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和书友谈起温州基督徒的情况，就想起了当年的浙江拆十字架运动，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还想起了后来在疫苗事件因一篇文章而名闻天下的张凯律师，他就是因为浙江基督徒维权而入狱的。网络是有记忆的，找回一些当时的报道和评论，希望能唤醒一些人的记忆。

假疫苗案：张凯律师评论被封

2018-07-27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权律师张凯日前在其公众号发布了文章《都在一条船上》，对疫苗风波发表了一些看法。该文章随即获得超过百万元人民币的打赏，但仅存活17小时就被封锁，张凯的公众号也遭到屏蔽，官媒《北京日报》还在公众号刊文抹黑张凯。对此事件，张凯律师本人如何看待？本台记者7月27日专访了张凯律师。

张凯律师曾在2009年帮助三聚氰胺家长维权，2010年帮助山西毒疫苗受害家长维权。《都在一条船上》的文章中写的不少都是他所经历过的情况。张凯在文章里说，以前他有位旧同学总是取笑他，只关心改变不了的现实，但今次连他旧同学的儿子，也成为问题疫苗的受害者，到现在，不论是大富豪还是农民，都已站在同一条船上。文章指出，多年来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官员没有被处理，反而不断提出问题的人就被解决了。

张凯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对于文章17小时就被封，并获得巨额打赏，此前完全没有想到。他将会把这笔钱用作成立有责法治建设基金：

“当然没想到，一点没想到，实际如果他不删的话，我估计可能打赏是这个的十倍。被删而且最后微信就受限制，二维码受限制，根本收不进来（打赏）。本来我就想做这件事（成立法治基金），但是没钱，现在既然有这个钱了，我会支持一些律师做公益性的案件，或者有些人请不起律师（提供协助），也做点法律研究。”

在张凯的微信公众号被封杀后，官方媒体《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刊出了一篇文章，指责张凯“伪造身份”、“虚假陈述”、“煽动情绪”。对此，张凯感到十分无奈：

“你看我就一篇文章，打赏高点马上就有那么多黑我的人，《北京日报》尤其以官方名义来黑我，而且没有逻辑，所以我就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我这种文章都删掉，就那么删掉对疫苗事件只会更差、不会更好，《北京日报》不批疫苗的事件，去批我。所谓的这种舆论导向我觉得只会助纣为虐。”

张凯说，中国政府总是习惯于“就事论事”，就如当初处理三聚氰胺事件，仅仅只是把涉案人员抓捕判刑，此次疫苗风波，相信有关企业的负责人也会获刑，但是这并不是由一个个体所导致的。只有建立新的监管体系、拥有更成熟的民间社会以及更公开的舆论环境，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网络活跃人士“秀才江湖”吴斌27日向本台表示，张凯的文章阐述了事实，而不是进行歌功颂德，所以会被删掉，但巨额的打赏已经反映出了真实民意：

“这是民意最好的测试，用打赏的方式投出自己的一票，站在哪一边。站在谴责政府这边。群众有多大的熊熊怒火，可以从打赏的数额看出来。”

张凯是中国人权律师和基督徒，2015年8月25日深夜，温州警方突然抓捕了包括张凯在内的二十余人，并强迫他上电视认罪。之后张凯被取保候审，但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遭到官方的严密监控。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胡力汉/嘉远 网编：洪伟）

附录：张凯律师被删原帖

【端传媒编者按】2018年7月23日，张凯律师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都在一条船上》，谈论劣质疫苗问题。文章在17个小时内获得上千万点击量，以及令人震惊的打赏——共计140万元人民币。这篇文章旋即被删除，张凯公众号亦被封。张凯希望能在端传媒重新发表自己的文章，今天是第一篇《都在一条船上》，明天会刊登第二篇《原来世界很美好》，张凯在文中介绍了自己要用这140万帮助中国的法治建设。下周，端传媒还会推出一篇对张凯的报道。

张凯，男，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山西毒疫苗案、三聚氰胺毒奶粉案、萧山教案（浙江萧山强拆教堂、逮捕教会领袖）等，2015年8月，在“709大抓捕”中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被羁押。 2016年，公安以取保侯审释放张凯。 2017年，张凯再次取保。

张凯：都在一条船上

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 毒 疫 苗事件。

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还好破洞在那边 图片来自网络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 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 闻 自 由、司 法 独 立、主 权 在 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凯律师记于2018年7月23日

张凯律师：原来，世界很美好

我决定，140万全部用于中国的法治建设。为打不起官司的人支付律师费、支持法律研究项目。

2018-07-27

【编者按】2018年7月23日，张凯律师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都在一条船上》，谈论劣质疫苗问题。文章在17个小时内获得上千万点击量，以及令人震惊的打赏——共计140万元人民币。这篇文章旋即被删除，张凯公众号亦被封。张凯希望能在端传媒重新发表自己的文章，这是第二篇《原来世界很美好》，张凯介绍了自己要用这140万帮助中国的法治建设。下周，端传媒还会推出一篇对张凯的报道。点击这里查看第一篇《都在一条船上》。

张凯，男，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山西毒疫苗案、三聚氰胺毒奶粉案、萧山教案（浙江萧山强拆教堂、逮捕教会领袖）等，2015年8月，在“709大抓捕”中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被羁押。 2016年，公安以取保侯审释放张凯。 2017年，张凯再次取保。

以下是《原来，世界很美好》全文：

当我陷入了人生困境和对中国法治几尽绝望的时候，我开始动笔公众号文章。我喜欢写文章，正如我喜欢做律师一样。

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我可以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写公众号文章的人，往往会有个小目标，写出十万➕的文章，这如同读书时候考试，得了一百分一样的荣耀。

我的文章主要是时事和电影评论。

疫苗事件一发生，有人就在后台留言，希望我写文章。虽然我正式写公号仅仅只有几个月，却有了一些忠实的粉丝，他们篇篇阅读，篇篇打赏，篇篇期待。

7月22日下午，开始撰文：《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直到凌晨6点才算定稿。睡了两个小时候后开始发文，但是，审核一直不通过。

据说：有机器自动审核敏感词。如果出现敏感词，就无法通过。之后，我一共修改十二遍，也发了十二遍。但依然无法通过审核。

公众号有个输入关键词、弹出文章的功能。很多公众号运营都在使用这个功能，我最早知道这个功能是在逻辑思维的公众号里，罗先生会每天通报当天的关键词。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篇文章，最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发出去了。

我的小目标依然是文章点击量十万➕。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此文最后成了千万➕。

上帝给我们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

有人告诉我：“几乎每个群都在转发和讨论我的文章”，

还有人告诉我：“她的妈妈都在转这篇文章，这是她和她妈妈第一次达成的共识。”

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不仅仅知识分子在讨论，甚至养鱼的、卖菜的都在转发。 后台留言迅速几万条。我看着后台留言，感动的流泪了。有人从博客时代就关注我，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我做过的事，他们比我自己都记的清晰。

可惜的是：17个小时候后，我的公众号被销号了。

这件事更让我吃惊的是：文章打赏。

写公众号的人一般会有两种赞赏模式：第一种是使用公众号的赞赏标，第二种是贴出收付款二维码。我使用第二种，因为文章常常被删。

有人说：这篇文章我得到了30万，有人说100万。

实际都没猜对，从7月23日晚上到24日中午。我一共得到的是大约140万。

一篇只存在了17个小时的文章，得到140万稿费，这大概是我所知道历史上最贵的一篇文章。

之所以说它贵，不仅仅因为大家喜欢文章本身，还包括对我以往所付出一切努力的认可，以及对于未来的盼望。

这钱，如此沉重，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

圣经的金钱观认为：我们并不是金钱的所有者，而是财产的管理者。

所以，我知道：这笔钱是大家拿来让我管理的。

我做律师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困境，很多的案子自己想做，却没有费用。很多的当事人希望打官司却找不到好律师。

我虽然援助过很多法律个案，但依靠个人的道德，实在无法维系太久。

这笔钱，大概用在这里最好。

所以，我决定，这笔钱全部用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成立：“有责法治建设基金”。

因为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所以，国家兴亡，人人有责。

而且，不仅仅是140万，我会努力赚钱，争取年底之前，一共投入200万。

对该费用的使用，我初步如此决定：

1、这笔钱用于法律援助项目，无力支付律师费的人可以申请。我会和我信任的律师事务所签署合作协议，我为打不起官司的人支付律师费。

2、该笔费用用于法律研究项目，支持群体主要是学者、作家、研究人员。

3、这笔钱使用完之前，每年年底，进行财务审计，向社会公开。

后面我会做这样几件事：

1、我会和腾讯公司沟通，打开我的公众号，并且可以正常提取这笔款项。

2、我和我的小伙伴商量，制定并出台实施细则，任何人可以根据细则，申请使用。

3、尽快恢复执业，努力赚钱。

谢谢大家的支持，上帝祝福中国。

张凯律师于7月26日上午九点记录

原文：《张凯律师：原来，世界很美好》

北京维权律师张凯被迫上电视“认罪”

2016年 2月 25日

北京维权律师张凯被迫在电视上“认罪”，承认“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

据温州网报道，温州市公安局称，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现已查明，北京律师张凯是近年来“一系列涉宗教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后策划组织者”。

报道引述张凯的话说，“我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也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

帮助浙江省基督教徒在全省大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维权的北京张凯律师自去年8月25日被温州警方带走，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即将期满。

外界对身为基督徒的张凯律师的命运极为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2月24日发表的全球 人权状况中，特别提到为浙江教会提供法律帮助的张凯律师。

浙江省2014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后，37岁的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及其助手接受温州100多家教会的委托，协助维权，曾组织由30名律师 组成的团队。

去年8月25日深夜，张凯及其助手等人被温州警方带走，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 罪”，从８月27日零时起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在至今连辩护律师、父母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且不允许通信，并拒绝向辩护律师介绍案情。

中国追随官方教会与地下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约有6500万，其中，以经商和制造业闻名世界的浙江温州据信有多达100万名教徒，当地教堂林立。

据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消息，浙江省2014年初发起以“三改一拆”名义的拆除教堂及移除十字架运动，在2015年愈演愈烈。

据当地基督徒不完全统计，有至少超过1300座十字架被拆走，20余座教堂被强制拆除，500多信徒被抓，130多人被打伤，60多 人受到行政、刑事拘留，遭逮捕或判刑的牧师和信徒达28人以上， 引发全省基督教徒的强烈反弹和国际社会的震惊。

张培鸿：张凯律师的勇气

2015年8月31日

八月二十五日被捕的基督徒律师至今下落不明。张律师承担起了为浙江省基督教会和基督徒捍卫权益的重任。身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多次驳斥当局对新教牧师的指控、拆除十字架和宗教活动场所的不法行为。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十字架免遭被拆除的厄运，他为捍卫中国宗教团体权益与宗教自由开辟了新道路。“一切都写在书上，只要读就是了。我有上帝站在我的一边”

北京（亚洲新闻/通讯社）—自八月二十五日起，为解决中国浙江省宗教问题专门组成三十多人律师团队的张凯律师被浙江省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八月八日，张律师曾经与友人在微信上分享到：“我想通了，最多是坐牢，如果让我沉默，我会后悔一辈子”。两星期后，他和助手刘鹏一起被带走了。

三十七岁的张凯律师是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职员，一名基督徒。浙江省拆除十字架运动中，中国的所有维权律师中，张凯是最活跃的。从二O一四年夏天起，他便为温州救恩堂黄益梓牧师案奔走。他代理一切和强拆十字架有关的案件，并且常驻温州。他说自己“心知肚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七月，香港端传媒记者在被拆毁台阶的温州下岭教堂见到张凯时，他面带微笑，平静地说，自己没有安危可言，“人类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拆十字架是你能遇到的”？

七月十日，他原本要在温州开讲座谈《法律和律法》。“‘律法’就是基督教中的law，是指上帝创造的规则”。张凯说：“基督教中讲顺服，但是我们应该顺服的是宪法，是道德，而不是违法的人和行动”。但这天深夜，在一场席卷全国的数百名律师被当局传唤的风暴中，张凯在温州被国安带走，彻夜问话。后来，他告诉端传媒记者，国安要求他“不要炒作周世峰案”丶“不要在温州举办法律讲座”丶“不要参与浙江教案”。但显然，张凯并没有“听话”。

他继续睡在下岭教堂，每天见几批来自浙江各地的牧师和信徒，用尽一切法律手段和维权方式，坚持在“强拆十字架”的风暴里抗争到底。

辩风独特 以法律“死磕”

一年前，位于温州的救恩堂在拆除十字架过程中遭遇信徒强烈抗争，发生多人流血事件，而黄益梓牧师最终被认定为这起抗争的带头人，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一年。张凯是黄益梓的代理律师。

张凯在诉讼程序上严格较真，将黄益梓案拆成了四个案子，前后发动了十一位律师参与。比如国家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在四十八小时内有会见律师的权利，黄益梓则超过七十个小时才获得律师会见，张凯因此提出“国家赔偿”诉讼；比如无法给看守所的黄益梓送《圣经》，张凯的律师团队再次提出诉讼，并称“这是全国首起看守所读经案”；比如在浙江省政府官网，信徒们给“省长信箱”写信提出黄益梓被无辜羁押，收到回信的措辞中提到“黄益梓行为违法”，张凯律师团队认为这是“未审先判”提出名誉侵权诉讼；黄益梓被捕后，张凯的律师团队又征集了上千人签名、递交游行申请书、申请游行示威。

在张凯看来，这些都是“博弈的过程”，“启动和启动了不受理是两回事”。

和张凯一起代理浙江教案的张培鸿律师认为，张凯是用“别出心裁”的方式代理教案，“他不放过任何一种法律关系”。张培鸿告诉端传媒，申请信息公开是公民的监督权；政府行为违法自然申请行政覆议，对行政覆议便可提起上诉；强拆十字架是违法行为，既然是违法行为，纠正违法行为就能重立十字架。“这一切都是根据法律程序，按部就班”。

这种无穷无尽的法律博弈方式让当局极为恼怒又无可奈何，浙江省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如果不规范自己任意妄为的行政手段，那就会成为被告，所做的行为在法律之下就是“违法”行为。

张凯告诉端传媒，三个月后，不胜其烦的温州当局提出交换条件，称只要黄益梓解除他作为法律代理的关系，一个月后会获得释放。张凯因此被迫退出。

但黄益梓案并未就此了结，温州当局食言，张凯重新成为黄益梓代理律师。二O一五年三月，黄益梓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一年。张凯说，“之前立案的罪名有三项，刑期最少是十年”。

在浙江，张凯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律师团介入各地教案，全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律师。截止至7月，张凯向端传媒透露，他是温州四个教会的代理律师；在浙江湖州，他组织了六个人的律师团队；在浙江金华和丽水，教会也纷纷找张凯谘询法律。

成立“强拆十字架”维权律师团、代理各式维权案件，不是张凯唯一的行动。他同时写大量的文章、微博，与浙江各地的信徒、基督教“两会”（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见面，致力于向信徒普及强拆发生时应有的法律权利。“我算了下差不多包括九项，申请示威游行、听证、罢免、覆议、诉讼、信息公开等等”。张凯说。“法律代理不一定能够阻止强拆，但至少会把非法性表露出来，就算是违章建筑，也应该有合理合法的方式拆，不然合法性在哪里”？

二O 一四年十一月，张凯成为温州下岭教堂的代理律师，沿用黄益梓案，再度提出一连串诉讼。

下岭教堂在去年十一月第一次拆十字没有成功后当局曾下达处罚决定书，称因为教堂手续不全，教堂属于违章建筑将全部拆除。张凯先是对处罚决定书提出行政覆议，然后对行政覆议的结果提出上诉，并同时向各个部门提出信息公开。和其它面临拆十字架的教堂一样，下岭教堂也被断水断电，张凯於是起诉了供电部门。

今年七月，浙江省通过新的《浙江省宗教建筑条例》，《条例》严格限定了“十字架”的外观：“贴在教堂主体建筑正立面上、比例不超过主体建筑的1/10”。也就是说，十字架不能立在顶上，而只能贴在墙上。多位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规范就是为拆除全省十字架做铺垫的，有了这个规范，不需要证明建筑“违法”就可以拆。张凯随即代表温州下岭教堂向政府正式申请信息公开，要求政府出示制定《条例》的法律依据、制定程序、专家委员会调研报告、委员会成员信仰背景，以及条例出台后的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等，要求政府依法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回覆，否则就起诉。

“政教关系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但这是权利”。这是张凯对信徒们说的最多的话。

张凯记得，七月十日被带走的那个晚上，一个“长得像范冰冰”的女性国安人员劝导他“你看周世锋还有背景，你什么背景都没有，做温州教案就是自讨苦吃”。张凯则顺势对国安传起了教。他是这样回答她的，“你错了，我的背景是上帝”。

⃰张培鸿律师是中国维权律师界的老将、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他以积极从事捍卫同胞人权著称，也是今年七月首批被当局逮捕的律师之一。

温州老板基督徒调查

2010年03月26日 20:04 经济观察报  张邦松

温州人被称为 “中国的犹太人”，如果说之前这一比喻更多的被用来形容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的智慧与坚忍，那么，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在温州的勃兴，则让这个称呼变得更加名副其实，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和犹太人一样，信奉同一个上帝。

“温州是受神祝福的地方。”当地一名教士说。从1867年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把福音传入温州之后，温州就已成为中国基督信仰的重镇。在解放前，温州的基督教徒一度达到了7万之众，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基督教信仰一度在温州销声匿迹，但改革开放后，温州基督教信仰开始复兴，并因其深厚的积淀使这一信仰更加盛况空前。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与宗教的复兴相伴随的，是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发展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私人经济部门和宗教开始出现融合迹象，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老板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崛起

“老板基督徒”这一提法是陈村富的创造。2003年，陈村富赴浙江温州调研，他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温州的基督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陈村富这么定义这个群体：他是教徒，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济，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跟现代经济紧密相关。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礼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陈村富说。

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品加工、开个体经销店，少数人成了承包商、批发商、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经理。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他们还是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教会要扩建或者新建教堂，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以及和其他教会的协作交流都要办复杂的申请手续，神父、牧师大多不善于交际，但这些老板基督徒出场往往可以办成。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就是一名典型的老板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诚的信奉者，又是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和温州商会的会长。他在温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老板基督徒数量的增加，温州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家团契(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分享、帮助的集体情谊)。据温州神力教会林朝阳牧师介绍，该教会每月都会有企业家团契，一般会有100多人参加，而这“是温州最小的一个企业家团契”。这些企业家在团契中学习宗教经典，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包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扰。

“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要寻找一种安宁、平静的心，而且在教会里面，跟教徒们在一起，没有生意场上为了利益的你争我斗，没有竞争，没有防备，大家在这里是开放的。”小林鞋材总经理蔡小东说。

这种企业家团契既是企业家进行宗教活动的产物，同时又强化了“老板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团契的活跃，正是温州老板基督徒崛起的例证。

商业道德振兴的力量

马克斯·韦伯说过：“当追求财富与道德自律同步发展时，才能达到现代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企业家有其自身的优势。

据陈村富的调查，对于雇工做老板，有64.1%的人认为必须荣神益人和守法。这说明基督徒做生意的职业道德观念。现在很多非教徒老板残酷对待员工，违法乱纪，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对此教徒们和老板都很反感。而基督徒企业家们往往信誉高，所以顾客大多喜欢买他们的东西。这也是温州一带教徒们开店做生意一般比别人好的原因。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当老板基督徒设法把一个职业群体与信仰群体整合起来的时候，一个职业共同体也就得以建设起来了，甚至是在使用职业共同体的途径来重建社会规范、社会信任乃至社会信仰。

在温州已经做了十多年鞋材生意的蔡小东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办企业做产品，无论从信仰来说，还是做人来说，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做生意就要诚信做生意，跟客户讲好的东西，品质怎么样，质量怎么样，我们就按照这个质量做，这方面我们比较注重。”

蔡小东在日常生意往来中也会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现在一些老板，去外面玩，KTV、打扑克赌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对与基督教徒来说，他们会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把关。他也承认，这样无形当中，一些业务会受到影响，“但我有信仰的缘故，有时候可能必须承受这方面的损失。”他说。

周忠信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温州华福慈善基金会的一名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一名商人。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放弃了一笔100多万的政府生意，原因是这笔生意需要走关系，而这与他的信仰不符。周强调这个取舍过程并不痛苦，原因是“在这里失去的，上帝会在别的地方给我”。

这或许是温州的老板基督徒财富观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有赚钱的冲动，但基督徒老板能比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一位老板认为，“人的欲望也是没有底的，你现在赚1万，有了1万你会想10万，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寻找一种平衡，一种满足感。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依靠，我们得到耶稣，其他东西就会看得很淡。”

老板基督徒多是大量财富的拥有者，但是在对个人财富的处理上，他们大多喜欢强调自己是在“替上帝保管钱财”。“说到基督徒赚钱的目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钱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钱是上帝让我们去管理的，我们是管理者，他是主人。那么我们这个钱怎么用得合意，怎么样用恰当，很要紧，所以我们不会花天酒地。但是我们对比如说公益事业、社会关怀，比如说教会的帮助，则是义不容辞的，有时候甚至会大手笔地拿出去的。”蔡小东说。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这么发达，也是建立在一种社会诚信基础上，不是说国家的法律和国家意志强制它遵纪守法，而是一定要要守诚信，是发自内心的，“之所以能形成这种诚信的环境，我认为宗教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说。

信仰与世俗化的矛盾

凡世的人信仰超出世间的神，必然产生世俗与超世的矛盾。凡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中，他追求超越，然而他还是必须解决肉体生存和种族延续的基本需要。在西方，宗教的确拖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于商业的融合中，宗教的世俗化倾向也愈加明显，其表现就是宗教观念同资本主义生产相一致，宗教伦理同世俗功利主义伦理相协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20世纪后半叶集中表现出来的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淡出”和削弱。这一点，在温州并非毫无征兆。

陈村富的调查中有一项，如果外出打工、经商而无法做礼拜怎么办，在被调查的248人中，有54人认为“可以免去”，认为可以在家读经代替者有166人，占66.94%。陈村富认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实际上许多年轻教徒开始把赚钱看得比信仰重要。

而老板基督徒面临的世俗化诱惑更为明显。一位老板基督徒说：“办企业会时常牵扯到利益和信仰上的矛盾，往往很挣扎。有的时候也会妥协，会按照世俗的方法去做。但是往往做完以后，自己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圣灵就会在里面感动——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类似的心灵困境时有发生，老板基督徒的化解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很多老板基督徒在是否送礼、是否陪客户去KTV的问题上，采取了一套世俗化的解决方案。他们自身大多坚决不参与此类行为，但却会默许手下去做。

不可否认，很多基督教徒都试图用宗教教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在俗世大环境中，很多企业家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与《圣经》的教义背道而驰。在温州，大多数企业家在雇工劳动时间上都无法执行国家法定标准，甚至有的工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企业。然而这些企业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在法律上和信仰上的不妥，因为 “大家都是这样”。我们无法确认这是无意识之过还是选择性忽略。

尽管赵晓等学者呼吁把基督教信仰引入市场经济，但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平担心，如果世俗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可能会重蹈西方的覆辙，即经济越强大，信仰却越脆弱。“如果说基督教在中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因为基督教越来越衰败了，因为它越来越世俗化了，因为中国社会特别世俗化，中国的世俗能力特别强，同化能力特别强。”刘平说。

浙江温州再有教堂遭强拆“十余人被殴”2014年 7月 23日

中国浙江温州再有基督教会遭强拆十字架，当地消息称有十多人被打伤，部分重伤住院。

据报道，温州平阳县警方数百警力星期一（7月21日）凌晨时分到水头镇救恩堂进行清拆，信众抵抗而演变成冲突。

一份据信来自当地牧师郑加田的名单星期三（23日）在微博与微信上流传，显示至少14名教徒受伤，其中四人重伤，仍然住院。微信后来以“此内容被多人举报”为由删除名单。

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市的对华援助协会最新透露，救恩堂牧师詹应胜与两名信众此前已开始绝食抗议强拆，甚至表明做好和“殉道”的准备。

据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配备防爆装备的警员在消防与城管人员的支援下到场执行拆卸，遭打伤的村民则有不少是头部受创。BBC中文网无法独立核实照片的真确性。

BBC中文网记者星期三致电水头镇派出所试图核实有关这次拆迁的指控，但值班人员以无法核实记者身份为由拒绝评论案情，并要求提供盖有公章的函件再行查询。

违章指控

中国追随官方教会与地下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约有6500万，其中，以经商和制造业闻名世界的浙江温州据信有多达100万名教徒，当地教堂林立。

其中，水头镇基督教救恩堂由具备官方教会职务的神职人员主持。

对华援助协会表示，平阳县当局是以违章建筑为由对水头镇救恩堂的十字架进行强制拆除。

纽约《基督日报》报道，自本月12月警方首次强行进入救恩堂试图拆除十字架以来，这已是第三次试图强拆。

目前在“平阳信息网”和“水头人网”的论坛上仍能找到当地网民指控救恩堂违建的网帖。其中，在“平阳信息网” 于今年6月发表的帖子中，网民一面倒批评教会违建，且盲目攀比教堂建筑。

但是这些网帖均未指控十字架属违建部分。

对华援助协会引述一名当地教徒说，警方表明是要来拆除十字架，但并未出示任何官方文件。

这名教徒说：“他一定要拆十字架，你为什么要拆，要跟我们说明白，你说得通，我们马上给你拆，他们说十字架都要拆，你不是乱来，没法制。”

协会称，救恩堂除了詹应胜绝食抗议强拆十字架外，教会主任张正创牧师也在16日写信， 以患病为由辞去平阳县基督教两会的一切职务。

“三改一拆”

一些温州基督教徒指出，当地最近接年发生的强拆教堂纠纷与浙江省政府推动的“三改一拆”运动有关。

浙江省政府于2013年开展此运动，目的是在全省“深入开展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为期三年。

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二称，今年初以来，浙江已统计的教堂及十字架被强拆有160多处，实际数字可能多三至四倍。

从网上公开声明所见，省级与全国官方教会在“三改一拆”运动的立场上存在分歧。

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基督教协会（浙江省基督教两会） 于4月23日曾发表倡议书，引《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经文，号召全省信徒“正确理解、积极参与”。

倡议书说：“我们号召广大信徒要分辨是非、客观分析，以和谐为重，做一位使人和睦的人，千万不要受到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所影响或利用，我们的仇敌是撒旦魔鬼而不是任何人。”

总部设于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 于5月12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也呼吁教徒“正确和理性地看待政府的执法行动”，但对拆除十字架的行为提出抗议。

声明说：“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着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

“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准、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

（撰稿：叶靖斯　责编：横路）

透视中国：习近平该如何面对中国基督徒？

高毅

BBC中文网记者 2014年 8月 13日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是个奇迹，与此相伴的还有另一个奇迹，那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

没人能准确说出今天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本月初在上海举行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期间，《人民日报》称中国基督徒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

但中外学者各方面研究得出的实际数字远高于这个，较主流的数据是中国基督徒和天主徒总数在7000万至8000万左右——即便这也未必准确。

数据虽参差不齐，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迅猛，且势头不减。

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对BBC中文网说：“过去30年，基督徒人数每年增长10%，即便文革十年期间禁止任何宗教，基督徒也增长三倍。”

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从建国之初的清除、打压，再到限制和控制，可见中共对基督教的戒备之心。“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也并没有消除信徒的戒备，导致家庭或地下教会的迅猛增长。

在月初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两会”上，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表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基督教“既要立足《圣经》的基本信仰，又要适应中国国情，融合中国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曹南来对BBC中文网说：“这并非新的提法，与当年丁家训主教提出的‘中国神学建设’如出一辙，强调信徒首先要做爱国的公民，在政教关系的框架下进行基督教的本土化。”

杨凤岗博士则说，倘若说有什么新意，则是突出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但此文化并非真文化，而是以文化之名讲政治，基督教须对政党和谐听命，这才是关键。”

杨凤岗认为，推进与中国文化相符的神学是“生硬的做法”，正如当年唱红歌的运动，不少基督徒也参与其中，赞美共产党成就，引起基督徒的反感，领导也在信徒心中失去地位和信任，效果并不好。

传统文化

习近平执政后不久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意识到，经济发展和实力只是其中一部份，要实现“中国梦”还需要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的支撑。

从迹象看，习近平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弥合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断层。去年11月习近平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深入研究儒家文化、孔子和传统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主动。

习近平说，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其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将习近平的曲阜行比作邓小平的南巡，称邓解决了经济领域的“姓社”“姓资”的问题，而习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题。

杨凤岗对BBC中文网说：“习近平在公开演讲当中有倾向扶持儒家和佛教，讲得很正面，特意去曲阜，此后又接见星云大师，对佛教和儒教思想是公开肯定的，但对基督教没有做出任何公开评价，有所不同。”

杨凤岗认为，儒教和佛教强调服从和对秩序的尊重，有些因素容易为现在的政治所用，而对基督教中共则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曹南来说：“提倡儒学和佛教没有问题，但不应打压别的宗教，基督教与佛教也有相通之处，信徒应该利用这种多元文化寻求新的自我，这是可能做到的。”

堵与疏

杨凤岗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成分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变化，基督徒多是女性、没文化或在农村地区的传统形象不复存在，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有不少是大都市的年轻人，他们有很高文凭、事业有成、收入颇丰。

杨凤岗把这批人称作“文化基督徒”、“老板基督徒”、“海龟基督徒（归国人员）”、“艺术家基督徒”，还有一批维权律师基督徒。

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复杂，但面对市场经济的残酷和吞噬、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精神荒芜让今天的人们有更多的需求，而基督教徒聚会礼拜的社区感和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缺。

所以，不难理解问什么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温州为什么成为“东方的耶路撒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温州三江教堂十字架被拆时，激起了基督徒的强烈反抗。

当教皇方济各启程首次亚洲之行时，很多人把目光放在了他并不前往的中国。当一年多前，方济各和习近平双双履新时，方济各表示向习近平去了封信，并得到回信。

杨凤岗认为，中国与梵蒂冈之间若真有信件往来，这是好的迹象。但习近平上台后，忙于反腐，与梵蒂冈的关系并没有缓和迹象。他说：“方济各教宗肯定希望与中国沟通，关键看中国的态度。”

有研究显示，倘若按目前的势头增长，中国将在10-20年间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此趋势，是“堵”还是“疏”呢？这恐怕是习近平在反腐后的又一个难题。

(责编：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