模糊的住户，那里的房子彻底成了只能买不能住的坟地。尽管如此，它们的身价依然居高不下。然后，每个晚上，它们都只能整齐地站在游动的灯光中，睁大黑洞洞的窗口，看着对面购物中心的大屏幕上长生不死的广告。

这样的房子会被抢购，原因想必是大家觉得政府会勒令本地的高中把分校区开到那里。至于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大抵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毕竟，这批房产有政府在其中投资——以上，是老头儿在浴室泡澡的时候听说的。

苏北男人是无所不知的，在其它男人面前是，在女人面前更是。老头儿也不例外，他曾告诉儿媳妇那只戈的来历：秦始皇的队伍打到谅山，把这只戈留在了那里；而现在，同样来自北方的军队再次打到谅山，老头儿把这只戈带回来了。这博物馆配词般的介绍听上去着实棒极了：首先，这意味着很多钱；其次，对于一个嫁给窝囊废的女人来说，这宝贝铜疙瘩的存在意味着巨大的补偿——先是心灵上的，然后是肉体上的。总而言之，如果老头儿说的是真的，那就太好了，以至于她竟然相信了，而且押上了自己不值钱的身体。

而现在，这件事再也无从追溯真假；因为老头儿以五千块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当时，他们一拍即合。其中的理由想来不复杂：对于老头儿来说，如果是真的，他算是贱卖；但是，一方面，五千块也不算一笔小钱；二来，再美好的空头支票都需要兑现，哪怕没能全部兑现。如果是假的呢？废铜烂铁可卖不到这个价。对于博物馆呢？真的假的并不重要，只要能引来报纸、电视台的采访就可以了。有时候，老头儿也会怀疑，那些工作人员是不是骗子冒充的……不过，是又怎么样呢？对于骗子来说，真假也不重要，只要能激起更大更蠢的贪婪就可以了。

他笑了。

只有死人是无所不知的，老头儿在妻子死后只嫖过那么一次。尽管被儿子狠狠地训斥了，他却问心无愧。那废铜换来的五千块钱，他只花了那一百，剩下的，都交给了儿媳妇。她拿到钱的时候开心极了，毕竟，和所有苏北女人一样，她也抠门，除了孙女，谁也别想花到这笔钱，丈夫也不行。老头儿问心无愧，这正是他那抠门的老伴儿唯一在乎的事。至于嫖娼不嫖娼，爬灰不爬灰，她才不管呢。

这就是风俗：只敬重死者。相应地，生者不得不承担起彼此的轻蔑和欺骗。听起来确实不怎么地道，不过好在，反正他们也会死——这样就扯平了。这种死亡是那么地可怕，又是那么地好，那么地诱人：它只有一次，而且有去无回；如果死而有憾，上天不会给予第二次机会。于是，他们活得急迫而义无反顾：他们工作或是犯罪，他们只结不会离的那种婚，他们生儿不育女，只是为了在生命的最后调整好走进坟墓的步子。老人们常常告诫酗酒和好色的年轻人：

“哪天你老了，要怎么办？”

尽管一度也曾受惑于酒和性，可这些最终都没能阻挡老头儿——他还是成功了：他活到了七十岁，七十岁，老头儿终于从害人的酒精和乱伦中清醒了过来，调整好了迈向死亡的步伐；可是，现在，死亡的大门究竟在哪里？

老头儿的寸头在发青的灯棒下面闪着银光，他依稀记得：小姨子的屁股有一股小瓜瓜瓤的味道，儿媳妇的屁股有一股红薯干的味道……拥有这些味道的年月里，他从未感到过无聊。就算超市里买来的红薯干和小瓜的味道早已不复当初，他也没有任何察觉。直到那次，当他对妓女的屁股无动于衷时，他才发现：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一去不复返了。

事到如今，老头儿只得把目光钉在对面的墙上。他越来越认不得挂钟了——每一秒长得都一样：上一秒，这一秒，兴许还有下一秒……他已经心无旁骛，死亡却迟迟不至。他无所事事，如同已经获得了永生一般。这般空虚，眼前的一切都似是而非；他疲惫地闭上眼睛，躲进轻描淡写的黑夜，随时都会睡着。

用卖古董的钱买来的新电视机挂在另一面墙上。更平更大的屏幕上，更多的广告在跟老头儿说话。他掩紧毛毯，捂不住半点睡意。另一边，老头儿的孙女待在卧室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老头儿有些感慨。毛毯下，他把手伸进裤裆，冰凉，跟假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