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東京聽“深圳總工會工作事跡報告”

Dear A：

我想談談最近去東京聽的一場演講會，剛聽完的時候一是震驚，一是氣憤。並在回家後花了幾天去查閱資料，看看自己的憤怒是否是無理取鬧，是否是因為去國已久不夠了解國情而想多了。經過幾天的搜索研究後，對中國的現況，深深地感到悲哀。

細細說說這個聽眾不多的演講吧。

本次演講主題“勞工組合的改革和勞工運動”，附題是“深圳市總工會在社會對話的基礎上”。這是東京一所大學中國研究所的公開演講。主講人是劉劍女士。在她的簡介里寫了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 national（SAI）的中國代表，介紹她做了十年以上的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的調查，在深圳現代社會觀察研究所主持了多年的實際工作。現在在中國國內12個城市推進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dvocacy Project（國際勞工基準倡導項目）。另在網上，我還搜索到她的另一個頭銜是深圳市總工會“聚力計劃”的總培訓師。大學研究所的廣告里說“以推廣雇傭環境評價國際規格SA8000聞名世界的國際組織SAI的中國代表劉劍，在中國深圳市總工會負責社會與企業的對話活動，針對變化中的中國勞工運動和勞工組合的現狀，做一個報告和討論。” 作為一個在曾中國國營工廠里度過童年的人，這個題目吸引我趕遠路去了東京。

聽演講會之前我特地在網上搜索了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 national（SAI）的有關介紹， SAI的網頁上找到的國際規格SA8000中文的說明：

SA8000® 標準

SA8000® 標準是為世界各地的工廠和組織制定的首個社會責任認證標準。它是一 個適用於全球任何行業的整體性框架，旨在幫助獲得認證的組織彰顯其在公平對待員工方面所做的努力。

SA8000 衡量組織在工作場所社會責任八個重要方面的社會表現，同時配合使用管理體系要素來推進本標準在各方面的持續改進提升。本標準做法嚴格，確保在不影響商業利益的前提下讓供應鏈達到最高標準的社會責任要求，因此備受各品牌及行業領軍企業好評。

本標準體現了《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組織勞工 (ILO) 憲章》中的勞工標準。同時本標準尊重、補充並支持世界各國的國家勞動法，目前已幫助兩百多萬名勞工獲得符合道德規範的工作條件。

以上說明很富有現代氣息很標準化， 但很遺憾，或許是因為演講時間太短了，或許這部分不是主講人想說的重點，所以被完全忽略了。沒有任何說明。這個介紹僅僅成為了廣告。

在這個一個多小時的演講里，主講人介紹了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深圳市的工會管理現況

二，典型的勞工糾紛的回顧

1.東莞裕元鞋廠勞資糾紛2014年

2.常德沃爾瑪事件 2014年

3.深圳佳士工廠事件 2018年

三，勞動組合（工會）的對策和改革

以上所有的照片均來自演講會的現場拍攝。基本涵蓋了主講人的主要演講內容。直接上照片，一是主講人在這個演講中使用的PPT文件準備的很詳細，整個演講基本就是把這些內容用日語覆述了一遍；一也是為了說明關鍵詞，圖中能看得到那個關鍵詞是“工會”。

演講會最後有Q&A部分，一個日本人先用日語再用中文問了一個問題“您介紹的工會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呢？”劉劍女士對於這個問題，用日語回答說“總工會的指導思想來自於中國現任領導習近平思想，從工人運動发展的角度來說，工會工作需要具備政治性、先進性和群眾性……”（這些話在東京的大學講堂中聽到真令人震驚！）到了這里，這個演講會的內容就非常清晰了。

很難得，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再聽的“事跡報告會”這樣的詞匯又來到了我的腦海里。

來說說我聽到的深圳市總工會的事跡——

深圳是中國產業工人最為集中的，人均GDP在國內排得上前五名的都市。在這樣各類企業聚集的地方，當然會有林林總總的企業內部管理和用人用工上的矛盾和問題，針對問題，總工會就有了很多用武之地。

主講人先說了三個實例作為前奏——

兩個是发生在2014年的工潮事件，前一個裕元工廠是台資代工企業，他們的勞資糾紛直接請了總工會來介入，結果以工人漲了工資得到了實惠作為貌似不錯的結果。後一個常德的沃爾瑪是完全的外資企業，起因是在外商撤資過程中的勞資糾紛，這場工潮是在工會主席的領導下進行的，最終是由常德市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這樣的機構做出了裁決後平息下來。

我在網絡上搜索到的這兩次工潮事件相關信息，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兩次工潮與工會組織之間存在的關系：

1.有關廣東東莞裕元與工會的關系：

2014年4月16日，罷工工人发表了公開信，提出廣東省總工會派員進駐、啟動勞資談判、徹查社保繳納情況和重新選舉工會委員會等四點要求。隨後廣東省總工會介入，東莞市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副主席以及市鎮兩級工會共20多人組成工作組，深入企業開展工作。同時市總工會法律服務團律師也跟隨進入廠區，為職工提供法律咨詢、指導和幫助。

（以上來自維基百科）

2014廣東東莞裕元鞋廠发生 5 萬余名工人參加的罷工事件之後，廣東省總工會認為，該公司所在地的東莞市高埗鎮的基層工會工作極不規範，所以在該鎮開展了基層工會組織規範化建設試點工作。此次試點工作由廣東省總工會主席親自領導，由省、市、鎮三級總工會派出人員組成聯合工作組，以裕元鞋廠等35家雇工500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 聯合工作組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對重點企業進行了“全程的貼心服務”，在組建工會的 每一個環節上都給予具體的指導，並對組建工會從成立籌備組到辦理工會社團法人登記的整個過程都提供了範本。在試點工作完成後，廣東省總工會將其樹立為基層工會規範化建設的典型。此後，廣東省企業基層工會並無照此模式展開，僅就人力資源而言，即使全總系統 70 余萬專職工會幹部放下其他事情不做，也不可能完成全國 560 多萬家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基層工會的組建工作。

出自《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15-2017》

2.有關常德沃爾瑪與工會的關系：

常德沃爾瑪於2009年成立工會，黃興國，店行政部經理，2011年的換屆選舉中被選為工會副主席，又於2013年的選舉中全票當選為工會主席。在常德沃爾瑪閉店過程中黃主席為了員工的尊嚴頂住壓力履行了基層工會主席的法定指責。並在組織整個集體維權過程中面對政府有理有節，堅持勞資對話。當政府維穩不維權時，黃主席堅持了維護職工的權益……

常德沃爾瑪案例是屈指可數的，在基層工會組織下的員工抗爭事件。與此前零星的維護工人權益的基層工會主席相比，該店工會主席行動前通報相關政府部門“工會將帶領員工集體維權”，公開動員員工集體行動，面對企業和政府的強勢壓力，堅持履行基層工會組織的法定指責。因此事件吸引了勞工界（工人，學者，律師，NGO）的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援。

見（https://chinaworker.wordpress.com/2014/11/21/湖南常德沃尔玛工会组织维权案情介绍/）

具體分析報告可見 《從常德沃爾瑪聚焦勞工組織化維權》

從以上的引述文章中，可以看到除了工會組織外，中國社會上是存在民間的勞工組織NGO的。在劉劍女士的演講中，講完2014年的兩個實例後，幾句話帶過的是，由於2015年政府抓捕了一批律師和維權人士，政府的法規條例給予民間勞工組織NGO的可操作範圍空間越來越小，導致後來幾乎都無法正常活動了。

有關這個方面，網絡上2018年发表的《中國工人運動觀察三年報告》中提到了具體實例：

就在勞工 NGO 努力突破自身局限性，盡心盡職地服務工人，為中國工人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之時，他們也在報告期內遭到了政府的毀滅性打擊。2014 年 12 月 26 日，打工族主任曾飛洋在辦公室被不明身份人士毆打;2015 年上半年，向陽花女工中心、青草勞動服務部、南飛雁、燭光等勞工 NGO 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財務調查、關閉、注銷等各種幹預和打壓;2015 年 4 月 13 日，打工族主任曾飛洋和工作人員孟晗被廣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南村派出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傳喚;2015 年 12 月 3 日，打工族數名工作人員被警方刑事拘留。2016 年 9 月 29 日，打工族工作人員曾飛洋、湯歡興、朱小梅被廣州市番禺區法院定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獲有期徒刑緩刑的處罰;同年 11 月 3 日，打工族工作人員孟晗獲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的處罰。 

有關勞工NGO，這篇報告里另有這樣的記載：

我們在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研究中发現，有一些勞工NGO已經從為工人個體維權的活動中抽身出來，轉向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並引導工人通過集體談判解決訴求。在工會實際缺位的情況下，這些勞工 NGO 正在承擔著工會的角色。它們利用有限的資源，頂著來自政府和資方的壓力，不斷幫助行動中的工人发現自己的組織和談判潛能，找回階級意識。

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變動趨勢表明，中國企業勞資矛盾的激化正在全面越 過政治、經濟和社會可承受的底線，工人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直接影響到億萬家庭的生活甚至生存;工薪階層收入不合理，成為內需不足經濟不振的重要原因;一次分配不合理使得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正在工人階級當中迅速流失。所有這些，都以迅速增加並急速擴散的集體勞動爭議呈現出來。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如何制度化地協調勞資雙方的利益?以及如何制度化地進行合理的工資分配?在這方面，勞工 NGO 已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它們在規模小、資源少、壓力大的情況下，不懈地介入到勞資利益糾紛中，通過一些成功案例，在實踐中成功地探索和发展出了一套化解勞資矛盾，將工資分配不斷合理化的有效工作程序。

*《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15-2017》

以上事情都发生於2015年末之前。

回到劉劍女士的演講，來看主講人然後舉的第三個例子（這是重點案例），就是尚未結束的深圳佳士公司的事件，也有工會的影響存在——這個上市股份公司原來有自己公司指定的人做的工會，不為工人們接受，於是地區總工會開始介入……

2018年5月10日，佳士員工余浚聰被開除，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向坪山區總工會反映情況，區總工會表示可以組建工會解決問題。6月，深圳佳士科技管理層組建“職工代表大會”，實質上將要求組建工會的工人所提出的候選人排除在外。職工发布的公開信稱，6月7日，職工向坪山區總工會和下屬的龍田街道總工會提交了組建工會的申請，區總工會建議職工可以先去发展會員。6月29日工人們寫下了《致佳士科技職工代表換屆選舉籌備組的一封信》。7月12日，在區總工會的指示下，籌建工會的員工廣泛傳播《申請加入佳士工會意願表》有89名員工簽字。7月16日，組建工會的員工代表劉鵬華被兩個陌生人毆打，7月18日，另一位員工代表米久平被扔出工廠

（*來自維基百科）

劉劍女士的敘述是，工人們開始是在網絡上訴苦，抱怨工資待遇福利等等問題，漸漸有影響後申請了區總工會的幫助，也因為在網絡上產生了影響，引发了正好放暑假的大學生們非常熱心的關注，由於幾個學生積極分子的存在，在網絡上大量发信息，引來了更多的關注。

關注量增加後，區總工會卻開始推卸與之有關的責任，非常令人遺憾。而學生們單純熱情，特別是各個大學馬列小組的成員們，還有烏有之鄉左派組織的加入，將事情的影響越搞越大，導致政府開始維穩，一些積極分子被政府控制，中央也派了工作組前來調查……事情到現在都沒有結束。

（因為沒有結束，主講人能說的不多，著墨多的是被抓學生的“毛左”帽子。這個話題後文另述。）

到此，三個勞資糾紛實例介紹完，主講人才真正進入主題，介紹這個深圳市總工會在2015年開始的稱之為“聚力計劃”的社會與企業對話活動的事跡報告——

以下是在現場拍的，劉劍女士提供的深圳總工會的事跡圖片。

除了主講人報告的內容，以“聚力計劃”為關鍵詞，可以在《工人日報》的官網上找到全部的系列報道和說明：

“聚力計劃”是誰組織的？

答：深圳市總工會2015年推出的一項工會教育培訓項目。

哪些人參與這一計劃？

答：每家企業派2名行政高管、2名工會幹部和2名工人代表參加。企業現場培訓中，每家企業20～30人參加。

“聚力計劃”的核心內容是什麽？

答：主要包括三次集體研討、兩次企業現場培訓和一次總結會，三階段培訓層層遞進，從培養理性溝通和共識理念，到樹立勞資依存和共贏理念。

“聚力計劃”對於工會履行職能和发揮作用有怎樣的意義？

答：“聚力計劃 ”是深圳市總工會发揮工會教育職能，幫助職工不斷提高思想覺悟和素質的項目，但是通過“聚力計劃”成長的各級工會，又為工會作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進一步发揮工會維護、建設和參與職能，實現了能力提升。

（以上來自工人日報對聚力計劃的報道）

如上所示，這個計劃得到了官方媒體的聚集報道，大力推崇。

劉劍女士也介紹了為企業幹部和普通職工組織拓展活動；去企業的食堂檢查，指出很多具體細節的職工的需求；為企業所組織的文藝活動；等等。

我在閱讀完許多資料後，想到一個問題，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管理層和管理制度，那麽每個企業的工會，具體到實際工作，到底接受誰的領導？這個“聚力計劃”是培訓企業接受一個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存在的計劃嗎？

因為——

中國境內的全國總工會的職能在政府資料中說的很清楚：

根據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工運方針，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貫徹執行中國工會全國代表大會和執委會議確定的方針、任務和作出的決議。

依照法律和《中國工會章程》，組織和指導各級工會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指導方針，進一步突出和履行維護職能。

⋯⋯

國際勞工組織自訂的策略是：

1998年，第86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了基本原則和工作權利宣言。該聲明包含四個基本策略:

工人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

不強制、強迫勞動

不使用童工。

工人間不可不平等歧視

⋯⋯

搜索資料過程中，在《工人日報》的官網上，我還注意到的是，在全中國範圍內，有這樣的工會发展進程——

江蘇開展世界500強企業民主管理建制要約行動2008-09-26

昆山駐區世界500強企業全部建立民主管理制度2009-05-25

洋高管盛讚中國企業民主管理 神龍公司總經理、法國PSA集團高管畢高誠認為民主管理有助於推動企業发展2012-08-02

上海市總工會：非公企業工會主席獲每月50至500元津貼2017-06-01

上海非公企業工會改革由點及面2017-05-04

遼寧營口市總工會力推“3+X”工作模式 激发基層工會活力 九成百人以上非公企業工會活力達標2018-01-19

全國400萬民營企業推行民主管理制度2018-09-29

其中，企業民主管理建制=建立工會，非公企業=私營企業。

從地點的擴展，時間的延續，看得到有形的黨組織的“神聖”存在。

而那個“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又叫作“集體協商”，是為了提高集體協商的質量，工會還提出了一個“黨委領導、政府主抓、工會主推、各方協同、群眾參與”的工作模式，以此推動集體協商。

在《中國工人運動觀察三年報告》中的總結說：

報告期內工人的集體行動发展勢頭強勁，工人持續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追討他們的權益。這表明全總目前力推的工資集體協商既不能有效提高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難以形成協調集體勞動關系、緩解勞資沖突的制度化渠道。

集體協商制度之所以未能見效，究其原因，一是，這種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缺少工人的參與。不願讓工人參與其中，其實是基於全總一直以來對工人不放心。在全總幹部的眼中，工人是一個組織程度很低、缺少法律知識、沒有談判能力的群體，如果任由工人選舉代表去談，可能會與雇主就利益分配數額发生爭執，影響企業和諧的勞資關系，甚至引发罷工。因此，即使工會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发現，以自身的資源與能力來推動集體談判實屬天方夜譚，全總也始終無視數億工人這個巨大的組織資源，轉而到黨政部門那里去借力。也正是因此，全總推動的集體協商制度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甚至已經淪落為一場下級工會完成上級工會下達指標的數字遊戲。而從實際效果論，工會對共產黨對其寄予的期望，說好了是避重就輕，說重了就是陽奉陰違。二是，集體談判是一個涉及工資、社會保險、勞動條件、工作時間、福利待遇等勞動者權益的有機體，這些事項中的一部分，既是工人的訴求，也可以是工人在集體談判中達致階段性目標的籌碼。在全總將工資從諸多事項中被生硬地切割出來之後，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整體利益就無法整體推進，同時，工資事項本身在沒有其他事項作為談判籌碼的情況下，也難以實現。

寫到這裡，力不從心。

我回到初心～本想談談我的憤怒。在這位劉劍女士提及佳士公司事件的時候，話語非常謹慎小心，她帶來的PPT材料用的是來自新華社的官方发布。在提及岳昕和沈夢雨兩個大學生的參與時，她提到這兩個小同學著意說她們都是“毛左”，“現在她們已經被國家機關控制了，因為確信她們受到了境外組織的影響……”

相信這是經過上級定性並首肯的信息，她才敢於在這樣公開的場所說出來。

這樣對這兩個年輕學生定性的話，令人不寒而栗，也非常荒唐！可笑的境外勢力的說辭！可悲的毛左頭銜！

想到紐約時報上剛剛发表的英文文章《當愛黨的青年走上街頭》，文章的第一句就是，他們正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應該培養的學生：沈浸在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中的青年男女。對於說英文長大的紐約時報記者來說，愛國愛黨就是一種具體的行為，特別是現在的中國年輕人。而這個話題，對於我這個成長於斯土的人來說，只能報之以苦笑，這些青年成長於黨造的蜜罐子里，不愛黨，能愛誰呢？

這是令人憤怒而又悲傷的話題。尤其是我作為老師，知道學生是單純善良關心社會的，而在中國，如果你是有正義感且希望有所行動的人，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最壞的例子就是六四……

佳士公司的事情還在持續发展中，一切撲朔迷離，那兩個最積極的女大學生沈夢雨和岳昕確實是不見了。好幾位積極的職工代表也被逮捕了。劉劍女士斷言“跟境外勢力有關”的話，讓世界看到中國政府與國際輿論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深刻差異。這一次，那個臭名昭著的“烏有之鄉”組織的加入，用口號帶著學生們組織工人們維權，而一些有經驗的勞工NGO組織卻幾乎不見蹤影，令人非常憂慮。這會是政府維穩部門的新操作嗎？我不敢妄言，只能拭目以待。

說了這麽多，這是在東京的一場公開演講，令人開了眼界。在海外能聽到如此具有中國特色的事跡報告會一般的演講，日本真的是開放的社會。而我的同胞已經泰然走出國門開始用外語宣傳中國和世界就是有種種的不同之處，也是讓我很意外的。很多原來只有在中國國內才能看到了現象，正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泛濫開來。

後記，這篇文章寫作於2018年10月，首發在<議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