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孔乙己？

2023年3月28日，作家余华在澳门城市大学的讲座上被学生问到了一个本属稀松平常，在当下的中国却无比尖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有媒体认为孔乙己无法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无法脱下长衫？”。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余华磕磕绊绊地分析了小说《孔乙己》的情节，当然这其实并不重要，在场师生也并不是来听他解析这部小说的，余华之所以这么做，大概只是为了给自己能得体地回答问题争取时间，他一边犹疑不决、欲言又止地反复斟酌自己的用词，一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就业困难”，大概是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足够安全的立足点，他从容地举了一些自己身边的例子，最后提出了“让经济马上恢复”的愿望，并坦言自己“只能回答到到此为止”。

      平心而论，余华的回答已经是现阶段言论环境下的尽力而为，作为一个掌握了一丝话语权的公众人物，他当然不能撇清自己为民发声、启蒙大众的社会责任，如果他还认同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所担当，那他就无法置身事外、明哲保身，否则，他又何必去大学里办讲座、谈社会，为广大青年们指点迷津，然而言论环境的险恶，却又无比清晰地将连同余华在内的所有人进行了异化，使他们只能扭曲地戴着脚镣在刀尖上跳舞，小心翼翼地描绘出残酷现状的冰山一角。

      余华并没有从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去批判年轻人，而是对他们报以了足够的同情，他并没有无视自己身边的现实，也不愿意昧着良心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只是身为一个作家，他本身不可能提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即便他有真实有效的建议，他也不可能把真话和盘托出。余华和鲁迅所处的时代也不一样，他不能躲在上海的租界里安全地发表意见，他只能在红线允许的范围内，说几句无伤大雅的有限的真话，他能做到这样其实已经颇为不易。

      而青年学生问出这样的问题也本不足怪，因为他们正处在对权威、长辈、传统产生叛逆心理，对标新立异、不随大流充满自信的阶段，这正是历代青年们应有的独特气象，否则人类社会的进步、创新无从谈起，因此哪怕这个问题已经是经过了足够的修饰，以一种不加冒犯的语气和态度轻轻抛出，其背后的诘问却依然振聋发聩：为什么既要让他们以身穿长衫为傲，又要让他们不以脱下长衫为耻。为什么他们就业困难的现状，要让他们这一代人自己来负起全责？

       然而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中国目前的可笑现状，恰恰是这一代的青年们、学生们所梦寐以求的。历代的青年们都会通过反抗强权、对抗传统来实践他们追求进步的理想，把挑战权威、标新立异作为他们个性张扬的旗帜，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让他们有更自由化的倾向，但是当前的中国青年、学生却恰恰成了强权、传统的积极拥护者，把回归国内的官方价值观当成了一种新的标新立异，新的个性张扬。他们讨厌境外势力，所以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公司纷纷退出了中国市场；他们讨厌资本家，要把资本家们全部挂路灯，因此噤若寒蝉的资本家们都缩减了经营规模，在投资上变得更加保守；粉红们讨厌公知，最后公知们全都闭上了嘴巴，再也没有人和政府唱反调，也没有人传播负能量，最后也再没有人为这些脱不下长衫、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学子们说话了。只有当铁拳砸在这些没有经历过社会残酷的学生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才会如梦方醒，意识到了自己不过是随时可被收割的韭菜、随时可被开采的人矿、随时可被牺牲的代价，沉醉于大国崛起的迷梦并不能给自己换来聊以糊口的工作，也不能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尊严，当他们用孔乙己的长衫自伤自嘲的时候，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还要在他们伤口上撒盐，批评他们不够吃苦耐劳，做不到逆来顺受；而那些连铁拳都砸不醒，依然对强权顶礼膜拜的粉红们，则正是鲁迅笔下“万劫不复的奴才”，他们不仅甘当任人宰割的奴隶，还会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然而这些自甘奴仆的粉红们固然可恨，沉默的大多数也不值得称道，但他们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自我创造，他们这样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癫狂民粹主义、信奉丛林法则的认知，是被媒体的虚假宣传、强力洗脑所合谋塑造的，他们被排外反智、痛恨资本的劣质饲料所喂养，能得到的也必然是排外反智、仇恨资本的认知，这个社会让他们恨什么，他们就恨什么，至于该不该恨，他们其实并没有认知能力去分辨。他们会从接受普世价值退化到坚信丛林法则，归根到底是塑造他们的人所犯下的罪行。

       那些居高临下地唱道德高调的官媒写手们，其实也是权力机构们用纳税人的钱所豢养的爪牙，他们在空调房里敲着键盘闭门造车出来的所谓正能量，不缺对权力机构的谄媚，不缺对美好未来的空想，唯独缺的是对底层民间疾苦的真正体察，字里行间除了高人一等的傲慢，便是何不食肉糜的无知。如果事实真是如余华所说那样是因为经济下行导致了目前的就业困难，那么作为社会观察者的媒体们，难道不正应该去探究经济下行的原因，探讨解决就业困难的方法吗？可惜，我们知道中国的大部分媒体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媒体，而是宣传机器，他们不仅不会对现状追根究底，反而还会对现状粉饰太平，目前这种经济下行和就业困难的现状，这些官媒本身就是最大的帮凶，孔乙己们正是在他们的助纣为虐下被一个个地制造出来的。

        但是，这些助纣为虐的官媒帮凶们依然不是主谋，他们虽然协助制造了孔乙己们，但他们并不是做决定的决策者，他们只是在权力机构的威压下仰人鼻息，混口饭吃，自甘做一个肉喇叭，不在乎弄虚作假、颠倒黑白给自己的良心带来的不安，甚至还要为自己成为帮凶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用丛林法则的尔虞我诈将自己的卑鄙行为合理化。真正制造孔乙己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权力无远弗届的决策者。是决策者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立起来，阻隔了他们之间的友好交流，人为制造他们之间的仇恨；是决策者煽动了对企业家的仇恨，把自己造成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资本，驱策着民众们像嗜血的野兽一样恨不得将资本家们生吞活剥；是决策者编织着大国崛起的信息茧房，让民众们迷信自己的国家可以横行世界、无人敢惹，最后却落得孤立无援、声名狼藉；是决策者制造了经济依然繁荣的假象，让相信政府的民众们被残酷的就业现实所打击。

        是专制制度制造了传统社会的孔乙己的悲剧，把本该具备独立人格的人异化成了工具，让他在看不到希望的赛道上耗尽青春，让他的自尊成了他脱不下去的长衫，变成了专制制度满足统治需要的牺牲品；是权力无远弗届的独裁者，制造了现代社会的孔乙己的悲剧，把本该具备独立人格的人异化成了人矿，让他们在虚幻的大国梦中自我催眠，让他们看不到现实的残酷无情，变成了独裁者的利用对象。要让孔乙己真正从工具和人矿变回一个人，需要的并不仅是让经济马上恢复，而是把无远弗届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民主决策、自由发展和法治建设来主导这个国家的运行，否则即便是恢复了表面的经济繁荣，那也不过是下一代孔乙己们悲剧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