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签问题，最后再唠叨一次

在开通微博之后，麦烧和我接二连三的遇到了同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愿意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存在。作为站出来的受害者与爆料人，我和麦烧试图去掉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然而每一次我们提到这个想法，都会收到非常多的批评声，涉及到人身攻击的部分就不赘叙，真诚交流的网友认为:一、女权主义者支持了我和麦烧的工作，我们现在“划清界限”，是对他们的辜负，二:女权主义是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一件事，我们放弃这个标签，是我们觉得其他女性的处境与我们没有关系。

通过这几天的争执，除了刻意为之的攻击，我发现很多纠纷来自于误会，也来自与我和麦烧想法的表达一直比较碎片化，缺少一个系统的阐释，因此虽然说了很多次，但我还是再详细的阐述一下，我们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我也再次进行一个尝试，就是在中文互联网的环境下，大家能否做出心平气和的就一个复杂问题作出沟通。

一. 为什么拒绝女权主义标签

首先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我和麦烧拒绝给自己加上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

在这里，可能需要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所理解的，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理论，在开头就写这个，并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因为从很早开始，我的很多个人选择，都是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影响。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一段话:

“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是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是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

在福柯的观点中:人是被权力规训产生的，而这种权力是微观的，必须通过监视来实施。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实施必须经过严格的监控，而可以制造监视的环形监狱式权力机制，是依据光线、目光和身体的关系来发挥权力的作用。

在福柯理论被创造的年代，互联网与社交平台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在今天，监视—或者在文章里我用一个更加温和的说法替代:注视，早已从监狱、医院、工厂细化为微博上的一个个id，这是一种更彻底的全景敞视，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都无法避免。我们由id背后投射给彼此的目光变成一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而在福柯看来，这种权力的目的，就是让对象变得有用、有效。

但是这种有用或有效，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换句话说，在我看来，它只是对权力本身（注视的延展目的）变得有效，却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在金马颁奖典礼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转发一位关注女性权益的电影人的几句话:这位电影人因为《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的朋友:高一天在领奖时说电影:“可以超越语言、让语言变得统一。”而大肆批评，说胡波“致死捍卫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背离电影的多元价值与挑衅性”，高一天背叛了胡波与这部电影。

我找到我的朋友，向他指出在这个批评里，存在两个问题:一、胡波并未致死捍卫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的死在于一个至纯之人无法与世界和解，是艺术家之死，他捍卫的也只是自己作品的独立；二:站在领奖台上的都是胡波的朋友，也是帮助电影走上领奖台的力量，不去批评真正可怕的，而将枪口对准胡波的友人，是不对的。

我和我朋友的这番争执持续了两个小时，基本上都在两个意思上打转:

我:你描述错了胡波和他的朋友。

他: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

当我对这段谈话感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位朋友之所以接受不了我的指责，是因为他的职业本身是在为言论自由努力，很容易将一切行为都用言论自由进行诠释。为什么即使我说胡波不是为自由独立而死，他也不愿意拒绝给胡波带这样一顶高帽子呢?——因为在我朋友的眼中，胡波为独立自由而死的价值必定高于所谓的“艺术家之死”，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削弱胡波之死的价值。

然而在我看来，这段话最误读的地方在于，胡波不需要捍卫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因为他天生具备这些，也从未动摇，你将一个孩子讲述成一个斗士，是对胡波主体性的破坏，而言论自由的价值就真的高于胡波作为主体性的价值吗?我不认同。(因认识胡波几位朋友，所以比较了解，我男友也曾是他的学生。胡波之死的理解来自他的一位挚友)

再举一个注视会扼杀主体性的例子，大家是否还记得《人物》关于庞麦郎的那篇文章，在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很多人指责作者过多的带上了自己的主观视角，讨论了很久记者的报道界限，然而的所有讨论，依然忽视了这篇报道(这种注视)对庞麦郎主体性的伤害。

——报道将《滑板鞋》的创作呈现为因为庞麦郎是一个疯子，一个或许被贫穷逼成的疯子，然而事实上，滑板鞋这首歌的产生，必然也只能是因为庞麦郎具有才华，或者说天才。

这篇报道有意义吗，有，因为它描述了贫穷与不安对年轻人的伤害，这篇报道伤害庞麦郎了吗?伤害了。那么我认为牺牲庞麦郎的主体性去揭露社会现实应该吗?不应该。

我想说，这种权力的注视，真的是需要警惕的啊，因为即使注视我们的是形而上、正义、正确的理念，在不知不觉中，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被这种注视训练的有效、有用，将这种注视纳为自己的注视，将这种权力纳为自己的权力。我们一开始只想做对的事，久而久之，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会觉得，为了这种对的事，其他无关领域的牺牲似乎不那么重要。

我见过记者为了新闻报道自由曝光我的前公司与学校，见过律师为了女权主义，说麦烧应该放弃对泉港事件的坚持。

我并没有指责她们的意思，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并不比我遇见的这几位朋友、记者、律师更优秀坚定、更条理清晰，我自有我蒙昧软弱的地方。

——因此我也尤为恐惧，有一天，我也会因为被注视的太久，做出为保留这种注视而伤害其他人的决定。主义好吗?好。要拒绝规训吗？拒绝。

希望可以不伤害到大家的是——我和麦烧，拒绝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女权主义保护的标签，而是拒绝一切标签:受害者、爆料人、意见领袖、异见者，我们拒绝被注视规训，拒绝自己作为绝对的女权主义或其他身份而被注意，拒绝被这种注视变得有效、有用。因为首先，我们就质疑这种有效。我们想以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成为我们自己——福柯说人是被权力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希望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成为纯粹的自己。

其实仔细想想，我和麦烧拒接女权主义标签的理由，和我们拒绝微博每月流量收益的理由。其实没什么区别，我们不愿意冒着可能伤害到自己主体性的危险，换取种种政治红利，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清高，而是每人都有各自的价值考量。

在当下中文互联网中，任何被公众关心的人都难以具备多种身份、多种立场的大环境下，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选择。

二. 如何看待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权益的关系

在这个框架里，先开题名义:我和麦烧拒绝女权主义的标签，并非因为我们觉得其他女性的权益和我们没有关系，为了其他女性的权益，我和麦烧不但坚持诉讼，也在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去帮助其他受害者。

然而就是在坚持诉讼、帮助其他受害者的过程中，我和麦烧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受害者受到女权运动感召、成为真正站出来的那个人，并因为站出来而陷入很大麻烦的时候，那些可以帮助受害者的人，又在哪里呢?

首先是法律援助，大家也看到了，站出来的受害者与爆料人面对了即将被指控的后果，但可以告诉大家，这次所有受害者在法律援助这一方面，得到的来自女权主义者的帮助是非常少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国内关于这一块的资源，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少。

到目前为止，依然有在metoo受到很大关注、面临起诉的受害者找不到法律援助，更多受害者则在为自己这方力量的薄弱而焦头烂额，国内受害者主动起诉的案子那么少，女性权益这一特殊领域的法律援助的隐形、不足是重要原因。

其次是经济援助，这方面完全没有看到。

然后是心理援助，这方面同样缺少迅速而有效的介入机制，换句话说，就是缺少人手。

还有整体援助，因为国内做女性保护这一块的实在太少，所以缺少整体组织架构，大家都在单打独斗，很多受害者大部分时候完全是自己在应付媒体、舆论、施害者等种种情况，在站出来之后应该如何避免受到二次伤害，很少有人能陪伴她们，告诉她们应该怎么做。

最后是媒体援助，因为这波运动的某些意味被赋予的过强，基本可以不考虑这一块了。

我认识的大多数真正在做女性权益保护这一块的年轻人与老师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善良与一腔热血在义务劳动，然而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就我接触到的)，相对网上呐喊的声潮，我不是指责任何人，但这个现实，难道不是有些荒唐吗?

受害者因为浪潮站出来了，但其后受到应该受到的支持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再次受到了二次伤害，陷入了更多的麻烦，互联网上的声音并不能对这些麻烦有太大实际的帮助。

大家或许是看到我天天在微博蹦跶，觉得所有受害者都活的轻松，但请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其他受害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因为他们疲惫、担忧，无暇顾及。

我自己在站出来之后，也曾经因为发现站出来并不是一件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情，而发生思想的转变:在一开始，我鼓励所有人站出来，在后来，我希望大家依据自己的情况，保护好自己。

我这么想，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准备好保护她们，浪潮本身也没有准备好保护她们。

舆论与关注是一柄双刃剑，并不能绝对保护站出来的人，相信大家也同样感受到了。

我自己倒是足够幸运，因为有麦烧与律师、媒体、大家的帮助，虽然麻烦重重，常常一整个星期一整个星期的哭，倒也不需要抱怨什么。但有些比较刺耳的话，我想还是要说出来——

如果要说女权，国内女权做一块真正在做事的人和她的声浪比起来，确实是小的过分。

如果要说metoo，这项浪潮的本质是鼓励受害者说出自己的遭遇，但在所有后续保护措施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再去一味强加这个浪潮超然的政治意味，是在推着比自己弱小的人往火线冲。

女权不是请客吃饭，真正要推动女性权益，是需要很多人有策略的去做一些事，要如何立法、要如何对企业高校用人单位施加压力、性骚扰受害者如何帮助、家庭暴力如何解决、性别歧视如何解决，这些都需要行动，需要志愿者、需要线下参与。

不是说发出声音没有意义，而是当一个人太过迷恋发出来的声音，就会忘记，还有很多别的事需要做。

最后关于metoo的政治意味，我想重复，在别的地方，这项浪潮的核心是受害者，但在大陆，因为没有后续的支持，受害者的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小的。还有很多知道metoo的受害者，他们没有站出来，却来向我讲述她们的经历，讲述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因为她们确实感到痛苦——即使那时女权的声音在网上铺天盖地，也无法改变她们身体被摧残的事实，他们想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同样不是为了某种注意，因为她们痛苦，不说出来就更痛苦。大家天然的想要赋予每个在metoo中站出来的受害者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同样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奢侈的:她们还在痛苦之中，人生尚且黑暗，来不及畅想主义，一位拔高浪潮本身，而忽视受害者本身，只会让她们的痛苦被转移注意，与大家本来的善意背道而驰。

注意，我在强调，我相信大家(不搞人身攻击d)都是善意的，我没有在指责谁，我只是相信大家可以就此讨论。

那么，在互联网的热闹之下，那些没有在声浪中站出来的受害者，她们在哪里呢？那些对声浪没有帮助、不敢站出来、畏惧维权，在角落里依然感到痛苦的受害者，又在哪里呢？为了找到她们并帮助她们，应该有所行动才可以吧。

我和麦烧对浪潮与主义表现的不那么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帮助我和麦烧、邹思聪最多的律师（可以说是目前四起被诉案的半壁江山了），做这个案子的动力，除了是麦烧的好友以外，是因为他曾为记者，非常重视言论记者，反而对性骚扰这一专有领域并不那么感兴趣(因为这类案件对律师的技术性要求不那么高)，然而关注什么重要吗?并这并不妨碍这位律师耐心、宽容、温和、坚定、以及几乎无偿的在帮助我们。

站在什么位置并没有那么重要，获得什么称谓也并不那么重要，不管是为了女性权益，还是报道权益，还是lgbt权益，只要做出了行动，就真正有了意义。

我和麦烧不急于为自己要一个在主义中的位置，要一个在浪潮中的位置，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有没有这个位置，我们都会继续做、继续和其他受害者报团取暖，互相帮助。

这并不一件多高尚的事情，只是知行合一，精力有限，有时候身处其中，会偏向去做自己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

以上就是我和麦烧关于女权主义这个标签的全部解释了。

附带一句，关于前几天我提到的关于政治的观点，很多人不理解，或许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再说一句:

我支持大家追求正义、追求平等、追求公理、追求想要追求的一切，但正义就是正义、平等就是平等、公理就是公理，权力欲是一件可怕的事，我担心的是，过程中实现的转移，周处斩龙后，发现自己才是第三条龙。

如果要追求正义，或者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牢记自己追求的，是正义，是自由。

再引用一下福柯的几句话:

——“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分析中，我们仍未砍掉国王的头颅，始终带有他们的阴影。”

虽然在这里，国王是司法的指代，但我觉得这个意象，换做权力也同样适用。

我呢，虽然是奢望，但我想要砍掉一切国王的阴影，我还在好奇到底什么才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