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在新冠疫情中浮现

武汉爆发新型冠形病毒肺炎，导致有上千万居民的武汉被封城，数千人生命的丧失，数千医护人员被感染。随疫情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扩展，不仅引发了一场中国的巨大的公共卫生与治理危机，世界上部分国家也陆续出现严重的疫情，促使各国政府紧急部署防止疫情，爆发一场全球性的卫生与经济危机的风险正急剧上升。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带着焦虑的心情，盼望着世界首先是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病例发展的“拐点”早日出现，病患得以康复。

不过在笔者看来，且不论抗疫的拐点何时出现，一个更重要的拐点，一个当代中国的历史性的拐点已经出现。

这，首先是针对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来讲的，其次也是就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而言，最后则是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变革的趋势而论。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全然知晓那拐点曲线最终的结局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及怎样的代价出现，但趋势的轨迹已经浮现。

  改革的范式转换

事实上，从一种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出现这种拐点的各种动能早已在最近这些年不断积蓄。在毛的灾难性统治尤其是十年文革后，邓是以一种放弃毛式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极权统治的形式，以体制的局部更新、政策方向性的转向来挽救了中共的政权。近二、三十年来，中共又因受“六四”的巨大冲击以及东欧剧变带来的压力，采取释放社会空间，扩大经济自由，向外部大规模开放换来经济增长，用资源的增量、管治手段上的工具技术性更新来部分行政上的更新换取社会对权力体系暂时的认可；同时用维稳体制压抑各种矛盾与不公，以回避、推延一些必要的体制上的质的改革。

这种状况早已走到尽头！多年来，各种危机的因素都在昭示中国需要一种笔者称之新的发展模式，甚至文明模式的“范式转换”，用改革的升级，来解决过去“半拉子改革”（周其仁语）所积累的问题，借以拯救改革，再造改革，进而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完成改革。

但显然也存在另一种问题解决方式：那就是重启毛的统治方式与意识形态资源来处理邓式改革带来的问题，以本质上是反“改革”的方式来应对因改革出现的问题。不管如何，邓式的改革是赋予人们以局部的自由，其指向是与毛完全剥夺人们自由的模式具有方向性的不同。邓式局部自由的改革在改变毛的模式的困境，给人们带来益处，造就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活力的同时，又因人们获取的权利不完整，缺乏对权力的制约而必然出现诸多扭曲，腐败乃是其中的一种必然。邓的路线尤其是“六四”镇压后采取的单向度的改革，虽然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其内在的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又为向毛式的统治模式与意识形态复归准备了某些条件。而一旦执政者真的倾向向毛的模式做某种回归，又必然与四十年的改革模式发生冲突，最终消解改革。

 习近平的执政拐点

习近平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情境下上台。他本可做第一种选择，但遗憾的是，因各种体制的、历史情境的、个人生活经历及所受教育形成的政治理念、集团利益等诸种原因，他显然是做了后一种选择。这是最近几年中国各种领域全面倒退，重大危机频发，出现诸多政治上的荒谬现象、政策的摇摆矛盾曾出不穷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因此造成政治与文明发展方向上的混乱与矛盾，加之其强化个人及中共权力独享的反现代性质的施政，无论官方具体政策设计上怎样精巧，冠以怎样的现代名称，都不足以消弭这种政治现况与各种因现代生活所必然带来的变动与分化之间所产生的本质性的冲突、内在紧张。也由此必然造成大量的资源消耗，决策的大幅摇摆、失误频生，机会丧失。几年下来，中国的内外状况急剧恶化，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各种资源正迅速地被消耗。

然而习对此是缺乏自觉的。因前一段改革所积累的资源，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上升，以及国内部分民众因物质生活的改善对现政权的认可，对其上台伊始展开的反腐运动的支持，加之国际上一些人怀着各种目的对中国的吹捧，让他产生某种“自信”的幻觉，以为其个人乃至中国正面临空前的历史时刻，不仅中国要重回历史的中央帝国的位置，其个人也要与汉武、唐宗、宋祖比肩，成为永保红色江山、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巨人。从其近些年一系列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讲话中我们多少都可以感受到其沉浸于这种雄心的种种心理。以至于武汉已在封城之际，病疫大规模爆发的危急万分的时刻，他依然在那厢宣示什么“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这种虚妄的表面看似新鲜但实质上依然不改毛时代的假大空红卫兵语言的表述。这种表述已彻底远离文革后中国人从血泪的教训中汲取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那造就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的谦虚的态度。——习近平最近在与各国领导人的通话中，依旧信誓旦旦地宣布中国会达到预定的本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或许，习有其自己的逻辑、信息，但还是不禁让笔者联想到“大跃进”时代不切实际确定增长目标的过往历史，要问：假如达不成目标，中央又如何能避免各地为迎合上意而制造大批的虚假数据的可能？

习近平上任后所积攒的最大政治资源或许就是反腐，不仅借此清理了政治对手，巩固了权力，也赢得了一些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好感，但权力的逻辑就是，当一个人消除了对手，赢得了某种绝对权力之时，也就是他犯下大错、承担其后果责任的概率大幅上升之日。某种意义上讲，其衰败也就此开始。

此次武汉冠状病毒肺炎的防疫，正如他自己所说，都是他“在亲自部署，指挥”，从1月7号就发布了一系列指示。那么人们不免要问，这些指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为何导致防疫的事情不能迅速展开，最佳时机一误再误，形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他怎样掩饰，也注定会有更多的下属要因其卸责而被拉来做替死鬼，被赶下台。但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负有最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归根结底，中国今日出现的灾难性的局面是与中国的体制痼疾、改革停滞，尤其是习近平最近几年实行高度集权，对党内与党外实行特务政治，打压异己，不许任何不同意见表达，破坏法治，打击弱化公民社会，压制官僚系统的自主性与理性声音所造成的局面密不可分的。

当着一个巨大的国家完全要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系统的惰怠、无效、责任不清，判断失误几乎就是无法避免。迷信权力万能是共产党文化的一个极其恶劣的组成部分。今天在习近平身上再次得以体现，加之一些毫无自主思考能力的幕僚的论证谋划，他及其中共的某些人指望靠现代的信息技术能弥补传统极权系统所出现的失灵，妄想达成绝对控制社会的结果。可他们只要稍微多一点哲学的深思就会明了：人是无法扮演上帝的，人的认识与权力都是有局限的，生活永远准备着各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意外；任何以为一种技术性的发展会最终控制所有人与事的变量的设想最终都会被证明是疯狂与谬误的。传统帝王梦想的千年帝国，现代极权制度设想的全面性控制，最终都会被生命的动能所冲垮。习的高科技红色极权帝国之梦也终将难逃此命运。

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精英已对其彻底失望，厌恶之感日盛一日的当下，虽然不会是所有的民众都就此觉醒，但因经济的下滑，滑稽可笑到处皆是的对习的个人崇拜，从反腐上所能收取的政治红利已经递减，尤其是此次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起始于精英层的对习的不满将进一步下落至普通大众的层面，一种社会性的普遍的对习的厌恶不满将就此扩展。既没有毛式创立政权的资历，也没有邓开启一个时代的人望，因一种迄今为止无人能公开说清、靠密室交易上台的习近平，从此在权力的舞台上将日显孤独，对固守权力或更加敏感，也许会授意对其个人的崇拜的宣传更加变本加厉，也因此要不断地做出一些试图证明自己英明，但最终又往往可能因无人制约、无人直言而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决定。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某些悲剧性逻辑或将再次上演。

 中共政权的拐点

因中国这种体制领袖与制度的内在连接，对习的不满一定会连带引发对中共管治的一种社会性不满。一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社会对其的信任上的；对政权的信任度越高，该政权的合法性越大。可以预见，因此次疫情，社会对中共的信任度就此将大打折扣，对中共政权的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将弥漫整个社会，即便是体制内部这种不信任感也将是深刻与普遍的。“六四”镇压后那种以释放社会空间，经济自由换来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稳定的内外诸种条件都已不复存在。因制造成本上升，在中国的经营环境的恶化，加之中美贸易战所引发的产业外移的趋势会因此次冠状肺炎更加强化，加速。中国面临严重的企业倒闭、失业潮的威胁。缺乏保障的农民工、农民无法正常返工所带来的生活的困境；中下层因此次疫灾所付出的各种额外的保护、治疗成本，或将造成社会一批重新下坠到贫困阶层的人口。 几十年因经济增长增添的合法性资源因资源分配上的不公正以及随经济的不断下滑带来的资源量的递减将逐渐弱化。“六四”后国家与社会之间那种“你可以发财，但不许问政”的无形契约关系将面临重组。但鉴于中共体制的惯性以及习近平的治国方式，可以想见下一步的最大可能是：因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危机日重，国家继续强化维稳体制，压制社会的各种不满与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权力运作，国家管治的成本进一步大幅上升，由此与社会争夺资源，经济活力弱化，资源进一步减少，进入一个“并发症”频现的恶性循环状态。

至于中共另外一个这些年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获取合法性资源来源的民族主义宣传，将会是其下一步的维系合法性的重点努力所在。官方一定会试图强化民族主义的宣传、以转移、淡化社会的不满。但因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对这种宣传的警惕与反感这种宣传也会面临些两难：继续鼓吹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将招致全世界的敌视，更加深自己在世界上的孤单也不利于缓和经济困境；但如果不继续强化民族主义，中共政权在维系合法性上将更捉襟见肘。此次因武汉新冠状病毒引发的后果，不仅暴露出体制的脆弱，官员与领导人的迟钝、愚蛮，自私与自大，也严重地损伤了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形象，让中国人几十年改革开放积攒下的某些正面形象几乎毁于一旦，或许将使得更多的中国人因愤怒与承受的羞辱感而开始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产生怀疑与批判。

综上所见，中共将面临一个新时代的合法性危机。解决这种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再造合法性。如果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来简略考察一下中共在其建政前的意识形态的话，其中是混杂着“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各种成分的，只是在要构建一个乌托邦的千禧国以及为其实现要不惜代价展开阶级斗争、实行专政等方面，又与孙氏的三民主义有很大的区隔。文革让乌托邦彻底破产，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向某种变调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与民族两维复归，但在政治上依然不改其专政意识的内核，拒绝民主。今天，在经济增长无法再象以往那样提供足够的合法性资源，在强势的民族主义宣传越来越具有法西斯色彩，极易引发内部与外部的灾难性后果的时刻，重新挖掘、启动中共当年那曾经让千百万中国人为之心动，向往的有关民主与自由的承诺，也就是当初许多人为此加入中共、赞同中共的意识形态资源，将是中共再造合法性的不二选择。政治的问题只能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而不能再用经济来敷衍了。非此，却因体制的惯性以及利益集团的制肘、领导人的愚妄以及某些民众的盲从做出另外一种与此相反的逆向选择，强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各种专制控制，那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只会日渐深重，也将因此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危机与灾难。

  中国人的选择

尽管中国这几十年取得经济上的发展，但所有明智的人都清楚，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即便是官方的某些人物与机构，多年来也一再提及：容易的改革已做，艰困的改革远待完成。纳粹德国的强势，前苏联的强大，当年伊朗的发展，当下某些海湾国家的富裕, 历史与现实种种例证都向我们展示：一时的经济增长、国家强盛，个人财富的累积，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更不意味着一种必然的文明创造、复兴。而恰恰是在制度、社会的更新再造，价值与文明的重建上，中国人面临远较于经济的发展更加严峻的挑战。以庸俗马克思主义或是某些现代发展理论包装论述的那种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的线性发展的必然逻辑是不成立的。中国后“六四”时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不平衡发展，为下一步中国的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建构埋下一系列严重的隐患。

正义的缺失，公民权利不得保障，权力的蛮横，遗患子孙的环境破坏，因财富的积累，一些中国人暴发户式的骄狂，从上到下，以金钱为绝对的标准，形成一种自得自大的傲慢等等都已经引发各种政治与社会的严重后果。在海外一些民主法治国家，某些华人、留学生对自己因各种原因所受到的权利上的损失十分敏感，抗议维权，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对故国发生的一切侵犯人权、毁坏正义的现象或出于恐惧、或系于利益不闻不问，习惯性地高呼爱国口号，……久之难免不诱发所在国他人的反感，也影响中国人的形象。笔者许多年前就与友人不断提及担忧可能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排斥厌恶中国人的现象近几年正日现端倪。此次冠状肺炎在世界上的蔓延，或会强化加速这种趋势。

没有一个伟大的文明的产生或复兴能缺乏基本的文明价值的构建。 这次武汉新冠病毒肺炎所暴露出的中国所面临的体制、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是极其深刻的。所有中国人，真正的爱国者，都到了必须进行深切地反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刻：以何种价值重建中国的未来？！继续对权力习惯性的崇拜，不约束、再造权力，允许特权横行——此次疫情中，我们依然看到种种这方面丑恶的现象；还是，象后文革改革开放最初时期那样，向主流文明的价值靠拢，认同人的生命与尊严、人的权利高于一切，在国家主义的认同之上置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超越性的文明价值标准，这将攸关中国人真正的尊严、社会的稳定和平，是关系这个民族的未来，亿万人的幸福与自由的根本。多难从来不会自然地兴邦，端视一个民族能否从灾难中汲取教训与智慧。这场灾难后，不仅许多人的生命与财产、健康遭到损失，精神上需要疗治的创伤也将深远。不过，是否会象许多人担心的那样：这一切很快就会归零，直到下一场灾难再次降临；或是，我们会看到中国人从痛苦中觉醒，对财富、社会、权力的观念重新认定，高扬起爱的旗帜，迎来一个各种伟大宗教、人文精神的复兴与扩展。这一切，都不仅将取决于中国的精英、政治领导人的抉定，也将是取决于每个中国人的历史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