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gin with the Ends 从终点前进！

原作者：Lucien Sève 吕西安·塞夫

编译：Yanagishita

校对：闻白

706激进思想译介计划



译者按：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是法国拥有六十年党龄的老共产主义活动家，也是法国共产党自二战以来最重要的理论家、哲学家之一。他1926年生于尚贝里，后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在中学教书，直到1970年才辞去教职、专心从事党的活动。1950年，塞夫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196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但同大多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选择了进入法共的领导层并投身于政治活动、而非仅从事理论与学术工作——1970年，作为党内主要理论家的塞夫接手负责法共的出版机关，进入了法共的核心领导圈子——这通常被认为是“服务于法共的利益”而非“真理”、也使他的学术和理论成就在知识界难以得到认可。五月风暴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塞夫与路易·阿尔都塞一道，同新兴的拒绝集中领导的自治社会主义和鼓吹“和平过渡”的欧洲共产主义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并共同反对1976年法共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但他们最终并没能阻止法共向社会民主主义和议会路线的转型，塞夫本人也因政见分歧而与党的领导层渐行渐远、最终在1982年辞去了在法共出版机关的职务，但他在八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分裂中仍留在党内，直到2010年才因感到自己与党的路线分歧已经大到不可弥合的程度而退出法共。在学术上，他最著名的作品为196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格的理论（Marxisme et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强调人格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从党内领导层退出后、又目睹了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和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向，塞夫的理论作品开始集中于反思冷战期间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2019年推倒柏林墙三十周年之际，塞夫在接受人道报的采访时说，“柏林墙的倒塌与真正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无关联。”本文发表于1999年，作者在其中首次系统性地反思了苏联解体给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教训、并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看法。他抵制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也拒绝西欧各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主义与和平过渡路线的转向，强调只有将人道的立场与科学的理论结合，去伪存真地回到真正属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找到出路，而这也正是标题“从终点前进”的含义——“终点”表面上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崩溃，却也可以理解为追根溯源的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仍然是一个“新的问题“，只要回到了这些“终点”、回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在当代就永远有着新的、顽强的生命力。阅读本文时我们要时刻记住其语境：本文写作于一个幻灭的时代，老布什已经宣布了“世界新秩序”的开始，整个国际共运都陷入低谷、原本满怀希望的东欧人民迎来的却是腐败和经济萧条，而作者塞夫也正目睹着自己曾经为之奋斗半生的法国共产党的分崩离析——这是一份对那个时代的顽强的回答。

声明：本文翻译自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的英文译本，译者为Carl Shames，法语原标题为Commencer par les fins: La nouvelle question communiste。本文仅翻译了原文的第一部分（约为全文的1/3），仅供学术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转载请注明作者、英文译者、中文译者与校对者。特别鸣谢法国共产党党员Mathieu Dubois在法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法语术语上为译者提供的帮助！

Introduction: the trap of the term “Communism”

导言：“共产主义”一词的陷阱

这本书并非为那些已经站到美元霸权一方、并将资本主义的今日视作历史终点的人而写，而是为了那些仍然坚持革命的行动与思想、那些仍愿意对当代与未来的解放做出全面反思和概念重构的人们。我们可以将这里的核心问题称之为“共产主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当少——或者说，很少有真正的研究关注了什么能够取代资本主义。

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试图先验地证明，构想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未来是不可能的，但时至今日，左翼对此的回应却并不令人满意。这是我们讨论的开始之处。近来有两本书格外彰显了这种攻击：《共产主义黑皮书》与《一个幻想的过去》。

这类意识形态攻击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公开地将“共产主义”的术语作为一个庸俗观念来使用，哪怕这个术语是这类作品的中心主题。一本书将“共产主义的幻想”同苏联等同，并宣布两者都已经死掉了——共产主义与其斯大林主义的形式画上了等号。他们讨论某种共产主义的所谓“一般实体”而非其历史中的具体形式，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回顾性与前瞻性两个特性并无区别。政治上的结论优先于基于历史的论证。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便是让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行动与思想不再合法、成为犯罪，将对共产主义的任何思考从历史中剥离、使其抽象为一种悲剧再呈现出来。

定义共产主义面临着真实的问题。苏联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它自己；《共产党宣言》讨论了“科学社会主义”；许多理论与意识形态的议题都仍然隐藏在这看似只是文字游戏的表面之下。

让我们看看与我说的“新的共产主义问题”相关的任务吧：在1917年诞生的那家伙已经消失不见，传统上的共产主义力量也大都消散了；“斯大林主义”成了扣帽子的标志；人们正在重新评价列宁的功过、甚至马克思也被关进了仓库里。字面意义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之前的那个世界了：“阶级”“人民”，这些概念完全不同了。我们需要以宏观视角分析：我们身处于历史中的何处？为什么共产主义比以往更加重要而紧迫？和二十世纪相比，共产主义的含义怎样前所未有地不同了？以及，我们如何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必须做的是，在理论上重构一个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将这个愿景，连同其预设的激动人心的、结构性的概念和原始的考量，编排得自圆其说。在政治斗争与未来的社会形态两方面，“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在今日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要求我们从其一切的活力与严谨之中，牢牢把握住马克思的革命性视角，以重新发现更深层的社会变革所涉及的基础问题。

Chapter I. Does the future have a name?

第一章：未来有名字吗？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将让我们不再需要哲学具体的发展和阐释。实际上，马克思、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著作在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充斥着理论乃至哲学上的思考。然而，斯大林时代的特点却是理论上的倒退和政治上的颓废。这一切唯一的出路，便是重新思考那些关键问题。

通向“共产主义问题”的道路很长，但总的来说我不难指出，理论手段有着具体的哲学需求。我们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是最根本而不容协商的。

1976年法国共产党的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资本主义将如何被另一套体制取代”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无产阶级专政”“武装夺取政权”“以暴力建立社会主义”等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渐进民主转型”的种种观念。但这些观念转变却是由维持了那陈旧的处事方法的党的领导班子所自上而下确立的。。

那时这一转变的核心思想是，由于工人阶级如今已经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不可或缺了。因此一个政治问题得到了一个社会学的答案，但这并不是哪个最基本的问题。社会主义被视作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发达民主社会”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问题出在对这些“过渡阶段“的既不理论、也不批判性的理解方式上：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最基本的特征。

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在于他们是如何抛弃的：自上而下的决定、理论基础的缺失。这是让阿尔都塞拒绝1976年决议的基础，而我也同意这一点，即便我和他在别处有许多分歧。那时产生的议题便是，理论怎样才可以摆脱其在古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下、为政治路线辩护的那种角色。

1979年的第二十三届党代会是真正战略性的创举，但对我而言，它只不过强调了政治上的富足与理论上的贫乏之间的落差。一方面，“自治社会主义”[1]的观念缺乏理论基础、很快便沦为了一条空洞的公式；另一方面，党章中清除了传统上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当然这一切都有诸多理由，其结果却是削弱了“共产党”这个名称所代表的理论思想水准。

我越来越觉着，所有进步最大的阻碍，便是党在其运作与生活方式上的落后观念。问题不单单是党的领导班子对涵盖了一切基本问题的理论问题漠不关心，更出在他们不情愿审视党自身的运作和组织上。我与党的领导层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政治化、理论化了。

The secre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科学社会主义”的秘密

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寻求进展的最好方式，是总结传统上被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关于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在我们检验这些理论时，我们不能忽视它们同它们所理解的取代过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被视作过渡阶段，其特点是大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而那时工人阶级已经接管了国家权力。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的那样，这一过渡阶段将通往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一种彻底告别阶级社会遗产的未来秩序：他将社会主义描述为“按劳分配”，而共产主义则是“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到来意味着实现“史前时期的终结”[2]；随后，共产主义将继续前进，从过去的历史中解放、而仅建立在其自身之上。

但当我们审视以上种种时，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无法脱离更宏大的共产主义语境而单独谈论社会主义。这便是为什么列宁希望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名为“共产党”[3]。这便是为什么各国的共产党们使用这一名字。

与科学社会主义小册子中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间关系的阐述相比，我们需要更为警惕地考察这一关系。我们马上便会看到这一切是多么模糊：社会主义被视作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共产主义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的阶段。结果是，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贫困的思想了。作为重构这一思想的第一步，让我们总结一下马克思是如何描述共产主义的特征的吧：

- 生产力的永恒发展；

- 相应的生产者对其客观社会权力的实际占有；

- 对垄断资本和商品关系的统治的取而代之；

- 劳动者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形式、向真正的解放过渡；

- 在文化与物质需求上各取所需，个人的全面发展；

- 国家与阶级彻底消失；

- 社会意识摆脱异化；

- 交换和人性本身的普遍化；

- 剥削的终结；

- 消除一切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压迫；

- 从表面上的偶然性自由过渡到真正的自由王国；

- 总而言之，人类“史前时代”结束、“真正的人类历史”拉开序幕。

倘若没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远见卓识，便不可能考虑到这一切。当然，以上的每一条都仍需要大量澄清和展开解释，但它们并非逐条列出、彼此孤立，而是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的有机整体。比方说，“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并不仅仅是各种力量（例如技术能力）的独自发展，本质上更是生产力、即人类整体的发展——生产力正如融合了科学那样，也融合了人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代生活的信息化。倘若没有这种发展，共产主义的其它方面也不会随之而来。这里的关键是，在实现对市场和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的取代、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消失之前，社会整体对主要生产资料与交换手段的占有是不可能完成的。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理论家并未认清这一点事实，导致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被简化成了极简的公式：比如说，社会主义 = 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 “各取所需”。况且，原则上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被大幅简化成了简单的“生产资料与交易手段的社会所有制”。这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一非自然的简化不仅在思想领域导致了概念的实质性退化、更在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塑造了其战略选择。自三十年代、农村和城市的生产资料和交易手段都实现了公有化的那一刻起，革命便被认为是完成时了。斯大林宣布，在资本主义政权环绕的情况下，消灭国家是不可能的。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废除决策和执行间那种不可逾越的社会分工、对意识的去异化等，都不再处于日程上了。结果是，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全知全能的国家、支离破碎的个体和神秘兮兮的社会意识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所有制显然无法有效地存在。这就需要马克思设想的“相应的生产者自己对其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更广义上的“对其社会权力的占有”——即劳动群众自己拥有并有效控制了其活动的一切客观条件。然而实际发生的却恰恰相反，国家与党的官僚机构剥夺了生产者的这种占有。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同共产主义一刀两断、反而巩固了社会的异化。

当然了，在法国共产党这类政党的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并不被局限在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化一类的表述中，尽管这对于其定义而言至关重要。即便这种话语仍宣告着共产主义的种种解放美德，但倘若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这些美德基本上都是用相同的术语表述的。这种观点下，到生产资料公有化这一最基本的斗争胜利时，资本主义下的一切社会问题和矛盾都将迎刃而解，而为社会主义所计划的各种解放性的目标也因此被共产主义的阴影所笼罩。

法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在“消灭国家”的议题上保持了沉默。于是，党默默接受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框架去分析个人对国家的关系和社会权力的代表。

A crucial manipulation of Marx's thought

对马克思思想的关键操纵

我们如何解释社会主义拒绝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事实？在其斯大林主义的形式中，社会主义不再将自己视作过渡性质的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在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中被遗忘了。倘若对苏联而言，七十年并不足以哪怕只是开始朝着共产主义过渡，这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外部因素——资本主义的包围网之类的。主要原因只能是内部的：列宁时代结束以后的社会主义否认了其革命性的本质、以至于实际上反对朝着共产主义的发展。

我们越是审视苏联及其阵营的奇怪经历，便越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汇上的暧昧。它们是同一种社会结构的两个阶段吗？倘若是的话，那为什么需要两个词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两个社会阶段的理论，但并没有将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不发达”阶段[4]。实际上，马克思从未想过第一阶段能够以任何方式脱离第二阶段而作为独立的概念。因此，以局限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和恩克斯在撰写《宣言》时，清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一词，以将其同那个时代中并非以理论为基础的其他“社会主义”概念区别开来。在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对比与当时的政治潮流息息相关：《宣言》完整的目的便是，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基础上同资产阶级的社会、个体性与思想全面对抗，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们完全没有做到这些。那时与现在的社会主义政治都无法在《宣言》那样的高度上同世界对抗，例如在个体性与国家权力的本质问题上。

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主导了这个世纪之交的政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被有意误读了，以至于社会主义变成了共产主义半独立的第一阶段、而后者则被推迟到另一时期才加以考虑。于是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理想、一个遥远未来的模糊可能，而社会主义则被视作真切的、务实的、能够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变成教条的“科学社会主义”共同依赖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概念。

列宁是唯一看透了这种神秘化及其含义的人。然而，这种概念的曲解却是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特点，对社民党和共产党们都是如此。这类运动的整个过程并非否定了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完整概念。

Relearning communism

再看共产主义

鉴于不只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还包括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全面失败，我们怎样让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我们已经指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两者完全没有能力构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的概念。以上讨论的种种问题对理解西方共产党的长期无能至关重要。就策略而言，国家并没有被质疑；社会变革被视作政变——自上而下权力更替、对国家权力的革命性征服。继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夺取国家权力的一切策略已经失去了所有信誉，但无人提出任何有深度的替代策略或构想。当法国共产党和其他西方共产党背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时，它们并没有真正摒弃那种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对大多数人民真真切切的概念，整个社会变革的概念就必须远远超越夺取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程度，而扩大到一切废除、转型和紧随其后的创新，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并非计划中位于将来的、而是即刻潜在的共产主义。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计划失败的第二个、但甚至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相关性的危机，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大幅贬值了。正如上文罗列的那样，从一开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便很难理解透彻、也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这种思想被默认为无关紧要、乌托邦式的。但是，我们又怎能忽视了它在当代现实中的真实发展呢？科学技术难道不是正在变成一种普遍生产力吗？个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为了年龄、性别和身份认同上的革命而持续斗争，难道不正昭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吗？雇佣劳动的空前扩张难道不是正引向更广泛地运用人类能力、从而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工人阶级吗？公民主动性的增长、全球化——尽管如洪水猛兽般登场——正代表了一种朝着人类普世性和全球管制发展的趋势。

主要问题是，我们用以理解商品生产中人类组织的手段，逐渐变得依附于目的了——人的发展、我们渴望的人性、社会生活的形式、我们的历史视野……在共产主义的视角之外，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的答案。各国共产党们基本上无法完整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而只是墨守成规，但最近他们涉足了一点生态主义。事实上，倘若21世纪将会有社会革命，那必定是共产主义的。

需要再说一遍的是，我们并非在试图描绘一个理想未来的蓝图，也不打算制定一套如何实现理想的政治策略。我们并非要求放弃当代促进社会进步的真正斗争而去关注那些模糊未来的理想。谈论共产主义，我们不仅必须理解一种未来的社会变革、更要懂得眼下的社会进程。说起共产主义的愿景，就是要呼吁看到当前事业的趋势——那些努力克服当代社会秩序下人类极限的事业。这种思考方式既避免了指望“用法令取消”[5]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幻想、也摆脱了仅要求那种保留了资产阶级社会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概念。它试图在具体事物真正变化的过程里蕴含的深刻而辩证的复杂性中，思考社会变革的过程。

然而，真正的任务还是要发展一套新的政治观。共产党们从未解决过这些问题：他们还没有看到自己与政治思想之种种的关联。在工人阶级中带来改变、国家的本质、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个体的碎片化和人类能力光谱的发展等等议题，都绝不属于遥远的未来，而就在今天我们的眼前。实际上，正是我们思考社会主义时的局限性让我们自缚双手，并将反对资本摧残的斗争的形式与场地限制在防御性措施上。我们必须将这场斗争扩展到在各条战线上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国家、支配、神秘化的意识、反复制造异化的成百上千种关系等等。我们必须构建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策略，在其短期目标上切合实际、而在远大目标上显示出它们的真实含义。因此，当代的活动家们要开始看到他们行动的共产主义目标。

Did Marx over rationalize history?

马克思是否使历史过度理性化了？

当然，改变观点的任务比最初看上去要艰巨得多。我们必须清点共产主义愿景的理论内容，并在我们世界的条件下发明相应的政治实践。一切都并非事先定好的。哪怕我们能够起草一份新的《共产党宣言》，那也仍然不够。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本身。我们怎么知道未来被称作共产主义？《宣言》声称要给予我们“整个历史运动的理论知识”[6]，但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时至今日共产主义信仰又还剩下什么呢？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国际歌》所提的“全人类”蕴含着怎样的潜力[7]？这些问题要求普遍地重新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但这本身并不是本书的主题，本书基本上主要讨论政治问题。

然而，这里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涉及到了历史理性。共产主义的视角只有在历史的逻辑中才具有意义，这意味着当前（一定程度上）的可理解性和未来的可预见性。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目标才会看上去合理、我们的行动才会行之有效。这预设了我们仍然生活在阶级社会之中，而当今的阶级矛盾本身便为朝着没有阶级的社会过渡提供了前提。倘若我们能给当下命名，给未来命名也就毫不荒谬了。这便是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理性。

主流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停止过灌输、强迫我们相信构想另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的消亡，这种观点被越来越有力地推动着，许多从前的左翼人士也加入拥护这种观点的行列、赞同“共产主义”不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这就要求我们简明地审视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马克思是否使历史过度理性化了？——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将历史进程看作理性的体现，而是在唯物主义的必要性和更重要的决定论概念方面？这个问题被提出并争论了成百上千次。的确，马克思坚持了历史运动中因果性的观念——他看到了在包括人类在内的生产力发展的每个时代中，其普遍特征与其阶级关系的全球结构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广义上还涵盖了与其他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间的联系。对马克思而言，每个社会形态都是有机的整体，其演化并不比生物发展更偶然。我们能够研究其运作的逻辑，并观察其发展变化的来临及其内容的主要特征。因此正是阶级矛盾到达了顶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朝着消灭阶级的社会形态过渡的先决条件，在那个社会中贯穿了数千年人类历史的阶级对立被彻底抛弃、扫入社会性人类的史前史的故纸堆中。对马克思而言，历史并非我们看不清自己正在做何事、要往何处去、又追求何物的漫漫黑夜。然而，这种理解和所说的“决定论”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包含了一种活生生的意识，即具体的社会形态包含了数不清的单一性、基于发展的一般逻辑的历史轨迹千变万化。比方说，尽管彼此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每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一种熟悉的氛围，并彼此间有许多基本的相似之处。历史中的偶然性达到了饱和，因而是不可预见的。统治自然的必然性并非明确有所指的、而是辩证的：它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范畴中永不停息的矛盾和做工。本质上，社会演化的规律呈现为动态的趋势与逆趋势的矛盾，这总是可以导致出乎意料的结果。没有演化是线性的，没有进程是机械的，没有与自己或他者完全相同的发展，没有事先书写好的历史。况且，不像自然的进程那样，历史事件可不会离开了我们而独自发声。但人类的自由并不会让必然性暂停，正如飞机并不会暂停重力那样。未来的大门从未紧闭。这种开放的必然性远不同于科学决定论或蒙昧主义的偶然论，历史的参与者们能够在这里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理论与实践上的经验教训。

D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time

历史时间的解构

我们怎样理解不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连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本身都追随着一种特定思维下对决定论的滑稽模仿？这种思维下社会主义以某种先入为主的方式存在、只能通过“最后的斗争”实现，而在这里无论采取了何种途径或路线、都会被视作唯一正确的选项。我们在哪能找到这种物化了目标、简化了历史的傲慢的根源？为此，我们是否应当诉诸大众文化和前马克思主义观念等等的影响呢？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这么做，但我们难道不是在马克思他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些机械的、必要论的要素吗？不仅仅是在时常被人引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或《哲学的贫困》中，更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处，他写道，资本主义引起了对它自身的否定，“自然过程的不可避免性”这一说法正呼应了无产阶级将“必然”夺取胜利的口号。

在发现历史基本逻辑的欣喜之中，马克思是否把它们归因于某种决定论的阐释了？正如恩克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宣称了革命政党“最后的胜利”已经“完全确定了”、或者甚至像列宁断定的“未来属于我们”那样，这种宿命论难道不可能引向某种狂热吗？也许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看来，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同投机思想实现了根本决裂，但仍存在着一种从未被完全驯服的、看待历史及高估历史必然性的过度理性化的观点。在这里我们便能看到，看上去很小的理论问题中却包含了巨大而实际的赌注。

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区别，与解构历史概念的计划所导致的、在过去数十年间获得影响的那些异议相比要小得多。历史进程的客观理性早已受到质疑，例如马克斯·韦伯对历史的内在不完整性和阐释的任意性的思考，或是狄尔泰、雅斯贝尔斯和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我们给自身行动赋予的意义本质上是虚幻的。大战之后，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又提起了一个较早的主题，即逻辑和历史是内在地分离的。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人物是进行了最激进的解构的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的最后一章表面上针对萨特、实则指桑骂槐地针对马克思，它提出了巨大的挑衅，仿佛那些都已经被证实了一样。根据列维-施特劳斯，整个历史不过是幻像、是构成其对象的一门学科的产物罢了。历史实际上是一系列没有统一可言的日期；它最终根据历史之下的、无意识的因果性分解为自发的序列——即生物学的、地质学的和宇宙学的，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基础。因此，被称作历史的线性连续过程与人类并无关联，我们为自己的历史经验赋予的意义从来就不是正确的，我们所认为的历史的可理解性、即我们为自己行动赋予的意义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列维-施特劳斯最终来到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与通常理解的相反，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从未存在过。

其他许多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理性的幻象这一主题。例如，保罗·韦恩（Paul Veyne）在其对福柯的研究（《福柯革新了历史学》）中宣称，“历史学——正如我们已经说了两个世纪的那样——并不存在。”存在的一切都正如“单一的群星”，而其余的“只不过是一个词语”。通过证明疯癫并不存在、它只是由赋予其客体表象的行为构成或消解的，福柯野心勃勃地展示了通向真正“完成历史”、“消灭一切理性化的政治哲学”的道路。在韦恩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就连自然的客体都并非真实存在。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坚持对客体的天真信念。

弗·利奥塔（F. Lyotard）加入了这场十字军。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标榜为“总体化的模型及其极权主义的后果”，并以一种宏大叙事不可逆转的消解来直面这种威胁。诸如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等广义的历史神话主题，始终服务于使权威“合法化”。后现代的科学，连同其对不连续性、灾难性和矛盾性的理解，将人类社会视作其真实的样子——“巨大的语言物质之云”。在利奥塔看来，阶级斗争之类的观念只不过是“争夺荣誉的示威”罢了。

在他对历史时间的分析中，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向。在塞尔看来，一切当代的科学研究都显示了时间并非线性、而是动荡和混乱的：它“渗流”、“瓦解”、“粉饰”、“打褶”……我们在历史理论中的一切问题，都与我们理解时间的天真方式有关。基于时间演进观念的种种思想都不再有意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是无趣且无关紧要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都过时了。

Where do we see the goal of our acts?

我们在哪看到我们行动的目标？

这些论断需要一个谨慎的回答——而不仅仅是论战——因为他们涉及了真正的问题。因此确实，若将历史视作幻象，我们所代表的历史进程是一种建构，只有天真的人才会将其视作客观的现实。是的，自1848年到今天，伟大的工人运动都利用了自我合法化的叙事。是的，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并不一定适用于下一个世纪。但是，与列维-施特劳斯的论调恰恰相反，法国大革命绝不只是某种幻象或神话。金融资本产生的去人性化绝不只是历史方法论、一种合法化叙事的人造产物。实际上，正是对这种种现实的否认，才给神秘化的意识形态和痴心妄想提供了最众目昭彰的例子。

其次，只有单一的才是真正存在的吗？这是一种唯名论，捍卫其美德不受那些阻碍历史的投机实体的侵害。确实，庸俗马克思主义将“资产阶级”实体化、将“工人阶级”神话化了，而不对这些抽象概念所包含的种种复杂现实与具体态度加以分析。但还有什么能比通过固定的普遍性思考更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对立的呢？教训是，一个渴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必须重新评估单一事件相对于普遍必然性而言的作用，以及其偶然特性在决定事物的最终过程中的角色。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奇异的事物简化为只剩单一性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作为人类却又是普遍的。那样的普遍性本身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单一事物中的存在。在每次工人裁员、金融投机之中，资本的阶级逻辑都具体有形地存在着，而私人利益的普遍至上则铭刻在细节中。历史理性确实存在于每个事件之中。

“排斥单一性的单一事物”的概念类似于英美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应的“一切抽象实体某种意义上都是精神的图像”这一信念并不能归到马克思的身上——比方说，他比福柯和其他学者早了一个世纪，便坚持劳动是一种“决定性的劳动”。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展现的那样，在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将成为实践中的现实。这种普遍事物朝着单一性的变化，作为一种仅有唯物主义辩证法能够把握住的历史理性进程，不仅在方法论、更在学说上都彻底摆脱了唯名论，即阿尔都塞所提的作为唯物主义顶峰的那种唯名论。实际上，这是对普遍性、或者说本质逻辑和关系的唯心主义表征。这种被米·塞尔视作无比贫困的辩证法，却使我们能够理解一种历史性的、完全逃脱了他的时空拓扑结构。

对此的所有反对中最宏大的是，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我们再也无法相信历史正朝更美好的未来发展的诱人神话。倘若它按原样采取这种观点、而非将其作为一场平庸的滑稽戏，这种反对还会更加有力。每个真正了解马克思的人的都知道，他拒绝了线性的发展观、拒绝了一种规律而完全可预测的进步观念。他确实相信的是，在历史中、就像在自然界中那样，总有着持续朝相同方向前进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朝着生产力发展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也存在驱动了一切历史运动的宏大矛盾，比如资本一方财富的积累与劳动力一方贫困的积累。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这些在五六十年代被嘲笑的趋势性的贫困化现象，今天却是所有人都能以多种形式看到的了。最决定性但也最经常被误解的第三点是，这些广义矛盾的非线性发展往往给自身的取代运动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前提。因此，私人资本按其自身的盲目逻辑不可避免地造成摧残，而正是受到这种摧残的个人和生产力才能建立一种“各取所需”的回馈系统。

列维-施特劳斯和其他学者能够反驳这一论点吗？这种迹象并不存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写下的那般，这些批评家中没有人敢于直面这一论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8] 他们批评马克思的方式，恰恰表明了马克思真正构想的历史理性是这些批评者不愿处理的事情。

事实上，自七十年代广泛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失败”之后，每一条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都已然摆在我们面前、并正在持续加速中：一方面是生产和生活方式遭受的强制革命化、市场全球化和财富积累，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焦虑；资本为了应对利润率下降所做的极具破坏性的努力，以及人与物、目的与手段间关系的倒错，甚至到了危害人类未来的程度。面临着这一切，我们怎能继续说历史是种种表象的一出戏，而毫无连贯、毫无我们所能识别的意义可言，因而没有任何合理事业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在我看来，这已经不仅像是一种智识上的扭曲、而更是对公民责任的背叛。历史无意识地通过其种种单一的曲折而承载了理性，它远不只是像阿尔都塞简化的那样、是纯粹的“没有主体或终点的过程”：迄今为止，严重的局限性和衰退并非不存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中已经有了主体和终结性。

伟大的价值论愿景嫁接在伟大的历史趋势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孕育伟大的政治和人类事业；它们动员的美德超越了世代与国家的边界、使我们能构建我们这个尚未完全开化的世界：为了法兰西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去殖民化的漫长征途、自主的人类个性不可阻挡的形成、当代争取妇女真正平等斗争的动力。鉴于这些斗争与其他种种的成果，怎么会有人敢于断言这一切都不过只是虚构的“宏大叙事”、只不过在我们的想象中存在——敢于断言“共和国”、“主权”或“平等”都并不存在呢？

A new historic window

新的历史窗口

以上一切将我们带到了一个终极问题上：苏联的覆灭、一个半世纪以来革命历史的流产是否让我们无法将自身置于这样的历史连续性之中？这就引向了另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矛盾本质上的连续性、和对这种矛盾的取代运动的不连续性是否可以同时存在？这便是运用辩证法的时候了。正如我说了多次的那样，我们能够断言尚未解决的矛盾并没有暂停，而是恰恰相反、正在更深入地运作吗？当然没错，但只有在这种解决方案的来临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历史阶段、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才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从不会将一道菜呈上第二次。

未被克服的矛盾下的历史阶段转变——历史唯物主义的灵活理论体系中一个全新的重要概念。一个半世纪之前，革命前景被表述为一场由无产阶级实现、由一个先锋队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将夺取国家权力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这样定义的事业不可挽回的失败已经将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时代。一切使这项事业看上去可行的基本现实都在发生变化：生产的方式、阶级结构、政治逻辑、社会现实、个人动机、时代的精神、世界的状态。因此，一扇历史窗口已被关上。我说的这些意味着一个临时框架，它使得一种类型的变革策略成为可能、而其他策略则不再可行。“局面”一词意味着某一时刻的单一性，而历史窗口则可以指代一整个时间段。真相是，上一扇窗口在1968年五月便已关上，揭示了传统共产主义道路正被逐步淘汰，更不必说勃列日涅夫主义了。

今天，这扇以《宣言》为标志的历史窗口已经不可逆转地关上了。“工人阶级”不再是那个代表了社会变革潜在力量的伟大形象了。它对社会主义的愿景不再充分、对革命的愿景不再足够、对党的愿景不再合适。这项事业保留下来了，但却在全然不同的具体意志上。这便是拒绝承认这扇窗口已然关闭、同未来一刀两断的过时的共产主义，与肩负起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这扇新的历史窗口的共产主义间的分界线，即便后者仍极少被理解。这意味着理解当代资本与反资本两股势力间的冲突，并发明一套全新的、真正共产主义的文化、政治和组织形式，而这些将使我们能够投身于这场当代的斗争。

不，马克思没有使历史过度理性化。他试图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将历史置于辩证法中。他确实低估了他所发现的种种社会进程逐渐实现的时间框架。他将离开“史前史”时代的转变视作一个短暂、同质的时段，而不是一段历史窗口发生变化的较长历史时期。这种变化正是我们将着力理清的。

未来确实有一个名字。即便存在偶然、动荡、不连续和错误的表象，但历史却仍在其顽强的客观性中蕴含着充足的逻辑，为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提供了战斗的主观性与可观的机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难道现在不是空前地需要让那个总是不人道——在今天还更急剧导致着人类种族激烈而不可逆转的去人性化——的阶级社会终结吗？

最后，也许有人会问，倘若我们说未来必将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尤其是倘若“共产主义问题”还远未告一段落，那为什么仍要使用“共产主义”的名字呢？在这场普遍解放的运动的理论与政治设计上，对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存在着两种反对意见——其语义上的内容与历史上的共鸣。第一个方面上，尽管这一术语反映了团结与集体，它本身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历史终结的理论——“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这种今天形成的对历史窗口的决定性创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构想的、从以阶级社会为特征的史前史中最终产生的计划便不再连贯了。“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已经转为表示必将发生的社会变革的毫无协商余地的激进性。也许在将来另一个词语将被发明，但至少在今天，“共产主义”这一词语仍承载了以上种种内涵。

译者注：
[1] “自治社会主义（Socialisme autogestionnaire）”的概念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期流行开来，并随后被法国的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广泛用于批判法国总工会（CGT）、法国共产党（PCF）等传统左翼势力权力集中的组织形式。七八十年代起，法共逐步接受了自治社会主义的概念，但强调其必须应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2] 此处的“史前时期”并非指代一般意义上的“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而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使用的术语。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之前的一切社会形态称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这一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
[3] 在1918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布尔什维克一直保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作为正式名称，而这次党代会上在列宁的推动下，党更名为“全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此之后党的名称中一直保留了“共产党”一词。
[4] 《哥达纲领批判》：“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5] “用法令取消“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不经过多少斗争、便能超越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而实现乌托邦社会。《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6] 《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7] 《国际歌》副歌的法文歌词中曾提及“全人类（le genre humain）”，但在通常使用的汉语国际歌版本中并未译出该词。著名翻译家绿原用“公约数式的汉语”将这句歌词翻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将是全人类（L'Internationale/ Sera le genre humain）”。
[8]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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