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 从自由史学到极权主义研究|野兽爱智慧
野兽按：高中的时候，读了不少描绘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文章，于是对大学有了许多幻想，以为大学就是求真爱智慧之地。1997年考上大学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大学是同一空间不同世界，于是失望之余就成了一个泡图书馆的人。除了之前说过的遇见了人本心理学，弗洛姆和马斯洛成了我的知识英雄以外，遇上了当时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和自由史学兴起的契机，《南方周末》《读书》《随笔》《开放时代》《战略与管理》《中国青年报·冰点》《博览群书》《书屋》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这些杂志和报纸以及它们推介的书籍让我从一个理科男变成了思想青年。对当代中国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考虑过去跨专业去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
九十年代国内推动“文革史”研究最积极者则数徐友渔。徐友渔在海内外杂志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影响比较大的有刊登于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异端思想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以及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刊登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的“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红卫兵”等文章。他的“文革”专著则有《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等。在“我的造反生涯”一文里，徐友渔坦承自己当过红卫兵，而且其“革命事迹”比曾“下乡”到河南兰考的朱学勤要“光辉”得多了。在客观描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方面，至少在接近历史真相方面，徐友渔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者和哲学家的思想者魅力。
19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其重要背景是90年代初期商品经济体制的推广、顾准自由主义思想的挖掘和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政治学者刘军宁搜集了北京大学历史上自由学者的重要言论和文章，编写了《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该书通过重新发掘有关的历史文献，全面再现了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大观。李慎之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经历了将近50年的“尘封于故纸堆”后，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从历史学领域开始的。
90年代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袁伟时和朱学勤。中国大陆知识界在经历了80年代末期血和火的洗礼后，沿着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路，对起自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哲学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思，具体到中国则是对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反思。
1985年，近代史学者袁伟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1992年，他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由于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激进与保守问题、对外开放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争论重点。因此，袁伟时的观点一提出来便让人觉得面目一新。
针对胡绳式的历史观，袁伟时明确指出：“一论独霸，就是所谓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这个史观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史观，头和脚倒过来了。因为它要论证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它要论证这个结论，倒过来讲历史上三个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这三大革命，而且解决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论证后来，倒过来解释前面的历史，这样一个史观我认为是错误的。”
针对国内史学界崇拜激进主义和暴力革命的特点，袁伟时指出，“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
朱学勤的成名作是其博士毕业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该书序言对顾准的正面介绍来看，朱学勤是有意识地承继了顾准的自由史学观的。在这篇序言中朱学勤指出，“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1968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换言之，朱学勤所批评之法国大革命，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的“文革”。解构、否定大革命政治文化乃是朱学勤自由史学的直接目的。在朱学勤看来，顾准以经验主义而不是以理想主义论证民主制度的理论态度，与柏克、哈耶克、柏林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不谋而合。也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史学乃是“文革”反思的必然产物。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这篇文章里谈及历史教训时，朱学勤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了中国民族的大灾难。联想到李泽厚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归纳和胡绳式历史观无限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朱学勤的分析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运动”具有很强烈的民粹主义性质，正是这一街头运动事实上结束了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朱学勤和袁伟时的这一观点在顾昕那里得到了部分的论证。
2000年出版的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是海内外目前为止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详细、最充分的研究成果。高华指出，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促使中共内部的民粹主义因素彻底战胜了党内“五四”时期以来尚存的自由民主精神。民粹主义的这种强烈的思想控制和暴力色彩，在20年后的“文革”中病态似地发作了一回。高华这个学术成果的取得，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而且是克服了同类研究资料匮乏的结果。从书末的参考文献来看，光是中文文献之列举就达1万7千多字。该书出版后，或许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畏惧，官方历史研究人员从未认真撰写过哪怕一文辩驳之。
2000年我购买了一部台式电脑，从此开始拨号上网冲浪的生活，在冲浪时眼界大开，然后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之外又发现了《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成为中国自由史学者发表自己观点的一个新场所。除了上文提到的徐友渔关于“文革”史的几篇论文外，《二十一世纪》杂志和它的网络版还发表了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些看法，如谢泳的“《观察》撰稿人的命运”、黄发有的“二十世纪中国自由撰稿人”等文章。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也是中国自由史学的一个基地，该杂志自创办开始，几乎每期都有自由主义者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若干看法。2004年，该杂志社搜集了发表于此刊的二十篇文章，由何清涟主编成《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一书。其中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将“国家罪错”一词引入了“文革”研究，通过“国家罪错”这一概念我们很容易得出“公民权利”、“政府权限”这些现代政治学逻辑。由于这些海外杂志相当程度上是由大陆学者提供稿件的，因此这些文章也是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内的一些报纸期刊也为自由史学的讨论提供了论坛。；例如，《南方周末》的“解密”栏目选择了具敏感性的重大人物、重大事件加以回顾分析，如“张志新之死”、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重庆红卫兵运动等。这种接近历史真相和底层认知的历史叙述很快就为民众所喜好。《开放时代》杂志和《战略与管理》杂志则从学术角度开展了探讨。例如，《开放时代》1998年8月号刊登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这是许纪霖多年挖掘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成果。
《战略与管理》也多次刊登自由色彩浓烈的文章，如李慎之的“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一文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演变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刘军宁的“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则为研究以自由民族主义的联邦制方式和平统一中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上世纪末，互联网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得以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更是完全不可能了。读者们可以在互联网络上搜索到上述文章。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学术网站、BBS论坛和个人博客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兴趣于自由主义的史学爱好者提供了讨论话题的机会。这种讨论方式弥补了纸质媒体的有限性和不足，使自由史学研究的大众化和学院化得以合流，代表作则是在网络上大量流传的以“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命名的系列对谈。许多网络上贴出的文章往往深受网民喜爱，被到处转载后影响颇为深远。这种“民间修史”方式极大地冲击了官方的国家主义一元历史叙述。可以说，互联网为中国大陆的自由史学和启蒙运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载体和便捷方式。
那几年自己常常厮混的论坛是独角兽论坛和爱智论坛，还都当了读书版的斑竹，在网上找到了现实中找不到的同道，享受思维的乐趣和同好的交流，非常喜乐。
但好景不长，各项基本人权不可分割，学术自由是看似比较个人化的公民权利，却可能在另一种为所欲为的政治扩张中被消灭，扼杀它的主要途径便是思想控制和新闻管制。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了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该文原载《东方文化》（广州）2002年第6期）。该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当月24日，《冰点周刊》便被中共中宣部以“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理由停刊整顿。为此，该周刊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通过网络签名和向中纪委投诉等途径表示了抗议。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老家过春节，甚为愤慨，觉得中宣部特意选在春节期间整顿《冰点周刊》，也是相当狡诈的。
1月26日，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发表了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抗议当局对《冰点周刊》的封杀。2月2日，江平等13位中共老党员发表了“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共背离了自己当年“不自由，毋宁死”的革命初衷。2月14日，崔卫平等学者发表了“‘冰点’周刊部分作者致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指出中宣部对《冰点周刊》的封杀毫无法理依据。虽然“冰点”一词很快在国内网络媒体上消失了，但是在境内外的强大压力下，3月1日《冰点周刊》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的途径而告复刊。
伴随着这次事关新闻自由的政治事件，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支持袁伟时为一派，强烈要求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反思中国大陆历史教学，重建中国大陆史学体系；而另一方，则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维支配下，竭力为党史学辩护，主张“史为党用”的权力政治观，甚至标榜只有自己才有权修订历史、解读历史，代表人物除了张海鹏外，还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1989年民主运动结束后，中共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这种控制近年来达到了高潮。在历史学领域上，它人为地将一些话题列为敏感话题，禁止在国内的媒体上讨论，如延安“整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事件”、十年“文革”、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等等。不仅如此，党还做了一些更为出格的事情，如封杀历史剧《走向共和》、封杀历史著作《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等。
以后者为例，这本是一部正面反映党光荣历史的文献，它不过是选编了40年代中共为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而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而已。可是，党害怕民主自由竟然到了不敢正视自身历史的地步。为出版此书，汕头大学出版社遭到惩罚、该书主编陈敏（笔名笑蜀）被迫离开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讲台。既然党不敢面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不许他人提及自己的错误，那党还有历史可言吗？到底是什么让党对自己和中国的历史真相害怕到了这种地步？
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遇见了崔卫平和徐贲两位老师的著作，于是我又走入了极权主义研究这个领域。2005年3月《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的徐贲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解答了我的疑问。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与极权体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经1989年苏联东欧的巨变，从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事件，有的极权主义瓦解了，有的极权主义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然而，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制，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体制原型。
从这种角度来看，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换言之，苏联步入后极权主义体制之日，正是中国强化和巩固极权体制之时。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一位政治学家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苏联，赫鲁晓夫用解冻来对付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80年代的中国，邓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让经济现代化派对付他们的（毛派）对手。”
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话语，曾经一度动员激发了民众新的政治热情。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制度上极权性质的消失，它只是以变通来重新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时会象极权主义那样诉诸暴力和恐怖（例如“匈牙利事件”、“华约”出兵布拉格、“六四事件”等）。
后极权主义其实并不能真正挽救这种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没落，苏联东欧的后极权主义相继垮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历史事件在1989年之后的突然发生本身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冷战的结束，原来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部份国家抛弃了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就有人认为，后极权主义很快将成为历史的过去。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化。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
徐贲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
“新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体制下出现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八九民运”等），对21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它把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宽松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1989年以后大大加强了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何清涟和程晓农夫妇在《中国：溃而不崩》中称之为”共产党资本主义“。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新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者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和谐社会”这样的口号，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安抚民心的宣传手段，并不表示口号的提倡者打算触动上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到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文献中，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仍然是经典文献。这部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著作以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两个极权主义原型为研究对象。从那时以来，由于东欧、中国和亚洲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显现出不少与这两个原型不同的特征，学者们开始用附加词来定义各具特色的极权主义。例如，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华尔泽在19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徐贲提出的“新极权主义”也是一种类似的表达。
汉娜·阿伦特半个世纪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对我们现在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主义”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提出的那些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之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可帮助我们辨认各种形式不同的极权主义的变体。对这些要素的比较可以让我们看出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专制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在哪些方面对人性造成特别的长久性摧残，以及在极权统治下人们反抗的特殊意义。下面就分别从这几个角度展开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著作里，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这种制度依赖的三个支柱，即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以及为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极权主义从其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则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最明显易见，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最微妙复杂，第三个方面则变化最小。前两个方面是不得不变，后一个方面则是能不变就不变。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政党的成员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不仅在民主国家是如此，1949年以前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也是如此。而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
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采。……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阿伦特指出：“一般政党把人群分成属于和不属于我党的两类。一般政党和公开社会都只把那些公开表示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会的原则是，‘我不吸纳的,就是我排斥的。’”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成极权统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产党转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他所运用的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核心内部的民主，把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阿伦特的这一见解是针对40年代“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点至今仍未改变，现在的“新极权主义”依然不允许党内民主和不同意见。
“新极权主义”下普通党员的入党动机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和后极权主义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
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者可资利用的身份。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象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统治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 Orwell)的《1984年》和赫胥黎(A.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
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新极权主义”对实用主义策略的灵活运用和对被统治者的不“手软”是后极权主义无法相比的。后极权主义并不敢完全背离极权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的传统，同时注重对民众以怀柔手段为主的笼络民心策略；而“新极权主义”则基本上抛弃了这两条。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在这点上，江李和胡温都是吻合这些的特点，而习近平是力图回归极权主义原型的魅力型领袖，就和新极权主义时期的技术官僚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征。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伙伴的目光投向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
2004年，何清涟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指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甚至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这些年来，中共拒不政治改革，透支中国的未来，支撑一党专制；而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短期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即生存环境会一天比一天更为溃烂，但却不会崩溃。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威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
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
“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于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公然鄙视, “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
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专制独裁最害怕的是自己的人民。如果人民没有自由，也不准备为自由群起抵抗专制，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政权，就能够长期维持统治。
把压制自由作为维稳的关键手段，正是因为只要不给人民自由，政治残暴、经济困境、种族矛盾、国际批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专制统治的维持。与此同时，如果能够改变政治残暴的形象、增强经济实力、控制种族矛盾、平息国际批评，那么，新调整的适应性手段就能使专制变得更加稳固。
2013年5月29日，《墓碑：1958-1962大饥荒》的作者杨继绳，在接受为颁给他的美国图书“哈耶克奖”时说：“中国要走向和谐、稳定，必须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就要继续听从哈耶克的告诫：少用些政府强制，多尊崇个人自由。给自由主义必要的空间。”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悲观的，李慎之逝世前说：“进入新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严冬快到了”。李慎之说这话是2001年初，还是江泽民时代。2003年，胡锦涛接任。杨继绳说那番话时，胡还在任上。
2013年，习近平成为新一届最高领袖。开始时，人们对政治自由走出严冬——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加强宪政法治、发挥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功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等等——抱有期待和希望。但是，这样的期待和希望很快就落空了，随之而来的是愈加严酷的政治寒冬。
习近平的“新政”，先出台了“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新政”在新闻、出版、教育领域强制执行所谓的“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一系列的“文件”和“精神”，都毫无悬念地宣告：思想管制已经成为“维稳”新政的重中之重。
在2013年的“九号文件”和“819讲话”中，首当其冲被进一步压制和剥夺的，便是公民的政治自由。“新政”引起许多人对“回到文革”的忧虑和恐惧。不过，虽然它在一些方面确实像是新版的文革专制政治，但它又毕竟不是又一次文革，更不可能有文革的那种政治统治效果。为什么呢？
新的极权专制给人民许多表面与程序上的“自由”，但始终渗透并控制着那些权力赐予人民的自由。在经济上，新的独裁者更聪明，不再封闭守贫，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他们懂得从全球体系获得资源，却不会失去自己的统治权，其最重要的三个手段，便是金钱收编、利益分化和虚假宪政民主。
如果说“文革”统治是典型的旧式极权，那么，今天的新极权统治则是新旧混合。
“文革”后，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有两个关键历史时刻：一是1989年，另一个是2011年。中国新式极权统治的灵活性和变通性，都是在这两个历史时刻的世界变局中形成的。其总特征，是有效运用金钱收编、利益分化，通过严格控制民众思想和言论，不断剥夺公民政治自由，最大化保持稳定。这样一种统治，前所未有地依赖民族主义情绪、经济收买、知识分子收编、放纵型的物质消费主义和与之共生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这使得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与俄国、委内瑞拉等假宪政民主有所不同，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公然对抗，也似乎最有“本钱”对抗宪政民主的国家。
中国的“本钱”是它的经济成就，这也使它为其他专制国家所羡慕，甚至试图仿效。对于世界上所有专制政权，中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1989年时，没有人想得到中国共产党可能在二十年后变得更为强大。在那时，抗议声浪已经把它逼到边缘——党内出现重大分歧，苏联解体后它又失去许多盟友，但中共却从谷底反弹，开启了创党以来最强大的统治局面。
许多专家以为，经济自由化一定会导向政治自由化，中共证明他们都错了，因为中共还有一道独门配方：把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压迫与开发市场紧密结合起来。独裁国家常见的恶疾，中共都没有染上，国家体质反而超乎预期地强健。对于所有一党专政、只在乎如何保持权位的政府来说，中共的独门处方非常诱人，为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提供了一个非西方、非民主、值得仿效的模范。对于它们而言，中国就是它们未来的样貌。
但是，这么成功的专制统治，却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仅仅是太平盛世敲警钟吗？还是真的有什么被太平盛世的表相所隐瞒着的致命弱点？
2015年9月，北京召集了一场旨在将其统战工作推向世界范围的“2015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会见了参会的一些外国政要和学者，在谈到执政党的政治承诺和从严治党之后，他突然话题一转，主动提及一个中国领导人历来回避的话题：执政党的合法性。
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王的谈话并无新意，但却捅破了一个秘密：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合法性便成为中共统治的一块心病，心病并没有因为中国摇身变成经济大国而稍有减缓，相反却是变得更加严重，而这明显地表现为对“颜色革命”的极度恐惧。
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与政权对1989年后，尤其是21世纪其他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的极端恐惧，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与世界范围内的专制独裁成功更新有密切联系。1989年，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以军队血腥屠杀镇压民众的反抗而告终，同一年，苏联、东欧专制统治集团崩溃，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对专制独裁极为不利的扭转。
然而好景不长，民主浪潮达到最高峰之后，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维的政权——独裁者、暴君以及专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地卷土重来了。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开始一蹶不振。亚洲多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权体制在南美洲站稳了脚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原来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2010年，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茉莉花革命”似乎给民主带来了许多希望，但是，它并没有成功地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反而是给专制提供新的“民主等于动乱”的借口。中国没有出现有规模的茉莉花革命，原因是政府的严密防范，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冷漠。
尽管在一些专制国家里，民主选举可以被操纵、利用，但另一些专制国家不允许人民行使公民权利，不允许直接参与选举，这是对政治自由最明显的压制，是对人民力量更明显的极端恐惧。中国是后一种国家中最突出的一个。
独裁统治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专制者的民主口惠。他们在官话里也会提到民主，自称是人民选出来的领袖，或者是更为无所不包的“三个代表”。20世纪的时候，一些极权国家的领导人经常举行选举，然后通过舞弊，声称自己高票当选。然而，民主选举，不管操纵得如何巧妙，控制得如何严密，都还是有可能出现意外，而意外的风险，是中共无论如何也不敢冒的。中国不是比其他专制者更“诚实”，而是因为它更虚弱，更难掩饰对哪怕是做做样子的民主的极端恐惧。
中共标榜“法治”，但因为不断出现公然用法律来整肃异己的事件，暴露出它所谓“法治”的虚伪，与它用法治来打造合法性的初衷效果，正好适得其反。
今日的独裁者知道，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较为残暴的威吓方式——大规模逮捕、行刑队和血腥镇压，最好以柔性的强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独夫，不再强行逮捕人权团体成员，而是派出税吏或者卫生局官员让反对团体关门大吉。政府把法律写得很宽松，但遇上它们视为有威胁性的团体时，运用起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确。
委内瑞拉的一位异议分子开玩笑说，总统的座右铭是：“我的朋友，荣华富贵；我的敌人，法律伺候。”惩罚政治批评者或异见者的最佳方式，不再是给他们带上“右派”、“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是调查和指控他们“嫖娼”、“滋众闹事”、“逃税”和“经济问题”，把他们放到电视台上“认错”、“悔过”、“坦白”。就算最后无法们定罪，也足以“搞臭”他们的公共形象，令他们从此怀有恐惧心理。如果实在抓不到这类把柄，也会请他们去“喝茶”，这种不受欢迎，又不得不接受的“邀请”，同样能产生恐惧和震摄作用。
但是，中共用法律整肃异己，手段和效果，都离“手术刀般精准”相去甚远，充其量不过是打人的棍子和皮鞭，难以改变一党专制的形象。从艾未未案、高瑜案到浦志强案，不难看出当局和司法机关一再遭遇公众质疑的原因：公众害怕“依法治国”，对法律抱有恐惧，因为它既然可以成为整肃政治异己的工具，也就可以成为对付任何守法公民的借口。事实上也是如此。2015年法庭对浦志强案的定罪和判决，都是极为粗糙，暴露出了为达迫害目的，不择手段的窘境，与毛泽东时代的法庭宣判如出一辙。今天的所谓“法治”依靠的不是正义，而是恐惧。现有法治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民众从毛时代就被培养起来，习惯成自然的自我审查。
法治恐吓手段的奥妙，在于它的模糊暧昧：不向当事人明说他犯了什么法、违了什么规，不让当事人充分明了法规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样才能更加令他们害怕。这是用自我审查来进行专制统治的灵活方法。这一方法对言论控制，无论是个人，还是出版社和报刊出版，都特别有效。政府规定一些言论禁令，那么，从道理上讲，不违反这些禁令的都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不让人们知道到底哪些是言论禁令——禁令用口头通知，而非文字形式告知，以笼统的“有问题”加以禁止，或者事前不说明，事后跟你算账——那么，出于被秋后算账的恐惧，言论者就会绞尽脑汁自我审查，层层加码，甚至远远超过审查者原先的意图。
在中国，独裁者学习曲线呈上升状态，抵抗者学习曲线却呈下降趋势。可以说，是抵抗的软弱成就了专制独裁的强大。抵抗者学习曲线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民众觉得在毛时代之后“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即使他们对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对社会道理的沉沦抱怨不已，但还是习惯于将此视为经济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虽然“打老虎、打苍蝇”的反腐，未必能改变民众对官场的整体印象，但也让他们当中许多人感觉到某种报复性的“痛快”和旁观的兴奋刺激。
他们觉得，只要不提出政治要求或异见，就可以享受到毛时代难以想象的种种自由，也可以对某些公共事务予以关心。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成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他们生活富足，明哲保身，满足于自己家庭的小日子，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去进修、去旅游、去健身、去娱乐、去美容、去养生，但却懒得关注自己的家园，关注社区的事务。即便有些社区公益，也多停留在爱心层面。
中产阶级感觉到相当的满足，不希望因民主要求，而在社会中出现混乱。因此，他们反而是赞成和支持政府限制公民政治自由的。他们愿意以政治自由和某些公民权利，交换由专制独裁维护的“稳定”，这成为中国政权维持权力的重要成功因素（在许多其他专制独裁国家也是如此）。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老百姓有了更多害怕会因“动乱”失去的东西——房子、汽车、存款、安逸的生活。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与1989年相比，已经变得相当次要而微弱。
由于中国社会不存在有联系或哪怕稍成气候的抵抗力量，中国的专制独裁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嚣张跋扈，也更肆无忌惮，反而显出旧式统治的杀气腾腾。
杀气腾腾绝不仅限于话语层面。从2013年3月起，中共对民间维权运动加大镇压力度。数百名人权捍卫者被投入监狱。镇压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整肃互联网，抓捕网络大V、律师、记者和独立作家。打击宗教，除了继续迫害法轮功外，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甚至有官方色彩的“三自教会”也毫不手软。扫黄运动从东莞蔓延全国，性工作者人权被大肆侵犯。国安委近期又部署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大规模调查，实际上是要大力清查整肃与外国资金有关的中国民间机构，尤其是与法治人权有关民间机构。
习上台后，中共已经转换了对民间社会的镇压模式，意图摧毁民间社会的组织能力和抗争能力。同时借“反恐”之机，对新疆、西藏大开杀戒，有些地方事实上处于戒严状态。在香港，中共一再拖延普选，对占领中环运动又抹黑又恐吓，进而通过《白皮书》蛮横地抛出“全面管制权”。和对国内一样，中共在国际事务上，也开始四处寻衅滋事。
压倒性的警察力量威摄，和严厉的新闻控制都在心理和信息上最大程度地孤立了每一个可能心怀不满的民众，让他们处于互不联系的无力感和恐惧之中。专制统治有效地利用每个人自然的自我利益意识和患得患失情绪，彻底控制了社会群体共同行动的任何可能。
中国人在极权统治下所遭遇的灾难和痛苦，都是对人的自由和人存在价值的残酷压制、摧残，和长期的蹂躏破坏。在中国，极权统治下的残酷阶级斗争、洗脑的愚民宣传与教育、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对一个党的极端迷信、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名的任意迫害和杀戮、极端无视公民权利和人权、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都在四十年前“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文革”结束后，人们在短时间之内有机会表达出来的对自由、民主、法治、人道主义、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强烈向往，都是对极权统治的抵抗。以言论形式表达的精神抵抗，它之所以也是政治性质的抵抗，是因为它是在被政治权力敌视、压制和破坏的条件下顽强而且冒着被迫害的危险迸发出来的。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文革”记忆仍然被顽强地保持着。有关文革题材（包括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和争论还在出现，并引起讨论，间接对所谓“知青一代领导人”及其政治特征多有反思。对各种史料的研究和整理也一直没有中断，如许子东的文革小说叙事，《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王家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林贤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
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这几年，许多纳粹统治下，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通人日常生活、个人反思的书籍得以出版，这是一种迂回曲折和言外之意的记忆策略，用以暗示和提醒文革记忆的重要性。这些都正在帮助形成一种与文革记忆有联系的“文化记忆”，都是对官方文化记忆的曲折抵抗。
这种精神或行为的抵抗，会不会在某一次事件之后突然迸发出来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迸发出来？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
如果说“文革”式极权统治赤裸裸地杀人、直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那么，经过了学习曲线的适应和调整，后极权统治换了一种杀人的方式，它通过不流血的、温文尔雅的方式杀死自由意志之人。它不再大规模地、明目张胆地搞群众运动，而是通过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结合的方式，把人们引入一个“天鹅绒的监狱”：这里有冰箱彩电、汽车、时髦的穿着和用品、装修漂亮的公寓，安逸舒适，但是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公民权利，没有选举、结社和言论自由，没有真正的多元和差异。
在这个“天鹅绒监狱”里，专制极权不是没有可能像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里那样存在800多年，甚至更长，至少在文学想象中是如此。但是，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绝然不同的可能。那就是，诸如天津码头有毒物品仓库大火的环保灾难、深圳堆土滑坡事故的无责任人祸、黑心食品、雾霾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说得太久的谎言、经济的滑落或崩溃、不公不义政策的出台、统治手段翻新失灵，这些都可能引起难以控制的连锁效应，“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它的治理表现。所以任何一次危机——以及党如何应付——都会提醒众人想起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党是否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在这种时刻，党培植再多的技术官僚，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不只是小修小补或者改变施政方向的问题。届时，人们也许不再寻求正确的解答，而是根本质疑党国治理是否有资格可以这样一错再错。”
然而，今天中国社会里，大多数人只顾眼前、难得糊涂，谁都懒得去思考未来。在这种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生活状态中，甚至连想象50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恐怕也是多余的了。国家的时运正朝着“文革”的方向逆转，每个渺小的个人，人生苦短，命运又被紧紧掐在统治权力手里，没有选择的自由，想象未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人毕竟不可能在没有未来意识的状态下有意义地生存。因此，还是不断会有人会关心：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有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变化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悄悄发生？他们当中有的还会问自己：我可以做些什么？
2020年11月18日，周三，庚子年十月初四，22：26完毕于野兽爱智慧居
参考文献
1.张超《知难而进的思想抗争》
2.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3.徐贲《文革后四十年间的”独裁者学习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