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茜世界周報在中天電視台倒數的日子感言》之一/陳文茜
评:看看人家陈文茜,比端传媒这种意识形态小报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可以对比端传媒那篇写中天的文章,文风跟胡锡进为大陆辩护的已经接近了)香港有一批人,类似张洁平、周保松,因为和北京对抗,受到压制,因此有些偏执,跟在美国的轮子只有几步之遥。——因为如果这么看,那中东地区那些反美人民也可以同样的——说美国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劣迹斑斑。一直入侵中东,把他们的国家炸烂。
台湾民进党的本质与大陆执政党区别不大,只是民进党嘴上虚伪罢了,大陆还明确说不搞西方那一套呢。
台湾的泛蓝价值取向上还是比较公正的,一方面追求“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不像民进党,也不像香港那种偏意识形态的媒体、政治人物——立场新闻、端传媒、张洁平什么的对北京看法那么偏颇。只是蓝营战动力太弱了,在这个日渐极化的世界,中庸的结果就是两面不讨好。
我知道Matters上大部分是自由派,但我认为这帮自由派小将飘在空中,不能理性务实的面对现实——台湾的独派、香港的抗争者都是如此。他们以为自己是爱台湾爱香港,其实是害台湾害香港。
应该学一学于品海,不然香港的未来和台湾的未来都会走向悲剧。
以下是原文:
我自2000年因腦部出血停了TVBS的節目,之後在蘭萱牽缐下,擔任中天集團董事長,一待前後快二十年。那是一個只負責公開場合露面的工作。當時的我,書看不了,報紙標題看了,也會嘔吐。休息半年後,我開始「文茜小妺大」節目,與我攜手打造中天新聞全新品牌的是「李敖大哥大」節目。他在晚上九點至十點的時段,我在十點至十一點的時段。
2001年,911事件,我猶記得趙少康的評語,李敖大師大罵美國,惡有惡報:而我哭喪著臉,談起美國雙子星大廈中,罹難的美國朋友,幾乎淚流。
是的,我雖然解釋了從波斯灣戰爭後美國和當地的衝突,尤其談到以色列復國主義,英國人如何任由猶太人超過了聯合國同意的領土範圍,佔領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永遠失去他們的家園,其中有一個叫薩伊德的小孩,流亡至埃及。他的父親為了保護孩子,為他取了一個美國式的名字:Edward 。
但想到我的那些如此悲慘遭遇的朋友,仍備感悲慟。
趙先生說:一個反美,一個半美國人(指我)。我雖然未必同意他的簡化分類,但也説明了人對一件事本來就可以有好幾個不同見解,我和李敖,我的情感和我的知識,也彼此衝突,但也彼此容忍,彼此尊重。
李敖的一生,沒有一個價值可以高於言論自由。
他出錢給鄭南榕辦雜誌,他是統派,鄭先生是獨派。李大哥曾經問我什麼派,我回:Apple Pie。我的心中,什麼主義,都沒有老百姓重要。我的甜點,也比主義重要。
我二十多歲時,曾經是中國時報主編,似乎風光,但我看不慣一黨獨大,憤怒台灣仍有政治犯。林義雄太太自美返台,我掙扎一段時間,決定對不起一路賞識我的老闆,遞出辭呈,為政治犯家屬競選。
之後我以不到原薪資十分之一的薪資擔任黨外雜誌總編輯,面對警總查禁,我拿起一旁垃圾筒,直接丟向他們。這是我一生惟一一次對他人暴力攻擊。
一年後,民進黨成立,接下來開放報禁,我以為台灣走上民主化,有了言論自由,才開始追逐自己的人生之夢,至美國求學。
那一年,我已經28歲,比起我的同學、家人出國,包括蔡總統這一類識時務的俊傑,整整晚了六年。
什麼是言論自由?
它不需要太抝口的語言,就是我看你不順眼,甚至我討厭你的主張,可是我仍然容許你的言論可以有發表的空間。
所謂報禁、老三台、黨禁,就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可以被聽見,可以組織起來擁有勢力。
民主化,就是包容。不是包容你喜歡的想法,而是包容和理解與你不同的聲音。
自2000年起至今,中天電視台共歷經三任老闆,各有風格。員工不斷被賣,他們沒有說話的權利,現在只有失業的風險。
尤其自2008年現任老闆,出自於台商,加上霸氣,政治立場,他入主中時集團以來,即風波不斷。而且許多指控,為他量身打造。
例如他要買系統台,叫媒體壟斷:年代買,鴉雀無聲。曾經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張懸問我,為什麼?我的回答:台灣學者專家向來兩套標準,論述一流,良知二流,他們只是為政治傾向效力,發明一堆包裝名詞。
去年一位我小時候的政治圈朋友,告訴我中天新聞換照審查不會過,關定了。我記在心裡。一步步看著它的發展,但我沒有放棄自己在世界週報每個禮拜應有的努力。
我們以大篇幅報導香港,我是第一個全球媒體在佔中之前,赴香港關心普選,並且在北京宣布令人失望的草案後第一分鐘,訪問香港民主派先進李柱銘律師的媒體。中天電視台的老闆可能和我對香港問題有不同的見解,但他不只未曾關切,未曾和我溝通,他還是支付我們龐大採訪費用的人。
我曾經告訴他,世界周報是我整理一生後最後最重要的理想。我不會為了主持費跳槽,穩定、不被干預、成全我們的理想,是我惟一的願望。
這些年,自哥本哈根氣候變遷大會COP15至今,我們年年派團隊採訪,沒有一次缺席。歐債危機,我們的記者在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巴賽隆納、義大利,了解失落的年輕人,退休金泡湯的老年人。台灣吵高房價,我們前進德國,了解他們的住房政策,如何杜絕炒房。人工智慧時代來臨,我們自2015年,年年採訪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及人工智慧實驗室,以及哈佛大學的創新基地。敍利亞難民危機我們的記者前往土耳其、敍利亞邊境危險地帶⋯⋯
這些報導會有收視率?
當然沒有,它們絕對不如我們寫一則京都暖心食堂的故事。
這些報導,背後不只是我們的心血,還包括每次出差動輒百萬的經費。
我在其中,和同仁一起努力,而我有增加收入?我和中天電視台只是主持約,每次出國,我自己帶助理,付一半旅館費用,請同仁吃飯。我不但沒有增加收入,平均都得自己支付約30-40萬台幣。
但我甘之如飴。因為那些路上,是我的成長、我的新視野,我對世界的關懷。
它們迎合蔡董事長的政治理念?一點也不相干,他只是默默地支持我,並且以世界周報為榮。
我的政治立場和他也不相同,甚至朋友關係也時而不同。我曾明白告訴他,我是郭台銘的朋友。他也忍耐著看世界周報,播出富士康三十週年,整整一個小時特別報導。郭台銘參選,我告訴他,我本來不參與台灣政治,我也不會如他所願支持特定候選人。他的回答:誰沒有朋友?理解啦!
台灣政府對於中天新聞的處置,把我拉回二十幾歲和警總打架的回憶。
某些人振振有辭,馬英九也關過電視台。殊不論那是否是一個新聞台、是否是政治上批評他的新聞台,我想問民主進步黨,一個對台灣民主發展、言論自由曾經有重大貢獻的政黨,你們準備向國民黨看齊?以馬前總統為典範嗎?
報紙沒有換照的法律,電視卻有。因為衛星電視法制定時,仍有戒嚴威權的遺毒。如今,它再度被啟動。
是的,我不是中天電視台的員工,只是簽約主持人。我可以換台,不必在此多言。
但我是台灣民主政治及言論自由的小兵。
當我在街頭為言論自由打架,犧牲自己的青春歲月、前途無量的工作時,今天關台的政府,從總統到主委⋯⋯你們都不在為民主奮鬥的行列。
而你們的年齡或與我相當,甚至比我年長。
你們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逃兵,這個我不怪你們,因為人性面對強權本來怯懦⋯⋯但我現在要説,當年的逃兵,如今不只享受權力,還成為言論自由的踐踏者。
這些事,不會只有我一個人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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