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城初感

看完新加坡導演陳哲藝2013年的電影《爸媽不在家》，我呆了一會兒。電影以98、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為背景，講述一個新加坡中產雙薪家庭請一個菲律賓女佣到家裡工作並照顧小孩，經濟危機下各方命運不免遭遇波折、而女佣與家人互相的感情也有親有疏的故事。電影頗有點楊德昌的感覺，沒什麼宏旨，日常生活的張力卻令人沉默。

尤其是一開鏡，以一家人的視角、屏幕上躍出新加坡浩大的民生工程——組屋——的場景時，我輕輕地「哇」了一下。五月初我第一次毫無概念地來到新加坡時，就寄居在朋友租住的組屋裡，和電影中的布局幾乎一模一樣。

更巧的是，朋友家的房東阿姨也請了一名印尼女佣照顧起居。她也是跨國勞工流動裡的一個個體、是全球保姆鏈中的一環，但我沒有多問她印尼老家12歲兒子的情況，更難以破解她不離雇主家門半步的孤獨。

外勞、中產、家庭功能與結構的變化，初臨新加坡，就仿佛看到了對折過來的香港。

電影中濃重的洋涇浜隔著五年的遲滯傳入耳中，瞬間，熱帶小島的風、三族融合的風情、花園城市的街道、阿凡達般的人造樹，混合著偌大的房子裡房東阿姨或女佣的身影，破碎卻不失重量地向我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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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看待新加坡通常是兩種印像，一個是嚴科厲法，一個是花園城市，而無論哪種，都與其背後高效運轉的政府體制息息相關。

對於自己的威權統治術，李光耀很坦白。他的坦白實際上讓我驚訝。

在《海峽時報》出版的李光耀問答錄《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中，他毫不避忌並完全自信於自己的治國理念：把對「人」的認知建基於基因優生學，並以此作為精英主義教育政策、外勞政策以及治理人才遴選的基礎；他急迫地想要讓新加坡年輕人「明白」這個年輕國家創立艱辛，把不強則死的叢林法則貫穿在統治和外交需要中；他設計浩大的社會工程如組屋、種族融合等維持民眾生活的安穩，又在傳媒等方面實行嚴密的控制，使得新加坡的公民社會孱弱無比；他創造了經濟奇跡，但靠的是跨國公司和政聯企業等大資本的壟斷；而在經濟之外，本土文化一度不在政府的視線中。

為了體驗威權的感覺，我特意去了新加坡唯一能夠合法抗議的芳林公園。過往聚集在那的人多時也不過數百，李光耀逝世後政府更嚴禁一切抗議示威。去的那天微雨，偌大的草地上空蕩蕩的，只有剪草的工人，我在標志著“演說角”的木牌旁邊看見赫然豎立著警方的監視鏡頭，繞出公園，警局就在旁邊。

我好奇，在威權深刻的斧鑿下，這裡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跑到國家主導的博物館、跑到書店裡、跑到大街小巷跑到熟食市場跑到的士中，試圖尋找一點答案。

然而「意志薄弱」的我，注意力被別的東西帶走了。我驚喜於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在1965年前的敘事裡，整理了海量的史料來刻畫它命運多舛、人口交雜的歷史軌跡，並增加了東方主義與女性視角；我也驚嘆國家美術館收藏了整個東南亞近八千藏品，從繪畫到行為藝術，什麼都有，根本看不過來；新加坡擁抱英國殖民的歷史，含有殖民元素的歷史建築完整保留並成為「市政廳」社區的特色；牛車水雖然已經變成了和小商品市場一樣的商業城，但一條不過百米的街道上同時佇立著清真寺、印度寺廟、佛寺等等，車水馬龍人來熙往，是「種族融合」這項國家強勢構建政策的外在奇觀。

我拜訪草根書室，碰到獨立華語劇團的劇本讀演。溫柔的音調響起，讓我以為去到了台灣。但演後談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大家對中文的使用並不如我想像中熟練，比如編劇在念白中使用四字成語，也會讓一些團員戲謔卻認真地覺得「深奧」「新鮮」。華人雖占九成，但華語劇場是小眾。也許這也反映了，新加坡成立之初，李光耀要求英語為第一語言、中文為第二語言，並強制關閉了華校南洋大學等等語言文化政策的影響。

所有的政策既有其晦暗，也有其光鮮，更構建了新加坡翻天覆地的變化、營造出這個城市的文化景觀。這種感覺是碎的，嵌合在我對新加坡一步步建立起來的認知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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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學者沈旭暉的觀察指，新加坡的政治氣氛現在是逐步步向寬松，其反應的實質問題，是在近年選舉中，人口問題成為新加坡重要爭議。執政黨不得不迅速回應民眾對如外勞、族群衝突等社會問題的不滿，變革因此得以有條件地發生。

但是，「人的代價」，媒體人曾柏文如是提醒：新加坡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其追求基本的「生存」與「安全」時，采取的種種措施用力過深，反而在有意無意中壓迫到高層次的「自尊」與「自我實現」的空間。獅城就像一個珍貴的孤本，有制度、文化可以觀察，提供對權力、現代性、人性的反思。

台灣醫學人文學者吳易叡所關心的，則是新加坡人如何在憂郁的北緯一度，或拳拳服膺，或負隅頑抗，或苟安，甚或犬儒以對。他的《新加坡微民族志》，正好彌補了我作為游客對新加坡人的觀察的疏失。

朋友問我，新加坡好嗎？我說好，但即便是作為一名遊客，我也能感受到這裡的多元、有趣都來自自上而下的主導、規訓，就像我在大蓮花看到的一個「街頭塗鴉展」，塗鴉作品像fine arts一樣掛在墻上，精緻則精緻矣，充滿「愛與和平」，卻徹底抹掉了塗鴉的街頭及反抗意味。

朋友又問，那麼不想再來咯？想。我才剛剛踏上東南亞，在柬埔寨與新加坡，看到了東南亞與東亞共享某些憂傷的歷史，但又都有獨特的、完全超越我淺薄經歷的文化記憶。新加坡有那麼多維度，依然值得被打開。

這種矛盾的心態，貫穿了我來去新加坡的始終。我貪婪地以這城為鏡，比照我所居住的、關注的那些地方或許相似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