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野兽爱智慧》

野兽按：汉娜·阿伦特是我的思想英雄之一。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6-3-4 7:51:00 | 分类:读书 | 访问量：5521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著 焦洱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3月一版一次 5000册 16元

目录

序言 1

1．早年生活 1

2．柯尼斯堡的犹太女子 12

3．渴求知识 22

4．汉娜和那个巫师 33

5．献身精神和理性 45

6．告别德国 58

7．复数 69

8．从马赛逃走 80

9．第95街的一间屋子 92

10.罪责问题 103

11.极端的恶 115

12．迫害和诽谤 129

13．远离工作 144

14．美好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157

15．猛禽还是夜莺 170

16．最初的惊奇 183

17．玻璃匣子里的魔鬼 196

18．艾希曼以及没有结束 210

19．美国的反叛 223

20．告别 234

21．自由如风中的一片树叶 247

22．河面上的光芒 260

附录1：生平年表 271

附录2：关于汉娜·阿伦特的文献（部分） 275

1906年10月14日 汉娜娜·阿伦特生于汉诺威。

1975年12月4日 第二次发作心肌梗死，病逝于纽约寓所。

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

对该书慕名已久，据说它是众多阿伦特的传记中最权威的一部。也曾有学友赠我以该书的电子版，但有些书还是更适合捧读的。寻寻觅觅，终于还是于2006年1月8日的万圣书园与该书相遇了。而由于自己读书的坏习惯：除了不求甚解，还有就是同时翻开几本不同门类的书交替着读，这本读几页，那本读一章，有时把不同的书的内容混在了一起，煮成一锅粥。

故而虽是渴望已久的该书，也是直到在2006年1月26日23：30分从北京开出的k101次列车上才读完了。

该书好就好在它能够激发我对阿伦特的著作及思想投入更大的热情，而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有更多人的去研究她的思想传播的她的思想，从而影响更多的人，岂不就是她最想要的吗？

该书引发的东西很多，先在这挂上一笔，以后再慢慢道来。她在一封信里曾经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而席勒的这首同名诗歌《来自远方的姑娘》确实十分贴切于阿伦特。

席勒 《来自远方的姑娘》

在贫瘠的牧羊人山谷 伴随着每一个春天的到来，每当云雀啼啭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美丽惊人的姑娘

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她并非在这山谷里降生 一旦她向人们道过别，便会消失得无踪无影

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让所有的人的心魄都变宽；亲近的感觉甚至使人们放下高傲和尊严。

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成熟于他方的土壤 置身于丰饶的自然里 沐浴着别处的阳光。

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 这个享受果子，另一个获得鲜花，无论垂垂老者还是翩翩少年，没有一人空手归家

所有的客人都受到欢迎 正好这是走来一对恋人 她把最好的礼品献给他们 那馈赠是花中极品。

#日志日期：2006-3-4 星期六(Saturday) 晴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3-4 8:26

注：找到一篇记述阿伦特生平的文章，该文基本是根据这本《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而写成的，只是在一些词语上有些改动。看来作者还是很认真地读过这本书的，起码原书中开头错误地将1962年阿伦特写成了“65岁的老妇人”，而她改回了“56岁的老妇人”。做为一篇杂志文章，这样写问题不大，只是不知道她在该文后有没有注明参考书目，提到这本《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我没看过该期杂志，这篇文字是在网上找到了。有没有看过这期杂志的学友？

汉娜·阿伦特：不可原谅的独立

2004年第8期《人物》杂志 （文/张　芸）

1962年3月19日，纽约中央公园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大卡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坐在出租车后座的一位56岁的女子被撞成重伤，不省人事。这位女子就是汉娜·阿伦特，一位持有美国护照的德裔犹太人。

在开往医院的救护车里，阿伦特慢慢苏醒过来。她忍着疼痛，艰难地试着挪了挪腿，接着她开始测试自己的记忆力。她一段一段地回忆着她的人生：她在德国科尼西堡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玛尔堡和海德堡的大学时代；回忆起他的师长海德格尔，以及她和海德格尔的一段恋情；忆起雅斯培斯，这位真正将她引向理性的老师；想起她和她的民族三四十年代在德国遭受的浩劫；想起她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巴黎认识了她的丈夫亨利希·布吕希尔；想起了他们如何途经马赛和里斯本逃离欧洲，来到美国；想起了她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关注；想起了她在一生中交下的许许多多的朋友，以及结下的不少仇敌；想起了她的学生们，想起了她的给她带来了世界声誉的政治哲学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想起了她正在着手写的有关耶路撒冷法庭对前纳粹分子埃希曼的审判……

阿伦特发现，自己既没有瘫痪也没有丧失记忆力。尽管当时阿伦特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但是她松了一口气。很久以后，阿伦特深深地铭记着她在救护车里这一刻对生命的深刻感悟：“最重要的是，在一瞬间，我觉得，生命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可以决定，我活下去或者死亡。虽然我没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的，但我想生命是美好的，我还是倾向于活下去。”

很多人认为，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从职业来看，她是个女哲学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过政治哲学。女哲学家？！这真是一个奇异的职业。

某位鄙夷女子的人说过，把女人和哲学联系起来，既糟蹋了女人，又糟蹋了哲学。这种偏激的话却无法适用于汉娜·阿伦特，人们无法否认她对现代社会、文化、政治和人的思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汉娜·阿伦特在现代思想史上所做出的发现，不仅需有深邃的洞见和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仅是剖析别的民族、剖析他人的勇气，而更多的是针对本民族、分析自己的思想和误区的勇气。阿伦特认为，勇气、感恩的心和忠诚这三个像是矛盾的品德是密切相连的。在一篇为她的导师雅斯培斯（Karl Jaspers）的生日而作的论文中，阿伦特写道：“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会知道，只有我们直到最终还对某些事物保持着忠诚，而只有这些事物才是真实的。”

阿伦特的一生坎坷波折，她不得不多次重新开始。但她在思想上总是特立独行，自始至终拒绝给自己的思维设定疆界，这使得她的思想对许多人而言，简直是“不可原谅的独立”。

1

1906年9月14日，汉娜·阿伦特出生于东普鲁士科尼希堡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那是德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阿伦特一家住在科尼希堡整洁、安静的别墅区。汉娜·阿伦特的父母于1902年结婚，他们都出生于科尼希堡的殷实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是工程师，母亲在巴黎学习过法语和音乐。他们的婚姻门当户对，两个年轻人彼此也很相爱。但这桩婚姻一开始就笼罩着阴云。汉娜·阿伦特的父亲保罗·阿伦特在婚前染上了梅毒，当时，梅毒是普鲁士扩散较广的一种传染病，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普鲁士男子有这种病。婚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一直担心这个病会遗传给下一代。汉娜·阿伦特的父亲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治病，在他们认为病情得到了控制的时候，才有了汉娜。

汉娜是父母企盼已久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汉娜出生起，母亲就精心地记起了育儿日记，一点一滴地记录着汉娜的成长过程。在日记里，她认为汉娜是个“安宁、满足的孩子”，汉娜“极爱唱歌，但是总跑调”。他们十分欣喜地看到，父亲的病并没有遗传给汉娜。汉娜从小就是个十分聪颖的孩子，只是有点独特和孤僻。

1913年，阿伦特家族连遭不幸。3月，汉娜的爷爷去世。小汉娜从家里的窗子看出去，人们密密地围着运尸车，表情都十分悲痛。惟独汉娜没有显示出悲痛的神态，她甚至因为有那么多人为她爷爷送葬而感到骄傲。过后，汉娜就不再提起祖父，像是从不为祖父的去世感到悲伤。汉娜的这种似乎无动于衷的态度使她母亲觉得这个孩子很不正常。但后来，这个孩子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却又使她的母亲认识到，这个小小的孩子在以她自己的独特方式面对家中的不幸。小汉娜劝慰家里人说：“要尽量少去想那些难过的事。要是让自己也难过起来，那就太不好了。”同年10月，汉娜的父亲死于梅毒后期并发症。汉娜的表情又几乎是毫无悲痛之色。在父亲的葬礼上，她哭了，但她哭泣的原因却是因为丧歌“唱得那么好听”。过后，这位刚满7岁的小姑娘安慰她的母亲：“妈妈，别哭了。你想，有很多妈妈也经受了这些。”

在当时的普鲁士，男女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平等的。1913年的科尼希堡的女童只能进入一所市立的女子学校学习。汉娜上学后，开始接触了社会，渐渐地有了“我是犹太人”的意识。她和其他犹太小朋友从科尼希堡大街上的反犹标语上认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科尼希堡是个不大的城市，20世纪初仅有人口25万，其中犹太人大约有4500人。这几千个犹太人属于社会的不同阶层，也有像阿伦特家族这样在科尼希堡生活了几代、在思想文化上已经完全被同化了的家庭。汉娜家每年都过圣诞节，家庭成员竖起圣诞树，交换圣诞礼物。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都不愿意与其他德国公民有任何区别。

像阿伦特家族这样深深地融入德国文化的犹太人，一方面希望自己被德国社会视为一名普通的公民，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并不愿意否定自己的犹太族传统。汉娜·阿伦特作为犹太少女从小就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矛盾。汉娜后来回忆：“假如我在任何时候否认自己是犹太人，而我母亲碰巧又知道了，她很可能会为此左右开弓地扇我耳光。”

为了保证汉娜不因为她的犹太血统而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歧视，汉娜·阿伦特的母亲认真地为幼小的孩子抵御来自各方的不公正。母亲叮嘱汉娜，如果她的老师在学校里散布反犹言论，汉娜应该立刻站起来，离校回家，以示抗议。汉娜依照母亲的叮嘱去做了，如果汉娜弃学回到家，母亲就写信给校长，抗议老师的言论。母亲通过努力有效地保护了汉娜不受当时反犹倾向的伤害。从汉娜毕生为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抗争的态度中，不难看出汉娜母亲当年的影子。幼年时，汉娜体弱多病，常常休学在家，但是，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社会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危机。阿伦特家族拥有较为殷实的家产，汉娜并没有受到战后德国物资匮乏状况的影响。1919年，13岁的汉娜已经成了中学生，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身边发生的变化没有多大兴趣，但对知识却充满了渴望。她把自己关在已故父亲的图书室里，阅读了大量藏书，有小说和诗歌，也有哲学著作，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哲学家、她日后的导师卡尔·雅斯培斯的《世界观心理学》。汉娜显示出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思想上的早熟。在学校里，她的独立的个性和思想让不少教师头疼。15岁时，她在课堂上与一位年轻教师发生了口角，并动员同学们一起罢了这个老师的课。汉娜的这一举动招致学校做出开除她的决定。汉娜的母亲想尽办法，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也没能使学校撤销对汉娜的处分，只好先安排没有中学结业证书的汉娜到柏林的大学里去当旁听生。1924年春，经过汉娜母亲的周旋，汉娜原来的中学专门为汉娜举办了中学结业考试。汉娜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次考试，并且获得了金质奖章。而汉娜原来班级的同学还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毕业。

2

1924年秋，汉娜·阿伦特从柏林转到玛尔堡上大学。汉娜认识了在这里执教的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是哲学家中的叛逆者，他与雅斯培斯组成了一个“战斗共同体”来对抗老掉牙的学院哲学，使哲学进入每个个体的人生。在18岁的汉娜眼中，35岁的海德格尔像个魔术师，他能使2000年前的希腊哲人的思想在他的课堂上又重新发出夺目的光芒。

汉娜对海德格尔的课着了迷，海德格尔的课她每堂必听。不知不觉中，海德格尔也打开了这位妙龄少女的心扉。半年之后，汉娜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25年2月，海德格尔不称她为“阿伦特小姐”，而直接称她为“汉娜”了。汉娜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老师，她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海德格尔。但海德格尔已经结婚，并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这段恋情对双方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他的婚姻，更不愿意让这段感情影响他的前程。但同时，海德格尔又无法舍弃热情纯净的汉娜。海德格尔的这种种考虑，决定了这段恋情只能在秘密中进行。他和汉娜约定了种种约会的暗号，热恋中的汉娜接受了他的一切安排。海德格尔将这段婚外情隐藏得很好，他们竟没有留下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这段时间，海德格尔在写他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他不断强调，没有人能够像汉娜那样理解他的思想，汉娜是敦促他写作的精灵，能激发他的思想灵感。后来，海德格尔承认，如果没有汉娜，他写不出《存在与时间》。在晚年的海德格尔眼中，汉娜·阿伦特仍然是一位十分理解老师的女学生。

汉娜以为在她的老师和情人海德格尔这里能够找到她思想的支撑点，但她没有找到。在海德格尔这里，汉娜不仅失去了自己情感上的独立，同时也没有获得她所渴求的精神支撑点。

很多年以后，汉娜才真正认识到海德格尔对她的爱情与海德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状态下，只有在离群索居时才能真正回到自我。以这一思想为基础，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现代个体是一个神，一个英雄般的孤独的神。而在这一点上汉娜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正好相反。汉娜认为，做一个孤独的神并非幸事，而与观念相同的人在一起，共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并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才是幸福的。与海德格尔在一起，汉娜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而对海德格尔的依赖使汉娜感到恐慌，她想强迫自己离开海德格尔。

1925年夏天，汉娜离开玛尔堡，后经海德格尔介绍到海德堡师从雅斯培斯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她在心理上无法彻底地摆脱海德格尔。在海德堡求学期间，只要海德格尔求见，汉娜·阿伦特就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不顾一切地去和海德格尔约会。汉娜一生都与海德格尔保持着联系。24年之后，汉娜才向她的博士导师雅斯培斯承认了当年与海德格尔的这段感情，并且承认，她当年离开玛尔堡是因为想离开海德格尔。

20世纪20年代的海德堡是一个学术气氛很浓厚，而政治气息较为淡薄的城市。如果说汉娜在玛尔堡遇上了她所崇拜的天才海德格尔，那么她在海德堡则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导师雅斯培斯。尽管海德格尔和雅斯培斯共同建立了一个“战斗共同体”，但汉娜马上意识到这两位男子在精神上的根本区别。从雅斯培斯的学术生涯来看，这位学心理学出身的哲学教授走的路与大多数哲学教授不同。雅斯培斯身患重病，他靠着坚强的意志和严格的自律，不仅保证了自己的日常生活顺利进行，也保证了自身学术生涯的发展。在课堂上，他并不讲授那些学院派教授常常讲授的课程，例如康德、黑格尔或者尼采的哲学。他的课给学生一个印象，仿佛他的很多思想是在授课的过程中产生的。对雅斯培斯来说，培养学生的关键在于启发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在雅斯培斯这里汉娜学到了在此之前所不知道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彻底的理性和坦诚。已往，汉娜与别人交往时，她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别人无法触及的角落，而这个角落也使她与别人分开。雅斯培斯则相反，他尽力清晰、明确而且毫无保留地呈现自己的思想，他愿意彻底展现自己，同时他也希望对方能够敞开自己的思想世界。这种敢于敞开自己内心的做法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大的信任，因为这要求对方不会滥用这种坦诚，而且也以同样的坦诚敞开自己的思想。雅斯培斯认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交流才有可能，人与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才能够真正相遇。雅斯培斯的这一思想对汉娜而言是一种新的启示。但汉娜无法骤然改变已往的思维方式，也无法真正地忘却对海德格尔的感情。汉娜于1928年在雅斯培斯指导下以《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汉娜倾注了一定的私人情感，她的博士论文给人一个印象：她似乎在论文中寻找她与海德格尔感情中所缺乏的部分。

3

取得博士学位后，阿伦特来到柏林，与京特·斯特恩相爱并结婚。斯特恩的父母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与阿伦特一样，他的家庭也是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家庭。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们先后逃到巴黎。由于性格不和，彼此越来越陌生，终于在巴黎分手了。在巴黎，汉娜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亨利希·布吕希尔。布吕希尔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通过自学掌握了大量知识。汉娜·阿伦特与他可以就许多问题畅谈和争论。她被他善良的性格和独立的思想吸引。1940年在法国流亡期间，汉娜与斯特恩离婚，嫁给了布吕希尔，汉娜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直至1970年布吕希尔辞世。汉娜·阿伦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子，布吕希尔去世后，美国诗人奥登向64岁的汉娜求婚，汉娜拒绝了这一求婚。

阿伦特的主要思想著作都是她流亡到美国之后完成的。汉娜·阿伦特是犹太人，20世纪犹太人在德国、在欧洲、在全世界的命运促使她从哲学的角度对政治进行思考。她的思考的利刃不仅用来剖析迫害者纳粹和由纳粹所体现的恶上，也落在受迫害者犹太人身上。阿伦特认为，她被迫离开德国流亡，这并不是她本人的过失造成的，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这就是说，她本人不必为她的被迫流亡负任何责任，而必须为她和她的同族人的流亡负责的是当时的极权政治和这种极权政治所体现的恶。与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不同，汉娜认为“当你作为一个犹太人受到攻击，那么你就应当以犹太人的名义捍卫自己”。在巴黎，阿伦特见到不少逃亡到法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有人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受到希特勒迫害这个事实感到羞愧。而原来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则对德国逃来的犹太人充满了敌意。阿伦特认为，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犹太人遭受的荼毒不是单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后来流亡到美国，阿伦特都积极参加犹太文化团体，积极撰写文章，阐明她对政治的思考。

1950年，阿伦特获得了美国国籍，她用了4年时间写就的政治学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她主要以纳粹政权为例，深刻地分析了极权政治的本质。阿伦特拒绝将纳粹政权与历史上的任何暴力统治相比，因为她认为，历史上的任何暴君的残暴统治都有一定的缘由，就是说，还可以从某个角度予以理解，因为历史上的暴君的凶残都是某种动机导致的结果。他们凶残，因为他们要巩固统治，要扩大疆域等等。而纳粹政权凶残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十足的无意义”。建立集中营，剥夺几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既不会给德国带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任何好处，也不会因此提高德国人的国际地位。更荒诞的是，这种摧毁人类的凶残政权却恰恰是以完成“人类的历史使命”的面目出现的。谋杀计划的执行者认为，自己具有最强大的道德优势，因而，在进行谋杀的过程中可以免受良心的责罚。阿伦特对这种极权政治的拥戴者的心理也进行了透视，认为他们是一种精神上“无故乡的人”——以简单的标语、口号为表征的意识形态将这些人联系了起来，而并非一个稳固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共同体。换言之，阿伦特认为，真正对极权政治拥戴的人，是一群因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故乡而聚集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下的乌合之众。而如果有人追究起他们的非人道罪行，这些乌合之众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我们干的。”

阿伦特最喜欢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她认为，卡夫卡用文学的手法表现了与她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主题：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极权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条件下的生存状况。上个世纪40年代初，阿伦特刚到美国时，卡夫卡还几乎不为美国读书界所知。她则利用一切机会推荐卡夫卡的作品，以至于她的朋友们以为卡夫卡是阿伦特最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阿伦特举办的晚会上有人问，卡夫卡今天来了吗？

1949年，阿伦特再次回到欧洲，她在瑞士的巴塞尔见到了老师雅斯培斯，师生间马上就恢复了十几年前的坦诚交流。阿伦特认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信任，大家都清楚，没有什么能够损害这种信任”。在这次谈话中，阿伦特第一次向雅斯培斯承认了她与海德格尔24年前的私人关系。但去不去见海德格尔，阿伦特犹豫了很长时间。阿伦特在美国的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里，称他为“最后一位浪漫派”。也许是这位“浪漫派”依旧散发着魅力，1950年2月，阿伦特几经犹豫，还是在德国福莱堡见到了海德格尔。这次见面后，阿伦特承认，她曾一度与海德格尔断绝了一切关系，但并非因为海德格尔有过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劣迹，而是因为她自己内心深处的“傲气”。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深刻剖析极权政治的书为汉娜·阿伦特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声誉。阿伦特随后写的《行动人生》和《关于革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的关系。在《行动人生》中，阿伦特认为，一个人行为的价值，在于他是否创造了一些持久的东西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添砖加瓦。从50年代起，美国许多大学，诸如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校先后邀请阿伦特去讲授政治学。阿伦特讲课时喜欢抽烟，她善于启发，思路清晰，是一位非常受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欢迎的老师。她对学生们的成长倾注了极大心血，为学生们的每一点进步而由衷地高兴，而学生们也积极主动地配合阿伦特上课，阿伦特很得意地向朋友们介绍她的学生们：“他们做的比我要求的还要多。”

1962年，以色列间谍将纳粹分子埃希曼从南美洲绑架回以色列，以色列法庭对之进行审判。阿伦特对这个事件极为重视，主动向《纽约人》杂志提出，希望该杂志能够资助她去以色列旁听这次审判，她愿意为该杂志写专稿。阿伦特的请求马上得到了杂志社的赞同。

阿伦特旁听了审判的全过程，并认真阅读了大量案件的卷宗。埃希曼被判处死刑，这一点阿伦特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埃希曼，这个她眼中的恶的象征更改了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恶的看法。阿伦特认为，埃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与小丑的表演没有什么两样，十分平庸，无深度可言。如果将以埃希曼为代表的恶看得过于强大，实际上是对这种恶的一种美化。审判结束后，不少人在等着读阿伦特写的专稿。

专稿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既然恶那么平庸，那么它又何以在纳粹政权下畅通无阻呢？阿伦特认为，因为它有帮凶。阿伦特将向纳粹政权提供名单的犹太人委员会也作为纳粹的帮凶加以诘问。阿伦特的这篇文字触到了不少犹太人的痛处，她被不少犹太人辱骂为“没有良心”、“冷血”。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阿伦特平静的学者生活被打乱了。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谩骂，阿伦特都坚持用学理和事实来捍卫自己的观点。汉娜举例说，二战中，在德军占领期间，丹麦政府坚决拒绝强制犹太人戴上犹太人标记的行为。丹麦国王甚至宣布，如果逼迫犹太人戴上犹太标记，他自己就第一个戴上。面对这样坚定的回击，纳粹跋扈蛮横的气焰马上就土崩瓦解了——正是这样的事实，使不少犹太人也觉得难堪。

汉娜·阿伦特对国家主义思潮怀有很高的警惕性，她认为，犹太国家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一样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幸。汉娜在以欧洲文化为背景的德国文化中成长，她认为自己的文化倾向是德国的，但汉娜却不愿、也无意将自己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员。19-20世纪，犹太人因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遭受荼毒，不得不离开欧洲，回到祖先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受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犹太人主张建立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汉娜认为，犹太人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住地，但反对建立犹太国家。上个世纪40年代，流亡美国的汉娜认为，如果成立了犹太人的国家，必然造成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不和。而且犹太国家很容易成为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如英美等国的附庸，一旦造成这种情况，巴勒斯坦地区将永无宁日。当今中东地区的局势，证明了汉娜·阿伦特当初的预见。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患心肌梗塞在纽约家中去世。

评论人：哈卫特 | 评论日期：2006-3-7 14:50

汉娜·阿伦特主要著作简介

作者：崔卫平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

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主要著作：

1、《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49年写成，1951年初版名为《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Time)；1958年再版时增加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识形态与恐怖》，书名也改成《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那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它把一部分人视为天生理应消灭的“种类”，进行集体的改造和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于是一部分人便承当其这个改造的执行者。阿伦特描述了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扩张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何造就了现代社会一大批“孤独”、“无力”、自感“多余”的人，所有这些形成了极权主义暴政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后者，一心追逐物欲满足的“原子”般的个人，与他人隔绝即意味着隔绝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所以非常容易被尘嚣甚上的强权势力所左右。

2、《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年出版，德文版名为《积极生活》( Vita Activa)。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在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比较彻底清算的同时，建立了自己著名的“行动理论”：强调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这样的立场被称之为翻转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推崇“沉思”的传统。

在这本书中，阿伦特区分了人类实践的三种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三个领域。一、“劳动”(labor)。劳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和延续，它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具有一种与外界无关的"黑暗"和"隐秘"的性质。"二、“生产”（work）。“生产”包含了技能、技巧在内；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尽可能避免被迅速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存性，在时间上更为悠久。但如果把这种“实用的”、“制作经验的普遍化”的活动当作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恰恰是以“无意义”取代了“意义”；“手段被当作了目的"。如果说“劳动”构成了仅仅与自己身体存在有关的“个人领域”，那么，“生产”则构成了现代以降的“社会领域”——人们为了“生产”而结成某些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从表面上看，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彼此结合在一起，不像在劳动状况下个人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它本质上仍然是服务于自然的生命过程，仍然是为生存的目的组织起来的。因此它是一个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雌雄同体的领域"。三、行动（action）。“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意味着：排除了任何仅仅是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不再受到肉体性生命过程那种封闭性的束缚。"行动"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所左右，它存在一种"固有的不可预见性"，因而在公共领域中，人和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开放之中，人们互相能够看见和听见，他人的在场保证了这个世界和人们自己的现实性，使得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言谈”，在言谈中人们敞开他自己，阐释和展现自己。言谈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是想要直接动用暴力，那么，言谈所具有的措辞和劝说便是政治方式本身。总之，在一个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勇于发言、挑战和接招，一个人表达了他的尊严。

3、《在过去和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er）1961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写于五十年代。在写完《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意欲继续进行此项研究，尤其关注在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此后该计划中断，但所形成的思想写成收在该书的若干单篇文章当中。其中包括《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权威》、《真理和政治》、《传统和新时代》、《宗教与政治》、《自由与政治》、《教育危机》等。从这些文章中，发展出阿伦特后来更为成熟的政治思想的所有议题，提供了理解她此后思想脉络的雏形，犀利而富有原创性，被人称之为了解阿伦特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另外两本是《人的状况》和《论革命》。）

4、《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一件平庸无奇的罪恶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1963年出版。艾克曼1906年生，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最终形成了这本书。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克曼，以及听他满嘴空话地为自己辩护，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因此，阿伦特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在这本书中，阿伦特对于犹太人在历史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无根基性”、“无政治性”，以及犹太组织的领导的消极做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导致了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对审判的结果同样表示满意，但阿伦特对审判的性质和过程还是表达了疑问——“审判的目的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别的”，不是“复仇”及展示“耻辱”。这种眼光超出了对于种族和地方的认同，她着眼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行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艾克曼应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

5、《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年出版。这是阿伦特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表达了她“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阿伦特从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或自由发挥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阿伦特继而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加以比较。法国革命期间，西耶尔（Emmanuel Joseph Sieyes1748--1836）第一次提出了“制宪权”的问题，按照他的解释，“制宪权”不仅存在于“国家宪政权力”之外，而且先于“国家宪政权力“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正义的基础。针对西耶尔的意见，阿伦特指出：“制宪权”的主体（不论是“人民”还是“民族”），都不具有宪政性格，因此他们不拥有任何权威，从而实现想要实现的事情。具体到法国的“宪政大会”，阿伦特指出，它本身“既然先于宪政，就缺乏宪政性格，也不可能转变成为宪政本身。”因此，新宪政如何具有合法性仍然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导出一种绝对性原则，以证明确立本身及其立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西耶尔最终把“制宪权”根植于“自然状态”的“民族”之内。接着事情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当把民族定位为“多数”时，同时又把这“多数”解释为受贵族和教士阶层所压迫的“第三等级”，进而肯定“第三等级”由于受压迫而而具有了某种“特权”能够成为“制宪权”的主体。当罗伯斯比尔喊道：“共和制？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社会问题”时，这场革命的目标产生偏移，不再是建立“自由宪政”的新秩序，而是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悲情控诉：对于民间的同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同情成了政治品格；深邃无涯的悲悯转而成为新体制之大仁大德的证明。阿伦特分析道：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人的时候才可能；针对大众则就变成了抽象的、对民族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的倾向。这时的悖论在于——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

美国革命的过程完全不同。首先，美国物质条件的优裕免除了由社会贫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物质匮乏所导致的个人的封闭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不透明性”）、同情不幸者引发的“美德之恐怖”、暴力及军事独裁等等；从而能够致力于建立将更多的声音吸纳进来的民主机制。制宪者们是从各市镇之议会推选出来的代表，同样承受着来自“下方”的压力，但却不是从任何主观之心境、意志、品德开始，也不去寻找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作为源泉或合法性论证；正是制宪和创制活动本身已经承担了宪政构成的权威，体现了“前宪政”政治社会中不同的、次级的组织体（各市的议会及各州的自制法规），它们因人民的认可而具有制度上的权威性。随后，是在已有的“宪政构成”的社会之上建立一个联合各州的权威的联邦共和制。因此。这个新共和体制自我正当性论证基础正在于保存和持续这个已经由人民自发性构成的多元的政治社会，在于其中各种不同的、由人民承认的因而具有权威性的制度。与欧洲现代国家仍然以统一、不可分割的主权为基设不一样的是，美国宪政所确立的国家以“权力的结合”为取向而形成“联邦”原则。

6、《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1968年出版，这是一本“知人论事”的文集，“人物素描”占了主要篇幅，他们大多是阿伦特的同时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时代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以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对阿伦特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渗入了太多美学因素；这些文章尤其表明，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阿伦特是如何敏锐、犀利并充满人情味。

7、《共和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1972年出版。该书由三篇长文章和一篇访谈组成，是阿伦特对于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观察、沉思的结果。第一篇文章题为《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该文通过讨论“五角大楼越战报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政府迷信问题专家和公关形象专家，乃至越南政策的错误一再延误，揭示了一般人为什么会相信政府及专家的谎言。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习惯接受系统的、前后一致的说法。这种心理原本是人类理性推理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但是如果失之省察，它也可以被用来灌输与事实不符的谎言。谎言也是有系统、看似严密和有条理的捏造和编织。这种编织的结果会比事实本身更严密和贯穿一致，结果是人们宁愿相信谎言而不是事实。民主社会的政治谎言正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看似符合逻辑的说辞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第二篇文章题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是阿伦特对于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包括反对越战在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分析。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征兵，公然违背了政府的法令，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如此理直气壮。阿伦特区别了“公民反抗”和“良心反抗"性质上的不同。“良心反抗”是出于个人内心的要求（个人信仰、信念等），以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作为准绳，说到底将事情归结为个人的；“公民反抗”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指归的社会运动，着眼于公共领域中的“善”而不是一己的“善”；落实到公共事务的改善而不是个人的解脱。在这个意义上，以良心的要求来取代政治的标准是远远不适当的。与这篇文章站在“反抗”一边呼吁“反抗权”不一样的是，在另一篇《论暴力》（On violence）中，阿伦特表达了对于左翼学生运动中暴力倾向的忧虑。该文曾以单行本于1969年刊出，随即引起高度重视。阿伦特首先指出暴力并不是政治行动的本质，区分了暴力与权力如何从根本上性质不同；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远非暴力，而在于自由权力。阿伦特继而区分了“暴力”(violence)、“力量”（strength）、“势力”(force)、“权威”（authority）等概念，指出在当代功能主义思考模式下，这些概念都被化约成达到统治的类似手段；但这样做只能使得人类生活的经验趋于单调。该书最后一篇是1970年接受德国作家阿得贝尔特·莱夫的采访，题为《关于政治和革命的思考》。

8、《心智人生》（The Life of Mind），这本书原计划由三个部分组成《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判断》（judging），终因心脏病发作，第三部分未得完成。已完成部分由她的好友作家玛丽·麦卡锡于1978年整理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阿伦特的思考仿佛又回到了哲学，重新审视“思想”的意义，但这回是放在人的思考机能能否增进他的“行动能力”方面；在何种意义上，思想能够增益人的明辨是非、分别美丑的能力？即阿伦特仍然是在她的“行动世界”的框架里进行她的哲学探索。

9、《康德哲学讲座》（Lectures On Kant's），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阿伦特在“新社会研究所”及芝加哥大学所作的关于康德哲学的讲座，其中所谈的就是在《心智人生》中未完成的“判断”部分，对于了解阿伦特最后的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阿伦特认为在政治判断中存在和美学判断相似的机能：“由特殊见普遍”；与自身对话及在想象中与他人讨论的“反省判断”；依据他人在场、以他人为导向的“共同知觉”（common sense）等。总之，判断的过程是与他人交流和沟通的过程；艾克曼这样的人是在失去了与他人任何直接和间接交流的能力，“无法从别人的立场来看问题”，才变成了只会重复陈词滥调的“空洞”之人，因为缺乏独立判断的习惯而充当杀人机器的盲目执行者。

10、《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Hahel Varnhagen：The life of a Jewess），这本书写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其中最后两个章节是在法国流亡期间写成的，德文版1958年，英文版直到1974年才出版。近年来这本书受到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女性主义学者，将此当作一个女作家如何通过书写他人，而完成自我梳理、自我觉醒和最终找到自己的过程。拉赫尔是十九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与歌德、史莱格尔兄弟、黑格尔都有过交往；但终免不了一生凄凉，临死前意识到这与自己犹太人出身有关；光是靠生活在浪漫的爱情和诗歌中无济于事。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早年的爱情故事有可类比之处。当阿伦特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学生时，很快陷入了与老师海德格尔的恋情之中；四年后海德格尔把她送到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博士学位，中止了这段恋情。孤独、悲苦的阿伦特在结婚之后仍很难完全从这桩感情中摆脱出来。在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之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重合之点：拉赫尔的沙龙将客观事实拒绝在外，推崇主观的、诗意的、孤独的美，并认为这些东西独立于世界之上；而阿伦特和她老师的关系也是不宜示人的，具有一种“无世界性”的秘密的特征。通过写作这本书，阿伦特获得了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另外一种眼光和起点，即对客观世界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和爱，而不是沉浸在主观领域。

阿伦特的其他重要出版物还有（身后出版）：

1、《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书信集》

2、《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书信集》

3、《阿伦特和布留歇尔书信集》（布留歇尔为阿伦特后来三十年岁月相濡以沫的丈夫）

4、《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书信集》

6、、《阿伦特和库尔德·布鲁门费尔德书信集》（库尔德是将犹太人的视角引进阿伦特的视野的人物；三十年代欧洲犹太组织领袖之一。）

7、《我愿意理解：有关我的生活和著作的回答》

8、《奥古斯丁爱的观念》（二十年代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的博士论文）

其余还有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两三本文集《犹太复国主义的困境：随笔和评论》、《以色列和反犹主义》等，由他人编辑。

评论人：一潭秀水 | 评论日期：2006-3-13 22:31

您好!很冒昧的问一声,您的电子版《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很喜欢阿伦特，但却未曾读过这本传记。如果可以分享您的电子版，那是最好不过了。^_*.

另外，我想转载您关于“阿伦特”的文字到我自己的博客里，以方便阅读，不知道您有没有意见呢！

不论怎样，先谢过了。这些文字已带给我很多快乐：）

我的邮箱：xiaohancheng@gmail.com

再次谢谢！祝您愉快~！

评论人：软刺的仙人掌 | 评论日期：2006-3-13 22:55

由于自己读书的坏习惯：除了不求甚解，还有就是同时翻开几本不同门类的书交替着读，这本读几页，那本读一章，有时把不同的书的内容混在了一起，煮成一锅粥。

呵呵,太好了!我不仅读书这样,做事也一样不专一.现在不觉得惭愧了.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3-14 0:50

你的博客我去看了。^_^欢迎转载，《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电子版已发送，请注意查收。其实你可以去万圣书园购买此书的，我刚才去万圣书园的网站查了一下，这本书还有。（万圣书园网址：http://www.allsagesbooks.com/）

现在已经很少在万圣书园买书了，只因位于北大地下物美超市旁的博雅堂书店的书价是七五折，而万圣的是九折，不过那天去买了两本好书：这本和徐贲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徐贲先生的这本书是我非常喜爱的也是以后要重点推荐的，还在细读中。。。。。

评论人：一潭秀水 | 评论日期：2006-3-14 20:03

收到^_*.非常感谢。偶现在正在搬运中。

三个我思故我在的女人亦是被我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