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 陆昕：执着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学者
陆昕（以下简称陆）：家庭氛围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塑造作用，有时会留下鲜明的烙印。
阎学通（以下简称阎）：是的，应该说我身上就有比较明显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烙印。我母亲是河北大学的教师，所以我是在河北大学的宿舍区里长大的。在那个环境里，人们看重的不是级别而是学问，从小耳濡目染，很自然地我就觉得只有做学问才是值得崇尚的事情。这点对我影响至今。
陆：那时您是一个学习出色并且很要强的小孩子吗？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
阎：这个回答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一个功课特别棒的学生，从读小学到读博士都是如此。我也不是那种非常要强的性格，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争取当第一名。另外，我从小就以为人生就是上学读书，毕业教书，好像再也干不了别的似的。
陆：您完全没有想到16岁时自己的生活会有巨大的改变——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且一待就是9年吧？
阎：是的，巨大的改变。大批学生突然到兵团，当地组织完全没有准备。一个连接收150多人，根本没地方住。连队把牛从棚里撵出去，扫扫牛粪，铺个席子，我们就睡在牛棚里。有一个冬天，因为大雪封路，我们3个月没有吃到盐和青菜，只有水煮黄豆和发糕。没有柴火，我们把周围能拆的房子都拆了，最后就是拆自己住的，拆到只剩下最后一层板棚，那个棚的缝都漏天。当时极“左”思潮极其严重。黑龙江的5月份，水面还结着冰，拉播种车的时候不让我们穿靴子，只能光着脚踩在水里，腿上划的全都是血道子。扛稻种包，最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要扛160斤的稻种包在高低不平的稻梗上走4里地，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里。然后再想办法挣扎着爬上来，接着扛。坚持着走到了头，一躺下眼前就一片漆黑，根本站不起来。相当残酷！这么说吧，我小时候什么苦都不能吃，但是兵团的经历把我变得什么苦都能吃。
陆：16岁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在那样的环境里，男生聚在一起经常会骂街、说脏话吧？
阎：当然。在建设兵团，不骂街、不说脏话的人就容易被人视为异类，就会很难在这个圈子里生活。只有跟着骂人，而且骂得非常难听、肮脏，才容易被这个群体接受。这就是我所经历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当然，比较而言，我还是属于脏话说得少、坏事干得少的人，因为少年受的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使我知道那样做并不高尚。比如，打架我通常都是做后勤，很少做第一线的主力。
陆：听起来真有些类似丛林状态呀，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是如此恶劣的环境，对您的打击很大吧？
阎：我只能这样说，人的忍受力和生存力是非常强的。“文革”中我们看到有些人被打死 , 所以对生活的残酷有些习惯了。我父亲也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劳动。当年许多人都经历了这种艰苦环境，而且还得尽可能表现出自己是个勇者。跟人家一起打架、救火、防洪、种地、修路，每天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对未来没有希望，连一个希望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点儿的想法都没有。可以说，在那种状态下，生和死对我们而言是没有区别的，人活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时的政治要求是扎根边疆，我是所谓干部里面少有的咬紧牙根儿就是不表态的。我这人只要说了就要履行自己的诺言 , 因此我张不开这个嘴。这也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 , 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能说假话。这一点也许反映了我16岁之前所受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就是那种所谓的清高。
陆：回顾建设兵团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它对您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阎：最重要的一点，它把我的性格从根本上改变了。小时候，我最大的特点是胆小怕事，不敢跟别人打架，凡事都退避三舍。到兵团以后人逐渐变了，因为我必须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在建设兵团，第一是艰苦，第二是无政府。打架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事情，兵团知青绝对是个无法无天的群体。这个环境把人变得胆大，敢于冒死，不信天底下有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敢于做那些无赖的事，坐火车不买票，警察来抓就逃跑；没钱住旅馆就到医院的病房偷着睡一觉，护士来撵就偷着溜进另一间屋。这样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我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性格，或者说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性格。所以，现在我的性格有两面性。有时候我表现得非常不怕死，有时候又显得那么谨小慎微。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会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我自己认为，一方面，我受知识分子家庭影响的那种清高是深入到骨子里改变不了的；另一方面，兵团给我的冒险精神使我的这种清高不能够与其他行为一致。比如，跟我父亲比起来，他就是真君子。即使路上一个人没有，他也不会闯红灯。他坚持君子慎独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也不屑于违反公共规则，而我的清高就达不到这个境界。
陆：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有些改变呢？
阎：1973年开始允许知青当兵和上大学以后，我们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活的希望。我才开始偷偷看书、学习。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总是觉得人还是应该上学读书，但从没考虑过上大学以后做什么。当时我们都以为大学毕业后还要被分配回农村教书，还看不清国家有变化的可能。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虽然从教育改革看出国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国能发生质的改变。
陆：是不是因为心理上已经有些麻木了？
阎：不是麻木，是恐惧。我的这种恐惧心理一直持续到1988年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你们很难想象，十几年里我一直做的一个梦，就是我回到农场办回城手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单位不给办，我拼命想离开那个地方，可总也不成功。从1973年知青有回城的希望开始，这个梦就一直跟着我，直到1988年，整整15年啊。每每夜半惊醒都是因为这个梦。
陆：1978年您考入了黑龙江大学英文系，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语言学的，这应当反映了您那个时期的兴趣点吧？
阎：是的，我当时写的是有关声音如何在大脑反应系统中形成有意义符号的问题。说实话，我喜欢自然科学，对人文知识兴趣不大。我在文学、历史、艺术这些人文知识方面没有什么爱好。大学时，语言学是我唯一的课外兴趣。因为我觉得语言学带有科学性，逻辑性很强。毕业时我曾考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的研究生，但是没考上。我喜欢做带有科学性的事情，这跟我后来的研究偏好很一致。
陆：大学毕业后您就被分配到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进行非洲问题的研究。
阎：对，有人问我怎么从事了国际关系研究，其实这不是我想做的，而是国家分配我做的。1982年，在我们培训班中，很多人都选择做事务性工作，那时候没有人愿意搞研究。以前都是不受信任的人 ( 比如右派 ) 才去做研究工作。那时我对国际关系根本不懂，但是我就主动要求做研究，全部的兴趣在于能够做学问，而完全不在乎它有什么用。不管人家发表什么文章，我都特别羡慕，就希望自己也能写篇文章发表，所以工作做得津津有味。
陆：1984年您到国际关系学院读硕士研究生，这一阶段的学习对您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大吗？
阎：当时学校没有比较好的课程设置，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看书。从学术上来讲，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进步。应该说，读完了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可我仍不了解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陆：1987年，您受中美非洲协会资助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这应该是您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机遇和转折吧？
阎：是的。我得到的资助是半费，所以经济上非常紧张，暑假必须打工。生活上的苦不算什么，真正的艰苦是上课听不懂。课后反复听录音，还是听不出来老师说的是什么。比如，老师讲“现实主义”，我不知道这个流派是什么学说；说“基欧汉”，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他代表的是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所受的教育跟美国的完全接不上轨，知识结构差别太大，所以到美国后只能靠自己多看书来弥补。伯克利的博士制度非常严格，学生在每个关口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平均有1/3的学生不能拿到学位。我太太当时都做好了我读不下来回国的准备。可是对我来说，拿不到学位，就没脸回国，真所谓骑虎难下！经过兵团的锻炼，我自认为是很坚强的，但是第一个学期，我还是大哭了一次。当时真是后悔到美国读书，因为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对我来说，一生中没有哪个阶段的知识收获像在伯克利这么大。一个学期下来得读几十本书，恨不得不睡觉地读。
陆：那么，是否可以说是经过伯克利严格的训练，您才明白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才真正进入国关这个领域。
阎：一开始也是糊里糊涂。第一个学期听不懂，囫囵吞枣；第二个学期听懂了，但是笔记做得还不行；第四个学期才觉得自如了。等我觉得自如了，课程也念完了。资格考试这一关对我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考试，我把两年学的东西整理了一遍，这时才豁然开朗，明白了国际关系研究是什么，政治学是什么。应该说，通过资格考试后，我才真正进入这个领域，这时在伯克利已经读完3年了。此后又做了两年的博士论文。
陆：非常辛苦地拿到博士学位，现在想来，这个过程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阎：这个时期的训练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使我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这也是我后来取得一点儿学术成就的主要原因。科学方法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搞研究。这对做学问来讲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读博士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在中国读博士也一样。受过真正博士教育的人，他的学术倾向性会改变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上山下乡把我改造了一次，在美国读博士的5年又把我改造了一次。第一，强化了我小时候形成的那种知识分子心理，看重知识而不看重权力和财富。第二，使我的生活乐趣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只是崇尚读书，而是把读书作为娱乐。这段博士教育使我的学术乐趣变得非常明确。以前只想读书，但不知道为什么读书。读完博士学位后我读书的目的明确了，只读与国际关系有关的书，而且研究的面越来越窄。我只研究与中国有关的安全问题。以前我是做什么研究都行，没有专业方向意识，其原因之一是不懂国际关系研究是什么。
陆：这期间，您对哪本书印象最深刻？
阎：那肯定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本书对我影响大是因为当时我读书的时候它正火。不是这本书把我改造了，而是读的过程。读了这么多以后，自然就形成一种认识，觉得这一套好用，觉得他这个有道理，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发生。
陆：切身体会，您如何评价中美不同的教育背景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阎：我认为，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还没有实现高度的科学化。科学化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方法论的教育，这一点上中国比较弱。在中国国关学界，北美的海归派比较强调科学研究方法，是因为他学了，所以知道这些方法确实有用。有些人没学过方法论就否定科学方法的作用，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否定应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础上 , 而不是建立在不知其然的基础上。
陆：很多人选择留在美国，而您当时也是全家都在那儿。
阎：我也考虑过。但是在美国，中国学者想在社科领域取得成就很困难。研究国际关系终究无法完全摆脱个人的民族立场。回到中国，我能在政府的研究机构搞研究。当时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做的事。另外，可能我的民族情结比较重。这并不是我到了美国才有的。所有人都会自然地有民族情感，也就是群体认同感。我之所以选择回国 , 还不是民族情感起了关键作用，主要是我的物质欲较低。我跟很多人不同的一点是，我享受工作胜于享受生活。
陆：回国后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您自己是如何设计的？
阎：我当时回国的学术目的是想推动我国的对外政策研究。在美国，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人很多，而在中国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几乎是零，只有职能部门的研究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中国对外政策的教材，都是中国外交史教材。当时，国内没人研究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动机是什么，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是什么，对外决策机构的合理性，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是什么。我至今也没能做到这一步，但是我一直去努力打开这扇大门。1993年我写了《中国的安全环境》，1995年写了《中国的安全战略》。在这之前，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是没有这样的。我一直都认为，中国学者应该评估中国自己政策的成败，总结成败的原因，否则就无法降低错误决策的概率。
陆：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那么久，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阎：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环境的特殊性使我把学术研究与对外政策研究结合到了一起。这一阶段，我提出了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当年我写《中国国家利益分析》时，“国家利益”这个词还是很忌讳的。我从事了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研究；批评美国的安全观念是“冷战思维”；我还长期研究台湾问题；从1994年起，我质疑“以经促政”的效率，一直强调对台湾分离主义必须采取遏制政策。此外，1990年我论证冷战后国际格局已经定型，是“一超多强”格局，这个看法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在政治上还是有争议。再有，我提出中美之间有结构性矛盾。后来我写了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1998年出版了《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
陆：有人将您称为国际问题预测专家，您认为自己所做的预测中最得意的是哪几次？
阎：1997年克林顿政府不同意恢复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1998年巴基斯坦必然进行核试验来回应印度，1999年我预测了李登辉要把“暗独”政策变成“公开独立”政策，2000年国民党下台和陈水扁当选，2004年陈水扁连任，2004年中日关系将长期恶化。到清华大学以后，我建立了一个小组搞定量预测，预测的准确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现在我们在《环球》杂志每月发表中国与大国关系走向的预测。我觉得预测是一个让人特别享受的过程，非常刺激。预测者必须时刻盯着形势变化，时刻担心错了怎么办，要分析为什么错了，这使人总是处在兴奋之中。有点像玩股票，但更像做天气预报，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我们以科学方法进行预测，可以不断地提高预测的准确率。我们现在所做的定量预测分析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对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方法。
陆：谈到这些您就格外兴奋，是基于您个人比较喜欢挑战，还是其他原因？
阎：这可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所致。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要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预测结果的对错论英雄。预测结果是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搞公开预测就要冒险，冒险就刺激，这有点儿像大人的游戏，真实、好玩。特别是我们用科学方法预测，根据结果还能总结方法上的经验，对预测方法进行改进。发明研究方法也特别有意思，和发明一种武器同样有趣。
陆：但同时，反驳和不赞同的声音也非常多。
阎：因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还处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大争论时期，即科学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传统主义目前还是主流，搞科学主义的人在中国还是支流，能做定量分析的人还很少，搞定量预测的人更少。不过我相信，中国学界的发展结果将和美国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将不可避免，科学主义终将成为主流。是否有预测力是检验一门学问是否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预测力差就说明这个学科的科学性还不强。我们搞预测不是靠拍脑袋想出来的。目前我们听到一些批评，但大多不是内行的批评。比如说，有人说概率即使是99%，仍然不能排除1%的其他可能，这仍然是两种可能性，这和两种可能的预测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率达不到100%，达到100%的是规律。预测准确率由65%升到75%，这就是我们人类知识的进步、预测能力的提高。使用科学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使人们知道国际关系是一门什么样的专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方法，不是任何人都能搞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关系是复杂的，很难做到结论非常精确。使用科学方法也难达到非常精确，但可以比不使用更有效地增加我们的知识。例如，我们把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量占其贸易总量的10%~30%称为形成贸易依赖。10%~30%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但它帮助我们知道了依赖的上下限，即30%以上依赖肯定形成，10%以下肯定不构成依赖。这与没有数量标准的依赖概念比就是一个进步。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必然能发现事物变化的临界点，但可以总结出临界区，这就强于连临界区也不知道的情况。
陆：您非常推崇科学方法，但是，鉴于中国深厚的人文传统，您有没有试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
阎：想过，但是很难。要想把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一定要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我这个年龄的学者古文好的很少，连阅读古文的能力都退化了，想把中国古代思想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我的知识结构支撑不了这个设想。我曾经试着把八卦和科学预测结合起来，但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八卦的原理是什么。
陆：您如何评价近些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阎：如果以20年为界，中国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我们进步的速度较慢，基本还是美国50年前的发展速度。美国从传统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用了20年，我们就不应该再用20年。抽象地讲是我们的学术环境不好，具体地讲就是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判。这是个体制上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难免与政治问题相关，观点与现行政治不一致就难发表；还有官本位的影响，权威人士多为各单位的领导，批评领导总是有些政治危险的。另外，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批判，一定是建立在批评者充分理解对方观点和逻辑的基础上的。批判他人学术观点的前提应是批判者知道这个被批判的观点是如何得出来的，否则是不会对学术研究有任何促进作用的。
陆：您一直持非常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您认为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
阎：现实主义的逻辑明确，表达严谨，容易理解。从性格上来讲 , 这种简洁的科学美对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不太喜欢那种说得非常复杂，但是谁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文风。辩证法是有前提的。那种任何解释都正确的辩证法是没有意义的。比方说建构主义，建构主义说环境与人的行为是互动的，这种互动的解释使我们还是不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人改变了环境，在什么条件下环境改变了人。
陆：是否可以说您更在意现实生活对理论解释的检验？
阎：不可检验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因为我无法知道其结论是否可靠。举个例子，我预测的时候喜欢规定时间，我不喜欢那种长期、中期、短期的说法，太模糊。我认为这种预测有巫术性质。在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间，巫术性质的内容很多。有人判断某一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时，会说出三五种可能，并且说这些可能都不能排除，这其实与没说一样。最近美国有一本畅销书《论屁话》，作者法兰克福说，说屁话都赶不上说假话，因为说假话的人还知道事实是存在的，而说屁话的人则是漠视事实的存在，根本不承认事实的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少些屁话将有助于这个学科得到社会的尊重，否则人们不认为我们国际关系研究是学问。
陆：有“文革”经历的这一代人，很多都像您一样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有的学者反思这一现象，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这代人的悲观成分太高，而悲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觉得只有实用主义是最合理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阎：在我看来，有“文革”经历和有上山下乡经历是不同的。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并不是悲观，而是克服困难的自信心较强。并且，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充分估计困难的基础上的。因此，多数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人，较为容易对国际政治采取乐观态度。我想，从校门到研究所的生活经历与在劳改农场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中国教室里学建构主义的青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进行武装斗争的巴勒斯坦青年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在伯克利时，我曾私底下问一个巴勒斯坦来的旁听生为什么要搞恐怖主义活动，他反问我日本侵华时中国人为什么进行游击战。此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就是“不干活不知道腰痛”。在学术上我坚持科学方法，因此我认为理论要以现实为基础。脱离现实的理论在道义上可以是美好的，但却是不客观的，不能帮助我们深入地认识世界，有时还会误导我们。如果对中国学者们以往做的国际形势判断做一次统计学分析 , 我们也许能观察到，以哪种理论为研究基础的判断准确率更高。学者们如果能不断地回顾总结自己以往错误判断国际形势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由于不必对错误的形势判断负任何责任，因此许多人对国际形势都采取乐观主义的判断。这种判断听起来高尚、进步、文明、道德 , 但并不符合实际。我认为 , 做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形势判断，事后也不进行检验，这不是学者的品格。
陆：可以将您归为民族主义者吗？有些学者会讳谈这个。
阎：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有些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坏词。我不同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像我们说“利润”和“剩余价值”一样，同一事物的褒贬两种称谓而已。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一回事。
陆：一个学者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必然会对他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吧 ?
阎：不错，影响很大。例如 , 霸权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之一。美国学者主要研究如何保持霸权的稳定，许多中国学者也从这一角度研究霸权问题。我带着我的博士生们研究的是霸权如何衰落，霸权如何被取代。民族认同影响我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也会影响我研究问题的方面。我会选择与中国相关性强的国际问题研究，在这些相关的问题里又会选择与中国重大利益相关的问题研究。我不认为民族情感就促使我说假话。我的原则是，真话可以不讲，我可以做到不说话，但决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
陆：您如何看待学者的性格、偏好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
阎：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感兴趣的问题就不一样，研究的倾向性就不一样，这有助于研究的多样性。比方说，我就喜欢权力、战争、和平、安全等硬问题，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文化、道德、合作、经济等软问题。我比较直率，因此文风也直率一些，不喜欢拐弯抹角。我比较喜欢逻辑严密的东西。有人说我只崇尚形式逻辑，不崇尚辩证逻辑。我对形式逻辑了解的多一点，对辩证逻辑了解的少一点，因此不太会使用辩证逻辑方法。使用形式逻辑时我知道如何进行客观检验，使用辩证逻辑我就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客观检验。
陆：观点鲜明是您的一大特色，是性格使然吗？
阎：这是人格问题，我敢于承认学术上的错误。我们在《世界知识》 上公开发表过承认预测错误的文章。我认为，学者没有倾向性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上对自己的知识本身就没有把握，不足以对某一具体事物做出判断；二是政治上的患得患失。我不怕错，这和我的科学主义思想有关。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犯错的过程。研究就是要找出错在哪里，分析为什么错。只要是坚持科学主义的人，他的立场和观点就一定是明确的；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人，其立场就不容易明确。
陆：您喜欢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听音乐吗？
阎：说实话，我不懂得欣赏音乐，一点儿都不懂。我喜欢那些让人轻松一笑的东西，比如轻喜剧一类的，不费什么脑筋，哈哈笑后什么都记不住。如果是看电视，我就喜欢小品、相声一类的。
陆：您如何评价自己的知识结构？
阎：我有两个严重的知识缺陷：一是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教育，因此我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太差。数学、物理、化学我都不懂，这严重制约了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二是由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实行简化字和教育制度改革，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古文教育很差，古代经典文献读起来太吃力。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使我的学术基础范围狭窄，所以想取得重大学术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陆：重大历史事件会对一代人产生难以磨灭的烙印。对于学者来说，又自然会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在我看来，您这代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普遍较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阎：“文革”无疑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最重大和有影响的历史事件，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有经历。“文革”严重毁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社会危害是虚伪。“文革”毁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诚信。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点诚信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文革”前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各个领域崇尚诚实。从“文革”开始就不行了，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说假话。明明谁都不想在农村，却要求每个知青表态愿意扎根边疆；明明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却要各单位忆苦思甜，说当时的生活如何幸福。政府强迫人们说假话，不说假话的就要受惩罚。我当时不表态愿意扎根边疆，营教导员就取消了我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文革”遗留下来的这种说假话的政治风气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很坏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之所以有巫术现象，说假话现象那么严重，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讲诚信的大环境。现在说假话不但不受惩罚，甚至还被社会推崇。
陆：您对“学者”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阎：首先，学者不同于文人。文人用文章来表达他的思想，学者用科学方法论证一个逻辑和观念。文人敢于对所有的事情发表议论，而学者只敢对自己的专业谈看法。另外，学者也不同于专家。专家是指在某一知识领域有相当的独到见解的人，其专业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学者。我认为，学者是人格上的标准，如认真、严谨、不随意下结论；专家是知识水平标准。我觉得我就是个学者，只在极个别的问题上可称为专家。
陆：由于国关这个学科自身的特殊性，这一领域的有些学者会被称为智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阎：智囊发挥专职的政策建议功能。我不认为自己对中国决策者有什么直接的参谋作用，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只是对职能部门的一些人产生了一些影响而已。（这些）可能间接地对决策有影响，但不是直接作用。学者的影响是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实现的。就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智囊制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智囊机构。比如在法国，国家给副部长以上的官员一笔钱，他们可以拿这笔钱雇人来做他们自己的政策顾问，这类似我们以前的师爷制度，这些顾问才称得上是智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不允许高级官员有个人的智囊人员或机构。学者可以说参加过一些会议，谈过一些观点，有一部分思想影响了别人的思考，但这称不上是智囊。智囊功能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和固定的制度渠道的。非专职的顾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囊。政策建言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认为中国如果恢复当年的师爷制度即建立智囊制度是有利于决策科学化的。在我身上，学者和政策建言人这两个身份兼而有之。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有社会责任感并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的人，拿了诺贝尔奖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另外，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批评政府，而且还要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政策建议的好坏标准应是可行、有效与成本低。
陆：按您的界定，中国现在还没有智囊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有，您愿意做吗，即使是考虑到对个人学术的影响？
阎：如果有，我就想做。中国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囊机构，它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事，不是出主意。对我来说，从事智囊工作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会影响个人的学术研究，但它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学术研究不可能产生如此直接的社会作用。
陆：一方面，您很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只崇尚学问不在意政治；另一方面，您又非常看重自己的学问在政策层面产生的影响，并且希望做智囊。这中间是否有一些矛盾呢？
阎：有人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意思是说《尚书》通过宣扬的思想影响社会，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何只有当官才是参政呢？我认为这个回答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当官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不当官并不等于不想改变政府的政策。作为学者，可以通过影响社会然后影响政策。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讲武力遏制“台独”的必要性，长期处于少数派的地位。2004年陈水扁连任后提出了2008年独立的“台独”时间表后，我的观点被社会普遍接受，成为主流派，也成为政府的对台政策。在2004年的“5·17声明”中，中央政府首次提出遏制“台独”为首要任务的政策。马寅初的计划生育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受到政府批判，他还因此受迫害。但“文革”结束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国策。学者的责任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至于是否成为政府的政策则取决于历史。学者无力改变政治，但学者的政治立场不应随波逐流。
陆：国际关系是一门政策取向性很强的学科，您怎么看待和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阎：涉及政策的学术研究有时关系到政治问题，我不会因为与政府的官方立场不符就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不做论证政府决策英明伟大的伪研究。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一直坚持冷战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不认同冷战后是向多极化过渡、没有国际格局的判断。我一直认为，人类现有的国际政治知识还预测不了未来20年的变化。历史最后可能证明有些问题我是错的，但是我不接受任何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证据证明的论断。
采访者后记：在阎学通身上，我见识到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惊人——几乎可以改变他的性格；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又是多么有限——尚无法动摇他儿时的情怀。建设兵团的残酷生活涤荡了他的弱不禁风和胆小怕事，却未能撼动他对知识的向往和骨子里的那份清高，并且让他对人性、对权力都有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体会。毫不奇怪，何谓学者，何谓知识分子，何谓智囊，在他的字典里都有清晰的阐释义项。在我看来，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是那么色彩浓烈：坚守自己的定位，捍卫自己的信仰。然而，这份浓烈是源自于16岁之前的成长经历，曾经的兵团洗礼，还是留学伯克利的馈赠？似乎又很难说清。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经历共同塑造了他的特殊情感与心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份自信，那份坚强，那份少有的执着，又不能不说是他的天性使然。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坚定的科学主义道路——他总是要把自己的坚持发挥到极致。从不满足于模棱两可，他追求科学预测；从不屑于随波逐流，他执着于方法论的布道。因此，对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他，堪称是一个执着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学者。
选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