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 吊灯上的蟒蛇|林培瑞
野兽按：2002年林培瑞在《纽约书评》发表了《吊灯上的蟒蛇》（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一文。他把中共的审查制度描述为一条蜷伏在头顶上的蟒蛇，蟒蛇不需要动，它这样一直沉默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看着办”！于是每个人在蟒蛇的阴影下都会自动做出或大或小的调整。
林培瑞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因编写“六四事件真相” （Tiananmen Papers） 被中共列入黑名单。林培瑞自从1996年以来就没有获得过前往中国的签证。
林培瑞（英文名：英语：Eugene Perry Link, Jr.，音译小尤金·培瑞·林克；1944年－），生于纽约州，汉学家。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1966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1969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76年获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博士（博士论文题为：《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Traditional style popular fiction in Shanghai , 1910~1930 ））。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英文、中文、法文、日文。
林培瑞是美国汉学家中与中国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位“中国通”之一。1972年，在有着“乒乓外交”之称的中国大陆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时，林担任中文翻译，不久，他到中国大陆访问一个月，据他本人讲，这一个月的消费只有550美元。1970年代末，重返中国并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结识刘宾雁等作家。1989年 “六四”期间，林培瑞担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大陆办事处主任。六月五日凌晨，他把方励之夫妇带入美国大使馆。他们二人一直住在里面，大约半年后经过日本促谈，在美国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政府允许他们赴美。他是《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的编辑之一。
林培瑞将零八宪章译成英文，西方媒体于2009年1月刊出[。
时年74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专程从他客座任教一年的德国海德堡大学飞来台北，参加2019年5月18到20日举办的六四30周年研讨会。林培瑞说 ：六四事件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的学者方励之写了一篇关于“中共的遗忘术”的文章，预言六四大屠杀将被遗忘。林培瑞还记得，当时他看到文稿时瞠目结舌，并不认同。但现在看来，方励之不幸而言中。
林培瑞说他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时，有父母都是中共干部的中国留学生，态度认真地问他一些缺乏基本常识的怪问题，像是：“六四到底是老百姓杀军队，还是军队杀老百姓？”
在中共的遗忘术下，林培瑞认为最可惜的是年轻人，他们在学校学不到真实的六四，家人也基于保护不愿意多谈；但他认为，当年轻人接触到六四真相，还是有可能相信的。举行有关六四的讨论，就是拒绝遗忘的行动。
林培瑞说，“中共并没有忘记六四”，否则不会每年纪念日前夕就派那么多便衣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中共也依然害怕六四真相传播，否则已经82岁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需要连上街买菜都有便衣跟着。
林培瑞认为，中国每年的维稳费用比军费还高，正说明了中共政权的脆弱性；针对官方近年高喊“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说：“任何一个人或政府要站出来说：我有自信，恰好说明了他没有自信。”
林培瑞与许多中国异议人士都有交往。他最轰动的事迹之一，当数1989年6月6日，那时他是美国科学院下“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他带着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及其妻子李淑娴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他们在美国大使馆滞留13个月后，流亡美国，方励之2012年去世。
1996年，林培瑞在中国的机场被遣返，从此他知道自己被中国政府拒于门外。虽然当局始终没有给他一个不准入境理由，但他相信，和当年帮助方励之夫妇应该有关系。
对于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林培瑞显得很豁达，因为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说真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嘛，我们已经被惩罚，就完全自由了”。
2015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微信上推送过这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被404了，当时也没在意。以为到时候再用谷歌找回来就是了。但今天想起了这篇文章，谷歌结果，是很难再找到中译本，在这里备份一下，也方便后来者找到。
林培瑞：吊灯上的蟒蛇（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在中國的毛澤東時代，你可能會因為同你的鄰居談論貓而被逮捕並受到迫害。中國話的「貓」（mao，平聲）與偉大領袖的姓「毛」（mao，二聲）發音相近，偷聽者將兩個音聽混了，認定你是大不敬，從而向警察告密，這可能會毀掉你的一生。今天這樣的事不會發生了。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間，對於普通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來說，中國政府的重要性大大減弱了。民間生活的領城擴大，非正式的話語比以前自由多了。儘管在報紙上仍沒有諷刺性的政治漫畫，但大量充滿辛辣嘲諷的笑話和順口溜通過口頭傳播途徑流傳全國。其中有一些是直接挖苦共產黨的（如：「不反腐敗亡國，反腐敗亡黨」）。另一些則指名道姓地譏諷江澤民、李鵬和其它高層領導人。
然而壓制在中國依然是嚴重的問題，並且壓制的範圍和方法仍很難被西方人理解。要想了解它，人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像過去一樣，首要的任務不是經濟發展、社會公平、中國的國際地位或其它的為了全民的目標，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權力。因此，它繼續禁止對它的公開反對之聲，繼續鎮壓在需要時它不能控制或不容易控制的任何組織。氣功的命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八十年代，共產黨將氣功作為中國的國粹和民族驕傲的象徵給與鼓勵，中國政府甚至建立了一個全國氣功協會，將它納入它本身的官僚機構中。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當一些氣功大師（法輪功的李洪志並不是其中的第一個）決定在共產黨的控制之外建立自己的組織時，本是中國國粹的氣功一夜間成為「邪教」，並成了殘酷鎮壓的對象。中國民主黨的創建者們（如今他們都在監獄裏），也是這一規則的犧牲品。他們的罪狀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組織名稱中有「民主」兩字（中國長期以來已有八個民主黨派，都附屬於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的罪狀是宣稱他們的組織是獨立的。
對知識產品的審查也基本上是同樣的模式。如今，幾乎甚麼都可以在私下說,這一點比毛的時代是大大進步了。同時，因為學術刊物的發行量很小，同其它的公開媒介相比，學術刊物被給予了更多的言論自由。只要學者們不與最高領導層對抗，他們就可以在學術刊物中相當多地按自己的想法發表意見。而且，同80年代相比，近年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所寫的東西更討黨的領導層的喜歡了。
但是，當一個知識份子真正想公開地表達一個在政治上有敏感性的觀點時，他則要冒一定的風險。與過去一樣，冒險不僅僅只是一種個人勇氣的問題（儘管勇氣是十分重要的），找到盟友或支持者來分擔風險也很重要，採用間接的方法，如假名、中間人或隱喻的表達方式也能有效地降低風險。甚至連那些地位較高的人，如「中國六四真相」的資助者，都選擇一種間接的方式面對公開場合。
儘管同鄧小平時代相比，在江澤民時代，壓制的範圍趨於縮小，但它的主要的方式並沒多大改變。這些方式具有中國特色，與其它國家（比如前蘇聯）的作法不同。前蘇聯定期出版手冊，在上面列舉出那些觸犯了禁忌的詞語。它還成立了一個龐大的機構來負責審查工作。中國從未有過同樣的機構或手冊。中國共產黨丟棄了這些呆板的方式，而喜歡採用一種主要依賴自我審查的心理控制系統。所謂的風險(如離規則多遠，說到甚麼程度，同誰站在一起，等等)都是由每個作者和編輯來判斷的，而且在每個人的意識里或下意識里起作用。當然，有形的懲罰還是存在的。如果你冒險過分，你可能丟掉你的工作，可能進監獄，甚至於在腦後挨上一槍；如果你住在海外，你可能會被迫同你的家人和你的故鄉斷絕聯繫。
但是，一般說來，審查並不直接導致以上這些事情的發生，它導致的是一種會發生這些事情的恐懼感。我所說的恐懼感，並不是指一種明明白白的、時有所現的、驚惶失措的感覺，我是指當人們同中國審查制度打交道時，早已習慣的一種隱晦的、深深的忌諱，而這種忌諱已經和他們的思想融為一體。然而，這種恐懼感的控制力量有時候還是令人吃驚的。
局外人很難理解這種審查制度的模糊性。舉例說，去年兩位社會學家，高瞻和李少民，一個是合法美國居民，一個是美國公民，到中國去作學術訪問時被捕，被指控為間諜，因收集內部文件而被判刑。然而具體的細節並不清楚。他們到底作了甚麼？他們跨越了哪幾條界線？政府怎樣定義間諜罪？為甚麼這兩個人因為收集內部材料（內部材料有很多種，有一些可以在書店裏公開買到）而被捕，而許多其它的國內外學者在作同樣的事情時卻安然無恙？
在高瞻和李少民的事件中，對這些問題卻找不到明確答案。但這種模糊的指控並非今天才有。這種模糊是有目的性的，並且幾十年以來成為中共審查制度的基本工具。對審查者來說，模糊具有以下四種長處：
1．一個模糊的指控可以恐嚇更多的人。如果我像高瞻一樣，是個在美國工作的中國學者。當我不知道她為甚麼被捕時，被捕的原因就可能是她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我做的事情也可能有同樣的問題；因此我開始撤退，（其結果是：許多人會檢查他們自身的行為）。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當我知道高瞻到底是因為甚麼而被捕的，我就可能會很肯定我的工作是沒事的，或者，如果有甚麼問題，可以立即解決。（結果是：只有很少的人退縮不前了）。透明是審查制度用來針對某些個別的行為時才使用的。當審查制度想恐嚇許多人時，模糊更有用得多。
2．一個模糊的指控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其它許多活動。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我就會在方方面面對國家的禁令多加注意。這個機制在自50年代以來中國的歷次文藝和社會運動中都使用過。誰能，或者可能，說清楚「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其它意識形態領域的負面詞語的真正含義？（長頭髮是「精神污染」嗎？多長的頭髮才是「精神污染」？為甚麼一些人因留長髮在80年代受到懲處，而另一些人的頭髮和他們一樣長卻沒事？等等）。對關鍵詞語的定義故意地含混不清，只有負面含義才是不可置疑的。為了安全起見，人們必須在各個方面小心翼翼，甚至自己成為審視自己行為的警察。
3．一個模糊的指控可以在逼供中儘可能多地有所收穫。當李少民被捕時，他向抓他的人詢問被捕的原因，回答是：「你自己明白。」。李少民必須在「招供」中「態度誠懇」而獲得「從寬處理」。這是個標準的詞語遊戲。警察總是例行公事地說，他們已經掌握了關於你的罪行的詳盡的信息，審訊你的目的不是獲得信息，而是通過你在口供方面的表現考驗你的誠意。實際上，這通常是個謊言。實際的目的是榨取新的信息，用來針對你或他人。透明的指控明顯地會破壞這個審訊策略。
4．模糊的指控能允許掌權者濫用職權。獨斷專行的領導喜歡掩飾他們行為的真正原因。在中國這樣的文化中，領導的面子代表了他的德行，而德行則是政治前途的基礎。因此一個人將自身的行為粉飾的既合法又合乎道德，是十分重要的。當領導的道德敗壞時，這種粉飾的需要就增加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模糊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法律對這些領導就非常有用。比如說，「禁止搜集內部文件」這個規定固然存在；但同時，有些內部文件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而且，有許多人搜集這類文件。這種情況就允許掌權者用書面規定逮捕高瞻、或李少民、或其它任何人，鬼才知道甚麼原因，同時用一種準備好的，冠冕堂皇的藉口掩飾他的濫用職權。中國憲法本身也帶有明顯的彈性。憲法裏說公民具有言論、集會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憲法的導言中規定了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神聖不可侵犯。在這個矛盾的兩極間有着巨大的空間，使得領導者很容易濫用職權並使之合法化。（隨便提一句，這兩個端點都不能準確描述中國的現實情況。）
但是，北京對海外學者的管制，最觸目驚心的，並不是眾所周知的高瞻、李少民、吳建民、徐澤榮等著名的例子。管制的影響遠比這些個別的事件更為嚴厲。大量的被管制情況從未被披露。康正果在「紐約書評」中寫道，「成百上千」的中國人在回國後被叫去談話，在談話中警察用不同方式警告、威脅他們（「你還想再回中國嗎」？「你希望你的親朋好友都過得好嗎」？）。警察也特別警告這些人回到西方後對這類威脅隻字不要提。（「不要隨便開口」；「要維護國家安全的正面形象」等等）。我無法證實康的「成百上千」的「回國談話」的估計是否準確，但我已經注意到，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近年來已有十來個這樣的故事。
舉個例子來說，我認識一個女性，是一個知名的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家。她生活在西方，最近用假名回中國探視她生病的母親。（使用假名回國在持不同政見者中是很常見的）。當她回到家鄉後，警察知道她是誰，也讓她心裏明白他們已知道她是誰。在她的「回國談話」中，雙方都假惺惺地玩著一種語言遊戲。在一起喝茶和吃點心的同時，威脅警告被傳遞給這位婦女，但雙方卻都假裝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社交活動。回到西方後，她還要遵守某些規距，其中一個就是不能透露她曾受到威脅。
除了一部份中國人直接受到這種威脅外，更多的人是間接地感受到這種脅迫。因為有一些人被威脅要遭到流放或讓親屬遭殃，更多的其它人聽到這樣的故事後就會相應地審查自己的行為。2001年夏天，在高瞻和李少民被捕後，取消去中國做研究訪問的海外中國學者的總數大概達到了高潮。在一所著名大學中，一個年輕教授取消了去中國做研究的計劃，儘管她所做的是關於唐朝（公元18－907）的研究。她並不是認為她的研究課題本身會有麻煩，而是因為她不知道甚麼樣的行為才是會引起麻煩的。會不會因為你是某人的朋友？會不會是因為你的訪問路線？在這樣的事例中，活生生的直接的恐懼感並不多見。審查自己只是一種較理性的措施。隨著時間的推移，威脅和禁錮變得正常，甚至變得自然而然了。大部份中國人在政治的道路上行走，不太過問路上的一切大石和深溝，只是繞過這些阻礙，儘量減少麻煩。相比之下，持不同政見者在提出問題來，或者說點原則道理時，很容易讓別人覺得他有點傻，甚至他自己討麻煩，活該吃虧。
外國漢學家也受到影響。例如，在1999 年，法輪功事件發生以後，一家重要美國新聞機構邀請一個在這個領域的著名學者做一次電視訪談。這個學者是個美國白人。他拒絕了這個邀請。他不想公開討論一個敏感政治話題，怕失去進入中國做實地調查的機會。他知道那些不討中國官方喜歡的外國人可能會遭到拒發籤證的處罰。即使被允許進入中國，也會在進行訪問和查看資料時受到拒絕。他並沒有受到特定的威脅，但他完全自願地選擇屈從於影響海外中國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則。（無論是不是中國人，一般不會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直接威脅。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些美國人因參與了寫作、整理《中國六四真相》的工作都被中國領館拒簽。他們中的一個人詢問被拒絕的原因，他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國官員的信。信中說，他無法幫忙，因他「無法向有關部門保證你會因參與《中國六四真相》一書而作出適當的道歉，從而獲得你的簽證。」在這個事件中，具體目的顯然是要抹黑一本當局討厭的書。）
我們很難把握和判斷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概率，以及自我審查會有怎樣的結果。對那些研究中國政治問題的學者而言，問題就更加突出和複雜。因為他們需要同中國官方保持聯繫。自我審查的效果很難掌握，不光因為人們不願意提及（沒有學者願意承認搞自我審查），也因為主要作用都是心理上的，有時是非常微妙的。關鍵的作用發生在人腦的深處，甚至學者本身也可能沒意識到它的發生。
我說這些不是想毀譽我的同行們。多年來，我在我自己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現象。對於一個漢學家來說，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國政府宣稱的「基本原則」相對立，莫名其妙地總要產生一種很強硬的心理障礙。北京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當代問題的漢學家中，「台灣獨立」這個詞本身就都會引起很多負面的含義。同樣地，討論人權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觸及中國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跟海外的中國人一樣，那些長期以來牢牢謹記這些禁忌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最終自然地接受了它們。違犯這些禁條不光會顯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但是這些禁錮起初並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黨」性很強的。
總而言之，近年來中國政府的審查機構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噴火的巨龍，而是更像屋子中間的大枝形吊燈里趴着的一條巨蟒。一般情況下，這條巨蛇靜靜不動。它不必動。它覺得沒有必要去明確它的禁條。它默默地傳遞的意思是：「你自己決定吧」。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說來，每個生活在巨蟒陰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當「自然」地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了調整。前蘇聯推行斯大林的「靈魂工程」的設想。而在實踐中，前蘇聯的做法遠不如中國共產黨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
多年來，這種威嚇只是針對中國公民。但現在已經波及海外。隨著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不斷增多（中國加入WTO後會更加增多），其它國家應該關注這個現象。在中國和其它國家更需要互相傳遞可靠的信息的時候，審查和自我審查起甚麼樣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我並不認為中國的審查制度是唯一的問題，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很少西方人學漢語的問題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因素。今天學英語的中國人與學中文的美國人的比例是幾千比一）。但不管有多少別的因素，中國的審查制度的角色無疑是有害的。它歪曲了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也歪曲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
紐約的世貿中心被摧毀後，一些中國人（主要是年輕的，受過教育的男性）在互聯網上叫好，對著燃燒的高樓歡呼。隨後，二十名中國學者發表了一份聲明，在聲明中譴責了這種反應，並試圖解釋這種反應的原因。他們十分注意地遣詞用句，寫道，「（造成這種行為的原因）是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某些新聞傳播和教育觀念的誤導」。他們是指鄧小平政權在九十年代初為了挽回因天安門事件而崩潰的聲望，大力推行民族主義，並開始將美國形容為狂妄自大的霸主。媒體聲稱是美國挫敗了中國申辦奧運會的希望，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干涉中國的內政，是美國企圖「壓制」一個正在升起的中國等等。這些渲染性很明顯的報導不一定代表作者個人的實際認識。炮製和傳播這些描述的中國記者們也生活在吊燈里的巨蟒之下。他們或許同意、或許不同意自己所寫的東西，也或許是根本沒有仔細考慮過自己的報導是否代表自己的真正認識。他們的報導並不是那些中國年輕人對世貿中心摧毀後歡呼的唯一因素。但是，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從另一方面，就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來說，中共的審查制度帶來的影響不容易衡量，但可能還更深遠。學術界受的影響比新聞界大。當一個美籍華裔學者取消了對中國的考查訪問，從而自己對中國的社會或者經濟的研究，乃至中國的唐代的研究，受到限制，從近期或長期來講，損失有多大？當某些問題被迴避了，或者不能公正坦白地寫出來，西方公眾得到的信息會受到多麼大的損失？全國較權威的教授決定不要上電腦把他的學問分享給大眾，公眾只能從其它渠道聽取並不準確的答案，損失到底有多大？
同樣的問題也影響國際商業事務。學者、記者和海外中國人受到要切斷他們與中國聯繫的威脅。對商界來講，最大的威脅就是被排除在中國的巨大的潛在市場之外（對於這個市場，從19世紀以來，西方就懷著很大的希望，雖然這些希望一直沒實現，到今天國際商界並不灰心，繼續感到吸引力。對商業的威脅，比對學者的威脅還更有效，而且更隱秘。
例如，李少民在中國被捕後，普林斯頓大學（李在那裏於1988年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的教師們敦促校長給中國政府寫信，要求公正對待李少民，校長照辦了。與此同時，一些李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他博士畢業後在那裏工作了七年）的前同事，請求他們的公司也加入敦促釋放李的行動中。這些同事從公司的公關部門收到了簡短的回覆：「我們感謝您對本事件的關注，但我們認為本公司積極地參與此事，是不合適的。」
這種屈服於北京的反映是很常見的。去年，一個頂尖國際投資公司的分析家發表了一份對中國石化總公司的財務報告。該公司是隸屬於中國政府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現在在紐約的證券市場上市。中國官員發現這份報告相當負面，因而要求道歉。兩名這家投資公司的執行總裁以及該報告的作者只好不情願地去北京致歉。那麼，下一次，這個分析家還能寫他所看見的真實情況嗎？
章家敦，曾任著名的美國律師事務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的律師，多年來致力於將美國的企業介紹到中國。章漸漸習慣了一個較明顯的雙重標準，即，西方人私下談論中描述的中國經濟是一個樣子（充滿了腐敗、壞賬、三角債、官僚作風，法律無法執行，工人不滿，甚至示威的現象很多，比外面所知道的多多了。），但同是這些人，在公開的報告中寫的中國經濟就是另一個樣子了（語言是是溫和的，信息性不強，而且通常是比較樂觀的）。1999年底，章終斷了自己的律師職業，寫了一本書，書名為《即將崩潰的中國》。在這本書中，他引人注目地對那些關於中國前景繁榮的樂觀預言提出了反駁，同時公然蔑視了不能在公開場合坦白地進行討論的禁忌。章已經決定從法律界引退，這可能也是無奈的；章說：我不能再在一個大事務所做事了，因為我是個有爭議的人物。……我認識許多律師，都是優秀而正直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拒絕批評政府，除非是在私下的談話中。我知道他們現在不會聘用我了，我也不想將他們置於不得不說「不」的地步。
這段話能夠說明吊燈里的巨蟒倒底能夠放出多少能量來了。它不僅使學者們放低姿態，商人們不敢放言，律師們小心翼翼，甚至於連章家敦這種願意揭露真相的知情人都能「理解」。對於那些正在避開問題的人，他敬而遠之，免得給他們帶來麻煩。林培瑞亦然。為甚麼我在上面的文章中沒有點名說我那些取消去中國訪問的學者朋友們是誰？沒有透露那位拒絕在美國夜間新聞上露面的朋友是誰？沒有說那位為了能繼續回家而不敢說出真相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名字？巨蟒通過我的朋友們來到我面前，我投降了。這一切是如此微妙，掩飾著人在蟒下的那種提心弔膽的感覺。有時候有人真是很高度地緊張。至少會有一個朋友，因為我在本文中提到了他而會大不以為然，儘管是以匿名的方式提。（我自己倒不認為這種提及是對他有害的，否則我不會這樣做）。在那個投資公司迫使它的分析家去北京道歉的事件中，我隱去了當事人的姓名，是因為我不願意引起法律上的糾紛，即使我對事實毫無疑義。巨蟒置身於法律之外，它卻能夠駕馭法律去針對他人。由此可見，巨蟒的力量甚至能延伸到此時此刻，意即限制鄙人與您，親愛的讀者，之間的勾通。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文學教授】
1999年，当刘晓波从大连的劳教所走出来的时候，他已脱胎换骨成为中国许多年来出现的最深刻和博学的思想家之一。他以最广阔的视野观察人类生活，运用最高的原则加以论述。他的洞若观火般的智性，令他注意到他人习而不察的现象。他似乎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中的任何话题都感兴趣，即便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也可以冷静分析。这样的冷静大多出自一个惯于独处的人，比如一位隐逸的诗人或者象牙塔中的学者，但是刘晓波却是一位活动家。他仿佛无视肆虐、危险和坐牢，再三去他想要去的地方，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把他所见、所闻、所阅读的对象，通过内心消化，留下了精神记录。
这对读者来说是幸运的，刘晓波总是无畏地写作。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写作者，包括那些最好的，他们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脑后总是会有政治上的顾忌和阴影。如何表达？触碰什么话题？如何才能曲折隐晦地把话说出来？刘晓波没有这样的问题。他的写作直截了当。读者能够直接读到他想要表达的。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当毛泽东发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励青少年造他们老师和父母的反、揪出“牛鬼蛇神”、“闹革命”的时候，刘晓波才11岁。三年后的1969年，刘家被贬斥到内蒙古。回头看这段历史，刘晓波却认为这样的变化对他是有好处的。失学“让我自由”，他后来写道。没有老师告诉他政府要求他读什么书，他开始自己思考问题。他对此乐在其中。毛本来想把小孩子变成“红小兵”，可是却不期然地造成了相反的后果：他制造了像刘晓波这样的自由思想者。
这段经历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刘晓波坚定的独立意识，这也可能出于他的天性。假如有直率的基因，刘晓波很可能就有。八十年代，刘晓波作为大学青年教师、在职博士生，批评几乎所有当代中国当红作家成为著名的“黑马”：文学巨星王蒙政治上投机取巧；像韩少功那样的“寻根”作家把眼光朝向过去；甚至像刘宾雁那样替大众说话的作家，也太轻易寄希望于像胡耀邦这样的“自由派”党的领导人。没人称得上足够独立。“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作家的问题”，刘晓波1986年写道：“他们不能创造性地写作——他们没有这能力——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
他把直言不讳的风格带到国外。1988年他驻留奥斯陆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欧洲很多的汉学家不会说中文，而且幼稚到将中国政府的声明照单全收：“98%是废物”，他观察道。离开奥斯陆他又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试图告诉他如何作为“次等他者”来感受周围环境，这让他很不爽：难道不是应该由他本人来告诉那些人他的感受吗？
1989年的春天，先是在纽约然后在北京的两段经历，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和人生。那时候他刚刚完成一部书——《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在书中试图借助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自省。但是在访问西方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书并非切题。像能源危机、环境保护、核武器以及他称之为“纵欲和商业化”等属于人类的问题，不分东方或西方。此外，参观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后他突然有了觉醒：没有人能够解决“个体不完整”的精神问题。甚至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尽管他的小说丰富地揭示人的道德麻木、虚伪、迷信和残忍，但是刘晓波认为鲁迅没有进一步与黑暗作斗争。鲁迅在他的散文诗中尝试过，但最终还是收手了：他“不能直面坟墓里独处的恐怖”，“无法找到帮助他继续的超越性价值”。
《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已经交付出版社，但是刘晓波决定加个“后记”。以他特有的诚实，刘晓波用这一“后记”来削弱此书的主题。他写道：“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必须得“同时进行两方面的评价”：首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其次“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为此他必须从头开始重估一切。他在1989年三月完成这篇文章，结尾用了这样的句子“这篇后记让我精疲力尽”。
1989年四月，他得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迫切感觉自己有义务支持他们的行动，于是他登上了从纽约飞往北京的客机。“我希望”，他这样写道：“自己不是那种站在地狱之门摆一个英雄姿态，但却开始犹豫不决的人。”
到了北京，他呼吁理性、宽容和妥协。六月二号，他和三位朋友发起绝食。他们的绝食宣言这样声明：“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不到两天后，刘晓波就得到了实践他的和平哲学的机会。当坦克车开往天安门广场，许多人已经被屠杀的时候，刘晓波和他的朋友同戒严部队谈判，允许学生从广场安全地撤退。这次妥协挽救了多少生命难以估量，但至少几百人，甚至更多。
不久，政府指控刘晓波是“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把他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在警察压力之下，他写了悔过书。我们不清楚他写了什么（因为文本仍在警方手里），但是我们知道刘晓波对自己写了这份悔过书深切地痛悔。他的“错误”令他沮丧，并且让他以前所未有的谦卑重新审视他自己。
从1989年“六四”到他死去为止，刘晓波一直被天安门丧生的学生和工人的“亡灵”纠缠困扰，他们的生命在那天晚上永远地停止了。他写道他可以听到他们从地下传来的哀哭——“微弱、无助而又痛彻心扉”。每年的六四屠杀纪念日，他都写一首祭诗来礼赞那些“亡灵”。2010年10月，他妻子刘霞把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告诉他，他对她说：“这是给那些‘亡灵’的”。
1991年当他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刘晓波被禁止在中国出版，并且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教职，尽管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的演讲。通过在港台和海外发表文章，他开始以写作谋生。二十一世纪初，网络在中国的兴起也使他的文章广泛传播，不仅在海外，而且也在国内，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的防火墙把他的文章传入国内。1989年以前，他的文章侧重于文学和文化批评；这之后，他的写作涉及历史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他的博学。他文章和诗歌所涉及的话题广度惊人：孔子、康德、圣奥古斯汀、江苏农民、奥运选手、中国式幽默和捷克斯洛伐克、黄色作品和政治、网络革命、奥巴马选举、被屠宰的宠物小狗、国际关系、达赖喇嘛、中国的“经济奇迹”等等。
与他1989年后“没有敌人”的哲学相一致，他的写作风格也从早期的飞扬转向冷静，但是他的直率——他似乎不能不直率——丝毫未变。到2000年代中期，刘晓波是中国公认的异议领袖之一。2008年春，他的一些朋友萌生了写作一份呼吁中国自由选举和宪政的公民宣言。他们称其为《零八宪章》，很显然地表现出对哈维尔和捷克“七七宪章”的敬仰。刘晓波一开始并没有加入，但是到了秋天，草稿在不断地完善，认同的人们越来越多，刘晓波开始全力投入这项活动。他不断地修改文本，删去不必要的过火语言，以便让更多的朋友加入。他勤恳地邀请大家签名，不仅面向知名的异议人士，而且也面向普通工人和农民，以及所有支持更开放和自由中国的人们。宪章的语言很温和。大多数的内容已经出现在中国和联合国的文件中。但是有个别的语句，比如“我们必须取消一党专政的特权”，肯定超出了中国统治者的容忍底线。
2008年的零八宪章、2009年刘晓波被判的11年刑期以及2010年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三者肯定有因果关系。2010年12月在诺贝尔奖的晚宴上，遴选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告诉我，她的团体一直在找寻一个中国候选人，前一年的事件“终于令此事正当其时”。中国主席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或许会沮丧地意识到：监禁刘晓波成全了他获奖。
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修改宪章使其趋于温和、“没有敌人”的提倡者，竟然会被政府挑出来遭到惩罚？其他几位宪章活动人士被短暂拘留及被审问，没收了他们的电脑，但是只有刘晓波被判刑。当然，共产党中国“杀鸡儆猴”再正常不过，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和平主义者会被政府选上。
答案或许是：宪章运动被看成刘晓波领导的一个未被批准的“潜在组织”。近期以来，中国统治者对网上的批评可以容忍，只要这些批评来自孤立的个人。但如果是一个未受批准的“潜在组织”，尽管再温和，也会被镇压。宪章团体必须被压制，第一步就是逮捕其最重要的领袖。
零八宪章以及随后的诺贝尔奖似乎在短期内给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中国人习惯于在共产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摇摆，常常寄希望于这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但是零八宪章似乎指出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另外途径。
人们若读了零八宪章很少有人不赞成它的内容，这就是政府领导人最担心的：人们会被它感化传染。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压制宪章，监禁刘晓波，谴责他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努力很有效：大多数年轻人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稍年长的人尽管知道，同时也充分意识到——公开提及他所要付出的代价。
习近平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政府的极权主义变本加厉，中国走向了与零八宪章背道而驰的方向。我们必然要问：宪章是否就是浪费时间？问题很尖锐，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宪章运动是被压制下去了，但宪章的理念并没有死去。政府方面殚精竭虑在全国范围耗时耗钱地压制任何类似宪章理念的长期努力，就是民主价值观对统治阶层形成威胁的明证。
刘晓波已经与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季相提并论，后面三位各自在他们的祖国因为追求民主政治而自愿付出坐牢的代价。但是曼德拉、哈维尔和昂山素季都挣脱了迫害他们的残忍政府活着而重见自由，刘晓波却没有活下来。那么刘晓波的历史地位是否会远不及这三位？运动的成功与否是否构成其领导人足够英雄的前提条件？
或许。但是，将刘晓波和习近平相比或许更为有意义。两个人年龄只相差两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失学被贬到了农村。习近平凭借他父亲共产党内的精英地位，利用这段经历打造自己的简历，使其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问鼎最高权力。相反地，刘晓波利用这段时间自己读书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一个人在封闭的官僚体系学会了各种往上爬的谄媚和诡计；另一个人学会挑战各种成见，只保留经过严格独立检验的信条。对一个人来说，价值取决于权力和地位；对另一个人来说，价值取决于道德含量。在他们最后的较量中，一方“赢”了，另一方“输”了。但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那些把曼德拉、哈维尔和昂山素季关进监狱的独裁者们？被后人所知晓和铭记的——是刘晓波富有洞察力的智慧光芒，还是习近平的平庸凡俗？
林培瑞作
林丹霜译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19/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