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无序空间

本雅明（Benjamin）认为，19世纪城市的主要形象是一个由急速增长且不可预知的、如同“暴民”一样的各种人群居住的迷宫。因此，从治理角度出发，无序混乱的城市需要注入理性的活力。这类思想的流行催生了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奥斯曼（Haussmann）巴黎城市规划”。

这期间，由塞纳区长官奥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规划，旨在缓解城市迅速发展与其相对滞后的功能结构之间的矛盾，通过扩大道路，疏解城市交通、建筑大面积公园、完善市政工程等，使巴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之一。奥斯曼对巴黎先锋式的“规范化”管理是城市规划学的经典案例。

按功能划分活动区域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推出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中明确提出，城市规划中强调流动循环（circulation）的功能主义视角相比社会交往的视角拥有更高的优先地位。这种思想的流行与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变化密不可分，城市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交通机器，其中各个零部件都应当为满足高速的交通让步和服务。

战后，集合了多种功能的大型购物中心飞速建设起来、成为城市化战略的关键要素，大型廊道也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基本单位。功能分区的逻辑在世界城市规划实践中被广为运用。

而这其间，步行廊道——或者直接说街道的角色也在逐渐弱化。

街道的功能与意义

尽管公共空间并未完全绝迹，但仍然有批评者担心技术官僚式的城市规划正在抹杀现代城市具有的自发性和社会交往，损害了现代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康斯坦特（Constant）提出了“整体性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sim）概念，强调了街道并不是交通流动的空间，更是传播沟通“接触区域”。

无论是奥斯曼那样大刀阔斧的改造、还是功能分区逻辑性的商业化和机动车主导，街道的功能都被单一化了。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书中把街道生活的复杂性盛赞为更高形态的社会秩序。雅各布斯对格林威治村的实证观察着眼于街道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比如各种非正式的交往——简单来说，就是与陌生人擦肩而过——都是建立社会关系和城市信任的关键所在。

公共信任之网

雅各布斯认为，非正式的交往整体上培养了人们对公共认同的情感，建构了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和信任的网络，这种“公共信任之网”使人们能够在对隐私的需求与对多样化松散社会接触的需求之间形成平衡。

街道为人们实现“无需发展成个人亲密关系的社会接触”提供了场所。一旦缺失了自然和非正式的公共生活，市民们通常会选择在彼此之间相互孤立。

书籍简介

何为地理媒介？麦夸尔说：地理媒介是“在现代城市中与不同媒介平台的空间化过程紧密相关的新技术条件”，表现为四个交叉关联的维度：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和实时反馈。地理媒介带来了什么？麦夸尔又说：网络数字媒介在城市空间中扩张，成为强大的“时空机器”，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感官、社会组织和文化规范。

媒介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地理媒介的提出有什么意义？对社会交往过程中“中介”（media）与“直接”（immediacy）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经典的媒介概念与传播再现理论已经无法解释，需要新概念如“地理媒介”和新解释范式。

麦夸尔用《地理媒介》这本书为传播学者展现了深广的学术图景：现象、问题、理论、研究方法、解释方式，迥异于以往的传播研究。阅读本书，如同穿越观念的迷宫，为你带来智力冒险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