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愛國主義

2020 年 5 月 9 日

2020-05-09 9:57

按：

是5月8日 Zoom 上的一千人的政治哲學講座「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內容精選。主講人可能是當代中最好的幾位自由主義者，錢永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研究員）、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教授）、周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教授），頗有北京大學之前的中國哲學五人談的趣味。四位政治學人上在許多問題上同一，回應也都是類似的關切，總體而言共識多於分歧，所以姑且稱之為「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愛國主義」。

本文目錄：

1 两种思潮/意识形态的张力

2 愛國主義的三重批判

3 愛國主義的本質是「介入」

4 關於「自由愛國主義」的對談

5 當代中國的難題：「愛國主義」的敘述怎麼就被壟斷了？

6 「如何做一個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者？」

7 「不愛國就是不道德？」

8 談普世價值

9 附錄

精選的標準是 I like，不代表任何對學術水平的判斷（實際上今天的許多討論也遠超出學院意義上的「政治哲學」）。由於全文都是引用，文本源自流傳的一份石墨和 Googledoc，所以有特別使用引號，在此說明。文字出序大致依照時間。文中繁體字部分出自本人，絕對無意為講者的言論添加私貨，只為文通字（口語表達時難免會有一些疏忽）。小標題均為本人所加，如果下方內容邏輯不順或質量不佳，過失全在本人過度刪減。

政治哲學永遠是面向公共的哲學，它的生命跟隨時代，運作方式之一是公共討論。

1 两种思潮/意识形态的张力

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当代中国从五四运动至今重要的两个思潮，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发生重要影响。公共讨论和思想界里一般都认为这两种思潮/意识形态是有张力的（i.e. 在以微博典範輿論場上，發表自由主言被典型的「公知」「帶路黨」「美分」，多指控合一便是「不愛國」）。

自由主义的基本想法：首先，一个正当国家的基本责任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其次，主权在民、施行平等選舉的民主政治，才有正當性；第三，相信多元，鼓励大家去实践自由，所以社会肯定是非常多元的，宗教、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多元；最后，个人权利为本，相信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性的价值。

爱国主义的简单定义：本质上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集体认同。爱国主义背后的政治意义是，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面，共享一套身份、传统等等，所以有道德义务去爱我们的国家，甚至应该为了国家这个“大我”而放下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

五四运动的話語同時包含了这两种主义。新文化运动期的的鲁迅非常强调自由主义，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等等，所以可以说五四运动是自由主义的起点。但官方现在的论述是，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进一步被诠释成爱党爱国，自由主义在这种诠释中消失了。（參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評美副國安顧問伯廷根的五四演講）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背景。

2 對愛國主義的三重批判

钱永祥（主讲）：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谈问题，过去习惯于看到听者的反应，现在只能看着机器（i.e. Zoom）。中国所熟悉的爱国主义一直是弱国的爱国主义，因为一直受到外国侵略，积弱不振，民智未开，经济不发达，几乎被瓜分，所以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令人敬佩的爱国意识。今天，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并不担心别人来分裂来割据，而是开始想自己要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过去弱国时的爱国主义，倾向于防御，情绪上倾向于悲情、愤怒、报复，方法上倾向于集体主义。现在中国是强国，爱国主义是否应该更包容？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世代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

为了避免误会，我要简单地说明一下。爱国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政府（government）。绝大多数人会同意，爱国不等于爱政府，而且多数爱国者都会批评政府施政。第二层，是政体（state），爱国也不等于爱政体，比如有很多推翻政体的革命者也是愛國者。第三层，爱国是爱国族、民族（nation），由历史语言文化等等构成，为我们提供了身份的认同，让我们有归属感，愿意为之去牺牲。

对爱国主义的第一种质疑，爱国是偏狭而封闭的心态。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当世界主义者，平等地看待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多数人不会这么问。

对爱国主义的第二种质疑，爱国不够理性，而是偏执。先爱国，再会去了解山川历史等等，而不是相反。任何国家在历史上都有优点，也有血迹和罪恶。

对爱国主义的第三种质疑，是掌握权力的群体建构出来的群体想象（i.e. Anderson 想象的共同體），免不了沙文主义，忽视歧视排斥国内的弱势族群和敌视国外族群。

这三个批评都有道理，但也都能答复。

3 愛國主義的本質是「介入」

爱国者对国家的承诺是以对国家的美好想象为基础的，强烈希望国家能满足这些关于美好的标准。爱国者肯定会以为是国家的主人。爱是主动介入，是投身。爱不是被动归顺。顺民不可能爱国。操心奉献抗争牺牲，都来自于主人意识，而并不需要有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但会促进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可以使爱国者不抛头颅洒热血也能承担国家的命运。

爱国者不会颂扬现状和掌权者，而是追求美好前景。爱一个人，我们接纳其缺点但冀望、敦促、祝福其上进，爱国亦然。

爱是关键的动力，让我们去追求美好的国家，但方向是模糊的。爱如果是盲目的，那么爱国者的责任没有完成。方向错误会造成伤害。悲情、愤怒、复仇等情绪会让爱国的动力走上不正确的方向。

我的论点：爱国主义的前提和目标与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是相呼应的。爱国主义为自由主义提供了情感动力，自由主义为爱国主义提示了伦理边界，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支援的。

4 關於「自由愛國主義」的對談

周保松：钱老师刚刚建构了一个自由爱国主义。我简述其要点：第一，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爱国不等于爱现在的政府或国家现状；第二，爱国反映了主人意识，不是自以为臣民或屁民；第三，爱是一种情感，有理想在后面的，希望国家变得更好、更公正、更值得我们去爱，而不只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有价值在背后的，需要理性去判断的，需要给出理由的；第四，自由主义可以在此为爱国主义提供理论资源，自由平等正义尊重等等，最主要的是，没有人能垄断爱国的论述，因此我们这里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都是爱国的，只是对什么是好国家的判断标准不同。

刘擎（评论）：我和永祥先生的共同点太多。爱国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大概写过四篇文章。最早是2004年的《创伤记忆》，受西方侵略而形成创伤性的记忆，构成了民族认同中的某种硬核部分。后来也思考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融合，写了一篇关于以赛亚柏林的论文《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柏林是犹太人，但也看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虽然曾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防范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柏林调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办法是支持文化民族主义，反对军事民族主义，但困难在于，文化民族主义总是想找到政治的表达。第三篇，在《思想》发文时标题是《在中国怎么思考爱国主义问题》，前两天被很多公众号转发的题目则是《爱国主义何以成为美德》，此文有两个论点，第一，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本能，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太大了，不是本能地爱城市、爱社区、爱邻人，第二，批判型的爱国主义，我们（保松、周濂、永祥）是赤诚相见的诤友，这是出于无保留的爱，我引用了两个资源，一个是哈贝马斯的宪政主义的爱国主义，爱的不是现存的东西，而是一种原则，从中找到归属感，只不过这种归属感是带有自我批判的，允许自我怀疑，批评那种反对怀疑的理念。第二是普林斯顿的维罗里讲了二战时意大利的爱国者，我们爱国家最好的样子，也就是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意大利共产党人说“法西斯夺走了我们的祖国”，反对法西斯就是爱国。

除了同意钱老师的部分之外，我也有自己的困惑：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我们知识分子会强调反思性，区分 state 和 nation，强调 nation 是建构出来的，等等，这是非常智性的事。做这些事的人很难非常爱国。Jonathan Height 认为内群体忠诚（in-group loyalty）是与生俱来的（五种基本情感/价值：关爱、公平，权威、纯洁性，内群体忠诚），这是采用了进化心理学家的研究，他们发现倾向关爱、公平的人多支持民主党，倾向权威、纯洁性的人多支持共和党，而倾向于内群体忠诚的人多会认为任何损害团结的东西都是坏的，“家丑不可外扬”。我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修身养性、唐诗宋词都没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总要介入公共对话吧？一旦介入，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就是难以进入反思性的、批评性的讨论，因为他们的最高价值是内群体忠诚。理性有限度，会有理性走不下去的地方，很多人的第一判断标准是对族群的（近乎）无条件忠诚（家醜不可外揚），我们如何与他们对话？

周保松（回擎）：刘擎说的是，宪政爱国主义和共和爱国主义是有较高的智性要求的，与重视内群体忠诚的人有张力。

周濂（评论）：我的评论有三点，第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做区分，第二，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情感模式/心理基础问题，第三，行动者和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看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张力。

第一，许多人不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也有人区分，乔治奥威尔最著名：民族主义有进攻性，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爱国主义有防御性，甚至只是温和的自爱情感，不希望把自己的方式强加给他人。这个区分可能有实践意义，自由主义者可以以此去争夺爱国主义的话语权，而摒弃民族主义的观点。

第二，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情感模式/心理基础问题。乔舒亚·格林的《道德部落》，大脑有两种加工模式，爱国主义是大脑的自动模式，是情感反应，自由主义则是大脑的手动模式，是理性反思的结果。自动模式的情感反应在时间上是先于理性的，在效果上也远远大于理性。比如我们从小到大的情感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给我们的第二本能：一想毛主席就是伟大，周總理就是敬爱，對岸就是收复，Democracy 就是乱象，美国就是邪恶的、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等等。我女儿的语文练习题，“你家我家他的家，合成一个幸福家”，我试图手动解救，问女儿别人的家和你的家能合起来吗？但这很难对抗成体系化的教育。情感推动理性（Jonathan Height），“理性是情感的奴隸”（休谟）。Jonathan Height区分了五对道德概念，自由主义只关心了其中的三对概念：关心伤害、公平欺骗、自由压迫，保守主义则覆盖了全部的五种，包括圣洁堕落、权威颠覆、忠诚背叛。问题是，我们作为自由主义者需要正面论述后面这三种心理基础吗？还是通过理性论辩去说服对方放弃之？Jonathan Height有点向保守主义者妥协，所以更强调情感教育的重要性，乔舒亚·格林则更强调借助于理性论辩去缓慢艰难地说服对方。从经验上来讲，道德推理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成年人是因为道德推理来改变重大立场的，而情感教育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

第三，行动者和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看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张力。我们常常采用的应然规范的角度（比如“什么是好的国家/好的爱国主义”）是不偏不倚的二阶反思的观察者视角，而不是有偏私的一阶的行动者视角。归因理论认为，行动者倾向于外部归因，比如“天亡我也非战之过”，推诿责任，观察者倾向于内部归因，“都是你的错”，强加责任。新冠的责任的一系列争论亦然，知识分子采取观察者的视角，网民则自觉地把自己等同为行动者。视角不同，所以南辕北辙。

5 當代中國的困難：「愛國主義」的敘述怎麼就被壟斷了？

周濂：我的两个经验观察。

第一，“无条件的爱就是包容对方的一切”，当他/她/它展现弱点时正是考验你的爱/忠诚的绝佳时机，很多国家主义者就是利用这个论点，我们如何回应之。第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饭圈文化、偶像养成，是爱国文化在今天出现的新现象，美帝主义类比为校园霸凌者，阿中哥哥就是我们要包容的对象，我们要与他一起成长，我们如何与之对话也是一个新的难题。

罗尔斯对美国社会进行道德推理时的“暂时的确定之点”是：宗教不宽容和种族歧视是不公正的。而我们中国的“暂时的确定之点”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进行道德推理的共识或起点在哪里？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我提一个冒险的想法，可能是爱国。爱国是我们必须吸纳进来的正面价值，因此必须首先严格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才会在公共论辩中有一席之地而不会被对方带偏。

周保松：反对方方的人动不动就是「你不爱国」。为什么他们就能垄断爱国的表述呢？今天我们讨论的本身就是对现状的改变和回应。愛國主義作為一套理論話語，怎麼就被有些人壟斷了（你那種不是愛國，我這種才是）呢？

钱永祥：我对台湾的观感亦如此，虽然仍然批评之，但过去三四十年的所谓民主化历程对社会的整体论述、共享价值、论辩方式、（与不喜欢的人的）相处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我在台湾的意见是属于非常少数的，我对祖国大陆的关切在多数台湾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但台湾这个社会允许我说出来，这不是台湾比较高明，而是从1980年代民主化开始的社会的集体学习过程，充满了冲突、论辩、撕裂，当时看是负面的，现在看，是不打不相识，学习如何与自己不同的人生活，而在中国大陆，这个机会一直被浪费了，过去几十年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但没有积累下来成为社会的共同资产，所谓的共同接受的道德前提或起点或罗尔斯所谓的社会的公共文化。我们在台湾现在是，谈不下去就不谈，90件事情可以共享，10件事情不可以共享那就不谈吧，不会认为你是卖国贼或者一无所知的蠢人，我可以和不反思的人在一起共同生活，我不会因为反思而更有优越感，他们也不会因为（我反思他们不反思）而攻击我。

奥威尔的意见不错，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没有搔到痒处，过于干练和简单了。我认为民族主义更强调历史、文化、族裔、共同经验，是比较实质性的，追求实质的共通性，而爱国主义倾向于更政治性、理念性的一面，是对国家变得更好的强烈愿望。想象的共同体确实是建构性的，而爱国主义不必追求共同的东西，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国就行了，走自己的路。

6 「如何做一個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者？」

Q：两个聊天室的留言都有现实的无力感，都说现在大陆的情况越来越差，爱国主义的论述中，自由主义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比如批评方方的人就拿着爱国主义之名，来行伤害国家之實。有很多人问，我们如何才能做一个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几乎每个讲座都会有年轻人来问，老师讲的很理想，但现实很残酷。

刘擎：我在听钱老师回应的时候一直在点头，我觉得钱老师还是一个生活在台湾社会的。

周濂：首先回应保松，我不沮丧，只是有点困惑，我还是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写作、上课、参与公共讨论，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面对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是非常扭曲的，所以我首先会强调我们不能首先从应然的角度去谈理想，而是立足于现实，甚至是站在泥潭里面，然后再想怎么把腿拔出来。现在是是非黑白颠倒的一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偏爱、死忠、愚孝才是真正的爱、忠、孝，而以理性、客观、中正为耻。……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可能是一致的，但我不知道自由主义怎么吸纳爱国主义，在大陆的网络上，你没有平台去说这样的话。

刘擎：濂兄说困惑，我确实是有沮丧的。但我也有一个乐观的前景，因为有的时候不是靠说理，而是靠事实的遭遇，一个好的东西一定会在历史的某一刻展现出优越性。永祥兄讲愤懑的 bitter 情绪一定要长大，否则会把国家带向灾难，比如德国从一战后被欺压到全民想要报复。我们民族有更丰富的历史叙述，除了西方列强侵略之外，我们不是改变列强的结构，而是要成为列强之一，比如还在说“落后就要挨打”，丹麦弱于德国但不会挨打，加拿大弱于美国但不会挨打，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脱节于时代的。但即使遭遇到事实，仍然需要很多人去阐发其意义。比如上世紀那十年風波到了至暗时刻，然后才有可能有八十年代的阐发。这也不是历史宿命论，但好东西总是有显现的机会的，这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信心，这和我对社主的信心是一样的。我现在有点失去了周濂兄的后浪的朝气蓬勃的气息，我现在有时有点颓唐回避，这是我需要反思改变的。

钱永祥：我听了刘擎和周濂的发言我心里也蛮沉重的，因为我每天看微信朋友圈也和大陆朋友有沟通，我知道大陆确实有很多超现实的荒唐观点、言论，用理性的方式去回应一定是非常辛苦的。回到台湾的情况，台湾从来没有像中国现在的情况那么艰难。台湾的威权时代相对而言轻松多了，比如从我高中开始，我接触到殷海光、李敖的著作，足球现代化、追求自由民主的著作，都可以成为我的成长资源，不会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指鹿为马，不听话就挨打，这种困境我真的没有经历过。

但我们比较熟悉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尤其是殷海光先生，是边用边学的，不是有什么很强大的理论资源的。但胡适、殷海光都是自觉的爱国主义者，胡适常常流露出爱国之情，殷海光先生更是心里有火的人。我希望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只是相互支援的，我希望自由主义者要有热情，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如果我们只是关注自由主义的价值，我们找一个更接近于自由主义理想社会的地方去生活就行了，但我们并没有走。今天我们谈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学院派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性的问题。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也许不是结合，但怎么样能够相辅相成，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从2000年左右我觉得中国开始变成大国了，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警惕不要成为走上军国主义亡国之灾道路的日本德国，现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不敢往下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存在性问题。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像我们这样强烈的感受？为什么经历了新冠这么大的灾难之后，国内得出的检讨、反思和心得却是这样奇奇怪怪的方向，比如批判方方的批判？

7 「不愛國就是不道德？」

有人问，一个自由主义者宣称自己不爱国会陷入道德困境吗？或者，不爱国就是不道德吗？更理论性的问题是，既然自由主义的情感可以来自于宪政主义、共和主义，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爱国主义呢（這個問題真好 555）？最后一个问题也类似，爱国者对政治的关注、要求自由民主、批判意识，在逻辑上并不要求爱国也可以存在，只要追求更好生活就行，而爱国主义在实践上又往往有害，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爱国主义呢？（重複，這組問題真的太好了 555，但是幾位老師都沒太有準備，沒太回應到）

刘擎：當然可以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者。另一边，也可以有乡镇主义者、部落主义者，未必有国家那么大。……

周濂：一个自由主义者宣称自己不爱国会陷入道德困境吗？不會。不爱国就是不道德吗？不是。

钱永祥：在理论上是可以切断的，但这种理路真的是非常奇怪。其实政治哲学不是纯粹理论的工作，而是 advocacy，我们希望自由主义被更多的人接受。是一个集体事业，需要不同的人来做，所以爱国主义对自由主义不是多余的。做一个不爱国的自由主义者当然可以，但这至少是一种在情感上很奇怪的状态。我希望和中国大陆的朋友联结。我觉得台湾即使有少数人认同五星红旗，也仍然应该接纳他们，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而这需要爱国主义情感。（錢老師曾言：台灣容不下一面五星旗，是台灣幾十年民主化的失敗）

8 談普世價值

劉擎：雖然現代性的社會說我們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但實際上没有一个文化是孤立的，尤其是在近代以来。文化如果不高於個人，就根本不能发展。普世价值和特殊价值的争论不是一个有效的争论。不要問這個文化「是誰的」，而是問問自己內心，「你需不需要它」。比如我们可以简单地问——你相不相信「人应该被有尊严地对待」？我们现在的社会心态很奇怪，它既不是儒家的，儒家最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意思是你作為「人」本身本當如此；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世界主義而非民族主義。我们现在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碰到一種文化首先强调内外有别，首先不是問「我們需不需要它」，而是問「你這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这是一种病态。

钱永祥：只要是有重大的灾难，民族主义宣传和国家之间的冲突都会变得更加激烈。我希望能获得的结论是，爱国主义需要自由主义提供伦理规范，自由主义需要爱国主义提供情感动力。可能不太有说服力，但这是一桩集体的事业（collective enterprise），不是知识分子能单独完成的，需要各阶层的人来完成。自由主义者自己和民众脱离，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胡适曾说，很多人认为西洋文明是出世的，不对，西方文明是入世的。中国现在是发展起来了，人们在基本温饱健康问题解决之后，会开始思考生活应该怎么过，我们不能把思考资源的管道完全让给官方和社会上的有各种情绪的人。我们可以担任知识分子，可以在学校、媒体、公共讨论中有一个角色，就非常棒了。

这个社会一定会有进步的，我还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