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中的不变：论孙中山的民族同化思想

作者：陆文学

在如何解释孙中山民国初年宣扬“五族共和”，然后在护法革命失败后又大加挞伐“五族共和”；如何解释他一面“接受”苏俄的民族自决理论，一面又大力宣讲民族同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国内学界以往的研究难以令人满意。有的观点把孙中山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主张看作是孙中山对一般的、抽象的五族共和的具体化，又认为孙中山晚年以“民族自决”原则代替了先前的民族“融合”、“同化”主张；有的观点认为“五族共和”不是孙中山的主张，但当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改造为新三民主义的时候，就断然舍弃了民族同化主张。有的观点认为1919年后孙中山大力提倡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同化思想是孙中山在国内民族关系上表现出的矛盾心理。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发现孙中山始终坚持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其所谓民族主义思想里变化的表述往往是表象，在这些表象后面，孙中山所坚持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

一、民国初同化思想的流露

或许孙中山很早就有了民族同化思想，但是我们不能断然下此结论，因为至今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早期的孙中山就有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的民族同化思想在民国初就已显露端倪。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实现，就剩下民生主义的目标还未完成。很显然，孙中山所完成的民族主义革命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既然清帝已经退位，“鞑虏”已被“驱逐”，民族主义的目标当然可以说是完成了；而民国肇始，也就完成了“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目标。所以在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讲了这样的话：“近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到，只有民生还未做到”，“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功了，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这样的话。同年8月在中国国民党成立的大会上，孙中山又说：“我同盟会素所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惟民生问题尚待解决。”

然而在孙中山讲出这样宣言的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在1912年3月制定出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有这样的政纲：“二、实行种族同化”。在1912年8月13日《至同盟会各支部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的字眼。1912年8月13日，新成立的国民党在《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家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何谓“道一同风”？民族同化为一是也。1912年8月30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访问后的第七天，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说出了足以表露其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心声的话(尽管并未形成系统论述)：“在校之学生……至今日尤为注重者有三大要件：即民族同化、民权平等、民生筹画，此三者为学生之责任。学生能尽责任，国家方能巩固。”孙中山之所以在这个场合说出民族同化的思想，应该和当时湖广会馆学界的听众都是南方汉人，而不是蒙、藏、回和八旗代表有关(下文还要有所论述)。

不管怎样，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意识里，已经有了如何处理国内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当然包括满族在内)之间关系的想法了，而且是在他多次谈及“五族共和”、“五族一家”、“五族平等”的1912年。尽管没有以汉族为中心同化的直接表达，但毫无疑问，孙中山心里绝不会有以满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为中心同化汉族的想法。

二、妥协结果的“五族共和”说

虽然“励行种族同化”作为政纲被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但民国初年革命党与立宪派、旧官僚以及清廷之间力量的角逐并不占优势。孙中山虽然反对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国旗，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五族共和”。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接受”仅仅是政治妥协的接受，而未必就是真心实愿的赞同。何以见得？

首先，“五族共和”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要“革命”的目标——清朝旧官僚、立宪派——提出来的，这如何让投身革命数十年之久，以“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为革命目标的革命党领袖轻易接受？要知道，在革命前夕孙中山还认为：“中国人也反对外国人，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外国人仅仅意味着满洲人，而不是欧洲人和美洲人。”不仅如此，在确定是否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国旗的争论中，孙中山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这也可以表明孙中山难以真心实意接受五族共和。

至于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包括在北方游历时多次谈到的“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等说法，如果仔细分析，也可以发现是特定场合的特定提法。

当时，临时政府在南北对峙中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各种力量角逐之后，经过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孙中山最终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在控制了全国局势之后，数次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商国是。受邀前往北方后，孙中山不仅在北京访问，还先后游历华北诸省，历时大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发表涉及五族共和的演说，至少有八次，加上其他地点和场合的表述，有十四次之多(仅笔者粗略统计而已，照理还应有更多，因为并不是每次演讲都会被记录下来)。在这些演说中，孙中山基本上每次都对“五族共和”持支持和宣扬态度。但是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五族共和”发表意见的时间非常集中，场合(受众)也很特定，如表1。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提及“五族共和”大都是在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包括八旗子弟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基本上都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北方城市，时间都集中在民国元年。在此之后，孙中山基本不再提“五族共和”，直到1919年。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北京多次谈到“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时候，在一次听众为南方汉人的演讲中，孙中山还是表达了与“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精神颇有出入的设想——民族同化，这就是上文已提到的他在1912年8月30日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中的说法。

谈论“五族共和”的时间非常集中，场合也很特定，受众大多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又不经意流露出与“五族共和”精神相悖的“民族同化”说法等等状况，足以让人怀疑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真实想法会是完全赞同。

等到1919年再提五族共和的时候，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态度相比七年之前，可谓急转直下。他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直白而严厉的批判：“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浩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争之不已，而参议院乃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呜呼！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海军所以有常常主持正义也。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在1921年12月10日桂林的演讲中，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评价就是：“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这些批判言辞激烈，表达清晰连贯，可以看作是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真实态度。

再根据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片冈一忠，以及国内学者的研究，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应该是当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孙中山对于“五族共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妥协，而非思想上的完全接受。所谓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是对一般的、抽象的“五族共和”具体化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三、从“合为一炉而冶之”到完全同化

1919年，孙中山对于自己的民族主义宣言，又提出了以往没有表达过的新说法，即：“汉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此一思想隔年被孙中山在另一场合直接表达为：“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当考虑“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来处理中国国内民族间关系的时候，与“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相比，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很明显，孙中山使用“合为一炉而冶之”这样的表达在其思想历程中是有原因的。可以肯定，孙中山的这一新思想与他当时游历世界的亲身经验有关，而且和他的民权思想主要来自美国一样，“合为一炉而冶之”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应该来自美国。“合为一炉而冶之”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让人想到风靡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熔炉”理论(The Melting Pot)。不过，最终孙中山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熔炉理论。

“熔炉”是个比喻，指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共同生活，互相同化，最后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而孙中山始终是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的。毕竟中国是个古老的以汉族为主的帝国，而美国是个由多民族移民构成的现代国家，中国国内各民族的人口比例一直非常悬殊，汉族占绝大多数，这些都是孙中山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始终坚持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思想的客观原因。“熔炉”理论在孙中山思想中的出现，证明了美国因素对孙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始至终孙中山都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东西。

1921年3月6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成立会的演说中，孙中山提到如何学习美国的民族主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是如何以美国为榜样的。他说：“美国底民族主义乃积极底民族主义，本党应以美国为榜样。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或有人说五族共和揭橥已久，此时单讲汉族，不虑满蒙回藏不愿意吗？此层兄弟以为可以不虑。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故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汉族。”“吾人应为汉族发扬光大，令彼与我共同建国之各民族同化于我。”

同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粤滇赣军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再一次阐明如何处理五族关系，依旧是同化于我汉族的说法：“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族之自决。”

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次的演讲已经和1919年三民主义未刊稿中学习美国的“合为一炉而冶之”不一样了。1919年孙中山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不提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但到了1921年则明确展露通过同化“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的抱负。

“五族共和”是五大族“立于平等地位”，“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虽说是“今五族一家”，“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但是“五族……立于平等地位，……各有政治上之发言之权”，五族是不属于一个民族的。与“五族共和”所体现的五族平等独立不同，在从1919年开始批判“五族共和”的时侯，孙中山强调了“合为一炉而冶之”，五族融合为一族的说法。“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这个说法和“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家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注重民族同化”是一脉相承，直接相接的，可谓以“一炉而冶之”，达到“道一同风”的结果。

显然，1919年底从上海回到广州后，孙中山的以同化思想作为处理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想法已经变得毫不含糊，甚至可以说是斩钉截铁。不过，当他谋求苏俄的援助后，他的民族同化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又是一次不情愿的妥协。

四、同化思想的放弃与坚持

1922年6月16日晚，陈炯明部下叶举率四千余人围攻观音山总统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眼看北伐军无法回师相救，孙中山只好乘英国军舰离开广州。8月14日孙中山再一次回到上海，避入上海法租界，第二次护法以失败告终。与陈炯明斗争的失败，使孙中山在国内没有了立足之地。根据地已失，北伐统一中国自然无望。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孙中山倒向苏俄。当时苏俄正与北京政府就建交进行谈判，因为北京政府的强硬，使得苏俄谋求的外蒙及中东路路权等利益不能获得。孙中山倒向俄国使正在北京进行谈判的苏俄代表越飞大喜过望。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该宣言使孙中山获得了苏俄帮助他的承诺，“越飞向中山保证：俄国人民向中国表最热切之同情，并愿予以赞助”。

在得到苏俄援助的同时，孙中山还接受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以及在中国国内实施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原则。这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通过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无误地体现出来：“国民党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和1921年孙中山演说中“吾人应为汉族发扬光大，令彼与我共同建国之各民族同化于我”的说法相比，前后相差何其大也！这样，以文件的形式，孙中山“放弃”了全面同化思想。孙中山在对待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再一次妥协、改变。(编按：一大宣言并不被孙认可，孙本人欲以《建国大纲》代之，与鲍罗廷争执后未果，见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其实，即使在1923年元旦，国民党发表《中国国民党关于国家建设计画及政策之宣言》的时候，其中也有这样的言论：“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博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以愈广。”在这里，“糅合”一词代替了“同化”，这两个词并没什么实质区别。可以看得出来，此时的孙中山坚持同化的思想依然是明显的。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孙中山就不得不“放弃”了他之前反复强调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其他民族的说法。从历史逻辑上来讲，这应该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是孙中山获得军事援助所付出的代价。但孙中山是心有不甘的，从他在国民党一大尚未结束就开始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1924年1月开始，孙中山在广州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对三民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演讲，其中民族主义部分讲了六讲。对于中国国内民族的状况，孙中山认为：“就中国的民族来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似乎看不到“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的意思。因为，既然中国完全是一个民族，怎会存在不同民族的民族自决问题呢？而且在孙中山看来，人口多的民族同化人口少的民族是必然趋势，所以外来人口不过一千万的国内少数民族迟早是要被人口多的汉族同化掉的。话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后面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强调要“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的说法来看，逻辑就是这样。

在这次演讲中，孙中山多次谈到人口少的民族会被人口多的民族吸收同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孙中山用汉族同化满族以及美国同中国的例子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解。他说：“从前满洲人不能征服中国民族，是因为他们只有一百几十万人，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起来，数目太少，当然被中国人吸收。如果美国人来征服中国，那么百年之后，十个美国人中只参杂四个中国人，中国人便要被美国人所同化。”在这一讲的末尾，孙中山再一次提到人口多寡与民族存亡的关系，即人口多的民族最终要同化人口少的民族。他这样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会利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吞并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在民族主义第五讲中，孙中山再一次提到人口的问题，这次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如何看待国内民族关系了：“我们中国的人口在以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地球上，那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至少法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却仍然故我，甚或减少。拿我国的历史来考查，汉族大了，原来中国的土人苗、猩、獠、猹等族便要灭亡。那么我们民族，被他们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亦要灭亡，亦是显然可见的事。”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土人苗、猖、獠、猹等族”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和汉族相比他们的人口太少了；言下之意，汉族巨大的人口数量，是其能成为同化中心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对同化思想如此坚持，也和孙中山认为汉族极具同化力有关。至迟从1919年开始，孙中山就开始提及汉族同化力很强之说。比如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手稿中孙中山三次提到“同化”二字，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于同化力的民族。在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第六讲里，孙中山又一次提到中华民族的同化力非常强：“……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显然这里的中国人指汉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

可以看出，经过与俄国人的政治博弈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因为是策略性的改变，并非真心接受，在另外的场合孙中山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编按：类似的还有，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一讲时批判马克思，鲍罗廷找其谈话后，下周便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见白吉尔《孙逸仙》。)对于同化的强调，对于人口多的民族最终会“消化”掉人口少的民族的反复论述，充分显示出孙中山并不认同之前让中国内各少数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纲领。政策宣示并不意味着理念改变。至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第四讲里提到的弱小民族自决自由等内容，应该可以这样理解：那些他在演讲中提到的所要扶持的弱小国家里，只可能是安南、缅甸、爪哇、土耳其、波斯等外国，而绝不会包括“满洲”、西藏、蒙古这些自古是中国的地方。

五、结语

孙中山是一个政治家，为了政治目的，他愿意妥协，美国历史学家史扶邻对此有过很细致的描述。但是政治妥协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是摇摆不定的。在对待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从民国初到他去世，孙中山都有着以汉族为中心同化思想和理念，只不过他的这个思想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所谓“五族共和”、国内民族自决，对他而言，可能仅仅是权宜之计。

另外，孙中山之所以有强烈的民族同化思想或许和他在认识上一直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将“满洲”视为外国的观念根深蒂固有关，跟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的观念有关。这样使得在中华民国更续清帝国，“汉人中国”继承“满清中国”衣钵的时候，他不能处理好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孙中山本来就生活在特定历史背景当中，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我们不能太过苛求。本文旨在指出孙中山对民族同化思想始终坚持的这一事实，对于孙中山民族同化思想何以在其不断变化的思想中呈现出“变中的不变”，抑或说孙中山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其根源是什么，虽然同样重要，但限于篇幅，这里难以展开详细分析论述。

在今天看来，孙中山的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无疑是与提倡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民主社会精神相违背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伟大革命家革命精神的基本评判。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真相，以从中学习经验教训，而不是为圣者避，贤者讳。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发现隐藏在文本后面的真正东西，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就孙中山而言，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从我们今天看来是错误的思想中找到正确的遗产，或者绞尽脑汁为孙中山所存有民族同化的思想而进行辩护。伟大人物有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而且因为他本身就生活在具体历史当中、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自身的局限性必然难以避免。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是不会因为他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就可以被否定掉，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更能让我们看到伟人的真正伟大之处。

载《民族研究》2009年03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