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被出售的未来：负债，当代韭菜的自我修养?

编按：2020年底，豆瓣上的小组“负债者联盟”引起了大众传媒的广泛讨论。三万多豆瓣小组成员，在小组里交流不同信用卡或网贷平台的还款策略、打卡“上岸”进度、讨论应对催收电话的技巧。然而，报道和公众讨论往往更多集中在个人“理性消费”的层面，至多也只是表达对网贷平台泛滥的忧虑，而少有将“信用消费”或债务本身作为资本主义运作方式自有的一环展开讨论。我们要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债务的泥淖，以贷养贷，甚至于信用破产，并不只是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缘故，债务本就是资本主义运作的需要和动力，债务使资本得以将剥削从当下拓展到未来，让劳动者真正一无所有。同时，如同Silvia Fedeirici所指，债务不只是一种经济工具，它也是一种政治武器：“信用消费”使人出售自己尚未创造的劳动价值，从而使人同时在工作场所和政治上都变成更加顺从的劳动者。

文｜木姜子

如果利润是资本主义增长的胡萝卜，债务就是那根大棒。——Streeck，2010

负债，已经变成现代消费的日常。在电子支付普及化之前，申请一张信用卡，至少要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填表、提供收入证明、收信、开通信用卡。现在，网购、外卖、打车，每一个电子消费的场景都有平台提醒你——只要一步，贷款更优惠！花呗、借呗、白条、任性付、放心花……这些信贷平台的名字都在竭力营造一种轻松消费的氛围，再加上“慷慨”的首次消费红包，五元、十元的消费减免就足以引诱一个新用户绑定银行卡，开始计划外的信用消费。

消费社会、负债与生产者

2021年开年，前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语出惊人：“把钱花光，为国争光。爱国主义怎么爱呢？很简单，花钱就是最好的爱国……只要消费能够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在未来它的动力就会源源不断。”

我们似乎进入了“消费社会”，在这里，消费，而不是生产劳动，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更是爱国的表现。

鲍曼认为，对于一个消费社会，“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人在拥有任何具体的角色之前，首先是一个消费者”，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者”身份的弱化与不稳定化。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还是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工作”都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劳动者失去的除了稳定的收入和福利，还有“稳定”的“生产者”的身份，越来越多的人在失业、就业之间辗转，在不同的工作之间挣扎，而“消费”却成了稳定的、永恒的。在这个消费社会里，穷人已经不再是过去认为的无业和失业的人，而是无法按照这个社会共同认可的标准消费的人（flawed consumers）。

在消费主义的社会里，既然“打工人”的未来不可期，那么唯有当下的欲望是真实、可掌握的。欲望，通过不同的媒介被创造出来，附着于具体的消费品上。而这些渴望一旦通过消费被满足，则迅速地消逝，于是一方面“虚假的需求”不断被创造出来，而另一方面，欲望的满足必须是现在、马上，而无法忍受任何的延迟。在这里，人沉溺于五光十色的消费品世界，疲于满足不断涌现的欲望。

然而，认为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生产者”成为“次要身份”的批判者们似乎没有看到（或他们看到而不承认），即使在最为发达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最终支撑大多数人消费的仍然是工资劳动（wage labour），公共开支需要以税收为基础，所有的负债最终需要劳动者的工资来偿还——是生产，而非消费在支持这个消费社会的运转。

与此同时，批判者们在描绘充满了兴奋、诱惑的多巴胺的消费场景和商品世界的时候，忽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消费世界并不是大多数工资劳动者的日常生活，那些被创造的“虚假需求”也许确实构成了这个后现代社会的景观，成为“打工人”寻求暂时解脱的海市蜃楼，然而“现在、 马上”的欲望满足是在钢筋丛林里跋涉偶尔的休憩。大多数的时候，“消费”仍然只是基本需求的满足。这个消费社会的最大问题在于，劳动者必须为这些生存所需的基本消费品——食物、住房、教育、医疗等——付费，而这些基本消费品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原本是有能力通过公共途径提供的。

宣告我们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学者们认为，当工作收入不再稳定，“负债”成为个人在这个以“消费”定义个体的社会里获得完全市民身份的重要途径，而事实上，在商品化和私有化越来越彻底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负债不过是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必要方式。与此同时，由于对负债人还款能力的估计与其借贷的利息往往成反比，越是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而负债，负债者越是需要为债务付出更高的利息（如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s）。

债务资本主义：资本增殖与剥削未来

债务对于资本和劳动者的意义完全不同。

对于资本而言，债务为它撬动远超过自身重量的利润提供了支点，它使得资本在完成当下的循环之前，便可以通过对利润的预期提前进入下一个循环，如此，债务加快了资本的流通，也意味着加快了资本增殖的过程。与此同时，债务让资本家得以利用社会资本，而非他们自己之前通过剥削积累的财富进行投资，使其得以转嫁投资的风险。在这里，投资的决策都来自于获得了资本使用权的资本家，投资获得的利润也最主要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然而，这些投资的决策人和受益人却只对投资造成的损失承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责任，最终承担主要损失的是社会大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机制在各国政府使用国库资金跑步入市拯救大银行的事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在平时，越来越频繁地被各国政府使用的货币政策——如降息、降低准备金率等——亦是推动资本以债务形式利用社会资本（大众存款）进行投资以拉动经济的惯用手法。

对于个人负债者而言，债务在将人变成消费社会合格的消费者之余，更为重要的是将他们，不仅在当下，而且在将来，都变成更加勤勉和顺从的生产者：在债务的鞭策下，“有选择”的消费无法摆脱的背面是“无选择”的工作。面对一个接一个的还款期限，负债者无法承担失去工作收入的风险，因而也不得不忍受任何不合理的劳动条件。负债者联盟的豆瓣网友们，除了讨论应付催收的技巧和生活“节流”的办法，也时常分享“适合”还贷人的工作机会。然而不管是做销售、跑外卖、开滴滴，那些月入过万的收入上限往往需要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来换取，更不要说这些工作往往不与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存在大规模的隐性剥削。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在劳动力市场的去管制（de-regulation），对金融化的放任和助推，公共品的商品化也将大量的劳动者推入债务的泥淖。过去轰轰烈烈的工会运动和工人抗争所争取到的种种社会福利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里遭到大幅度的削减，当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项目——食物、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照顾——都成为商品，需要通过消费获得，工资劳动者对稳定现金收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然而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却越来越零散化，面对疾病、失业或是其他突如其来的意外，负债，几乎成为必然。更糟糕的是，在消费支出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全球而言，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labour income share）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却不断降低（见下图）。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推向负债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需求——当工人的工资越来越少，而生产不能停滞，那么只能提前剥削尚未使用而即将使用的劳动力。

夺回被出售的未来——反借贷

Silvia Federici指出，债务不只是一种经济工具，它也是一种政治武器。公共品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带来的个人/家庭债务不仅使劳动者在劳动场所更加顺从，也使一部分剥削变得更加隐秘：工作场所赤裸裸的剥削当中有一部分被转化到消费的领域，变成“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一方面，就共同面对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建立起来的天然联结在新自由主义非正式化、零散化的冲击之下，变得困难；而另一方面，因消费而负债导致的困境则往往表现为个人化的问题，负债者对“不义之债”的联合反抗难以找到共同的道德基础。负债者联盟小组的讨论常常出现负债者的自责、反省：没有抵挡住消费主义的诱惑、没有对自己的开支有更精明的计算、在不熟悉的领域创业……欠债的原因各种各样，不管在公众讨论里，还是欠债者自己对于欠债经历的复盘里，什么是“不义之债”变成了一个道德的判断，而债务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则被轻巧地藏匿起来。

要夺回被出售的未来，我们开始反抗的第一步可以是反击这种将负债个人化的主流舆论，消费主义文化并不足以解释负债者数量和社会总体消费负债数额在近数十年的几何量级的增长，个人的意志薄弱不应为将打工人普遍推向负债的暴力系统替罪。当所有的日常消费场景都出现不同的网络借贷产品，当消费信贷平台可以向学生、病患、失业者等等当下明显缺乏足够还款能力的人出售高利率的信贷产品，当越来越多的人要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借贷，负债便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此时将负债的责任推给个人，将为了生活必需品而借贷的人钉在“失信人”的耻辱柱上，那么这系统之恶便已经到了明目张胆、有恃无恐的地步，更应引起广泛的批判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