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意三国首脑连夜到访，波兰终将“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作为欧盟和北约双成员国的波兰一直“积极表现”，多次控诉德国“援乌不力”。此前，波兰已经因拒绝“卢布结算令”被俄罗斯“断气”。

6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刚刚去过基辅，又连夜乘坐火车前往波兰。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称，泽连斯基政府把乌克兰国家税务局的备份数据处理中心移交给波兰托管，意味着他们已经同意波兰吞并乌克兰，波兰当局收复“波兰前东部领土”的梦想就要实现。

大尺度援乌给波兰带来不少问题。波兰已经接收了300多万乌克兰难民，增加的人口不断挤占当地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而欧盟没有为其提供补偿，援助资金因波兰的“司法独立”问题搁置。

俄乌战争再一次暴露了欧洲大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血腥历史。理解最早脱离“东方”、加入“西方”，对乌克兰领土虎视眈眈的波兰，更能看清延续至今的战火到底焚烧了哪些遗迹。

分开欧洲大陆的界线，不是白香肠，而是白面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和波兰、捷克、匈牙利一起，属于“吃黑面包”的中东欧国家——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没少认真阐释自己和“西欧”的区别，现在的德国可是“理所当然”的西欧国家。

一百多年里，欧洲大陆内的界线像重病患者的心电图一样剧烈波动。曾经处于同一个“帝国”内部的共同体，沿着语言、种族和宗教的缝隙，崩解成互不相容的“民族国家”；曾经喜爱同一种黑面包的国家，因为战争和屠杀带来的持久创伤，不再能够毫无负担地彼此面对。

波兰和立陶宛，这对曾经合并成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国家，拥有“欧洲最尊贵共和国”的辉煌，也有欧洲最灰暗的血腥记忆。20世纪以来，对前者的选择和阐述并不常见，因为不符合民族国家建制的需要；对后者的回忆依然刻骨铭心，邻国和历史的阴影互相交织。

这里能找到民族国家和帝国激烈碰撞的所有要素，而在此之外，人们已经找不到共同体的“想象资源”。

萨尔马提亚人的后代

历史总是“重演”。

2月下旬俄乌战争爆发，德国的姿态相当审慎。如今，德国的能源极大依赖俄罗斯燃气管道“北溪2号”。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2016年时就说“北溪2号”是新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为2016年是苏联血腥镇压波兰民众抗议60周年，波兰为表示纪念，挪走了200多座苏联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长把类似的行动比作“伊斯兰国”对古迹的破坏，法律与公正党因此反唇相讥。

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和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秘密协议。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波兰、立陶宛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牺牲的字眼分量尤其沉重，在华沙、克拉科夫、维尔纽斯……纪念碑、坟墓一个挨着一个，那是无数无辜的人用生命垒成的。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时，穿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595公里长的路上，200万人手拉着手，为自由高声歌唱。西欧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东边的人需要以多大的勇气，经历多大的绝望，来为一个属于“欧洲”的身份斗争。

又过了十年，波兰最先加入北约。在历史上，波兰曾是“最西方”的国家，1569年建立的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一开始就有共和选举制度，在现实中，波兰的“向西转”也最成功。但过去不是这样。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波兰本质”，强调萨尔马提亚人的东方气质，专门来对抗“西方”。

波兰的浪漫派作家反复提到的萨尔马提亚人，属印欧语系民族，也有人说是伊朗族裔，比希腊人更早到克里米亚居住，随后逐渐北迁。这个概念自带神秘气息，在古代油画上，体现为穿着裙子的男人，奢华的东方图案，镶满饰品的武器，灌木丛一样茂密的辫子和胡子，波斯语的名字——这是属于波兰的文化自信。

特别是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在19世纪复兴了萨尔马提亚崇拜。后来，只要哈布斯堡帝国和德意志推动的日耳曼文化即将得势，波兰人马上就抬出波兰贵族气派的渊源，萨尔马提亚服饰马上就会击退巴黎和维也纳的流行风尚。最后一位被维也纳指派的利沃夫市长，为了表明自己的波兰身份，让人在他死后埋葬他时，给他穿上东方服装。

但是，密茨凯维奇不一定“属于”波兰。

就像曾属于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成了德国的布雷斯劳一样，波兰也从密茨凯维奇的“心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故乡——维尔纽斯消失了。维尔纽斯被斯大林划给了立陶宛，成了后者的首都，这里还留有巴洛克时代和德国经济繁荣年代的华丽建筑，有精致的街道，宁静的庭院，典雅的教堂，上好的餐馆，像每个角落时光静止的欧洲。

萨尔马提亚人后代的心理是复杂的：东方和西方都不是归宿，内部早已分崩离析。

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数十万波兰公民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学者、军官、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在这之后，才发生了真正的战争，城市的毁灭，大屠杀和流放。当代波兰作家安杰·史达休克曾说，他蔑视俄罗斯人，是因为他们把波兰人的民族特性发展到一个可怕的、不人性的程度；他蔑视德国人，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人性的一面。

“俄罗斯人对我们而言像动物或者魔鬼，而德国让我们想起机器和机器人，这就是当今欧洲萨尔马提亚人后代的心理状态。”

当代波兰诗人亚当·扎伽耶夫斯基对“波兰本质”嗤之以鼻，因为概念的内涵已经所剩无几：“一种民俗天主教主义，配上皮洛根（一种东欧流行的饺子）和巴尔希洛（波兰罗宋汤），其他也没有太多别的了。”

 始于卢布林，终于卢布林

如果按出生地严格划分国籍，被波兰视为“民族诗人”、写出名句“立陶宛，我的祖国”的密茨凯维奇应该算白俄罗斯人，他生在新格鲁多克，镇上的人当时说意第绪语和波兰语。

密茨凯维奇就读的维日诺大学所在地维尔纽斯，更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典型案例。其他东欧城市，比如利沃夫和里加，都只有两个民族在争——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争夺利沃夫，拉脱维亚人和德国人争夺里加。而维尔纽斯除了波兰和立陶宛要争，白俄罗斯人也将其看成“天然的首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维尔纽斯有35份波兰语报纸，20份立陶宛语报纸，7份俄语报纸，5份意第绪语报纸，2份白俄罗斯语报纸。维尔纽斯的名字也一直在变，除了立陶宛语的“维尔纽斯”，还有波兰语的“维日诺”，白俄罗斯语的“维尔尼亚”，俄语的“维那”，意第绪语的“维尔纳”。20世纪里，维尔纽斯至少有13次，从一国转入另外一国之手。

密茨凯维奇多变的“身份”，以及维尔纽斯多变的地位，最终都指向了多民族联合的“帝国”——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政治遗产。

14世纪，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迎娶波兰公主，还打赢了条顿战争，两国关系愈发紧密。16世纪，“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在1569年经“卢布林联合”结合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

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国土疆域辽阔，包含了今天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区域；民族众多，有波兰人、立陶宛人、捷克-摩拉维亚人、瓦拉几亚人、马扎儿人、鞑靼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捷克人等族群；东正教、东仪教、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并存；面积和人口均位于欧洲前列。

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政治制度也领先欧洲。“波兰选王制”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民主制——贵族共和制和选举君主制的混合，由众议院贵族控制的议会限制君主的权力，贵族有自由否决权，这种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的先驱，所以大公国也被称为“波兰第一共和国”。

大公国的两个主体国家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原则上是平等的。波兰并没有对立陶宛实行过同化政策，但因为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优势巨大，成为了实际上的统治者。立陶宛一开始具备相当的独立性，由于各方面都和波兰差距太大，立陶宛贵族的语言和文化自动“波兰化”，以致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治下，人们对“立陶宛”的认同越来越低。

其时德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都未强势崛起，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正于此创造了一小段“帝国霸业”。17世纪中期，大公国进入政治混乱期，国势江河日下。1772年开始被三大强邻奥地利（哈布斯堡-洛林皇朝）、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三度瓜分，1795年灭亡。

之后，任何试图恢复“帝国”荣耀的努力都是徒劳。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融合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理念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经过密茨凯维奇在19世纪30年代的改造，立陶宛民族活动家的概念取舍，诉诸中世纪历史而不是大公国历史的“国家起源”，波兰和立陶宛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20世纪早期，波兰革命家、继承立陶宛传统的政治家毕苏斯基，尽管多次宣称共和理念，从没能得到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认可。1935年逝世后，他的身体埋葬在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城堡，那里有历代波兰国王的坟墓，包括立陶宛大公亚盖洛；他的心脏从胸腔里取出，安置在维尔纽斯的罗萨墓园，依照家族传统紧挨着母亲的坟墓。

毕苏斯基和“身心”分离，和立陶宛课本上密茨凯维奇的代表作《塔杜施先生》删去所有波兰字样一样，象征着波兰和立陶宛难以挽回的分裂。

1569年，伴随着“卢布林联合”，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国家诞生了。1939年和1944年，伴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卢布林协定》，波兰和立陶宛最后一次分裂成现代意义上的、以种族划分的小型民族国家。苏联把属于波兰的维尔纽斯给了苏维埃立陶宛。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立陶宛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举行了大规模示威，反对这项条约是20世纪80年代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号。但是，如果真的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维尔纽斯就得还给波兰。

20世纪90年代早期，波兰立陶宛关系紧张，立陶宛学生要选一个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得票最高的是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成立大公国。

“立陶宛！我的祖国！”

鲁迅是很推崇密茨凯维奇的，说他是“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

密茨凯维奇在一个体面的波兰上流家庭长大，母亲可能有犹太血统。他出生于1798年，19世纪初就读于维日诺大学，当时沙皇俄国推行的是吸引地方精英的政策，而不是1863年之后的粗暴同化，因此，维日诺大学是其时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大学，教学语言是波兰语，学生们有足够的能力消化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文化遗产。

《塔杜施先生》是密茨凯维奇1834年流亡巴黎期间所作。诗歌讲述了立陶宛上流家庭的爱恨情仇，故事到1812年春天戛然而止。那时拿破仑的军队横扫立陶宛，直奔莫斯科。诗中的立陶宛贵族青年加入了法国军队。这一点是有历史依据的，据说1812年加入拿破仑队伍的上层阶级青年中，有三分之一是维日诺大学的学生。

密茨凯维奇的敌人正是给他政府奖学金的沙皇俄国。他的年代还没有民族主义的鼓动，他只是希望波兰-立陶宛大公国能够重建辉煌。1830年至1831年，波兰人对抗俄国统治的起义失败，维日诺大学关闭，学生四散，密茨凯维奇开始创作《塔杜施先生》。

今天，每一位波兰和立陶宛的学生都知道这首诗的第一句话：“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

实际上，“立陶宛！我的祖国！”一句话里的三个实词，意义都发生过转变。

“立陶宛”的意义，经历了人们对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怀旧式的敬意，到渴望民族国家的转变。浪漫主义的修辞在1863年后分裂成互相矛盾的民族主义版本。波兰联邦主义者、白俄罗斯爱国者以及后来的波兰与立陶宛民族主义者，都对这个词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阐释。

“我”代表的主体也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旧格局下欧洲大国的倾覆，开启了现代民族主义者、近代早期联邦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全面竞争。波兰和立陶宛作为独立国家兴起，各存在了20年，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了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和苏联的驱逐政策，决定了波兰和立陶宛在20世纪后半叶的命运。

“祖国”的问题同样尖锐。在苏联的统治下，立陶宛文化同化了密茨凯维奇受教育的城市——维尔纽斯，实现了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的梦想。同时，这件事情还要放到波兰文化和犹太文化遭到清洗的背景下来理解。大约90%的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去，大约80%的波兰人在战后被驱往波兰。而且，1939年，这座城市里立陶宛人只占1%~2%；到1959年，在维尔纽斯23.61万居民中，有7.94万（34%）人告诉人口普查员自己是立陶宛人；1989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维尔纽斯人口为57.67万人，其中29.15万名立陶宛人，占比为50.5%。

在波兰-立陶宛大公国从实体的崩解、再到内涵的崩解这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从对密茨凯维奇有意识的“选择”史上，人们能看到意识形态促成“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作用。相同族群、语言和文化的社会未必一定形成民族国家，但经过意识形态塑造和驱动的相同族群、语言和文化的社会，基本上都成为了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

厄内斯特·盖尔纳就曾表示“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民族下定义”，即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其热情包含了“文化上富于创造性的、空想的、积极创造的一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最著名的观点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

国家不是宗教、语言、种族等等社会要素的产物的说法，松动了十九世纪族裔民族主义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知识。民族的定义不再是生理性的，而是“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松动又被分离主义者用于对分离型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论证，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摆脱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共同性而“想象”民族的理论，在西班牙，在英国，在香港和台湾，在当下战火纷飞的乌克兰，这一踪迹时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