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多年前曾经在苏炜的文章里读到过关于”赵越胜的沙龙”的回忆，印象深刻。后来看到徐晓主编的丛书里收录了他的一本著作。知道他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里的重要骨干，而那套丛书我是1998年开始阅读的，给了我不少启迪。于是，就记住了赵越胜这个人。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文化圈子里，“赵越胜沙龙”却是一个文化符码——一个不见经传却人人口耳相传，圈子外遥相闻问而圈子内如雷贯耳的门槛极高的处所。当年以写改革年代的长篇小说《新星》轰动一时的作家柯云路，其《新星》续篇，就花了一个专章的篇幅，去描写这个当时的“京城最高文化沙龙”，而且成为全书中几乎最有意思的一段。——这么说吧，若要“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要讲起“八十年代的故事”，在北京，你就绝对绕不开这个“赵越胜沙龙”。

“赵越胜”何许人也？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青年研究群体”的主力之一，专业研究的是西方当代哲学，主攻马尔库塞。气质、长相十足像个河北农民，却是地道的“高干子弟”——父母是副部级高干，住独家四合院，却偏偏视权势、地位之类如粪土；秉性个性乃天生的“住家男人”，却是公认的“最后的精神贵族”——妻子当时在外国留学，独自带着女儿买菜做饭的，却把日子过得有条不紊且有滋有味；人长得其貌不扬，却绝对地以“貌”取人——不凭名气也不凭学历，但非得在气质、趣味上让他看对了眼，才会把你请进家门，进入这个“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圈子。

当时北京的人文知识界有三个以“丛书”为基础的文化圈子：以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为主导的强调科学主义的“走向未来丛书”，以李泽厚、庞朴、乐黛云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传统国学的“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以甘阳、赵越胜、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苏国勋、梁治平等等为核心的高举人文主义旗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三大圈子都有一个中心舞台——就是当时北京的《读书》杂志。

在这三大圈子中，“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移译西方现、当代经典学术名著为主业，以社科院哲学所的年轻研究人员为主体，同时集中了当时京中以及全国各院校刚冒头的一批最优秀的年青人文学术骨干。今天坊间依然流行的几十部西方现、当代大部头的学术经典，就是他们当时组织人力、给予相对严格的审稿，而由北京、上海两家三联书店通力合作下推出的。”

赵越胜：魂不守舍的天才

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贡斯当之一

本杰明·贡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1767年10月25日-1830年12月8日）是十九世纪自由理念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捍卫者，也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将他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并列，认为他的思想是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法国的表达。他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区别的分析，又启发了以赛·柏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

问：前面你已经介绍过贡斯当对僭政的分析，这和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关系吧？

答：当然。僭政统治的要害，就是剥夺人的自由。贡斯当心目中的僭政，一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一是压制个人自由的拿破仑帝国。贡斯当这个人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他的性格有些特殊，为人处事很不稳定。看他的行为，总觉得他有点儿魂不守舍。在奥赛博物馆学院派画廊中，有莎夏尔绘的一幅贡斯当的肖像，是他晚年功成名就之后的形象，很是庄重威严。但他年轻时可绝不是这个形象。我还是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贡斯当的生平。他是1767年出生在瑞士的洛桑，但是他的祖上是逃避法国宗教迫害，移居瑞士的加尔文派教徒。他父亲是一位贵族，极重视教育，所以贡斯当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1782年到德国读书，不到一年就转去了英国，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读书。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英国因素，就来自他青年时代在英国所受的教育。听友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过，法国启蒙主义者对英国政治思想的汲取吸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英国通信》其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受到英国思想的影响。从个人经历来说，贡斯当是个问题男孩儿，他的性格和他的名字正相反。本来贡斯当这个词，是稳定持久的意思，而他却最是容易摇摆不定，因为他有出生创伤。他的母亲生下他后就染病去世，使贡斯当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总希望能找到童年丧失的那种受人照料、呵护的感觉。《雷加米埃夫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丝·瓦日纳说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比他年长，比他强势的女人的爱情，至少在他面前要强势。于此同时，他又只想着摆脱这种掌控，可没有这种爱，他其实活不下去”。这是说到点儿上了。

问：那他这一生，一定和女人纠缠不清？

答：对。和他保持爱情关系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的女人就是斯塔尔夫人，这位当年欧洲首屈一指的才女。他俩可以说是一对儿欢喜冤家，彼此精神上欣赏，生活上冲突，虽然共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还生有一个女孩儿，但又终日吵闹，互不信任。贡斯当受斯塔尔夫人的影响很深，从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到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斯塔尔夫人点燃了贡斯当的天才之火。斯塔尔夫人创造出科丽娜这个追求爱情的自由女性形象，贡斯当创造出阿道尔夫这个性格消极又充满幻想与激情的男性形象。帕特里克·科尔曼在小说《阿道尔夫》的导言中说：“贡斯当的描述，对一个感到生活极度空虚，极度怀疑自己感情，以至于发现自己无力承担任何个人或公共义务的男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生渴望情感满足的贡斯当，其实很早就结了婚，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冯·克拉蒙女士，当时贡斯当在布伦瑞克这个德意志小公国的宫廷中供职，生活乏味、孤独，结果他娶的这位女士和他全不对路，很快就离了婚。随后，他和一位出生在荷兰的小说家伊莎贝尔·德·夏里艾发展出一段心心相印的关系，但当他认识了斯塔尔夫人之后，就完全被她的才华和性格慑服了。在斯塔尔夫人和拿破仑的冲突中，贡斯当是完全站在斯塔尔夫人一边，甚至追随她去流亡。不过他天生的性格不稳定，时常让他情绪波动，而斯塔尔夫人虽说能在精神上启发他支持他，却无法给他女性的温柔呵护，这却是贡斯当内心深处的渴求。结果贡斯当经常自暴自弃，甚至沾上了赌博的毛病，弄的自己负债累累，这时他遇到了夏洛特·冯·哈登堡，这是他十年前的老情人，在她身上贡斯当重新发现了他想要的东西。

问：贡斯当的小说《阿道尔夫》是不是受这段爱情经历的启发？

答：可以说是，又不全是。他是把他一生所经历过的各种女性糅合到一起，创造出埃雷诺儿这个形象。不过在他写小说之前，已经开始研究政治自由问题。1806年他就完成了《政治原则》一书的初稿，同时斯塔尔夫人的控制欲让他苦不堪言。在他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许多对斯塔尔夫人的怨言，有的还挺恶毒。终于，他偷偷和夏洛特结了婚，斯塔尔夫人知道之后，两个人终于分了手，当然这只是结束了情人关系，却仍然保持了友谊。拿破仑兵败俄罗斯之后，他发表了《征服的精神与僭主政治》。拿破仑垮台后，他幻想能帮助复辟王朝，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百日政变拿破仑重新上台，又召他起草新宪法。拿破仑再次垮台之后，他干脆去了英国。在复辟王朝时期，他发表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以他成熟的自由理念，充当议会中的自由派代言人。1830年七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贡斯当满心希望能通过路易-菲利普实现他的君主立宪理想，确立法兰西的自由。不幸突然去世。政府以“不屈不挠的自由战士”之名，为他举行了国葬。瓦日纳说他：“像个未出师的日耳曼留级生，高个子，笨手笨脚，背微驼，高度近视，苍白的眼神藏在有色圆框眼镜后面，更不要提他那种无法模仿的笨拙，总之是个倒霉鬼。可是多么才华横溢，敏锐的才智，鞭辟入里，一肚子学问藏在这个丑陋的外表后面”。圣-伯夫后来说他：“才智，才智，永远是才智”。下次我再给听友们介绍他的才智。

RFI

27-05-2018

赵越胜： 分析自由以捍卫自由

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贡斯当之二

［提要］ 本杰明·贡斯当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毫不动摇的信仰，源于他对自由理念的清晰了解。他对自由这个人类思想史上重要的观念，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使个人自由的理念立基于最日常，从而也是最坚实的现实之上。他的分析指明，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剥夺个人自由。

问：自由这个观念是启蒙时代各个思想家都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说贡斯当在这个问题上更深入了一步呢？

答：启蒙哲人对自由的阐述，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听友们可能能够回想起来，但是我提醒听友们注意，启蒙哲人的阐述，往往是集中在某个具体的领域，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命题，比如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人身自由。但是对自由这个概念本身，却未加以深入探讨。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自由就是不受外界他人强制，而依自己的愿望行动，像卢梭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就是自然而然地把不自由同外在强制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自由本身却很需要考究一番。贡斯当1819年，发表了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就是对自由本身作历史性的考察。他在演讲中，首先就提醒大家注意，实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自由，古代的自由与现代的自由，却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区别。他所谓的古代的自由，就是希腊人的自由，现代自由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获得的自由。贡斯当为什么要区分这两种自由呢？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造成无数人头落地的雅各宾专政，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古斯巴达的政治体制，而这个模仿变成了最凶残的暴政，在贡斯当看来，真正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是代议制政府，而这种“我们今天赖以庇护自由与和平的唯一

问：那什么是古代民族所享有的自由呢？

答：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主权。例如，他们可以在市集广场讨论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财务、批评罢免执政官。这种自由权利，实际上是政治权利，也就是说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享有完全的权利。这是因为古代城邦相对狭小，公民数量有限，日常劳作由奴隶承担，所以每一个公民有条件直接参与城邦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但是，贡斯当立即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他举古斯巴达为例，音乐家不能在他的七弦琴上多加一根弦，年轻的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去看望他的新娘。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苏格拉底因为讲课而被判处死刑的例子。作为公民，在公共事务中，苏格拉底是自由的，作为个人，他却无权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的哲学。那么，什么是现代人的自由呢？贡斯当作了一个总结，第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和虐待的权利”。第二“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挥霍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是由而迁徙的权利”。第三“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第四“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通过当权者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问：看起来这是文明国家宪法中都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答：是的。但规定是规定，这些权利能否实行，是否有保障，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却是另一回事儿。比如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些权利都是宪法条文，但我们也知道，它几乎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一条能够实行。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下面再分析。在这里我们还是先谈谈，贡斯当为什么要区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贡斯当引用孔多塞的名言：“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古代人的自由是政治性的权利，个人对社群是完全服从的，他们的自由是集体性的。而在现代社会，私人生活的领域出现了，我们有了私生活这样的概念。贡斯当认为，与古代人相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生活中是独立的”。在古代社会，“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而“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淹没在广大民众之中，他几乎从来感觉不到自己的影响，他个人的意志也不会给整体国家的决定，提供任何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影响。因此他的政治权利实际上是被稀释在广大民众之中了。于此相反，他个人生活的私人空间却无比地扩大了，所以他的自由反而更直接地体现在私人生活的领域。贡斯当断言：“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利，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保障称作自由。

问：贡斯当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我想大家都能体会到这种区别。

答：贡斯当接下来就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种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他这是在批评雅各宾专政干涉私人领域，滥杀无辜的罪行。但是，他还是认为，大革命中对古代社会的模仿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知道，罗伯斯庇尔这个人就是以斯巴达人为榜样的。但为什么对古代自由的模仿，会成为对自由的彻底剥夺呢？我们下次再讲。

RFI

06-06-2018

赵越胜：捍卫个人自由是捍卫一切自由的基础

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贡斯当之三

［提要］ 古代人以捍卫城邦，参与城邦政治来享有公民自由。同时，也以压制个人自由，以集体的专断剥夺公民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谓“没有了国家，你什么都不是”，是一句愚蠢邪恶的话，它为一切以国家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的罪行背书。

问：上次你留下一个伏笔，为什么对古代自由的模仿，会在现代社会中剥夺人的自由？今天，你是不是可以给听友们解释一下。

答：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就面临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我们在前面讲卢梭时，已经给听友们介绍过，有些人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公意说，契约论，给现代专制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比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称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创始者。但是，最早看出卢梭公意说有可能用来为专制政权辩护的人是贡斯当。我们知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由于结成契约关系的个人，是自愿向社会共同体交出了自己的权利的，所以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因此他才放心大胆地去论述主权的不可分割。他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公意所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贡斯当看到卢梭这种说法，使一个政治体，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可以拥有侵犯个体的权力，才指出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区别。贡斯当说：“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贡斯当批评的不仅是卢梭，他更严厉的批评矛头所向是马布利。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从马布利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灵感。正是马布利宣称：“我拥护斯巴达人的做法，以贫困、自制、节制和勇敢自豪的斯巴达人是幸福的”。马布利的理想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国家严厉地监视着每一个人，让人人都过一种禁欲的、没有个人享受的清教徒生活。

问：他的这些理想在苏俄和中国的共产制度下，已经实现了不少啊。

答：是的，我们就亲身经历过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但是贡斯当却看穿了马布利学说的实质，他指出：“马布利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了自由。他谴责人的独立性，希望法律管制瞬息万变的思想与意见，毫不留情地监视人们，不给人们留下任何逃避其权力的避难所。他像憎恶自己的敌人那样憎恶个人自由”。但是贡斯当并不是为了和卢梭、马布利展开论战，而是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极端派，比如热爱斯巴达的罗伯斯庇尔，把卢梭和马布利对公意的推崇，对个人生活的鄙视，变成了严苛的法律。甚至依照卢梭的宗教思想，设立了“至上崇拜节”。于此同时，却是断头台林立，血雨腥风遍布法国。雅各宾党人以无比热情的理想主义和追求自由的决心，造成了大恐怖的时代。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为获取自由该付出的代价。贡斯当眼看这种以自由为名的新暴政，在法国大有市场，所以他奋起疾呼：“个人自由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绝不能要求现代人作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他说：“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缺失的。但是，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轻而易举了”。请听友们注意，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在苏俄式的共产专制制度下，意识形态宣传最喜欢宣扬集体主义，爱党爱国。他们要管控个人的一切空间，从日常生活到头脑思想。正是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也同时剥夺了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力部门甚至可以低俗为借口，禁止人们开玩笑，但问题在于谁有资格来判断什么是低俗，更不要说老百姓天然就有“低俗”的权利。这是纯属个人空间的事情，侵入这个空间，就是对人身自由的侮辱和剥夺。

问：其实当权者说老百姓低俗，可一旦这些人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落马，揭出来的事情都是些男盗女娼。

答：所以贡斯当回说，政府越没有权力去干涉个人自由，自由才越有保障。他提醒人们注意：“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和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这一点我们从当前民主国家的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中，看到了这种危险。贡斯当从两个方面来设想防止这种危险。第一，他坚持国家一定实行代议制度，大众委托一些人代表自己的利益行使权力，同时“也必须对他们的代表行使一种积极而持续的监视，必须保留权利，以便当代表背弃了对他们的信任时，将其免职，当他们滥用权力时，剥夺其权力”。第二，他反复强调政治权利是个人绝不能忽视的，因为离开政治自由，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各类自由，便不可能有切实的保障。他告诫说：“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就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

问：其实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并没有要人们忽视哪一种自由，对他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答：你看得很准。他在演讲结束时特别强调：“我们绝不是要放弃我所描述的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必须学会将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他还指出，那种能使公民升华到更高的道德境界的制度，才是更好的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又回到了古典政治理想。

RFI

14-06-2018

赵越胜：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

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贡斯当之四

［提要］ 贡斯当分析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别，引发当代政治思想史界对自由概念的进一步讨论。柏林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观念，深化了贡斯当的自由观，但也引起一些争论。消极自由的保障是什么？如果我们断定只有共和代议制政体能保障消极自由，那么为获得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形式，不是必然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就是积极自由的投入吗？

问：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主要表现为政治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又如何保障现代人的个人自由呢？

答：问得好。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先看贡斯当怎么说，再看柏林怎样深化这个问题。贡斯当指出：“在古代的组织中，人们越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贡献于行使政治权利，他们便越感到自由。与此相反，就我们可以享有的那类自由而言，政治权利的行使，为我们私人利益留下的时间越多，自由对我们就越珍贵”。因此贡斯当提出，国家政治生活需要代议制度，他用简洁的话说：“代议制就是，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去亲自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他还打个比喻说“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儿，富人雇佣管家”。听友们在这里要注意，贡斯当论述现代自由的两层意思，第一，现代人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容许外在权力管制。第二，政治权力要交给由公民选择授权并加以严格监督的政治代表行使。这就在两方面保护了私人自由，一是在个人自由的领域内，要坚决排斥外在权力的干涉，一是在个人政治权利的领域内，由自己的代表进行政治活动，使公民个人有更多的时间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去做。应该说，贡斯当是相当清醒的，他指出：“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

问：看起来贡斯当已经注意到，两种自由有区别又有联系。

答：是这样。所以柏林，这是一位极重要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在二次大战之后，开始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他注意到：“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个范围被僭越，个人将会发现自己如身陷囹圄般无法发挥自己的天赋能力。而不能施展自己的天赋能力，则根本无法去追求那些善好与神圣的目的”。他要仔细规定一个范围，一个领域，在这个限度之内，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涉和禁制。他称这种自由为消极自由 negatif liberty。同时他还指出，与这种消极被动的自由相比，还有一种自由，那就是渴望积极行动，做自己行为的主人。再进一步，这个积极主动的自我的自由，不但要做自己的主，还要做他人与外界的主。柏林把这种自由称作积极自由 positif liberty。这种自由是一种参与的主动行为，所以他一定会表现在对政治权利的争取之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自由看作不要做什么的自由，和要去做什么的自由，把它看作个体被动与主动的状态。在英文中就是free from …… 和 free to…… 的区别。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柏林对自由的这个区分，是受贡斯当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区分的启发。柏林说：“自由与隐私权最雄辩的维护者贡斯当，忘不了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独裁，他宣称，至少宗教、观点、言论自由和财产自由，必须受到保障，不容横加侵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消极自由是对权力的限制，是对一切专制暴政的防范，它宣布了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个体，只要法律不加禁止之事，他都可以选择去做。他的私人空间不容任何权力的侵犯。

问：那么积极自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要获取某种权力的自由？

答：积极自由的问题比较复杂，你的理解大致是准确的，但是还需要加以解释。因为贡斯当把古代自由看作是个人拥有政治权利 right 和决定城邦事务的权力 power 。拥有权利 right 和掌握权力 power，几乎是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贡斯当认为，人民的普遍意志，授权给某些人，他得到的这个权力是合法的。如果权力失去普遍意志的认可，用我们中国人爱说的话，叫失去民心，那么它就不再合法。所以贡斯当会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按照这条标准，凡不是由人民的普遍意志授权，而凭借暴力维持的权力都是非法的。但是我们知道，所谓共和国必定要依据人民主权建国，现今大多数专制暴政国家，也都叫共和国。从前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现在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等。从当下的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贡斯当的洞见。他200多年前指出：“抽象承认人民主权，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价值”。“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是随意创造并扔给人类社会一个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造成一项罪恶”。随后，他指出：“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词。但是这些颂词却是对所有类型的专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这个谴责不可谓不强烈。但是贡斯当从来不否认卢梭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本心。他相当尊重卢梭，但是在碰到理论问题时，碰到对真理的追求时，他是毫不妥协的。这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我们只要想想所有的专制暴政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最经常地把人民放在嘴上。凡事都要以人民的名义，可真正的人民在权力的傲慢面前等于零。下次，我再给听友们讲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和积极自由的概念。

RFI

19-06-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