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良机

不久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罹难的杰出外交家、著名的体制内开明派人士吴建民先生，在逝世前不久的几次大受欢迎的演讲中，颇为动情地痛陈了我们错失的历史机遇：郑和下西洋之后没有继续开拓海外，错失了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机会；明清时代，没有及时利用西学东来，错失了承接西方近代科学的机会；晚清国难当头之际，没有仿效明治维新，错失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机会；如此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失误，我们岂不早就成了头号世界强国？抚今追昔，能不令人扼腕！但仔细思量之后，又不免疑惑：这些机会真的可用吗？

换言之，我们本来可以圆几次不幸破碎的强国之梦吗？

海洋大国之梦

198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蓝色文明与黄土文明的概念，认为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更具有开放性与进取心，以致率先走上了工业化之路；而黄土文明，即我们的传统文明，则更倾向于保守，长期龟縮在一块大陆上，固守着落后的农耕社会，严重落伍于近代的工业化潮流。简言之：

固守黄土地、无意面向海洋，造成了我们的落伍。

但明王朝的一项惊世骇俗的决定，却差点让以上结论变成无稽之谈。由农民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许多方面都保守至极，在那个被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的、向文明世界边缘进军的全球运动中，安然地置身事外，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发展机会。但那个用武力夺了侄儿江山的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却一反常态，突发奇想，居然命太监郑和率领一支庞大舰队，七下西洋（1405—1433），航程直达东非海岸，让全世界目睹了中华帝国的巨大航海潜力。

我不知道永乐帝是否做过海洋大国之梦。与近在咫尺的蒙古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永乐，其目光必定始终朝向北方，他不太可能真正面向海洋，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还没有先例。即使永乐一度有过海洋大国之梦，在郑和的使命结束之后，这个梦也就碎了。

与海洋大国擦肩而过这件事，只能通过郑和下西洋前前后后的历史来解释。

首先，派遣郑和下西洋这一异想天开之举意欲何为，至今都是一个谜。是开拓新航路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抱负；是开辟海外殖民地吗？七次航行都没有寸土之功；是发展海外贸易吗？中国宫廷自古以来都轻视商业，连海内贸易都无兴趣；是去海外广结邦交吗？古代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只是在京城中坐等万国来朝。至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永乐帝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找到传说中亡命天涯的建文帝！即便如此，朝廷也绝不会公开这一秘密使命。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似乎就成了千古之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绝不会是为了圆什么“海洋大国之梦”。

其次，郑和七次航海风尘仆仆，活动频频，唯独没有为建成海洋大国做任何重要事情。在沿途，郑和忙于晓谕各国君主，宣传天朝皇帝的恩德，以重礼赠送番邦以示恩典，册封番邦君主以确立天朝的宗主权；展示带去的种种珍品以彰显天朝的国势与文化优势，等等。如果志在成为海洋大国，那么他至少还要选定海外基地、派驻海外使节、输送海外移民、开辟海外贸易的经常渠道、发掘海外资源的长期供给地……。没有迹象表明，他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总之，丝毫没有证据表明，郑和下西洋是朝向海洋大国发展的开山之举。

再者，郑和下西洋的尾声更显示不出：其远征成果将用于筹建海洋大国。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之后，竟然凿沉所有大船，而且严禁民间出海，也严禁民间建造大型海船。这样，郑和的西洋之行竟成了绝响。此后，在天朝眼中，西洋各地又回归原来状态，成了陌生的化外异域。因此，就开辟海外活动领域而言，郑和的成就无异于零！

这是永乐或者郑和的过错吗？如果换一个皇帝或航海家，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在永乐、郑和以及当时朝野看来，天朝万物皆备，无求于外人，更无求于海外；天朝乃礼仪之邦、教化之地，不屑于与外夷番邦往来；土地才是人文所系，海洋岂关社稷朝纲？对于海洋，天朝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陌生、恐惧乃至厌弃，何谈面向海洋！这些不是永乐与郑和的个人缺陷，而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民族的民族性。有了这样的民族性，“海洋大国”就与之无缘了。

不是错过了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而是根本不曾有此宏愿！

科技强国之梦

即使不做海洋大国，也不妨做科技大国啊。在明清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

从明代起，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同时带来了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的西方近代科技。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与汉学的沟通，甚至与高度西化的中国士人徐光启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先后来华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且在协助中国修历上显示出西方历法的优势，逐渐在官方的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中取得显赫地位。这一局面继续到清代。西方传教士一度在清廷占据可观地位，他们以传授西方近代科学获得了宫廷的信任，就连康熙帝也亲自学习西方数学，还主编了御制的《数理精蕴》一书。这种由皇室牵头学习西方科学的局面，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但好景不长。随着清朝当局与西方宗教势力矛盾的加深，随着大规模传教活动的消退乃至几乎中止，西学东来的趋势嘎然而止。部分先进士人所接受的某些西方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结出可以播种繁衍的果实，而且自身也很快归于湮灭。于是，学习西方科技的活动，还在远未形成势头之前，就被扼杀了。所有的士人依然沉浸在背诵八股文的泥淖中，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样，如果真有过科技强国之梦，那也成了泡影。

那么，能指责当时的朝野错失良机吗？这就要看中国科技发展之路有什么内在逻辑，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在明清时代，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科技吗？许多人认为，尽管近代中国科技一度落后，但中国古代科技并非不如人：我们有举世皆知的四大发明；我们的科技曾经领先于世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那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催生或者强化了上述看法。不错，见过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望远镜、天文仪器的人，确实开了眼界。但其中的很多人却依然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东西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社稷民生。至于西学中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之类，且不说大多数士人闻所未闻，即使略知一二的人，也多半认为它们空谈玄理，不切当世之用。这样一来，无论朝野都没有必须学习西方科技的认知与热情。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末。

由此可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科技强国之梦”这样的东西。

或许更微妙的问题是：如果当时充分利用了那次机会，我们能否提前一两百年跨入科技强国的行列，使“科技强国之梦”成真？

很可能大多数人会持肯定看法。但我要说，绝对没有这种可能！而这涉及对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思维定势的根本认知。

中国人当然是一个高度智慧的民族。不幸的是，我们的智慧太专注于为人之道了。就发展科学技术而言，我们却有三个重大缺陷。其一，我们的文化未能提供某种明确的、程式化的思维规则，即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那种逻辑方法。缺少逻辑方法，就不可能建立近代形式的科学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高度计算技巧的民族，一个能算出圆周率并解某些5次方程的民族，竟然没有最初步的抽象数学理论。其二，我们在传统上太轻视工商业了，以致将任何技术与有技术的人，都视为手艺与匠人，这种偏见一直维持到现代史的前夜。其三，由孔夫子教导出来的读书人太鄙视观察自然与亲涉实务了，更谈不上培根所倡导的那种实验精神。

只要如上的缺陷不消除，即使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流星闯入沉寂的夜空，那也只是瞬间的闪光稍纵即逝，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在明清时代，根本谈不上消除上述三大缺陷。

那时做不到的事情，后来当然能做到，但这已是20世纪的事了。

维新之梦

断然否认实现“海洋大国之梦”与“科技强国之梦”的可能，已经使许多人沉不住气了。要进而否定圆“维新之梦”的可能性，就更难了。况且，一个样板就在旁边：日本的“明治维新”不是很成功吗？人家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

真不幸，我的回答仍然是“不能”！当然，我的理由并不是光绪的维新（即戊戌变法）失败了；失败的事情也可以不失败啊。

不妨先看看戊戌变法何以失败。变法始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历时103天，称为百日维新。变法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广泛方面，例如开放言路，允许报纸指陈利弊；精简机构，撤销詹事府等6衙门，任用新人；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业；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义学、社学一律兼习中西学，废八股，兴西学；改用西法练兵，筹设武备大学堂，等等。如此大幅度的变革，守旧官僚何曾梦想过？况且人事变动频频，仅京师一地，裁撤官员近万人，岂不引起恐慌？各路受损官员的怨恨、抗议齐集慈禧，而慈禧实际握有全权，光绪及其支持者焉得不危？光绪的那一大堆诏令，至多还在传送途中，甚至还在堂府的办公桌上，来不及发生任何效力，就已经成了废纸。

通常认为，光绪仁弱无权，但又急切冒进，行事仓促，而举措莽撞，树敌太多，所用非人，招致朝野普遍反对，致使变法失败。简言之，人事不力、策略不当是变法失败的原因。

因此，一个自然的推理就是：倘若皇帝更强悍一些，能用一批干练大臣，并能妥善筹划，百日维新就可能成功，中国就不致错失一次宝贵机会。

当时确能挽回这样一次维新机会吗？我的观察是：不能！

根本的理由是，维新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当时朝野的状况差距实在太大。完全可以说，维新的阻力大如泰山，而用来冲破这一阻力的改革力量，恰似一只螳臂；以螳臂来推动泰山，当然绝无希望可言。

中西两种完全异质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已各自运行几千年了。有着自己特殊历史的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惯性，也具有依赖于它生存的庞大社会基础。对于构成旧制度基础的广大官员及站在其后的士人来说，西法、西学岂止陌生而已，实际上完全是异端邪说！没有任何人能在短时间内说服他们接受新法、新学，岂止弱势的光绪不能，即使是强势的慈禧也不能！如果给他们以利益，他们或许还可以违心默许；现在维新却实实在在地损害其利益：削其权力、撤其官职、断其官运，这就绝不可接受了。

因此，1898年注定要成为维新梦碎之年。不是中国错过了维新的良机，而是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谓维新的机会，就是维新得以成功的各项条件具备的时机。至少，以下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1） 主流社会阶层广泛认可维新的目标；

2） 该阶层的利益得到适度维护或补偿；

3） 主导维新的权力中枢具有足够的掌控力。

在1898年前后的中国，主流的社会阶层就是官僚系统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广大士人。这个阶层在1898年时基本上是不认可维新目标的，救亡图存的压力也没有大到迫使他们接受维新目标；谋划中的维新对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什么保障；维新集团根本不具备足够的掌控力。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维新的机会。

但到20世纪初，尤其是科举废除之后，这个阶层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许多人开始认可维新目标，且愈来愈大的救亡图存压力也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其次，他们也意识到，在政局变动之后他们将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那些进入咨议局的人士则已有了自己的新的舞台。此时，慈禧等人也被迫顺应时势。于是，维新的时机终于显现，朝廷也难得地真正有所作为。可惜，慈禧故去后的摄政当局，却既不能也不愿承担起维新重任，局面又为之一变。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维新的机会就随之最后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