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 郑惠元：历史演进中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话语
世界各地的人类社群在自身发展和相互交流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许多不同的文明形态。人们在世界各地旅行以及从影视节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地人群不仅有不同的体质特征和不同的语言文字，而且有不同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组织，不同的宗教信仰或崇拜体系，不同的社会伦理结构和知识体系。因此，学者们把世界划分为多个文明体系。**斯本格勒将世界区分为7大文化形态（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汤恩比将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34个文明（鲁凡之，1988：26），殷海光讨论了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4个“完整而独立的”文化（殷海光，1988：491）。亨廷顿认为人类社会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亨廷顿，1999：29）。**尽管学者们对世界文明体系的具体分类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看到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并把文明差异视为解读不同地区出现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亨廷顿甚至用“文明的冲突”来分析当代国际关系与社会矛盾的发展主线。
1.语言文字是人类群体文化的表现形式
在人类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群体发展出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声音表达，文字是语言的可视性符号，正是通过书写文字和印刷物，人的思想、知识与文化得以传播、交流和延续。由于不同地区人类群体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高原、海岛、平原、沙漠、极地、森林、热带雨林、丘陵山地等），人们从周边自然界听到并可供人类学习发声的声音及所获灵感而发明的文字不同。当世界各地人群创立了本群体用以交流的发音规则和语言词汇后，相应的文字和语法也随之诞生。由于世界各地衍生出不同的语言文字，最后发展出来的词汇-话语体系和知识系统也各不相同。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字，有些已经成为遗迹（如埃及、玛雅文字），许多仍在使用。如果说古代的建筑物、绘画雕塑、器皿用具等表现的是人类文明的有形结晶，留存下来的语言文字材料则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
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发展出不同的经济形态（耕作农业、游牧业、狩猎、渔业等）和社会组织（氏族、城邦、部落、王国、帝国等），因此世界各地不同人群在生活和生产中发明和积累了以不同词汇、语法表达的知识体系，其内涵自然带有本群体的文化特征，彼此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越是用来表达简单现象的词汇，彼此差距就越小，如对于数字和各种动物（牛、羊、狗、猫等）的名称，在不同语言之间可以实现简单对译。而对于稍微带有复杂社会意涵的词汇，如亲属关系（家、族、表亲等）的称呼，有时就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汇。如中国人把“姨”（母亲的姐妹）和“姑”（父亲的姐妹）、“舅妈”（舅舅的妻子）、“伯母”（伯伯的妻子）区别得很清楚，但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词（aunt）。对于那些更抽象的哲理和政治词汇，虽然我们可以勉强探寻意思比较相近的词汇，努力在语言之间进行互译，但是各自深层次的语义内涵也并不完全相同。如中国古代学者老子的“道”“名”和孔子的“仁”“恕”，译成英文就很不容易，需要在后面写一大段话来加以解释。中文中的“国”与“国君”、“朝”与“皇帝”，虽然我们可以在英文中译成“kingdom”（state）、“king”和“empire”、“emperor”，但这些词汇的深层含义在中外思想体系中的内涵也存在差异。
中国的单音节方块字是一种意音文字（logogram）。当今世界一共有五大书写系统：拉丁字母系统，西里尔字母系统，阿拉伯字母系统，婆罗米系字母系统（梵文字母系统）和汉字系统，分别对应当今的五大主流文明：西方文明（拉丁文化圈），东正教文明（西里尔文化圈），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明（梵文文化圈）和中华文明（汉字文化圈）。其中前四者属于拼音文字，汉字属于语素文字[1]，在当今的语言文字体系中独树一帜。当然，这仅指文字系统而言，因为“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从更广义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涵盖面来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就更大了，差异到足以引发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
2.中华文明不仅包括中原文化，也包括周边少数族群文化
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发源地，起初是典型的耕作农业文明，在与周边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仅中原文化大量吸收了周边的游牧文化、山地文化、高原文化和渔业文化，周边人群也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形式。因此藏族文化、新疆各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周边群体的文化也被逐步吸收进“中华文明”的大系统中。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中国内部有三大文化圈：中原的汉文化圈、西南的藏文化圈和西北的伊斯兰文化圈（顾颉刚，1939）。即使书写文字不同，中华各族之间经过千百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彼此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内容、形式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交融。不仅由古至今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学者用汉文写作[2]，许多汉文小说也被译为各族文字。如晚清蒙古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汉文《红楼梦》的影响，《三国演义》有蒙古文译本和满文译本（陈岗龙，2011），《水浒传》和《金瓶梅》有满文译本（贾杉杉，2017）。但是学术界对历史上各族文学交流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一领域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相应关注。
同时让人深感遗憾的是，民国时期及1949年后编写的几本很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1938：余冠英等，1962；游国恩等，1964；袁行霈，2005；章培恒、骆玉明，2011；钱穆，2016）介绍的都是汉文文学，并没有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在内，各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也极少涉及这部分内容。中国有56个民族，只讲汉字记载的文学，是不能叫“中国文学史”的，只能叫“汉字文学史”，只讲授汉文文献典籍的院系也不宜称作“中文系”，只能叫“汉文系”（马戎，2010）。与此平行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另外一些学者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马学良等，2001）和相关丛书[3]。这种在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族别区隔，对于中华民族各群体认识历史上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实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华民族放到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结构中来梳理各自的文化发展和交流融汇，那么各族文化发展成长的历史脉络将会显得更加清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将对历史上的族际文化交流有更多的了解，可以有力地增进彼此之间的文化亲近感和文化认同。
以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为主脉的中华文明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一度对周边国家产生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引领了东亚各国在许多领域的发展。回顾东亚各国的历史，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越南、菲律宾等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历史叙事、儒学、宗教、建筑、服装、饮食、陶瓷器）都曾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3.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和东亚占据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为欧洲工业化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割地赔款，接受鸦片和其他西方商品。在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呈现的压倒性态势下，西方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的互动中占尽上风。曾经流传过一句话来描绘当时的世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但是这句话更多反映出的是民间对官府“崇洋媚外”的讽刺。尽管那时也有个别绿林好汉敢于造反，个别官员敢于依法办事，但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是当时整体的常态，而“洋人怕百姓”（如三元里抗英）则仅仅是罕见的个案。
中国人十分不情愿的改革活动也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从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再到一些人提出激进的“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主张。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私塾、书院所讲授的知识完全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05年的“废科举，兴新学”，是中国人搁置自己的文化传统转向西方工业化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特别明显的文化转型表现在汉语形式的变化和以汉语文表述的话语和知识体系的演变。西方的教育体制（小学、中学、大学等）、学科分类体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和整套知识话语被全盘接受，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纷纷进入新式学校读书，其中部分人直接出国留学，留洋归国的20余岁年轻人则被各大学争相聘为教授。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大门后，西方工业文明取代了中华文明，成为东亚各国学习的榜样，各国纷纷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对本国的影响，努力“变法维新”“脱亚入欧”[4]。尤其是东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全面系统地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知识体系引入，转译成日文汉字的印刷物。甲午战争后，数万中国留日学生再把这套用日本汉字表达的西方知识体系引入中国。1897年梁启超等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所译的书籍“以东文（日文）为主，而辅以西文”（梁启超，1897：58）。原因很简单，“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新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术，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梁启超，1896：158-159）。与此同时，大量英、法、俄、日等各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文出版，汉文词汇、构句法、标点符号、表述方式等从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李敖认为“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李敖，1961）。在外部语言文字和西方各学科出版物的影响下，今天我们学习和使用的汉文语法与词汇体系与晚清时期的汉文相比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称之为“欧化”亦不为过。
4. 学生能否超过先生
我们承认，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日文印刷品或直接从西方国家文字印刷物努力学习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但是在这些由西方人开拓的领域里，中国人作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学生”要想超越“先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看到部分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科技体制下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果，有的甚至获得物理学、化学诺贝尔奖。但是毋庸讳言，他们接受教育、成长和研究过程深受西方文化和科技体制的影响。
但是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随着中国人勤奋的学习传统和潜在创造力在新环境中的展现，有些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学者近年来也做出了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屠呦呦获得医学诺贝尔奖就是扎根于传统中医药土壤而做出突出成绩的中国学者的一个范例。随着中国在科学技术、制造业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21世纪中国人的自信心持续增长，随之而来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开始对自身传统的中华文明（包括各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并引以为傲，开始以文化平等、各美其美的心态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戏剧、民乐、饮食、建筑、医学、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衬托下，才会引起其他文明体系民众的关注和尊重[5]。
学生超过先生，这在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中并不罕见。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和美国先后超过了英国，苏联人在太空探索领域也曾一度领先。“日本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曾成为一个世界热门话题，现在人们又开始热议“中国奇迹”。但是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在学术探索和教育领域方面，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差距和短板，中国在21世纪仍然需要虚心地当学生。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头脑必须非常清醒。
5. 对近代中国“话语转型”的再认识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当“学生”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系统地引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一直沿袭至今。今天我们频繁使用的许多核心概念，如“民族（nation）”“民主（democracy）”“平等（equality）”“自由（freedom）”“共和制（republic）”“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国（state）”“政党（party）”“帝国（empire）”甚至“家庭（family）”“权利（right）”等等，其背后都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伦理和法理背景。这些汉字词汇绝大多数是日文汉字的转换，由于其实质内涵与中华文明传统中相近概念的内涵存在差异，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概念并与西方人对话时，往往因内涵歧义而出现误解甚至冲突。而西方人同样觉得中国的许多观念很难译成西方文字，如把“天下”直译为“under the sky”，其实是不得要领。
中国政府需要与各国政府打交道，需要开展谈判和签订条约，中国学者需要与各国学者在各种会议上进行交流，相互沟通交换信息。多年来在这些中外交流中，外交活动的工具语言主要是外语[6]，使用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话语通常也都是西方词汇。除了中文、中医、中国历史等学科之外，我国其他理、工、医、农、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们阅读研习的主要是西方教科书与研究文献。在我国教育部门的评价体系中，也把在英文杂志发表论文的水平看得高于中文杂志。久而久之，这种交流形式和对话态势使得许多人已经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而且很自然地把一些西方的概念不加思考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场景。但是中国社会发源于并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矛盾和争议话题，究其本源，也许正与这些引入的西方概念的生硬搬用有关。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增强，也许到了我们对近代中国“话语转型”的社会后果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刻。例如对上文提到的这些核心概念，我们应当逐一进行系统的梳理，看看它们在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中究竟具有哪些内涵，分析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和今天我们使用时表示的意思是否存在出入与差异，思考在中国传统词汇和西方话语之间的对接和互译中存在哪些我们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
6.自西方引入中国的“民族（nation）”概念
现在中国人常用话语中的“民族”这个汉文词汇，究竟是指称以血缘为主要纽带和认同边界的家族、氏族？还是主要指称以行政管理单元和政治实体为固定边界的“部族”和“国族”？“民族”在西方语境中相对应的英文词汇应当是“nation”还是“ethnic group”？如果是前者，那么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是否应当译为“国族”？如果是后者，是否更确切的译法应当是“族群”？这是近些年来人们时常争论的一个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就有“民族”概念，并且举出《南齐书》中的例子（萧子顯，1972：934）。其他学者随即指出，《南齐书》中的“‘民族’则可能是‘氏族’传抄之误所致”（李大龙，2017：22）。在中国历史上的群体分类和认同意识中并不存在今天我们使用的“民族”概念，即使在古籍中偶尔出现这两个连用的汉字“民族”，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内涵。今天我们所用的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一词，是晚清时期才被西方人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此曾有许多介绍与讨论（梁启超，1922：42；袁业裕，1936：19-21；潘光旦，1995：48）。中国共产党则长期沿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1913：294）。这一马列主义经典定义被写入教科书，并且成为新中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重要依据。
20世纪80年代，牙含章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撰写的“民族”词条指出，汉文“民族”一词最接近的英文词汇是“nation”（牙含章，1986：302）。而研究民族主义的西方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指出，英文的“nation”最初指的就是强调平等公民权的“公民的‘民族’模式”（the civic mode of the nation），而不是后来在东欧和亚洲衍生出来的“族群的‘民族’模式”（the ethnic mode of the nation）（Smith，1991：11）。
中国人讲“天下”和“华夷之辨”，西方人讲“国家”和“领土主权”，两个概念体系可以说完全无法对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天下观’受到来自泰西的‘国家观’的竞争，不断趋于下风”（黄华，2014：210）。二者之间究竟应当如何对接，必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讨论的焦点。“在1895至1899这四年间，‘天下’这个词的使用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而‘国家’一词的使用，也是在1895年后突然增加了，‘民族’一词的使用则到1900年后才开始井喷之势。1900年以后‘天下’一词的使用次数急遽减少，‘民族’一词急遽增加，这在19世纪是难以想象的”（金观涛、刘青峰，2009：242）。面对晚清“亡国亦亡天下”的巨大危机，“志士们从文化走向政治、从天下观走向国家观的心理调适过程中，实用主义倾向日益占据上风”（黄华，2014：211）。因此，用政治化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重建国家认同体系成为中国人探索“救亡图存”的一条新径。
在晚清时期，中国许多群体已经被西方和日本学者称为“民族”，那时“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名称已在国内被普遍接受。正是考虑到这些引入的概念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指导下有可能导致中国分裂，梁启超先生努力区分开两个层次的“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梁启超，1989：75-76）。他强调的“大民族主义”即是包括全体国民的“中华国族”。孙中山最初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人民族主义口号，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都称之为“民族”。在辛亥革命后的新形势下，他把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国族”。他在《三民主义》第一讲中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并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1981：2），明确提出全体中国人同属“中华民族”。
今天我们讨论“民族”定义，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民族自决”、“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已经被普遍认定是“政治正确”的主张。**发源于西欧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国家”政治理念，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并被“普及”到全世界。这一“民族”理论主张：“任何认为自己是‘民族’的人民群体都宣称有自决的权利，这就是在自己的疆域内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第二，随着这样的潜在‘非历史’民族的增加，族群性和语言转而成为重要的、越来越具决定性的、甚至成为唯一潜在的民族建构标准”（安东尼·史密斯，2006：96）。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也同样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列宁明确提出要“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列宁，1914：217）。而世界各地的“民族”自决建国运动和苏联、南斯拉夫以“民族”为单元的解体[7]，这些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实践成为这一“民族”理论的最佳注脚。
7.同样引自西方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
美国是个主要由欧洲各国移民所组成的新国家，各国移民都有对原居住国保留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要在这样族源纷杂的人口基础上构建一个“美利坚民族”，在所有公民中建立对“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认同，这个认同对象只能是“国族”。那么，这些移民从母国继承下来的语言、文化和群体认同应当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为了妥善协调这两个不同层次群体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ethnic group”等新词[8]应运而生。这个词被港台留美学者译为“族群”。哈佛大学的格雷泽教授1975年专门谈到采用这个新词的必要性：“我们建议使用一个新词以及一种新的用法来反映新的现实，这个新词反映了现实中的变化。这个新词便是ethnicity，而新的用法则把处于社会边缘、作为社会少数群体和亚群体的‘族群’（ethnic group）明确地扩展为一个社会的主要部分”（Glazer and Moynihan，1975：5）。这样，来自世界各国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有不同体质特征的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等群体在美国都可以被称为“族群”，各族群成员保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但是全体国民的政治认同是“美利坚民族”即国族。**这是同时兼顾两个层面（体质-文化层面、政治层面）认同的群体认同结构。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近代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用费孝通教授的话说，就是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1）。1949年后，政府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在称谓上如何区分和协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学者对于“nation（国族）”和“ethnic group(族群)”二者之间的层次区分并采用不同的词汇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
8. 结束语
鸦片战争爆发至今已有近180年了，翻阅当年中国的史料和文稿，面对圆明园遗迹和许许多多旧中国的老照片，读到“洋人们”对晚清、民国时代中国和中国人的记述文字，任何人都难掩心潮，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上海有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陈天华，1903：71）。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郑观应，1894：11-12）。谭嗣同在诗中叹息：“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侵华战争中，中国丢失了大部分富庶国土，几千万人被迫逃难流亡，日军官兵竟然以斩杀中国平民数目来竞赛取乐！有的统计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死伤总数达3500多万人。那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劫难！
但是我们终于走到了今天。
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中国在一些领域也强起来了。但是，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我国许多最优秀的学生仍然出国接受教育，许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我国内部仍然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和社会矛盾，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一些地区仍然存在民族隔阂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古人说：“居安思危”。今天的中国还远没有发展到可以“居安”的历史阶段。
回顾晚清、民国以来中西文化之间交流的相互态势，我们特别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年学习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必须充分认识西方文明和知识体系的长处，认识中华文明传统中内含的短处。**在今天，尤其要切忌把这些短处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拿出来宣扬。**我们必须牢记，正是由于近代西方各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才推动人类走进了工业化时代。要牢记在那些盲目自大的年代，中国人曾经经受过怎样的苦难。在今天，我们仍然在许多领域需要虚心向西方文明学习。我们在欣赏国画的同时，也应当欣赏素描和油画，在继承中医的同时，需要继续学习西医。西方世界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古印度文明中仍然有大量的智慧和精华需要我们去学习和思考。如何打通中国传统思想、概念与表述话语与西方文明的思想、概念和表述话语之间的交流与互译，在21世纪仍然是中国学者面临的任务。面对今天我国一些地区严峻的民族关系现状，我们特别需要去仔细梳理晚清、民国时期在西方知识体系影响下中国的“话语转型”过程，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智慧，通过学理和基本话语的重建推动13亿国民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努力构建一个“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