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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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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三重恐惧与愤怒

紫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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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自2019年,在2022年进行了少量的添加——一种更客观的方式看待和分析美国政治和对中国的态度。

昨晚,我有幸参加了一位硅谷固态存储器公司高管的生日宴会。因为疫情原因,我搬到了离学校一小时车程的父母家里。这位高管是父母的朋友,因为疫情原因,没法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于是就只邀请了关系亲密的几家人。

在生日会上,我有幸和这位出生与成长于中国的高管聊上了几句。他对政治颇有兴趣,于是我就问了他几个政治问题:1. 中美之间的关系会不会继续恶化;2.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只要民主党或者拜登上台,中美关系就会缓和起来。针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关系恶化只是一个“假象”,因为特朗普需要选举而故意作出一副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来掩饰他在国内疫情控制政策的无能和软弱。

我尽力掩饰了我对这个回答的失望,同时也理解在他的环境和身份下,有些事情他要么不能说破要么无法相信,但至少在我看来,他的回答是不准确的。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的对立是暂时性的一种竞选策略,而不是中美之间政治长期以来矛盾积累的一种爆发。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必定会继续现在的道路,只要关系恶化的背后的深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和谁当总统都没有关系。

美国的政治是三驾马车:人民、政府、资本家。这三者的意志在美国上空交锋——与之相对的,中国的政治是一架马车:党的统治——一切都围绕着它来展开,无论是偶尔的”听取民意”或是“反腐倡廉”,甚至是“法治建设”,以及“国家统一”,最终的核心都是为了维护党的统治——至于维护了党的统治是否最后会“造福于民”,这个超过了我的预测能力和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因此不做讨论。美国的政治相对而言,就要复杂一些。人民、政府和资本家,这三驾马车经常会“同床异梦”,但一旦它们想到了一块,那么行动起来将会非常的迅速。分析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一定要从这三驾马车的行驶方向来判断。我们先从“人民”说起。

美国“人民”可以被简化为投票机器。政客的选举终究是要依赖于人民的选票,所以无论是“资本家腐蚀选举”也好,“媒体哄骗人民”也好,最后都必须要成功才行,这种“哄骗”一定要持续到选民能把票投出的那一刻为止——这很容易做到吗?反正不是按个按钮就行。中国的媒体也天天在哄骗人民,我想就是粉红们也不相信新闻联播说的那几句话吧?

不过这里的“人民”,其实不指代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指代美国社会的目标和社会风气,也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也许美国还做不到其中的任何一项,但这不妨碍它变成美国社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就和中国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分享马云的财富一样,但不会妨碍大家把“社会主义”(社会财富和资源共享)当成是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一样。如果一个美国政客出来公然支持“独裁”“集权”,那么民众肯定不会支持这个政客。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逐渐与“独裁”和“集权”画上了等号——这也许是外国媒体的故意抹黑,但至少也是事实基础上的“抹黑”,不是纯粹的无中生有。无论是Vice News Tonight进入新疆的报道,他们拍摄到了半夜警察抓捕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镜头(链接),还是中国直到2019年前还允许制造芬太尼(Fentynal)毒品的化学先导制剂(precursor),形成了中国制造这类化学制剂,墨西哥进口,然后合成,最后运送到美国的这个产业链。当美国缉毒局在2018年通知中国,让中国逮捕涉嫌毒品犯罪的这些制造者时,中国拒绝逮捕,提出证据不足(链接链接(中国不愿逮捕两个芬太尼毒枭))。

这些广为传播的新闻,会让任何读者对中国形成一种“道德”上的愤怒,塑造出一个独断专制,故意与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形象。一旦民众的情绪建立之后,政治家就可以开始收割,利用反中国的立场赢得人民的选票。第一架马车就因此为中国的不民主、不自由和人权问题而愤怒。

第二架马车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很类似——维护国家安全,剔除威胁——什么是对美国的威胁呢?任何不是美国盟友的国家,有异心的国家,都是对美国的威胁。这点上,美国政府过去50-60年频繁干预中东政治,都可以体现出美国政府的外交策略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这样的“恐惧”让美国的外交策略持续的处于一种“警觉”状态。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几乎如同一团烂泥,扶不上墙,正是因为美国政治的三驾马车同床异梦,有着不同诉求的后果。美国人民想要把民主和自由带给中东人民——但民主的后果就是宗教狂热分子把持朝政,宣扬对美仇恨,危及美国政府这架马车的“安全感”。同时第三架马车“资本家”想要保证能源供应,而民主带来的混乱不如暴君独裁所带来的稳定有效,所以第三架马车支持独裁,但如果支持独裁者,又会让底层中东民众更加仇恨美国,继续削弱美国政府的“安全感”。简单来讲可以画成下面的示意图。如果想深入了解,可以阅读一下美国对中东智库的一篇文章:链接。这样的后果是无论怎样,都不能创造出一种三驾马车都很满意的局面。

三驾马车诉求不同,按照各自的想法给中东带来不同的东西,最后都造成了后果,让任何一架马车都无法完成它原有的目标。

在目前的状况下,由于中国的国力逐渐提升,在历史上又和美军有过交战(朝鲜、越南),不太可能给美国政府带来安全感。于是美国政府基于恐惧,必定会把中国视作一个未来的威胁增长点。

接下来是最后一辆马车,也许也是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一辆马车:“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没有任何的道德考量,一切向钱看齐,不单单是要立刻赚钱,也要以后能赚钱。美国的跨国企业并不是“美国”企业,这些企业没有国籍,不会效忠于美国,只会效忠于他们的股东和利润。在二战期间,纳粹利用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奴隶劳动,生产了很多便宜的商品,不少美国公司争相购买,然后进口美国——因为奴隶劳动会带给他们更高的利润(链接),把道德抛之脑后。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商务部的介入,这种自发的购买行为还会持续下去。

资本家集体也是美国社会最可怕的存在——暗地里操纵选举,给政客大笔的竞选资金。虽然不能完全影响选举,但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了反抗这样的影响,美国政府长期与这些公司对着干——最伟大的壮举是在1911年,把洛克菲勒如日中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直接肢解掉了。在2001年也差点将微软拆分。这个传统也被欧洲政府学到了,在2016年对苹果发起诉讼,要求支付巨额税负——主导这个案子欧盟女政客Margrethe Vestager也被称为“屠龙勇士”(Dragon Slayer)。当然,跨国公司经常也不会给美国政府好脸色看——比如苹果就拒绝美国政府的要求,不会帮助解封iPhone。

从这个层面上看,资本和政府是又爱又恨的关系,两方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同时资本又以利益为重,所以自然很多时候也会按照政府的指示做事。这是外国跨国资本和中国政府的合作的本质——有时中国政府蛮干了一些,提出了不少要求,比如中美合资占比,或者监管需求一类的,只要不损害根本利益,为了短期利润,外国资本都同意了。

这样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爱又恨”的关系持续到了2015年左右,当中国政府开始提出“知识产权”要求的时候,这些跨国资本开始警惕了。记得这些资本的原动力吗?不是自由,不是民主,而是“不仅现在要赚钱,将来也要赚钱”。在二十一世纪,“原始资本”不再是工厂甚至是工人,而是“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在2015年左右要求中外合资企业,如果在中国完成了科技研发,那么知识产权归中国所有(链接)。这一点是涉及了这群资本家的核心利益。虽然观察者网和人民网都对这个观点进行过反驳,但资本家不是人民,不会被“舆论”操控,他们只看得到真金白银。真正的利益受损,是没法被白纸黑字的反驳抹销的。

同时,中国的劳工工资上涨,让代工加工变得不那么便宜。同时,美国国内开始形成“支持美国工人,购买美国国货”的潮流,所以也降低了使用中国工厂的意愿。这一类的经济分析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了,比如这篇报道。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分析,都有“官方”的反驳。不过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反驳,但是文字没法凭空变出钱来。只要落入资本家口袋的钱变少了,说得再多也没用。

另一个资本方受损的案例在好莱坞。美国的文化产业向来是全球吸金的法宝,同样也吸纳了不少美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中国审查制度一直在通过资本方式控制好莱坞——如果电影拍的不符合审核标准,就不是简单的“剪片”问题,而是不再引进。这几年,电影本身甚至也不再重要,如果影片明星或者制作单位有“辱华”事迹,那也会对发行造成影响——例如巨石强森被迫用中文对中国观众道歉,这件事在美国让他成为一段笑柄。在中国方面,一方面国内观众对美国大片有明显的审美疲劳,好莱坞电影不再能进票房排行榜。国内影片如《长津湖》《战狼》《流浪地球》更适合中国观众;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的宣发模式和国内脱节,主打特效的大片情节,和中、老年观影群体难以产生互动和共鸣——但好莱坞文艺片引进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在美国方面,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在2018年出具报告说要警惕中国审查制度对好莱坞的影响。著名讽刺动画南方公园也专门制作了一集动画来描述这个报告——这集动画包含了一个镜头,某中国军官进入到南方公园的小镇,某位主角(Stan)一边写剧本,军官一边读,然后夺过他的电脑,开始删改,接着又让他继续写。

斯坦(Stan)和军官抢夺剧本写作

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只有16%的票房流向了好莱坞影片,这个数字在2019年还是36%(链接),而更早的年份,好莱坞电影占的票房比例高出更多。当好莱坞的资方不能在中国市场继续大量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控制这些“文化精英”的产出了——这些“笔杆子”们就会开始产出抨击中国或者反对中国的作品,进一步的影响美国人民的意识形态。

总的来说,对中国,美国的三驾马车的态度变得出奇的一致:民众反对中国,因为自由和民主;政府反对中国,因为国家安全;资本家反对中国,因为不能更好的在中国捞取利益,以及中国运营可能让他们损失利益。从这点上看,一旦三驾马车达成了共识,就和“政党”与“总统”脱离了关系。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也许在“言辞”上,拜登会更缓和一些,但实际行动的方向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除非中国能策反三驾马车的其中一架或者两架——比如允许跨国资本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后果就是民族企业倒闭,国内人民怨声载道,危及党的长期统治。或者直接改成民主体制,宣告“同性恋”合法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态向西方靠拢——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目前很多网络舆论对美国的分析往往聚集在“资本家”身上,夸大资本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把美国政府想象成被动的傀儡,人民想像成被洗脑的羊羔。这样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过分夸大了资本集团的势力——特朗普、国会叛乱都是人民反抗的信号,虽然没有必要认同这些人的观点,但只要资本集团不去碰投票机器或者投票制度,三架马车就永远不是一架马车。

对于任何议题,这三驾马车同床异梦的时候,美国就会举棋不定,难以下手——除非出现非常有魄力的政府或者总统,能够力排众议,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国家,这一点上,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比如林肯——在全部民众都反对解放黑奴,全部资本家都反对解放黑奴的情况下,以狐狸般的狡猾和猛虎一般的气势把这件事做成了。林登·约翰逊总统也是如此,他背叛了自己的南方身份,通过各种精明的手段让原本并不支持的国会通过民权法案(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开创了美国的新时代。美国民主性的复杂程度,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多数民众赞成”就能概括的。美国的民主更像是一种多方利益共享的一个稳定制度。

但可惜的是,在对中国问题上,三驾马车从最开始的同床异梦,到现在的并驾齐驱,这就意味着短期之内,中美能合作的领域会越来越狭窄,敌对意识会越来越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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