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新闻自由的双重标准：解雇香港记协主席，声援驻俄被捕记者

当《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被俄罗斯政府监禁，报社为他发起了全球声援运动：邀请上百名记者、新闻主播、媒体总裁24小时接力朗读他的稿件；办公室挂起他的巨幅肖像，数百名同事身穿印有#IStandWithEvan的T恤合照；报纸头版留出巨大空白，标明“这里本应刊出他的报道”。

当《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Selina Cheng)当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接力捍卫新闻自由，报社决定：将她开除。

7月17日，郑嘉如在报社楼下召开记者会称，《华尔街日报》辞退她的理由，包括本社记者“不应在香港呼吁西方国家确立的新闻自由”，以及“报道新闻自由相关事件”与“呼吁新闻自由”构成利益冲突。

然而，《新新闻》对比《华尔街日报》以往的社论、公关、声援行动，发现上述解雇理由与其秉持的立场自相矛盾。

《华尔街日报》此前从未将香港排除于“新闻自由”的范围，也不认为“新闻自由”属于西方。过去三年，该报纸以“关停《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清除六四国殇之柱”、“儿童绘本被控煽动颠覆”等事件为契机，发表至少15篇社论，批评香港政府对新闻、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打压。香港特首等官员15次公开致信批驳，但报社并未停止发声。当“记协主席被东家炒鱿鱼”成为近期香港热点事件后，《华尔街日报》危机公关改口称，会继续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做“有力和敢言的新闻自由倡导者”。

郑嘉如说，《华尔街日报》在员工的人身安全、新闻自由权利受到威胁时，反过来禁止员工呼吁新闻自由，令她“深感震惊”。她补充道，新闻自由不分国界，每个记者都应捍卫，这是新闻工作的基础，也是受宪制保障的人权。如果《华尔街日报》像其他压迫者一样，认为“新闻自由”本身即有争议，她对此深感失望。

此外，《华尔街日报》之前并未因规避“利益冲突“而拒绝主动呼吁新闻自由。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被关押后，报社事无巨细地报道案件进展，并同步在线上线下全力呼吁捍卫新闻自由。今年国际新闻自由日，该报联合《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布声明称，“新闻自由不仅在这一天”，“我们与全球所有记者站在一起”。

目前，《新新闻》无法确认《华尔街日报》该行为的真正原因，也无法确认该报社为何区别对待埃文·格什科维奇和郑嘉如。

有媒体从业者指出，西方媒体内部的种族主义，或导致报社对两位记者采取“双重标准”。

《华尔街日报》前驻华记者费利西亚·森梅兹(Felicia Sonmez)转发了一张八名白人男同事剃发支持埃文·格什科维奇的自拍并写道，“如果郑嘉如长这样，那可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讽刺西方媒体内话语权掌握者，将不在西方出生成长、非白人族裔的员工，排除在共情与相护的圈子外。国际NGO“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评论称，《华尔街日报》的行为“虚伪”、“令人发指”。

西方媒体驻华与驻港机构中，本地员工长期处于边缘、低层级的“助理”(assistant)或“研究员”(researcher)位置，缺乏升迁至“记者”(reporter)或“特派员”(correspondent)的渠道，后者拥有新闻采编的主导权，往往由欧美总部派驻，享有本地员工五六倍的薪资，以及住房交通补贴等福利。

中国外交部为限制国人在外媒发展，规定中国公民在外媒驻华机构内仅可从事助理类辅助工作，成为西方媒体限制本地员工职业发展的常用理由。2020年外交部驱逐多家美国媒体后，许多中国籍员工一同转移至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不再受外交部条例管辖，但并未因此升职为正式记者。

《华尔街日报》已是少数招聘本地员工为正式记者的西方媒体，但在解雇郑嘉如时仍强调“香港”与“西方”的差别，并在声援埃文·格什科维奇时，强调“他是一个美国人”。

西方媒体内部的种族与国际秩序不平等，也延伸至西方媒体与本地媒体、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与香港记者协会的张力中。在香港本地媒体被关停、总编辑被送上法庭时，没有外媒员工被捕，也没有外媒办公室被驱逐。在香港记协呈现解散趋势，筹款音乐会因“不可抗力”取消线下展演时，外国记者协会仍能邀请叶刘淑仪（争议性政治人物，力推二十三条立法、支持香港警察发射催泪弹、称香港从未有三权分立）到场研讨二十三条。

被解雇前，郑嘉如三个星期未被编辑指派任何工作。她任职期间最后一条推特，是对埃文·格什科维奇的声援。“新闻不是犯罪”，她说，“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新闻自由都是毫无争议的、普世的、基本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