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回归、“新型举国体制”与脱轨的社会主义

这几天，供销社这个似乎已经被扫入故纸堆的词突然冲上热搜，特别是2021年供销社全年销售额超过阿里巴巴的新闻，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同样让他们感到担忧的还有7月以来在湖南、湖北、山东、云南等省的部分居民小区出现的自助餐式的社区食堂，这些食堂多由当地街道办出资，再委由官方批准的餐饮业者经营，定价略低于市面饭馆。这让他们惊呼“国进民退”，他们认为这是习要走回头路 - 即中国要回到计划经济 – 的体现。

供销社、社区食堂和联通-腾讯并购

事实上，这并不是简中舆论场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担忧。近年来无论是国企混改下市场化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的缩小，还是互联网反垄断，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口号的提出，抑或是最近的中国联通和腾讯的并购案，每一次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预，都会引发“回到计划经济”的担忧。这些担忧部分的来自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国际主流自由派媒体对中国改革的观察，通过简中推特圈的发酵放大，多为海外青年自由派或经历过或耳闻过毛时代历史的人。

这种担忧认为，习政府对经济的诸多干预最终目的是政府全盘掌握经济，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掌控，这让私有的民营经济失去了活力，市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而中央计划在过去的苏联或毛时代的实践中被认为是低效、无法支撑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所以这将把中国人带入经济衰退和极权控制的渊薮。他们攻击的靶子对准了国家机器，认为要避免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是恢复市场和私有民营经济的活力，减少国家干预；而就目前的集/极权程度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上面变天。唯其如此，私有民营经济才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活力，社会才能发展发展和自我修复。

问题是，习政府的做法真的是回到计划经济和毛时代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政府报告和官员回答记者问中，还要强调市场经济的地位？这是拙劣的谎言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应该如何理解习之下，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深度干预？至少在话语层面，习政府还保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修辞，习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深度干预，和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修辞的保留有什么联系呢？

在这些问题上，供销社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很好切入点。

 供销社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供销社，立马想到“统销统购”、非市场化、低效率、服务态度恶劣和物资供应短缺。这种评价并不公平，因为供销社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消费品流通体制，与今天的市场主体主导的批发、零售和物流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供销社是以改革开放前中国以中央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全称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前身是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主管由解放前各自农民合作运动延续和发展而来的新中国的合作事业。由此，毛时代的供销社本质上是合作社的一种，为全民所有，由政府保障专营权，负责全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的流通。

在我国，合作社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中国处于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当口，有识之士纷纷寻求自救工具。受到英国工人合作社运动的影响，民间涌现出不少小规模的合作实验，如1918年北大的消费公社、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等等；战乱饥荒的年代，合作社成为穷苦百姓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互相支持、共度时艰的有力方式。这种形式很快被当时的革命党（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采纳，成为战时组织群众和保证物资供应的主要方式，也成为革命党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有力抓手。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当时的领导人面临着中国如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问题，并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建立了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合作运动和供销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式的经济组织形式，被保留下来的。

通常合作社可以分为生产合作者和消费合作社。所谓供销社，即聚焦于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的供应和流通的合作社，对维系计划为主的体制下的国民经济的运作都至关重要。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由一个个在地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单位共同组成的，所有的生产活动在单个的生产单位内部进行，但生产活动如果想要持续开展，就需要流通环节，这样不同的生产单位、不同的产业之间才能形成合作和协调，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供销社起到的正是这么一个联结的作用。

因此，说供销社非市场化，并以此为衡量很标准说它低效率，实际上是对供销社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和它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的误解。把供销社和物资短缺、服务态度恶劣划上等号更是无稽之谈。

当然这并不是说具体到毛时代供销社也没有问题。毛时代的供销社确实存在物资供应匮乏、服务态度差的问题，但这与供销社这一制度安排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更多的是因为供销社作为一个经济机制运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真正的供销社需要的是社员民主-集中决策，来优化资源流通和配置，以支持生产发展、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后期，供销社 - 和农业合作社、工厂单位一样 - 不少都是官僚体制主导，加上经济本就不发达、物资本就不丰沛，服务态度差、资源分配更不平等，官门酒肉臭，百姓冻死骨，也并不让人意外。 

 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各地回复重建基层供销社？重建的还是供销社吗？

最近对供销社的讨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供销社的高度关注是突然出现的，仿佛一夜之间中国政府就让供销社从不为人知的角落成长为体量超过阿里巴巴的巨型企业；二是，大部分讨论对供销社的重新出现持质疑的态度，把供销社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象征，认为供销社的复兴意味着计划经济的回潮和社会发展的倒退。

这根本就是杞人忧天，无中生有。

供销社并非一夜之间冒出头来。事实上，作为生产和生活要素流通环节的重要玩家，供销社从来都在中国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像电信、邮政、媒体等改革开放前很多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一样，供销社在改革开放后也经历了市场化的改革。这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策略紧密相关，特别是农村市场的发掘、和农业生产形态的变化。简单来说，改革开放后供销社发展几经反复：

• 1980年代供销社与国营商业合并，迈出了市场化的第一步，往市场化迈出了一步；
• 1982-88年间对改革开放的争论中，供销社先后又进行了恢复“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和“五突破” （劳动制度、农民入股、经营范围、内部分配、价格管理）的改革，本质上对市场化改革的扬弃；
• 到1995年，因为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供销社面临着“效益下滑、亏损增加、经营萎缩的被动局面，亟需清理整顿社员股金，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此，《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确立了把“供销合作社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农业领域实施干预的重要途径；
• 1998年和1999年，为了适应低端制造业快速发展对原料的城市对消费品的需求，我国改革了化肥和棉花两种重要农资的流通体制，取消了统销统购、形成了生产和经营企业自主进行购销交易、价格市场形成的新的、市场化的流通体制。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却让官僚主导的毛式供销社陷入困境，这让1995年的定位很难成为现实；
• 1999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出台后，供销社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扭亏增盈。随着政府资金的投入和人员裁撤–这也是其他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的常规操作，带来了巨大的下岗潮，2000年之后，供销社系统会实现了扭亏为盈。
• 2002年，三农问题日趋严重，以此为背景，供销社开始了新一轮的系统性的市场化改革。核心内容是供销社和供销社下属企业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负盈亏，并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基层社发展，包括“四项改造”，即：以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造基层社，以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造社有企业，以实现社企分开、开放办社改造联合社，以发展现代经营方式改造经营网络。后实施了“新网工程”，扶持基层经营服务网络建设。
• 之后的2009年、2015年和2017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先后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和《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先后推动了就市场化后供销社的经营、组织、服务创新（2009）和网点和物流体系建设（2015、2017）做出了规定，供销社与农业的生产、规模化经营、销售、流通结合的更为紧密，成为“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供销社成为多个一号文件的常客。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各地农村轰轰烈烈开展的“合作社”运动，便是供销社的复兴的具体表现。

简要回顾供销社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可以帮助供销社撬动和盘活大量社会资金和基础设施，为农业发展注入动力。但也改变了毛式供销社的根本性质。

习时代的供销社，更多的是挂着供销社名号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负盈亏”、“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企分开”、“发展现代经营方式”的运动中，除了供销总社本身仍是国家机关以外，下属企业都是私有资本在运作，实际上已经私有化，其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人事决策均由资本说了算，在单个的供销社内部，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荡然无存。所谓“产权多元化”改造，本质上是国家控制下的经营权私有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已与私企无异，唯一的不同是，这些企业在供销社这个母公司下，后者是国有的，因而它的经营、人事和其他相关决策必须要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必须要听从母公司里的官僚资本家，因为他们才是供销社的实际运作人，有足够多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掌握供销社的发展。

在这改革的过程中，所谓供销社名存实亡：既不是社员（老百姓）通过民主集中的机制集体决策，也不是技术官僚“代表”社员决策，而是私人资本家在官僚资本家规定的框架里运作的私有制市场主体。

至此，应该清楚的是，目前关于供销社的讨论进入了两个误区，一个是认为供销社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而如上文所说，供销社其实一直都存在，而且是作为国家在农业发展领域的重要抓手而存在，它和其他毛时代的机构一样，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供销社通过私有化（如当下流行的“混改”）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而最终为供销社的发展设定框架和制定游戏规则的，除了市场，更重要的还有国家机器和运作国家机器的官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供销社已经发生了质变，不再是社员民主决策，不再是什么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而是资本在政府设定的框架下的“暴政”。供销社的体量超过阿里巴巴应该在这样的框架下理解，什么“计划经济回潮”根本是杞人忧天。

供销社、“新型举国体制”与脱轨的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回答的是，习政府的做法并非想要，也绝不会回到计划经济和毛时代。那么，跳出供销社的个案，如何理解习治下这些年来，政府对市场的深度干预的同时、又强调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地位，同时又保留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修辞呢？回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历史，笔者尝试提出理解这矛盾的一种视角。

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当权者的社会主义承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讨论社会主义历史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即习政府当下的政策是否能够把中国带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里首先要简单定义一下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如Wolff在Understanding Socialism所言，是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Wolff指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代表了有产者对无产者不同程度的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承诺要把人类带出封建主义的泥淖，带来一个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事实上，它虽然在政治程序上确立了民主原则，却在工作场所和经济领域保留了不平等，并蔓延到社会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要处理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失败。

任何一个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一套关于社会如何组织才能最大化的有利于普通人的福祉的信念，如何才能把这套原则融入社会制度中，通过制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社会主义运动从工业革命初期的萌芽开始，人类就已经开始探索。乌托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无政府主义，毛主义、铁托主义，从东欧到苏联，从越南到古巴，从南斯拉夫到中国，从亚洲到非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也都面临一系列类似的问题。

与本文特别相关的就是国家在其中的角色。当社会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政党就面临应该如何组织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毛时代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建立的一种尝试，那么我们看到，毛选择的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在具体执行公有制的时候，毛时代选择的是国家机器（及其官僚体制）作为公有资产的实际管理者， 至少在毛后期是如此，在这样的所有制和政治安排下，经济体制呈现为“中央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实际上角色很少）”的特点，毛式供销社在这样的语境下运作。国家机器和官僚成为公有资产的实际管理者，在缺乏有力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社员民主集中决策机制）的情况下，官僚阶层有大把寻租的机会。但在公有制的大前提下，官僚无法把公有资产据为己有，对工友资产只有分配权，没有所有权、经营决策权和人事权，因此，他们能做的只是通过权利寻租，而无法把 寻租而来的资本通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增值变现。事实上，1980年代末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有部分动力是来自工人在私有化刚刚走出第一步的“单位”里，这种权利寻租带来的管理者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张力。

相比之下，当下的供销社看起来同样是官僚阶层主导，缺乏有力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社员民主集中决策机制），居于庙堂之上的官僚阶层因此有大把寻租的机会。但恐怕让情况更糟糕的是，公有制的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官僚阶层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寻租而来的资本通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增值变现。由此，他们不仅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掌握生产流通的整个“资本闭环”。此外，当代和毛时代的另一个不同是文化领域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这给了官僚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获得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如此他们得以通过宣传机器和审查机制在文化领域不断强化自身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垄断权力的合法性，抹去它带来的破坏和社会不公。他们由此掌握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和对暴力有合法的垄断，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看起来所向披靡。他们要做的，一方面是不断攫取利益；另一方面是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

这就是所谓“新型举国体制”的（阶级）本质。

这也是为什么私人资本如此不受国家的信任。对劫持了国家机器的官僚资产阶级来说，经济运行不畅、社会不满集聚时，私人资本不仅会分走它的经济蛋糕（当然，在经济运行顺畅时，私人资本与官僚资本可以愉快的合作，共同剥削普通无产者来获取利益，再分蛋糕，实现利益均沾），而且会威胁到它的政治稳定和文化霸权：在很多国家，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崛起推动了人民对民主权利的诉求，民主化运动继而削弱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而文化领域的市场化，也会帮助扩大部分私人资本的声音，与官僚资本的声音形成有力的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之下，虽然上海出现问题之后是靠京东和美团实现了保供，但是到当下的广州，官方主导供销社已经成为保供的主力军。原因很简单，在社会脆弱的时候，能掌握在自己手里、避免矛盾激化和政治化的时候，官僚资本家绝不会交由私人资本家来做，更何况一旦保供成功，官僚资本还可以开动文化机器，宣扬其对普通百姓的关切和保护。君且看，红三代兔主席已经开始出来放话。

这种“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把中国带向社会主义吗？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根本不可能。在经济运行的上升期，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合谋剥削老百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已经无声的证明；在经济运行的下降期，社会矛盾集聚和激化，官僚资本开始不信任私人资本，为了避免私人资本潜在的、（局限于有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民主化的可能性，官僚资本要收编和打压私人资本，把更多的利益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同时维护政治稳定和文化霸权，这一切还有合法的暴力机器作保。无论是哪种，普通老百姓仍然是受剥削的，仍然要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相比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新型举国体制”下私有资本主导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未被处理，只是变得不一样而已。

相反，这种“新型举国体制”更可能把中国拖入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境地中，这一点从近年来民族矛盾爆发和官僚资本主导的官方舆论不断把少数民族污名化中可以窥见一些端倪。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少数民族的议题在2000年代后集中爆发，与官僚资产阶级在处理经济矛盾时不得不（与私人资本合谋）攫取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的丰富资源不无关系；当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时，官僚资本就给他们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把他们关进“再教育中心”，进行“文化改造”。当然，现在还没发展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程度，但是如果这样的体制继续强化下去，恐怕只是迟早的事。

相比为私人资本喊冤叫屈、摇旗呐喊，这才是普通老百姓和有识之士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当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实验脱轨时，我们如何想象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