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三重恐惧与愤怒

昨晚，我有幸参加了一位硅谷固态存储器公司高管的生日宴会。因为疫情原因，我搬到了离学校一小时车程的父母家里。这位高管是父母的朋友，因为疫情原因，没法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于是就只邀请了关系亲密的几家人。

在生日会上，我有幸和这位出生与成长于中国的高管聊上了几句。他对政治颇有兴趣，于是我就问了他几个政治问题：1. 中美之间的关系会不会继续恶化；2.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只要民主党或者拜登上台，中美关系就会缓和起来。针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关系恶化只是一个“假象”，因为特朗普需要选举而故意作出一副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来掩饰他在国内疫情控制政策的无能和软弱。

我尽力掩饰了我对这个回答的失望，同时也理解在他的环境和身份下，有些事情他要么不能说破要么无法相信，但至少在我看来，他的回答是不准确的。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的对立是暂时性的一种竞选策略，而不是中美之间政治长期以来矛盾积累的一种爆发。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必定会继续现在的道路，只要关系恶化的背后的深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和谁当总统都没有关系。

美国的政治是三驾马车：人民、政府、资本家。这三者的意志在美国上空交锋——与之相对的，中国的政治是一架马车：党的统治——一切都围绕着它来展开，无论是偶尔的”听取民意”或是“反腐倡廉”，甚至是“法治建设”，以及“国家统一”，最终的核心都是为了维护党的统治——至于维护了党的统治是否最后会“造福于民”，这个超过了我的预测能力和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因此不做讨论。美国的政治相对而言，就要复杂一些。人民、政府和资本家，这三驾马车经常会“同床异梦”，但一旦它们想到了一块，那么行动起来将会非常的迅速。分析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一定要从这三驾马车的行驶方向来判断。我们先从“人民”说起。

美国“人民”可以被简化为投票机器。政客的选举终究是要依赖于人民的选票，所以无论是“资本家腐蚀选举”也好，“媒体哄骗人民”也好，最后都必须要成功才行，这种“哄骗”一定要持续到选民能把票投出的那一刻为止——这很容易做到吗？反正不是按个按钮就行。中国的媒体也天天在哄骗人民，我想就是粉红们也不相信新闻联播说的那几句话吧？

不过这里的“人民”，其实不指代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指代美国社会的目标和社会风气，也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也许美国还做不到其中的任何一项，但这不妨碍它变成美国社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就和中国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分享马云的财富一样，但不会妨碍大家把“社会主义”（社会财富和资源共享）当成是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一样。如果一个美国政客出来公然支持“独裁”“集权”，那么民众肯定不会支持这个政客。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逐渐与“独裁”和“集权”画上了等号——这也许是外国媒体的故意抹黑，但至少也是事实基础上的“抹黑”，不是纯粹的无中生有。无论是Vice News Tonight进入新疆的报道，他们拍摄到了半夜警察抓捕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镜头（链接），还是中国直到2019年前还允许制造芬太尼（Fentynal）毒品的化学先导制剂（precursor），形成了中国制造这类化学制剂，墨西哥进口，然后合成，最后运送到美国的这个产业链。当美国缉毒局在2018年通知中国，让中国逮捕涉嫌毒品犯罪的这些制造者时，中国拒绝逮捕，提出证据不足（链接，链接（中国不愿逮捕两个芬太尼毒枭））。

这些广为传播的新闻，会让任何读者对中国形成一种“道德”上的愤怒，塑造出一个独断专制，故意与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形象。一旦民众的情绪建立之后，政治家就可以开始收割，利用反中国的立场赢得人民的选票。第一架马车就因此为中国的不民主、不自由和人权问题而愤怒。

第二架马车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很类似——维护国家安全，剔除威胁——什么是对美国的威胁呢？任何不是美国盟友的国家，有异心的国家，都是对美国的威胁。这点上，美国政府过去50-60年频繁干预中东政治，都可以体现出美国政府的外交策略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这样的“恐惧”让美国的外交策略持续的处于一种“警觉”状态。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几乎如同一团烂泥，扶不上墙，正是因为美国政治的三驾马车同床异梦，有着不同诉求的后果。美国人民想要把民主和自由带给中东人民——但民主的后果就是宗教狂热分子把持朝政，宣扬对美仇恨，危及美国政府这架马车的“安全感”。同时第三架马车“资本家”想要保证能源供应，而民主带来的混乱不如暴君独裁所带来的稳定有效，所以第三架马车支持独裁，但如果支持独裁者，又会让底层中东民众更加仇恨美国，继续削弱美国政府的“安全感”。简单来讲可以画成下面的示意图。如果想深入了解，可以阅读一下美国对中东智库的一篇文章：链接。这样的后果是无论怎样，都不能创造出一种三驾马车都很满意的局面。

在目前的状况下，由于中国的国力逐渐提升，在历史上又和美军有过交战（朝鲜、越南），不太可能给美国政府带来安全感。于是美国政府基于恐惧，必定会把中国视作一个未来的威胁增长点。

接下来是最后一辆马车，也许也是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一辆马车：“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没有任何的道德考量，一切向钱看齐，不单单是要立刻赚钱，也要以后能赚钱。美国的跨国企业并不是“美国”企业，这些企业没有国籍，不会效忠于美国，只会效忠于他们的股东和利润。在二战期间，纳粹利用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奴隶劳动，生产了很多便宜的商品，不少美国公司争相购买，然后进口美国——因为奴隶劳动会带给他们更高的利润（链接），把道德抛之脑后。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商务部的介入，这种自发的购买行为还会持续下去。

资本家集体也是美国社会最可怕的存在——暗地里操纵选举，给政客大笔的竞选资金。虽然不能完全影响选举，但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了反抗这样的影响，美国政府长期与这些公司对着干——最伟大的壮举是在1911年，把洛克菲勒如日中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直接肢解掉了。在2001年也差点将微软拆分。这个传统也被欧洲政府学到了，在2016年对苹果发起诉讼，要求支付巨额税负——主导这个案子欧盟女政客Margrethe Vestager也被称为“屠龙勇士”（Dragon Slayer）。当然，跨国公司经常也不会给美国政府好脸色看——比如苹果就拒绝美国政府的要求，不会帮助解封iPhone。

从这个层面上看，资本和政府是又爱又恨的关系，两方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同时资本又以利益为重，所以自然很多时候也会按照政府的指示做事。这是外国跨国资本和中国政府的合作的本质——有时中国政府蛮干了一些，提出了不少要求，比如中美合资占比，或者监管需求一类的，只要不损害根本利益，为了短期利润，外国资本都同意了。

这样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爱又恨”的关系持续到了2015年左右，当中国政府开始提出“知识产权”要求的时候，这些跨国资本开始警惕了。记得这些资本的原动力吗？不是自由，不是民主，而是“不仅现在要赚钱，将来也要赚钱”。在二十一世纪，“原始资本”不再是工厂甚至是工人，而是“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在2015年左右要求中外合资企业，如果在中国完成了科技研发，那么知识产权归中国所有（链接）。这一点是涉及了这群资本家的核心利益。虽然观察者网和人民网都对这个观点进行过反驳，但资本家不是人民，不会被“舆论”操控，他们只看得到真金白银。真正的利益受损，是没法被白纸黑字的反驳抹销的。

同时，中国的劳工工资上涨，让代工加工变得不那么便宜。同时，美国国内开始形成“支持美国工人，购买美国国货”的潮流，所以也降低了使用中国工厂的意愿。这一类的经济分析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了，比如这篇报道。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分析，都有“官方”的反驳。不过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反驳，但是文字没法凭空变出钱来。只要落入资本家口袋的钱变少了，说得再多也没用。

另一个资本方受损的案例在好莱坞。美国的文化产业向来是全球吸金的法宝，同样也吸纳了不少美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中国审查制度一直在通过资本方式控制好莱坞——如果电影拍的不符合审核标准，就不是简单的“剪片”问题，而是不再引进。这几年，电影本身甚至也不再重要，如果影片明星或者制作单位有“辱华”事迹，那也会对发行造成影响——例如巨石强森被迫用中文对中国观众道歉，这件事在美国让他成为一段笑柄。在中国方面，一方面国内观众对美国大片有明显的审美疲劳，好莱坞电影不再能进票房排行榜。国内影片如《长津湖》《战狼》《流浪地球》更适合中国观众；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的宣发模式和国内脱节，主打特效的大片情节，和中、老年观影群体难以产生互动和共鸣——但好莱坞文艺片引进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在美国方面，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在2018年出具报告说要警惕中国审查制度对好莱坞的影响。著名讽刺动画南方公园也专门制作了一集动画来描述这个报告——这集动画包含了一个镜头，某中国军官进入到南方公园的小镇，某位主角（Stan）一边写剧本，军官一边读，然后夺过他的电脑，开始删改，接着又让他继续写。

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只有16%的票房流向了好莱坞影片，这个数字在2019年还是36%（链接），而更早的年份，好莱坞电影占的票房比例高出更多。当好莱坞的资方不能在中国市场继续大量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控制这些“文化精英”的产出了——这些“笔杆子”们就会开始产出抨击中国或者反对中国的作品，进一步的影响美国人民的意识形态。

总的来说，对中国，美国的三驾马车的态度变得出奇的一致：民众反对中国，因为自由和民主；政府反对中国，因为国家安全；资本家反对中国，因为不能更好的在中国捞取利益，以及中国运营可能让他们损失利益。从这点上看，一旦三驾马车达成了共识，就和“政党”与“总统”脱离了关系。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也许在“言辞”上，拜登会更缓和一些，但实际行动的方向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除非中国能策反三驾马车的其中一架或者两架——比如允许跨国资本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后果就是民族企业倒闭，国内人民怨声载道，危及党的长期统治。或者直接改成民主体制，宣告“同性恋”合法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态向西方靠拢——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目前很多网络舆论对美国的分析往往聚集在“资本家”身上，夸大资本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把美国政府想象成被动的傀儡，人民想像成被洗脑的羊羔。这样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过分夸大了资本集团的势力——特朗普、国会叛乱都是人民反抗的信号，虽然没有必要认同这些人的观点，但只要资本集团不去碰投票机器或者投票制度，三架马车就永远不是一架马车。

对于任何议题，这三驾马车同床异梦的时候，美国就会举棋不定，难以下手——除非出现非常有魄力的政府或者总统，能够力排众议，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国家，这一点上，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比如林肯——在全部民众都反对解放黑奴，全部资本家都反对解放黑奴的情况下，以狐狸般的狡猾和猛虎一般的气势把这件事做成了。林登·约翰逊总统也是如此，他背叛了自己的南方身份，通过各种精明的手段让原本并不支持的国会通过民权法案（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开创了美国的新时代。美国民主性的复杂程度，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多数民众赞成”就能概括的。美国的民主更像是一种多方利益共享的一个稳定制度。

但可惜的是，在对中国问题上，三驾马车从最开始的同床异梦，到现在的并驾齐驱，这就意味着短期之内，中美能合作的领域会越来越狭窄，敌对意识会越来越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短时间内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