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中国系列之二（转）

2023年底，易明波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样撰写一篇自己在过去一年对中国国内市场的观察总结，并发在其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但观望过后，他最终选择放弃。

“现在的大趋势是，所有人不能唱衰中国的发展，更不能对中国的各项经济数据指手画脚，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是假的，但我们还是只能以这些假数据为公开发行的研究报告的数据为依据，否则很可能会被扣上寻衅滋事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易明波说。

易明波现在在一家外国投资银行的中国办公室工作，负责带领团队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2017年，为了在全体社会氛围“左转”的趋势中，尽最大努力自保，他申请到了香港公民的身份，将香港作为自己在形势危急的时候撤出中国大陆的跳板。

“但国安法的施行让我的这种未雨绸缪彻底沦为了泡影，现在除非可以移民，否则我只能谨言慎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也正因为如此，从2023年年底开始到现在，易明波拒绝了多家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展望的采访邀约。

易明波并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因为害怕引火上身而选择闭口不言。

“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公开讲话的所有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党和国家是好的’，‘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作为学者根本不能研究真问题，只能迎合官方决策，并在官方论断形成的时候，千方百计地论证国家政策的合理性。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专家的知识和学术求真沦为了为国家统治保驾护航的工具”，上海知名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而当学者迫于来自学校以及党务系统的政治压力而不得已接受官方媒体的邀约，站在国家的立场解释各项党政决策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时，也必须要事先经历所在单位行政系统的连环发问，询问内容主要为：你和记者是如何认识的？你们主要通过哪些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你们是什么时候进行联系的？记者都提问了哪些问题？你将做出怎样的回答？

在一一回答完这些问题，并且回答经过高校行政办公室和学院主要领导的审查，在对方签字同意后，学者才可以出现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想要审批快速通过，也是有诀窍可循的。比如在答记者问的回复中，第一句话我们可以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作为开头，结束的时候一定要以‘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和对老百姓福祉的关心’作结。这样一来，不管他们怎么审查都很难挑出毛病来，我先阉割了我自己，其他人还能奈我何？”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但自我阉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只把学术研究当成一项普通的工作来做，不在此基础上赋予任何个人价值和个人理想，那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内容审查可能会相对容易。但事与愿违的是，很多学者能够熬过多年的学术训练，肯定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在这种前提下的自我审查必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违反人性的”，中国南方某高校社会学科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师表示。

对于这位年轻教师的表述，陈彤彤非常认可。在她看来，自我审查无异于在大脑中植入芯片，然后人被异化为机器，会根据外界指令对所表达的内容进行任意切割，并做到随时切换频道说出国家和政府需要和想听到的话。

“但人毕竟不是机器，和机器相比，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且有思考能力的，所以有追求的人在这种自我阉割的过程中势必要经历巨大的痛苦”，她说。

而她正是这种痛苦的受害者。陈彤彤大学毕业于中国大陆一所高校的新闻学院，之后加入北京一家知名都市报，成为了一名深度报道记者，2023年上半年因其长期追踪的一起案件的报道被编辑以“太过敏感”，“容易在社会层面引发负面情绪”为由拒绝刊发。对此，陈彤彤非常愤怒，她找到编辑，要求交代，但编辑只是告诉她，他的决定就是最终的结果，而且编辑没有责任向她解释什么。于是，抗争无果后，陈彤彤选择了当场辞职。

回顾过去多年的媒体从业生涯，失眠、焦虑、重度抑郁是陈彤彤的最后收获。

辞职前，陈彤彤与北京各个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会举行定期聚会，在她自己进行的一个非常粗略的统计中，她发现所认识的记者、编辑中至少90%的人患有抑郁症。究其原因，行业沉沦是大家最主要的痛苦来源，其中敢于抗争和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往往如陈彤彤般会被所在的媒体平台视为“危险分子”，而遭到所在媒体的刻意打压。

“2022年是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疫情管控进入第三年，每个人都如笼中鸟一样，受到了大量非人的对待。与其他人相比，作为记者，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人间惨剧，但是却无处言说，承受的痛苦自然也会比其他人多很多”，陈彤彤表示。

而正是在同一年，“政治性抑郁”一词横空出世。对于政治性抑郁一词，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根据约定俗成的说法，意指由政治事件诱发抑郁经历或由政治事件触发、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其中最让她难以承受的一次经历是，2022年年中，北京丰台某小区毫无缘由被突然封控，居民追问被封控的原因以及何时能解封的问题，均被街道人员无理驳回，这引发了小区居民们的不满。但对于小区居民们的持续诘问，街道办公人员毫不客气地表示，再有人不服从街道的管理，他们将要求警察介入管控。

而此前因为封控来得毫无预兆，大多数小区居民家里开始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更有很多人因封控而无法正常就医，但因包括腾讯、微博、抖音在内的社交媒体将“封控”一次设置为敏感词，并自动过滤掉相关内容，而导致上述小区居民们的求救无法传递到外界。

陈彤彤报社的一位同事恰恰在这个小区居住，于是在和编辑商量后，陈彤彤和该同事决定报道小区被封控后的处境和面临的难题。但经过两天熬夜工作提交稿件后，编辑却突然改口称，报社收到了宣传部门的红头文件。文件指出媒体不能对国家疫情管控的方针政策进行质疑，更不能与国家政策进行对抗，相反，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积极拥护相关政策并正视基层人员的付出。

于是，编辑直接告诉陈彤彤和同事，“写一写小区在疫情期间的管理吧，重点放在小区的管控如何对新冠病毒进行了严防死守，使得疫情没有继续扩散，同时强调一下基层管理人员的付出、辛苦和不容易”。

在陈彤彤和同事看来，如果他们真要根据编辑指导的方向进行稿件采写的话，无异于助纣为虐，且在他们看来，编辑提议的稿件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

但是对于他们的抵抗和拒绝，编辑只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不能接受的话，你们可以选择离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形容中国新闻界的现状恰如其分。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主的监管部门的强势介入，以及党支部在各个媒体的扎根，“媒体姓党”也已成为各个媒体的共性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迫于监管和保住工作的压力，媒体从上至下的管理层纷纷转向，从新闻生产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政治宣传的迎合者，并配合监管部门在自我阉割的基础上对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进行进一步的压制，这直接导致，自由、抗争、讲真话在新闻行业已成为了稀缺品。

公共讨论不应该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视作洪水猛兽，而是要揭示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不限于院士，省部级以上干部等），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被某些执政者以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诱而换取对中共体制认同，实际上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真正的掘墓人。要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践。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