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卻可能讓我們溺水？

評 再拒劇團 2011《自由時代》 | 本文出版於《牯嶺街小劇場文化報》NO.16

走在秀朗橋上往新店的右側望去，可以看見幾近成為蚊子館的人權紀念園區，在台灣這民主內戰的衝突時代裡，這座建築物在褪去了銳利的蛇籠與謎樣的黑幕後，剩下的是白色恐怖歷史記憶轉為消費結構的陷落，而且更是對於那個時代，那些異議人士爭取民主、言論自由的最大諷刺建物。

是的、人死才知輕重，在那樣掌權者隻手遮天的白色恐怖的時代裡，為爭取自由而犧牲的靈魂重量，有很多種被詮釋的說法。這齣《自由時代》從開始的場景，就試圖將鄭南榕在雜誌社裡自焚的場景重現，並以非線性的劇情來交疊前後歷史，與時代差異之間的跳躍，試圖將歷史的刻板風景打散，把浪漫追憶的氛圍，壓制在自焚場景火光效果後的當下，並且落在另一個對稱時代，以相似的媒體辦公室場景，使觀眾從透不過氣的記憶裡被拉了出來。而歷史總是被人、事、物微妙的牽動著，在一位記者的死，經由鄭南榕自焚事件的映射，週遭的同事的堅貞執念，以及死者弟弟對於親情的坦率表白下，死者遺留的隱私，開始勾勒一個看似謎一樣的事件，並且牽動著整齣劇的主體。

劇中導演、編劇巧手的將穿梭在時代這個時間意義，對於距離(distance)與效應(effect)之間的想像，安插以自由為主軸如同唱片跳盤短劇，讓看似破碎的劇情，埋下了緊張的不確定感，而上半場尾聲的自由女神弦外章節，成功把鄭南榕追思會上肅穆情緒場景複製，跳針快拍的以喧嘩自由為上的群眾對話，和掌握發言權並成功影響集體行為的權力者之間的上下關係，於是、一來一往的模糊荒腔走板的娛樂新聞式對話，構成的自由表徵意識的盲從，成為反諷消費的輕鬆關鍵鑰匙。

部分歷史表徵所不能再現的矛盾裡，在鄭南榕自焚後的二十一年對於死亡這個嚴肅的字眼中，要咀嚼是不太容易的，這對新生代導演，更是一個再現矛盾與分解摩傲的挑戰。《自由時代》企圖挑出自由意識(Ideology)與行為結構(Structure)之間的芒刺，亦即是歷史的樣貌背後，影響個人或集體行為所構成的社會關係，他可能是一個單一或多重的反餽，也可能是和解或衝突，碰撞後運行後的裂解體。在下半場在接續勾勒的歷史窗景，不斷的反芻從社會、群體、家庭、思想，多重的複雜彼此牽制關係裡，試圖凸顯運行的方式和未來。

雖然鄭南榕的自焚事件，在台灣民主與時代變遷的歷史上，已足有影響個人意識型態及群體歷史記憶的力量，歷經政治利用、資本主義消費的纏繞後，卻只成為一種便於歷史對照，和討論的時代人物與事件的代詞，權力造神的政治圖騰，也因歷史而變得更加堅固不摧。在劇組先前以田野的訪談、座談會、拜訪鄭南榕基金會和親屬後，劇情下半場，開始拉開時代差異的報社角色對白，感覺到劇團細膩的企圖，欲沈澱回饋這些筆記下的功課。從這段場景中青年可以輕易的獲得發聲媒介，又常不知堅持與態度之間的差異，夾著無關緊要的奮起矛盾的熱血現象，搭接在以主線報社、轉角咖啡等，多個時空、場景交錯轉化下，這三個弦外截然不同風格的插曲，輕鬆的做了內爆的引信。

可惜劇組欲挑戰精準切換這些氣氛，又想交代歷史與當下交互的關係，讓兩個看似對稱的結構之間產生共鳴，卻在首場還沒有熟捻的歌唱橋段安排，以及對話嚼字清晰的節奏下，這讓人感覺有點破碎的可惜。《自由時代》將鄭南榕與二十一年後的一個報社記者合而一體，企圖解構死者的圖騰，還原自由、家庭以及朋友間微妙的關係。而旁支的劇情把自由放大擬態，嘲諷媒體，也在社會運動之間呈現，那些我們看似自由的定義何其混亂。因為、人們早息以將自由掛在嘴邊，而民主多數決與暴力的差距卻只有豪米。回想鄭南榕那年自焚的時間，剛從親友身上接觸到黨外空氣的我，面對這樣的一齣戲碼，即便數十年後，他依然不是輕鬆的語言，這也驗證歷史與世代之間產生的不對稱殘憶以及失憶，不是一種失落的鴻溝，卻是每每面對這些時代關鍵字，黑牢的景象不斷在腦海裡快閃而過。而這種自由的緬懷包裝多少欺瞞？如今、自由已經強壯到可以擊碎黑暗的厚牆，但無限上綱的自由，始終掌握在善謀者手裡。在這正義尚未實現的當下，自由、卻可能讓我們溺水，即便他時而披上包容和尊重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