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拉斯基论埃德蒙·柏克
拉斯基：柏克
作者：[英]哈罗德·拉斯基
译者：王立秋
译自：Laski, Harold J."Burke."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From Locke to Bentham. HenryHolt and Company, 1920. 213-280. Rpt. in Literature Criticism from 1400 to1800.Ed. James E. Person, Jr. Vol. 7. Detroit: Gale Research, 1988. LiteratureResources from Gale.Web. 21 Apr. 2012.
译文原发布于2015年2月16日，转录Matters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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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 文章编号：GALE|H1420011682
作为一名持强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争议性人物，拉斯基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科学家，并且也是一位作为讲师和教师，在职业生涯中一直有大量学生追随的作家。在美国数所大学讲学的同时，他也成为一位敏锐的，美国社会和政治场景的观察者，就像他的著作《美国的总统》(The American Presidency, 1940)、《美国的民主》(American Democracy, 1948)和《宪政反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Constitution, 1951)。在评价拉斯基的时候，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说他“不仅是一位学力完备的学者和一位有才能的政治思想家，更是一个为不受欢迎的理想而奋斗的斗士，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是那种独特的无私奉献的一个典范。”在下面的选文中，拉斯基描述了柏克政治体系的缺陷，但在结论中也给柏克的成就以很高的评价。
可以从至少两个角度来批判柏克的理论。不难看出，他对英国宪政的描画，甚至在他写作的时候，也是跟事实相去甚远的。他反对的每一次变革，对下一代人的安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变革也没有带来任何他预示的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批判差不多每一点都是公允的；但它却没有触及柏克立场的核心。我们最需要的，是同时对他的疏忽和他的作品的潜在的假设进行分析。柏克在工业革命前夕进入他思想的成熟期；这么说我们依据的是亚当·斯密本人的权威：（当时）还没有人（像柏克一样）如此透彻地理解了斯密本人的经济原则。然而柏克本人却没有提到这些原则的意义。时代的大规模的土地的变革，就像它看起来的那样，甚至对不适当地给自己加上修复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地产的负担的他来说，也不包含任何特别的时刻。没有人比他更渴望这个了：应该允许公众进入神秘的政治辩论；可他又坚决地拒绝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即一旦统治的手段为人们所知，那么，那些有知识的人就会要求分享对它的应用（即分享统治权力）。他没有看到他如此深刻地不信任的形而上学本身就是那种对权宜——布莱克斯通把权宜概括为一种玩弄法律的黑话(legalistic jargon)——的可鄙的崇拜的产物。在（对）政治权利的征服被证明不够之前，人永远不可能勾画普遍的权利。据说在他坚持检视国之基础之危险的时候柏克本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也看到了这点。然而一个拒绝承认他的时代表达的对那些基础的持续的不满是政治机体重病的表现的人是会有意地无视这里说到的这些事实的。没有人比柏克本人更诚心诚意地解释为什么辉格党的寡头政治已经过时的了；然而也没有什么会使他意识到，贵族政治的替代性选择就是民主，而民主的阙如恰是他意识到的那种不安的起因，而威尔克斯不过是一个症状罢了。
宽泛地说，也即，柏克不会意识到，政治的特权（阶级）的统治正在接近尾声。那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意义，而在那点上，它代表了一种在英国和在国外一样活跃的趋势的浪潮。确实，在法国，线条比其他地方更加清晰。人切望的权利不是，像柏克坚持的那样，形而上学的奇想的产物，而是（一种）终结数个世纪的邪恶的过错的决定的结果。不知任何责任的权力，仅出于宫廷意外的反复的战争和不宽容，与犯罪无关的拘捕，与支付能力成反比的赋税，这些都是柏克请求他那代人当做过去积累下来的智慧的一部分接受的成习性的特权。不难看出为什么那些在凡尔赛的网球场宣誓的人会感到这样的智慧值得谴责。柏克的谨慎对他们来说智识一个拥抱现存之恶而不是飞往一些可企及的善的庇护所的人的怯懦。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说，这也适用于英格兰。柏克要求人们崇拜的宪政是使贝德福德公爵擅权，不给曼彻斯特代表并只给塞勒姆古城一个代表名额，颁布那些关于狩猎物的法律(the game laws)并在法令全书上留下一部几乎不服罗米伊(Romilly)的高贵的攻击的刑法的宪政。这些，对柏克来说仅仅是一个高贵的理念的意外的赘生物，对他们来说则是其内在的本质；而在他们不能改革的地方他们乐于破坏。
事实上，革命的精神，和它后来谴责的制度一样，都是过去的产物。创新是过去的压迫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柏克拒绝正视（关于现实的）图景的这一面。他把理应是过去的有意无意的错误的东西归咎为当下的罪行。这个把他的信仰奠基于历史经验的人拒绝承认，那些外异于他特别的先见的要素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不能理解他对他的对手否定的东西的地方，他就采取了不尊重的自由。他也拒不承认他的成习的学说注定要被放到自私而不择手段的人手中的那些用途。没有人会反对一个查塔姆(Chatham)的特权；但格拉夫顿公爵(the Duke of Grafton)的特权则是另一回事，而柏克的学说则怀着这样的希望——即出于幸运的偶然有一天某个查塔姆会出现——保全了无数这样的人，格拉夫顿是他们的典型。他以宗教之安宁的名义为英国教会的特权辩护；但要预见像沃森(Watson)或康沃利斯大主教(Archbishop Cornwallis)那样的人会对宗教做什么是困难的。成习的学说可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所有的政治家都和柏克一样明智的话；但在不那么明智的人手中它就不过是既得利益的防护装甲罢了，它不让我们去考察既得利益的伦理。
对思想的怀疑是柏克的哲学（整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理应得到比它已经得到的更多的考察。部分地，它是对边沁式的立场，即人是一种推理的动物的一种拒斥。它信任的是作为人类行动的主要来源的习惯；而因此，它怀疑思想会导入人之自然/本性并不适应的渠道。新奇的东西，被设想为思想的结果，在柏克看来，它会颠覆文明依赖的常规(routines)。思想会破坏和平；据论，关于政治现象，我们知道得太少以至于不能冒险进入思想邀请我们进入的没有试验过的地方。然而（对与这个问题的）许多回答中的第一个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那个事实，即如果人是如此地是其习俗的创造的话那么理性在被证明是不充足的地方是绝不会获胜的。如果思想在社会中只是一种多余的力量的话，那么它的力量就必然，显而易见地，依赖于共同的接受了；而后者只有在一些常规未能满足人的冲动的时候才会到来。
但我们可以强调一个甚至更具决定性的困难。没有一种习惯的体系可以希望在一个记忆积累的力量是变革如此迅速的世界中持续；从根本上说，也没有一个习惯的体系可以持续，除非潜在于该体系之下的观念表征了（对）一种普遍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它必然提出理性的诉求；而且，确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它只在它对自身有所意识程度上说才具有德性。这里，未经批判的常规——柏克是这样的常规的倡导者——会剥夺大众的德性。(pp.258-64)
[柏克]认为人民——这显然是一个出自他的时代的概念——持续低倾向于无序并只为古老的习惯的力量所制约。然而他本人也给那种态度给出了解答。“我的观察”，他在他的《关于东印度法案的演说》(Speech on the East IndiaBill)中说道，“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可以在任何生活或教育的习惯中找到的东西，这种情况有可能使人彻底失去发挥政府功能的能力。”我们可以走得比清醒的谨慎更远。我们知道只有一种有能力保全好政府的技术而那种技术就是训练大众，让大众对它感兴趣。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国家会希望这样的和平，其中大量种类繁多的经验没有代表（即其中很多人都是无代表的——译注）。实际上，如果说这里还缺乏证据的话，那么，对十八世纪的考察就足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了。很少有人会否定这点，即政治家有能力为他们对其内在生活一无所知的阶级作出无私的牺牲；但法律与主导（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太过于亲密以至于在不能安全地允许排除国家的一部分，不让参与对它（国家、国事）的指导的参与。柏克也没有记住他自己的那句明智的话“在人民及其统治者之间的所有争论中预卜(presumption)至少在持平的基础上(upon a par)是有利于人民的。”；他赞成地引用萨利(Sully)那个把民众的暴力追溯到民众的苦难的伟大的句子。任何观察十八十九世纪的经济斗争或计算它们给地位低下的人带来的痛苦的人都会承认它们代表了愤怒的心灵反对太过于不能容忍以至于无法承受的压迫的最终抗议。柏克本人，就像他自己的演说表明的那样，对他的时代的农业/土地变革中设计的痛苦所知极少或一无所知。唯一一个避免暴力爆发的方法，不是把人民排除在权力之外而是让他们参与权力。民众的是非感也经常，正如亚里士多德看到的那样，比政治家的意志更明智。为指出这点，即，长期来看，对常识的忽视会使那种智慧的努力变得无效，不一定就要在价值上把未经训练的常识等同于经验丰富的智慧。
这，确实，是接受了最低的基础。因为对柏克的贵族制的指控有他（柏克）并没有处理的道德的一面。他没有质问少数的人出于何种权利而成为整个人民的世袭的统治者。权宜不是整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眼下边沁已经展示了那种同意的基础是多么地浅薄。一旦这点得到承认，即人的个性值得尊重，那么就必须找到表现这点的制度空间。在它们的力量不发达的地方，国家在道德上也是欠发达的。这里，有趣的是，柏克竟不能怀疑这样一个给他天赋却只给了他部分的地位的体系中的缺陷。他必然已经知道，下院中没有人能和他平起平坐。他必然知道他要求承认在其职责之显赫的那些人里，有能力扮演他为他们描画的角色的人有多少。对道德破产的贵族制的回答，当然不是当原告是人民的时候，为洗清它而必须的那种巨大的努力；因为仅只人民是原告这个事实，就已经是它适合掌权的明证了。柏克在应该如何维持他的统治阶级的层次上什么也没有说。关于可以给人民的教育是什么他也只字未提。他没有考察他们的经济地位的显然后果。如果他的双眼没有被激情蒙蔽的话，那么那个议会——其中的名字，就其经验的缺乏而言，在他看来是如此地惊人——的工作，本可能让他裹足不前。“偏狭的死忠……渺小的地方辖区的管事……乡里意气触发的微不足道的战争的煽动者和指挥者”从他们的无经验出发，为世界立法。他们的果敢，他们的忠诚，他们的高度的民族需要干，确切来说正是柏克在他的统治阶级中的要求的品质；而这些议员在遭遇那些柏克后来成为其特许的拥护者的密谋之前，一直都没有偏离他铺下的那条直道。
而这点也是毫不含糊的：他对权宜的强调，在任何现实的意义上说，都没有摆脱对形而上学的探究。相反，可以说，在柏克的哲学中，所需的正式对它意味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明确的承认。在政治探究中，没有什么比对“比任何明确表达的宏大前提更微妙的直觉”的发现更急缺的了，后者，正如霍姆斯法官先生所说的那样，正式我们如此之多的政治判断的真正的基础。自然权利的理论——柏克是如此地鄙视这种理论——毋宁说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是错误的。它显然受害于它在把本应是一种复杂的经验的结果的东西追溯到某种想象的自然状态上的，错误的努力。它也受害于它制定普世的定则的欲望。它需要在这些权利涉及的社会利益方面，而不是在它们隐含的抽象的伦理中陈述这些权利。但潜在于像普莱士和普利斯特里那样的人的思想之下要求，和柏克自己的学说一样，都是经验的产物。它们确实犯了试图给一种政治策略以一种不成熟的哲学形式的战略性的错误，在这点上，足够显然的是，柏克是他们（中）的大师（可算是他们的先生）。但是，任何阅读潘恩和麦金托什——他们都谨慎地回避了形而上学的全副甲胄——对《反思》的回答的人都会感到，柏克在动摇他们的主要立场上失败了。权宜就它告诉政治家要做什么而言是可敬的；但它并没有解释其最终的行为的来源，也不能为最终完成的事情正名。心智表面下的无意识的深度经常与得到承认的动机一样紧要。行动与其说是（对）它们（无意识）的消除不如说更多地是它们的索引；而我们必须深入它们的幽深处才能获得判断所需的充分的材料。(pp. 265-70)
[柏克的]缺点本身就是教益。他在看出财产的集中是何等危险上的毫无迟疑的无能，是对这点的持续的证明，即，人总是太过倾向于凭据它们自己的希望来判断一个国/状态之正当。他本人对合理的探究结果的轻蔑，则是对我们继承的遗产的持续审查的美德方面的一次疏忽的教训。他对民欲的轻视指出我们忽视那些站在政治冲突的活动中心之外的人的意见时的那种致命的轻松。最重要的是，他对大革命的敌意，至少应该让后代的人们警惕，不要不当地把新的见地混同为错误的学说。
然而甚至在（给他）打了这么多折扣的时候，也很难说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有比柏克更伟大的人物。（虽然）没有霍布斯的冷酷的逻辑，没有休谟的敏锐，没有T.H.格林的道德洞见，（但）他却具备了他们每个人的大部分的能力。他带给他的时代的政治哲学一种方向感，一种有目的的崇高的活力，以及一种对其复杂性的完备的知识，这些都是其他政治家不曾具备的。他的洞见的闪光进入了政治复杂性的隐藏的深度，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毋庸置疑，他的思辨与其说是书房中的思想家的思考，毋宁说是讲坛上的演说家的思考。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正当，而他一直在下院那让人不公正地对待其对手的论证和动机的气氛中写作。然而，在批评的词穷尽之后，是巨大的启发的平衡。他对政党系统的价值给出了最好的说明——这个体系的价值，在他所有的作品上打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他说明了，通过讨论政府可以说明那些伟大的原则。他也展示了对政党的忠诚，与更加深刻的，对良知的要求的忠诚，从来都是一致的。在他刚到下院的时候，代议制政府的前景还很暗淡；而它(代议制)的胜利，则必须主要归功于他对其美德的强调。如今制度的变革很可能比在他的时代更快；因为我们看起来已经抵达这样的时刻，当，正如他预见的那样，“那些坚持反对强大潮流的人看起来与其说仅仅是在抵抗人的设计，不如说是在抵抗神意本身的命令。”那些作为我们前进的基础的原则无疑与他称赞的那些原则不同；但他对它们的智慧提出的挑战仅仅给他的警告以一种更加深刻的，对我们的努力的激励。(pp. 2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