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16: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勞思光組香港前景研究社和邀我參與,正是《七十年代》脫離左派陣營的同期。1981年8月號的雜誌標示了遷離天地圖書的新址,9月號刊登勞思光撰寫的「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的長文,10月號刊登「勞思光談中國之路向」專訪。
勞思光的長文發表時,中英還沒有就九七問題正式表示過意向。他文章中最根本和重要的一點意見,就是九七問題儘管香港人沒有決定權,但真正受影響的是香港人,因此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他期望香港居民不要冷漠,應該面對問題,形成一個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其實這也是他花時間精力去組織前景社的主要原因,因為他所邀的參與者,大都是有雜誌或報紙地盤的「意見領袖」。而我們那時對九七問題還沒有展開熱烈討論。
在十月號專訪最後,勞教授向我反問一個問題,就是《七十年代》從左派刊物進入新階段,成為獨立刊物,我們是否有新的編輯計劃或目標。他給我機會講了我們以事實為主的編輯方針,和今後更會以獨立刊物貫徹對海峽兩岸政權的監督功能。
在與勞思光的長期接觸中,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位非常重理性、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首先爬梳問題的本質,釐清被混淆的概念,然後作出理性分析。
比如在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追求大改革。」
這種理性分析,也貫徹在他的人生取捨之中。在談術數、命理的訪談中,他講自己少年時認識一位術數高手,授之以奇門、太乙和大六壬的「三式之學」。後來又通讀了幾乎所有的傳統資料,研究「推背圖」之類的預言。他認為術數儘管成為某種推算系統,推算又屢屢與事實相符,但仍然只是訴之於神秘體驗,不能看作符合智性活動的常軌知識。勞思光認為人生原有自覺主宰的一面和被決定的一面, 西方哲學家稱之為 realm of freedom與realm of determinism, 中國儒家就有「義」與「命」的分立。義講的是善惡是非對錯,命講的是成敗興衰得失。他雖然深研術數,但反對人用術數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他認為自覺主宰只能以義理行事,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不應顧慮成敗得失。憑自己的認識和良知去做,即使失敗也不後悔。他這個「義」與「命」分立的觀念,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勞教授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他就國是問題接受訪問,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 而且身體力行。除了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之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說,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勞思光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1981年,我作為以知識人為讀者對象的雜誌主編,對海外知識分子的角色和政治表現特別關切。那年,我分別就此問題向徐復觀先生和勞思光先生提出詢問。徐先生較悲觀,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先生則較積極,他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
我在其後三十年的編輯寫作生涯中,秉承徐先生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先生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群情。徐先生悲觀,勞先生積極,於是悲觀卻積極,就成為我的人生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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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佈於2022年3月4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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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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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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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