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管控遐想和2022之展望：从合法性角度的分析

疫情舆论管控遐想和对2022之展望

                                            黎波柔 2022/3/29发于红迪

从2019年底开始，疫情已经开始两年有余了。笔者曾在2022年1月份对疫情有过一个分析，但收到了很多的反对声音。（【笔者2022年1月的文章见附录。】面对在中国爆发的新一轮疫情，笔者认为1月份的文章仍有价值。本文采用了赵鼎新先生的合法性模型，将合法性划分成三个理想型——“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意识形态合法性”。在1月的文章基础上，针对疫情的舆论与发展进行分析。【关于赵鼎新先生的三个合法性，见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2018）。】

在文章的开篇，简要的阐述下何谓三个合法性：

1. “意识形态合法性”就是国家的主流核心价值观，赵鼎新先生将它概括为四个原则：1. 具 有总纲性质的“主义”；2. 片面的逻辑自洽（如表达含糊的不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不可证伪性；4.极强的稳定性（不需要强力推行就能被接受的观念，如儒家思想中男性本 位的想法）。

2. “绩效合法性”即是政府的表现，在疫情的情况下，衡量政府表现最好的指标便是疫情 的 防控能力和经济发展。在后毛时代，旧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破产，带来的便是政府对绩效 合法性的依赖。特別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政府对绩效合法性的依赖进一步增强。

3. “程序合法性”便是指政权或领导人的的产生程序，如精英主导的君权神授，或者是大   众主导的选举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不同人有对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参与政治的权利，产 生社会 认同感，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自然也会被民众接受。在西方国家，程序合法性是 其合法性的主 要来源；在中国，绩效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节选自，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页29-40。】

面对出现的疫情，普遍的存在两种声音，一派主张共存，一派主张清零。共存政策是目前

多数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另外，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也在陆续放开；与之相对的，清零政策是中方采取政策。为了维持各自的政策，便需要有相应的言论，故各方政府产生了两种政府主导言论：

1. 共存论（指西方主流媒体论调），声称疫情并不可怕，与疫情共存

2. 恐怖论（指中方主流媒体论调），声称疫情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需要清零

而在政府的主导言论外，也存在民众主导的言论。这样的言论往往真假难辨，但却可以带

来很大恐慌，或是民众的义愤。（比如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疫情管控的不公正行为）文章将它们统称为“谣言”，并不是说一定都是假的，只是说它们与政府的主流言论不相符合：

3. 共存谣言（指部分民众与主流恐怖论相左的言论）

4. 恐怖谣言（指部分民众与主流共存论相左的言论）

   在合法性匮乏的国家下，政府不存在像西方那样的“文化霸权”，必然会出现大量的与主流言论并不符合的谣言，即塔西佗陷阱。目前的舆论管控下，看似大家都十分支持政府的清零政策，但是这一切是建基于经济发展上的，即建基于“绩效合法性”之上，如果绩效合法性衰微，很难想象这样的舆论管控是否还有效。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对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事件的报导，厦门PX事件的报导，下文将以1989年的学生运动来印证这一说法。

在面对价格改革带来的经济动荡（绩效）、改革带来的三信危机（意识形态）【即信仰，信任，信心。】、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程序），中国爆发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的初始阶段，政府并不对学生的游行进行正面的报道，甚至在4月26日将学生运动称为“动乱”，进行意识形态的弹压。但此时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其结果是，民众不相信政府的报道，反而相信出现的流言。比如说在1989年4月20日发生的新华门事件，学生普遍愿意相信当时确确实实的发生了“新华门惨案”（即在新华门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而不愿意接受政府说的“新华门前的流血事件是因为学生们在砸大巴的车窗而产生”。但据学者考证，新华门前的流血确实是因为大巴车的玻璃，可大众却更愿意相信前者的叙述。【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学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导论部分。】

随着运动的发展，政府开始做出让步，开始对运动做出正面的报道。如在4月28日，人民日报就对运动做出比较正面的报道。【见<北京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人民日报》，1989年4月28日，第一版，人民数据。】4月29日，发表了由鲍彤起草的态度温和的429社论。【见<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人民日报》，1989年4月29日，第一版，人民数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随后又向主管媒体宣传的胡启立与芮杏文表示放开舆论，对游行的报道不断增多。即使谣言仍然存在，但是谣言的效果并不不明显。换句话说，政府的报道顺应了民众的言论。【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学运》，页284-285。】

但是在改革势力失势，并在5月20日宣布戒严以后，政府又再一次加强意识形态的弹压，谣言再一次大量的出现。诸如“邓小平死亡”，“李鹏被一个警察射伤”，“超过两万平民被屠杀”等。谣言无疑激化了运动，塑造了群众对运动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运动能动员如此多的北京市民。【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学运》，页291-293。另可见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在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缺失的社会，当绩效合法性受损时必然造成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中，媒体显得左右不是人，如果媒体进行与民众言论相反的报道，便会造成流言，而如果媒体跟着民众报道，便又造成运动的进一步扩大。而与之不同的是，在程序合法性相对较高的西方国家，公众舆论是随着媒体报道而改变，而不是媒体报道随着公众舆论而改变，也就是存在一个能让更多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葛兰西所言的“文化霸权”。

这样的例子可以反应在2011年西方媒体对伦敦骚乱的报道上，面对伦敦北部与2011年8月6日出现的示威，英国出动了一万六千名警察，并抓捕了三千多人，平息了骚乱。时任首相卡梅隆对伦敦的示威进行了极其严厉的评价，相较于426社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英国的媒体始终站在政府立场上，并引导了大众的看法，并没有产生合法性危机。让人吃惊的是，在8月8日和9日，英国《太阳报》的调查中，有68%的人将骚乱归应与“犯罪行为”或者“黑帮文化”，而不是归于政权的合法性。（其实近期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事件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赵鼎新先生对事件这样评说到：

“他们不会认为骚乱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体制，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来源产生怀疑，不会担心国际影响，不会怕犯了众怒而导致革命或者政变，也不会因为自己支持镇压而产生到的负担，也不会因此声名狼藉。我不知道英国政治家是否清楚，为什么他们在面对骚乱时能如此轻松的采取强硬立场。但是我知道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依然是英国主流价值观，或者说英国的政权享有很高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关于伦敦骚乱的叙述和评价，见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页313-323。】

但在合法性缺失的国家，就很难做到这样。那些复述官方言论的人被冠以“小粉红”的名号，

人们更愿意去相信私下里的消息（如微信上的转发视频），相信事件远比政府说的要糟糕得多。笔者在此并不是说政府报道的一定准确；笔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缺少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下，非主流激进言论的产生（不论真假），无疑会产生更大的连锁反应。所以笔者得出一个模型，它的前提是：在低合法性社会中，必然会出现与政府主导言论相悖的“谣言”，即：

1. 共存论--->恐怖谣言--->合法性危机 （这种可理解为武汉疫情不加控制的版本）

                      继续恐怖论--->经济持续下行--->合法性危机

2. 恐怖论--->共存谣言<

                      改为共存论--->出现恐怖谣言--->合法性危机

在阐述完合法性概念，以及前提条件以后，下文将对这个模型进行解释。首先是第一条线，在武汉出现新冠疫情之初，中国政府并没有对疫情进行重视，鼓吹共存（当时并没有共存，可以理解成把病毒的危害说的最小），并将吹哨者称为“散布谣言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W7sGOWUZ0 】其结果是有关疫情的恐怖消息在私下里飞速的传播，尽管中国政府有很强的舆论监管能力，但是这样的“谣言”在微信里传播的非常之快，监管鞭长莫及（此处不举证了，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各自微信上流传的“医院堆满死人”的消息）。如果政府当时继续宣扬共存论，很难想象这样的恐怖“谣言”不会危害政府的合法性，造成合法性危机。这也很直观的说明了，即使舆论监管力度强硬，恐怖谣言仍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套一句古话，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那为什么在政府宣称恐怖论后并没有听到这么多的“共存谣言”呢？我的论点是：“共存谣言”相较恐怖谣言更易控制，且政府宣扬恐怖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顺应了民众对于疫情的担忧，就像前文1989年学生运动中，民众对学运的正面报道一样。在低合法性的社会中，群众更愿意相信疫情是恐怖的，而不是无害的。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与“共存谣言”相关的“自由”，而更关心与“恐怖谣言”相关的“生命”。

第二条线表现出在政府进行与恐怖论相对应的清零政策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果继续清零，经济活动减少，gdp下降，失业率上升，小生意破产，消费减少。【改革开放以来逐年GDP增长，见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20&locations=CN&start=1978 】目前通过放松货币来促进消费，保增长，但消费好像并没有想预期那样有力，银行也没有加息回笼货币。如果继续清零政策，企业能否维持一个较高的供应量满足需求？并且在支持企业并购的房地产市场，企业的经济市场受损会不会影响存在的房地产市场？当然，这里的经济分析可能过于粗糙。但我想说的是，放开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清零一定会带来经济下行，这是毋庸置疑的。经济增长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合法性必然收到打击，这也意味着共存是必须面对的选择。

但中国政府真的能选择共存吗？或者说，他能应对共存带来的结果吗？在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高传染性的病毒带来的无疑是急速上升的感染人数与随之而来的死亡人数。哪怕说新变种致死率并不高，但这样的数字无疑是存在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数字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造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前文说的，1989学运和伦敦骚乱，哪怕政府采用的论调相似，但是造成的结果也不可能一样。试想，如果在中国出现了像美国这样多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看了下，今天以及是八千万和九十九万了【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datatracker-home 】），哪怕病毒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但是其后续效应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因为政府缺少根本的程序合法性（而且建基于经济上的绩效合法性也不好说）。更直白一点，在宣传了两年的恐怖论后，民众真的会相信政府的共存论吗？政府真的能转过转个弯吗？笔者觉得把民众想象成跟着媒体走的乌合之众并不合适（如果这样怎么解释谣言的产生呢？），群众不会一直相信主流媒体的论调。实际上政府是应和了民众的呼声使用恐怖论，中国民众几乎不可能相信共存论。更加的是，疫情所存在死亡就很容易产生谣言，并且在中国死一百万人和在美国死一百万人效果是彻底两样的（更何况在人口四倍与美国的国家，这样的人数只会更多）。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这样的谣言明显是存在的，政府的监管并不能彻底摧毁谣言管到方方面面。（不然微信上的消息从何而来呢？）此处再次声明，文中的“谣言”没有真假的取向，只是和政府主导的言论不相符的民间言论。目前出现的更多的可能是对清零的抱怨，和一些地方对病毒出现的恐慌，笔者看到的有不少是因为物资短缺造成的哄抬物价和抢购食品，也有跳楼的视频，还有一些地方因为检测出阳性而产生恐慌。当然笔者一人的交际范围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近期关于共存与否的争论明显较前两年一致的清零有很大的不同。

结合当下的情况，如果新冠疫情防控有力，那完全是可以作为习近平政绩工程的加分项，为连任提供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一直要贯彻清零政策。清零抓得越牢就证明领导的越有方，但相应的，如果疫情的人数上升，那么将会对连任的合法性带来直接的影响，对于现领导人自己来说，在大会前放开不是一个好选项。在缺少程序合法性的社会中，在领导人换届之际，可能是存在关于接班的争论的。疫情或可能会成为一个大会前的突破口，如果清零政策在大会前破产，感染和死亡人数上升，恐怖谣言开始发酵（是否会有党内反对派的推波助澜？），那么势必动摇连任的合法性。距离下半年还有一段时间，但如果强力政策依旧，经济问题会不会产生，封城的代价还能继续承受吗。现在出现的政策摇摆，如上海和深圳的不同手段、中央和地方的不同声音，很难让人相信现在领导层是铁板一块。大会前的斗争是激烈的，如果展望历史，可以发现，在一个克利斯马领袖的晚年开始的接班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过。党代会只是一个认可过程，对前面的政治斗争进行认可。【关于党代会运作机制，可参见吴国光：《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制度运作》（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42年延安整风解决王明为首的苏联派问题（七大认可），54年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八大认可），66年解决刘少奇问题（九大认可），71年解决林彪问题（十大认可），76年解决四人帮问题（十一大认可），随后华国锋退下（十二大认可），87年解决胡耀邦问题（十三大认可），89年赵紫阳问题（情况特殊，十三届四中全会认可，92南巡后十四大确立新路线）；随后的二三十年中相对接班比较平稳，在12年解决薄熙来问题（十八大认可），随后又与14年解决了徐才厚，周永康的问题（十九大认可，具体可以看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此前贪腐问题的批评）（毛时代的党代会更没有程序一些，隔几年开完全取决于毛，但总体来看还是五到十年会有一波）。可以看到，政治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越到大会前这样的斗争越激烈，往往是大会前的一两年，如薄在大会前唱红打黑明显就是政绩工程。关于现任的连任的可能性也已经有不少朋友有过分析，这里笔者想表达的是，关于疫情问题的争论将可能是连任与否的主要突破点。（二十大前变数很多，会不会因为党内斗争原因，借口疫情推迟大会？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笔者对目前的前景并不看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终归要收获应有的结果，笔者不相信一个改革四十年还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甚至开始进行倒退的政权仍然能够平稳转型。就连慈禧的预备立宪也不至于拖四十年，一直说政治改革时机未到，经济发展还不够，难道要预备立宪一百年吗？我也不认为现政权可以顺利的解决新冠问题，是出现上层又一轮的政治清算，还是新的动荡？不得而知。

由于时间关系，文章很多地方并没有标明出处，比如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传染能力，经济存在的问题，当前的新冠政策，现存各个谣言（或曰非主流言论）的出处和谣言的内容，以及现在的不满言论的汇总。希望能朋友可以在下面有补充，把出处补充完全。特此抱歉。

附录：

一点胡思乱想（2022/1/13）

如果狠抓疫情，搞清零，经济交流停滞（亦或通胀？）（原为“经济下行导致通胀”），闭关锁国，但是经济下行（原为“通胀”）是有阀值的，到点矛盾必然爆发，井喷式的爆发。现在的调子是：国内宣扬“疫情恐怖论”，国外宣扬“疫情共存论”。但如果要放开国门换经济增长，在必然的患者增长下，政府如何下台？政府到那时再宣扬“共存论”大多数人会怎么想？一个缺少程序合法性的政府在失去绩效后会怎么样？如若左右横跳会有更多的人看清真相，造成九一三那样的冲击力吗？我在下面说我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政策放开，感染人数增长，政府鼓吹共存论，必定带来恐慌，人们不再相信政府所言，政府指东，民众朝西。恐怖宣传积重难返，国内外也会因为增长的死亡人数苛责政府，尽管相比其他疾病它还是少了，但在中国这仍是强有力的武器。在中国因为新冠死几十万人和在美国死几十万人造成的反应是不同的，更何况放开只可能死的比美国多。纵使美国有六千万人感染，八九十万人死亡，但并不影响政府正常运作，因为政府有程序合法性，也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政府的“共存论”是有人信的。我无法想象中国因为新冠有八十万死亡会怎么样（可以参考武汉几千人感染的例子），那定然是谣言四起，在压迫和反压迫中陷入动荡。

故因与此，政府不得不狠抓清零，清零的理由就是“疫情恐怖论”。清零可以视作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只要病毒越恐怖，政府的绩效就越高，政权就得以维系。但是经济注定无法维持高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绩效，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如果高压政策依旧，传染度不减或更高，政府何以为继？

低程序合法性和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威权政府在疫情一开始就已经输了！在疫情的开端，区区几千人就谣言四起，如政府一直说的是“共存论”（而不改说“恐怖论”）那“恐怖谣言”就会不断的出来，。我将其分为四大类：

5. 共存论（指西方主流媒体论调），

6. 恐怖论（指中方主流媒体论调），

7. 共存谣言（指部分民众与主流恐怖论相左的言论），

8. 恐怖谣言（指部分民众与主流共存论相左的言论）        

即“论”为政府主流，“谣言”为民众主流

前提：低政权合法性下必然出现大量谣言，即塔西佗陷阱

我的简单模型是：

                              继续恐怖论--->经济持续下行--->合法性危机

开始政策为恐怖论--->共存谣言<

                              改为共存论--->出现恐怖谣言--->合法性危机

开始政策为共存论--->恐怖谣言--->合法性危机 （这种可理解为武汉疫情不加控制的版本）

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有人说了：“诶，我看现在好像没有很多共存谣言么，国内的人还是很相信恐怖论的么，我的朋友们都很紧张啊。”我的论点是：“共存谣言”相较恐怖谣言更易控制。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与“共存谣言”相关的“自由”，而更关心与“恐怖谣言”相关的“生命”。多数人只有在涉及个人安危时才会揭竿而起，所以“共存谣言”的传播性远远小于“恐怖谣言”。换句话说“恐怖谣言”对政府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共存谣言”的危害性，因为它被宣称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危。在感染人数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多数民众不会关心自由与否。但经济下行时，从“恐怖论”转到“共存论”的弯怎么转？政府之前宣传的恐怖论是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个人观点是，不管采取何种手段（共存论/恐怖论）谣言必不可免，因为“共存谣言”更可控，恐怖论得以推行。相对的，“共存论”在中国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政府在一开始就不可能长期的推行“共存论”，以（武汉为模板，除非中国政府能熬过疫情相对久的一段时间，但显然这很难做到）。实际上政府是应和了民众的呼声使用恐怖论，中国民众几乎不可能相信共存论（如果20年1月政府的论调是共存论，我相信包括各位大多数是不可能相信的）。恐怖论目前得以顺利推行至今，只是因为经济问题尚未爆发，所以合法性完全建基于绩效上的威权国家在一开始已经输了，他无法应对这样持久的意外事件。放开后，要么是公信力再度大大受损，要么是又一轮清洗以换取公信力（像毛死后那样的彻底废弃原来文革路线，获取民众支持），要么就是社会动乱。而继续下去，除非疫情减退，否则“恐怖谣言”四起，政府大概率面临合法性危机。

威权国家就好似将倾的大厦，后几年可能是动荡的几年（一家之言）。在新冠这样的自然灾害前，它看似牢不可摧，实则一触即倒。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个人认为上世纪末，这世纪初能做的话会更稳妥，当然也只是自己瞎说说）。现在看来只是时间问题，政府迟早要收到政治改革滞后的报应。

可能我略显偏激，我也很想我说的这些就是胡话，有的朋友也肯定会说我是“葱，轮”，但我好好想了想发现这确实是我的一点想法，所以想分享出来供大家讨论。 谁会喜欢动荡呢？动荡比主动改革的结果差很多这点谁都清楚。亦或是动荡后也难以民主化，顶多是血雨腥风后的朝代更迭，谁知道呢。总之我认为最佳时机已经过了（可能我太悲观），以后怎么样让以后来说，反正爱骂就骂，就当是我的一同胡言乱语好了。

在这自由主义的至暗时刻我还是想保留自己心中的一束光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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