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八四》想像:文化身份的反思與解放
《一九八四》於 1946 年面世,是英國文學作家暨社會評論家奧威爾 (George Orwell) 臨終前最後出版的長篇文學著作。他的作品與其人生經歷如影隨形。奧威爾在印度出生,原名為 Eric Arthur Blair,父親為駐印度的英國官員,母親為法國女士。奧威爾小時候隨父母返英生活及接受教育,三十歲後出版了兩本著作《巴黎倫敦落拓記》及《緬甸歲月》,分別以他在這三個地方的生活經歷和觀察作為故事藍本,並化名為奧威爾開啟寫作生涯。1941 年奧威爾加入英國廣播公司的東部服務部門擔任節目製作人,專門負責印度地區的英國政治宣傳內容。他的晚期著作《動物農莊》及《一九八四》猶如盛載強烈政治諷喻意味的寓言故事,以虛構故事隱約投射對於極權體制的現實狀況及勾起聯想以作警醒。七十年後的今天再讀,與當今現實對照,警世意味依然合時。
《一九八四》的故事背景建構於 1984 年, 由英社掌控的大洋國。年近四十歲的主角溫斯頓(Winston)經歷著兩個時代的交接:結束貧富極度懸殊、公義無跡可尋的資本主義時代,變為讓數量最多的無產階級充權、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時代。孩提時代已苟活於赤貧的溫斯頓卻未感到生活質素有所提升。每分每刻處於監控的社會環境, 以及面對他所屬工作部門的修輯「真相」的工作,令他開始處於權衡對比「過去」與「現在」的差異優劣的掙扎。對照身邊活在當下的同志和鄰居,溫斯頓的理性和清醒反而帶來更大的痛苦——首先是決心離經叛道後的甜美,然後接觸近乎真相的滿足;後來經歷背叛,受到恐懼威脅,最後徹底灰心並妥協成為自己曾經無法理解的人。結局裡的溫斯頓放棄堅持理性,接受模糊的時間感,終於能融入其他「正常」的群眾由衷地崇拜老大哥,成就了奧威爾筆下的極權者:掌控過去的人,掌控著未來;掌控過去的就是掌控現在的人。《一九八四》對於「時間」的深刻體現,可算是「新語」的原理和操作:以簡化的新詞消滅舊語言和縮小思想範圍;而最後篇章解釋新舊語的翻譯實踐時提及,「語法在似乎有需要的情況下就會被犧牲」——現在式、過去式、將來式等變得無關重要,引導出極權政治的把戲。1984 的世界裡,極權政府透過中央媒體操控「時間」作政治宣傳,是為鞏固權力的重要手段。
《一九八四》的世界裡,任何一種形式和功能的媒界均由「真理部」統籌製作和輸出。報刊、電影、教科書、電屏節目、戲劇、小說、兒童讀物、新語詞典等。而所有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相關的載體基本上每分每刻都在更新:就如溫斯頓的工作, 每當老大哥或任何部門宣佈的訊息與過去不符甚至相反,溫斯頓就負責把過去的《時報》內容及時更新,甚或虛構角色和情節以合符英社的政治宣傳原則,修改完成後,原來的版本會馬上被銷毀。因此每當民眾接觸與英社相關的資訊時,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的資訊,甚至是將來的預測都是正確無誤,從而彰顯出英社的強大。對照現實世界,如此荒誕的「除錯」手法正正比喻了政權、媒體與假新聞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首先,媒體與權力的關係密不可分。綜合 Mclntyre 對於假新聞和政權的分析和歷史的案例,控制媒體的人可以如實報導甚或製作假新聞來建構出「現實」。真與假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其目的——「...故意的手法,帶動人們對製作者發放的錯誤訊息作出反應,其目的要麼是利潤,要麼是權力。」政權透過媒體發放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主要有三個「功能」:(一) 作為利用和強化有缺陷的意識形態的工具 (二)顯示政權的權力可以操控真相 (三) 攏絡和建立忠誠的群眾。《一九八四》裡,每天播放的「仇恨兩分鐘」以及不時舉辦的「仇恨週」鼓吹自由是罪;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肖像和政治口號提醒著「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隸,無知是力量」;父母子女、鄰居、甚至路人均會互相監察;對於資源分配如食物、性與愛情,甚至對於遇險瀕危的老弱婦孺的生命,群眾的反應和價值觀脫離了作為人最基本的慾望和本能。在單一而重覆的政治宣傳下,群眾每每觀看時均會群情洶湧,而扭曲的價值觀備受群眾接受、支持和擁護。來到「仇恨兩分鐘」的尾聲,「...下一秒群眾的恨意湧現。人們上下躍動,力圖吼出最大的聲量,以蓋過電屏傳出喋喋不休的瘋言瘋語... 一股可怕而忘形的恐懼和復仇感;屠殺、折磨和痛擊毆打的慾望,有如電流在群眾之間流通。」對於極權政體,最理想的主體就是無法分辦真實與虛假的群眾。群眾由情緒主導的反應以及對政權盲目的忠誠正正詮釋了「愛國主義」的形態以及「後真相」現象的雛形。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 Gustave Le Bon 於 1895 年出版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從歷史事件中重新觀察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從社會學角度嘗試理解當中群眾的心理行為,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綜觀過往發生的革命、國家討伐、社會現象等,對照由人組成的「社會有機體」的組成和運作,同樣極為複雜。作者認為,政權若強迫社會的有機體,亦即群眾,進行過於急進和遙遠的改變,實屬不明智之舉,原因是人類的本質由「想法、情感和傳統」驅使,社會制約和法律影響之下的思想和行為只是符合需要而展示的外在性格。因此由權力制定的社會制約和法律是無法撤底改變人的性格和本質。廣義來說,群眾的想法和意見形成的基礎因素為種族、傳統、時間、制度(政治及社會)和教育,而對群眾的想法和意見造成最直接的效果主要有四項:(一) 影像、字詞和公式:特別是難以用片言隻語就能解讀的字詞,例如民主、平等、自由,配合影射這些意識形態的影像,甚或以這些字詞組成的話語、文本等 (二)宗教,政治和社會的幻象:讓群眾有所信仰和寄托 (三)經驗:特別是重複發生的可怕歷史才能做到動搖效果 (四)缺乏理性邏輯的因由:群眾只受潛意識,即本能的情緒主導。群眾的集體意識可以是極端的結果:自私、殘暴、毀滅性的,亦可以是全然相反的正義、無私——取決於整個群體的道德觀。
文化認同、文化身份是一個客體受外在權力製造的話語,再由客體內化的形態和認知。社會學相近的解釋是,上一段提及,群眾的想法和意見形成的基礎因素為: 種族、傳統、時間、制度(政治及社會)和教育。Hall 提及身份是一個「...交接點,一個縫合點,一方是話語及制度,它們向我們(個體)質詢、溝通甚或招攬,把我們定性為社會主體從而置入某些話語之中;另一方是形成主觀性的過程,這過程把我們塑造成可被說明的對象。因此主體的身份是一個短暫性的、由話語製造的依附物,「身份」是成功把主體置入話語的結果。」文化身份是主體把外在環境、符號、意識形態等梳理、內化後再展現出來的過程,本質是流動的。筆者認為配合社會學的角度解讀(人類的本質由「想法、情感和傳統」主導),其展現的結果以及行為,在政治話語方面,有如《一九八四》的群眾,形成了「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英社透過重複宣傳意識形態,群眾內化變得狂熱、盲目和忠誠。然而故事裡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主義國家,宣傳單一而且單向。對照現實,在自由平等精神為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加上網絡技術出現,群眾接收資訊的渠道更多元化,速度亦更快。相比社會主義的群眾,是否更能克服人性本質,趨向更理性和自由?
近年廣為人知的現象「後真相」(Post-truth)給予的答案是否定的。「後真相」一詞最早出現於 1992 年由美國劇作家 Tesich 在週報《The Nations》撰寫的《A government of Lies》評論。他認為發動波斯灣戰爭是錯誤的,然而當時列根總統認為民眾不希望知道真相因而說謊,而且亦如預期所料,愛國主義者接受並擁護這個錯誤,這般的愛國情懷越過人們監察和審查政府的責任。Tesich 進一步指出,政權的態度就像在告知:「我們已經提供了光榮的勝利和人性尊嚴。現在的真相就是,兩者之間你會選甚麼?」獨裁政權一直在努力壓制真相,而群眾以自由意志「選擇」活在充滿謊言的後真相時代。
資本主義國家裡,她們所經歷的時間、歷史進程、地緣特點等等客觀因素各有不同,一方面政府對外的身份定位,無論處於國家之間,抑或對於「全球」的想像和話說之下,是一個流動的狀態;另一方面政府由不同政黨形成,座擁財富和權勢的財閥權貴亦為少數,以「國家」作為中心想像,對各個群體納入「國家」的概念並作出定位。在資訊時代(Age of Information)下,資訊開放越趨透明,而且去除時間、近乎無國界限制的想像,把現狀放大至全球的尺度。Castells 提及,資訊科技發展無疑是為政體的國際關係帶來轉折,一方面在軍事上有利有弊,罪行亦趨向跨國化;另一方面是內在社會不公的現象依然浮現而且變得更為極端,例如性別和種族歧視,同時政府監控亦是資訊時代的一個無法避免的事實。即使好些提倡基本普世價值的全球性非牟利組織成立,例如國際特赦組織、綠色和平、無國界醫生、樂施會等多年來的推動,始終難以突破各國以利益為首的邊界。如此一來,全球彷佛邁向更混亂的狀態。
回歸個人層面。面對四方八面的資訊,125 年前的著作《烏合之眾》與「後真相」的警醒意味相同,人類的本質配合媒體簡化的訊息、政體刻意的情緒煽動,加上缺乏有方向性的意見、基本信念(真假)瓦解,最終導致極端的意見分歧,對於沒有立即觸及自身利益的事情漠不關心。《一九八四》裡面,溫斯頓經歷痛苦最後妥協縱然是悲劇,當情感、情緒、思想的本能都被控制和剝奪,人不再是人。個人與集體是緊密相連、互相影響的,有其重要性和必然性,從個人影響集體,而非受集體的意見影響個人想法。好些時候人性本質與群眾特質誠然難以覺察更遑論完全克服扭轉,然而在資訊時代裡,我們處於社會裡的個體,也可以利用網際科技,把個人身份重新想像、突破或疊加,定位於全球。網絡和科技突破國界限制,使用者可以擁有多重的虛擬身份,不再單向接收資訊之餘更能成為提供資訊的來源;更重要的是,行使擁有的能力、自由意志及網絡自由(雖然每個國家、地區、文化都不同)成為監察者,接收多元的消息來源,從而避免淪為任何政黨、商人的棋子而作出無法挽救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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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及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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