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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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2021年对于青年行动者而言，又是充满动荡和压抑的一年。新冠疫情仍未远去，但此前在危机中激发的青年行动者疫情互助和社会救援行动，在政治管控下已经逐渐消散，取而代之是更多经济危机的出现，全国大范围的产业停滞和失业潮仍在持续。值建党100周年之际，政府又加强了全方位的政治维稳，针对青年劳工行动者的政治抓捕持续发生，政治上的骚扰打压和新型的网络霸凌也疯狂席卷女权和性少数青年行动者社群，并甚至被扣以“颠覆国家政权”、“与境外势力勾结”等莫须有的大帽子。梳理过往连续四年的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的观察，政治环境正在不断恶化，针对青年行动者的污名化和有罪化趋势在加剧，行动者不得不将诸多的服务、教育或倡导类工作从线下逐渐转至线上或相互结合。
这一年，青年行动者社群遭遇的危机困境已趋于显著。一方面，政治风险正在成为所有不同界别行动者群体所遭遇的共同问题，民间行动的所谓“安全线”已不再安全；另一方面，行动者社群遭遇人才短缺的困境，而精英化、离地化以及去中心化等社群形态也面临批判和反思。青年行动者社群在自我培育和批判性发展，以及推动社会改变等两方面的可持续性，将是未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年度报告将通过对1）青年劳工行动者，2）青年女权行动者，3）青年性少数行动者等三类代表性群体[1]的行动实践及其遭遇的困境进行分析，试图呈现当下中国稍具组织性的青年行动者群体的状况。报告在探讨和总结过去一年行动者的遭遇和“新”实践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行动者社群自身的批判和反思，令当下的宝贵实践可以成为未来行动的重要参照。
以下每部分报告均由该领域经验丰富的行动者所撰写，围绕行动者群体的构成、行动和组织模式、政治管控与压制，以及对运动困境的反思与未来出路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于各行动者群体现状的描述和分析，简单总结如下。
行动者群体的构成和组织模式
中国青年行动者群体的家庭背景多元，既有来自城市的中产家庭，亦有来自农村的普通家庭。但以中产背景为主，故而在行动组织模式上的精英倾向也有遭受一定批判。行动者对于公共参与的兴趣多源于大学期间接触公共议题，以及被自身的身份认同所影响（包括性少数身份、女权主义者身份以及工人阶级群体的身份认同）。学校社团和民间NGO是青年行动者最初受到启蒙的最主要的社群组织载体，是重要的自我成长的公民社会土壤；也正因为此，当下政府对于学校社团和民间NGO有针对性的持续打压，成为了培育青年行动者的一个重大危机。
这三类青年行动者群体在组织模式上颇具共性，多数已经减少倡导性工作的比重，而是强调社群公众教育和服务，在形式上调整为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女权行动者的行动模式着重于利用社交媒体和平台，通过多元性的讲座、艺术形式、调查报告、文章批判和播客视频等方式，实现公共传播和社群教育的目的，同时也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公共事件的组织动员和政策监督。性少数行动者的行动模式更为多元，其中法律工作较多表现为关注同性伴侣生育及亲权、性别平等的影响性诉讼，校园性别教育和心理支持工作也是核心，此外该议题也有多项重要的行动研究报告发布。劳工行动者的行动模式同样比较多元，但是在更为高压的政治管控下较缺乏影响力，亦难以触及到广泛的工人群体。其行动模式包括泛左翼青年团体的常态自组织/零散性组织，以新媒体为媒介的工人议题传播实践，以程序员为主体的互联网行动主义，也有新兴的白领领域的文化反抗实践等。
政治高压管控和行动者困境
回顾过去几年对于青年行动者的骚扰和打压，政府管控的方式愈加多元和严厉。针对女权行动者，官方正在强化对于行动者社群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言论监管，对具有影响力的女权行动者的社交账号进行彻底封杀，网络上开始出现越来越泛滥的、针对女权主义者的公开举报与政治恐吓，针对女权社群的线下动员，当局也在进行严密的维稳。性少数行动者社群则第一次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封杀，无异于“灭顶之灾”——大量的不同高校的性少数社群的微信公众号在同一天被集体封禁，亦有行动者被公安局或者国安部门询问、约谈或传唤做笔录；在筹款方面，也遭遇审查和限制。劳工行动者一如既往地遭遇严峻的刑事化管控，再有工人领袖和青年行动者被政治性抓捕和控罪；针对左翼文化团体和学校社团的打压仍在持续，民间NGO团体也进一步减少；对于新崛起的劳工议题导向的网络行动主义也遭到官方打压，比如新媒体平台遭遇封禁，自发反对996[2]的互联网GitHub项目和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反抗事件遭遇国家级的网络反击。
这一系列的政治高压管控，对各界别的青年行动者社群造成了共同的困境。行动者在行动和组织上缺乏可行有效的政治空间，同时直接导致资金、场地、人力等活动资源的缺乏，也加剧了民间行动土壤的流失，令青年行动者难以有足够的社会支撑体系。除此之外，行动者社群的中产出身背景，也令行动者的实践具有精英化的趋势，欠缺对边缘的、缺乏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群体的关注和服务。这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服务受众的多元性，也难以增加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和可见度。这种情况在前述三类群体中均普遍存在，性少数行动者缺乏对于经济弱势社群和女性/跨性别群体的赋权，女权行动者对基层女性劳动者的关注亦少，而劳工行动者也多沉浸于网络上的意识形态争辩，对基层劳动者境况的了解和介入都极浅。运动群体的精英化和行动范式的中产化，以及行动对于政治经济视角的批判性不足，也会是青年行动者社群需要自我觉察和批判的关键。
青年行动者的未来
政府的管控强化，不可否认在青年行动者社群中笼罩着一股更为悲观消极的生存氛围。在这样的政治恐惧之下，坦白讲，任何人都难以提出一套明确、有效、安全的解决方案。但是过往坚韧的民间实践亦带给我们两点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是相信实践——可能以往的行动范式已不再有效，我们也难以完全复制其他地方的经验，但是新的有效的可能行动模式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被探索出来，如劳工行动者基于GitHub平台新涌现出来的网络行动主义以及针对“躺平/摸鱼”的文化反抗实践等。二是相信社群——这几年互联网上行动者的自发社群正在不断强大，ta 们的实践也在不断突破网络封锁和政治管控，这些被赋权、觉醒起来的普通行动者也在开创一些新的反抗实践。本报告的第一部分《热点事件中的中国年轻人》正是试图呈现普通公民如何用行动争取公义、守住真相。
这份报告同样希望通过梳理不同界别的青年行动者群体的现状，提出一些积极且具批判性的建议，供关心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和行动者参考。首先，当下及未来进行公共参与的前提是，行动者需提高自身应对和处理政治打压的危机应对能力。若无法妥善处理政治恐惧带来的震慑效应以及网络监控所导致的信息安全问题，行动者很难在实践的道路上有可持续的探索。其次，旨在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和行动者都需要将人才培养、资源累积作为核心的任务。培养年轻人的土壤正在不断被侵蚀，行动者流失已经成为各界别存在的共同问题。其三，时刻保持对于运动范式和行动者社群的自我批判。精英化、单一化的行动范式在行动者社群已经开始有所反思和批判，若要让运动成为广泛受压迫者共同的实践，未来需要加入更多政治经济维度的社会分析。
第一部分 热点事件中的中国年轻人
对于多数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来说，2021年恐怕都是不景气的一年。新冠疫情以及疫情管控下，民生经济长期受挫，更有城市因管控陷入停摆整月，乃至数月；下半年北方雨雪灾情不断，农民失收和通胀直接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诸如“双减”、“娱乐圈清朗”等针对特定行业的整改政策，不仅造成失业，更令人总处于不安稳的担忧中，害怕哪天大手就要击中自己的行业。与此同时，这一年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紧，接连颁布的新法规放出了要进一步加强媒体管控的信号；在疫情、灾情以及舆论焦点事件中，媒体表现普遍逊色于疫情之初，监督性报道在减少；在自由派用户聚集的网站豆瓣，全年累计被处罚了900万元；一众宣扬民族主义的意见领袖却长期在微博上使用网络暴力攻击网民。
如此大环境之下，加上社会组织和公共空间原本就在紧缩，普通公民既难有自组织的方式来参与改善社会状况，也缺乏机会表达、交流个人观点，社会进一步原子化。不过，人的能动性是不可能彻底被压制的，在面对突发灾难、舆论热点时，以及觉察到公权力对私人领域过分渗透时，人也会作出一定程度的能动回应。
这种回应，某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动——它可能是一次性的、未经计划的，往往基于特定的社会事件，它的主体只是社会中的普通人。这种行动的形式和效果，或许并不大，但是在高度强调“社会和谐”的大协奏中，如此零星的一点“不和谐”音调，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一、鲜花与真相
在社会公共事件中，鲜花成了一种独特的符号。
2021年5月，四川省成都市49中学的一名学生坠楼身亡，其母亲在社交媒体上指控学校操作不合理，包括不让家长看监控录像等，随后坠楼事件快速成为舆论热点。其母亲发声的次日，有带着鲜花的市民聚集在学校门口。[3] 现场视频可见，聚集者既有背着书包的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有身穿骑手服的外卖员，期间聚集者还一度手举鲜花，叫喊着“真相”。
一名在现场的年轻女性向媒体表示，她是在网上看到消息后，乘坐了50分钟的公交车到现场的，并在附近花店买了菊花，虽然她不认识这对母子，但她认为学校和官方应该把事件发生经过公布出来，回应目前情况的疑点。也有现场市民表示，自己是从外省过来的，主要是想支持一下家属，“如果什么都不做，良心过不去”。现场的消息可见，市民在学校门前聚集献花，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对逝者表达哀悼，以及支持家属；另一个则是想要得到“真相”，具体到这件事，则是公开监控录像、还原事发经过、回应疑点。
献花也使得事件的关注度上升，很快舆论导向就把献花引导成阴谋论——是仿效“颜色革命”，由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策划的。
2021年的另一次献花事件，发生在7月的河南省雨灾期间。[4] 在暴雨中，省会城市郑州市的地铁五号线被淹，造成14名地铁乘客遇难，在遇难者“头七”当日，有市民、同车的乘客自发到地铁站口献花，鲜花排满了人行道。此前官方通报过遇难者的姓氏和年龄。在鲜花的卡片中，有人为每一个遇难者都写下一段话；还有的鲜花来自遇难者的亲友，在卡片中写着悼念的话。
常理来看，悼念遇难者本身并不带有“攻击性”，但郑州地铁进水导致乘客遇难，本身就是一件指向“死于人祸”的事情，它指向的是地铁设计、暴雨通知等环节的失职，最终造成悲剧。加上这是省会城市的基础建设问题，当地自然希望这件事能尽快平息，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当日下午，有记者用无人机拍下地铁站前的鲜花，并发布在网络上，而后续再试图拍照的记者，则遭遇了警察抢设备、被带到派出所问话等粗暴对待。至于地铁站现场，则被临时栅栏围起来。
不过，市民的鲜花并没有被挡下，当临时栅栏把地铁站前的鲜花围起后，市民则继续在栅栏外摆下鲜花，甚至有市民自行把栅栏拆掉。在线上线下，官方围住鲜花的行为都惹起民愤，更因官方没有理由强行叫停市民献花，事情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官方划定了一个献花区。也不同于成都49中事件，献花的照片还是能在社交媒体中看到。
郑州地铁的市民献花，更多是出于一种对逝者的惋惜和哀悼，它没有直接触及到要求查清事故原因、追责等层面，但持续的献花行动使得官方无法将事故轻易抹掉，也用行动倒逼官方改变行动模式。
献花举动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公共事件和灾难面前，普通人的心里也渴望能“做点事”、“让良心过得去”，只是找不到做事的出口，而最简单、也最能办到的，便是献花了。持续出现的鲜花，在某程度上也是一种连结的象征。
二、监控时代的回应
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正在强调“数字化”和“智能化”，可是，这些数字化设施并不都在为人带来便利，甚至是使人担心和警惕——监控正渗入日常生活。例如人脸识别技术在线上线下泛滥地应用，其中的推手不乏地方公安；疫情催生的“健康码”和“行程大数据”，要把人的活动轨迹精细化记录；还有一款名为“国家反诈中心”的官方应用，正在全国各地推广，甚至出现强制要求市民下载的情形。
这些数字化手段往往不如其宣传的智能，很多时候反而增加公众的负担，例如行程码错误、人脸识别不准确等；而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公众关于隐私的担忧，以及产生出一种被公权力冒犯的感觉。
2021年官方强力推广的“国家反诈中心App”，一直被网民批评。在年底还闹出了一个笑话，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反映，小米手机预先安装了这款App，并表示因此不再购买小米手机了，而小米官方则出面澄清说，手机并未预先安装“国家监控中心App”。这一口误却道出了公众心里的担忧——这款反诈骗的App，实际用途是监控。口误的成因，也是网民长期明示暗示这款App可能会过度使用权限，窥视用户信息。
最近两三年间，普通公众针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反对声尤为强烈。主导人脸识别技术推广的，既有官方机构甚至公安机关，也有私人企业。反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滥用，是普通人捍卫个人隐私的行动，客观上它也成为了对监控时代的一种反对声音。这类行动大多是透过法律途径质疑技术手段实施的合法性，例如强调未经授权，或者提出强制使用技术是违法行为等。
2021年4月，被称为“人脸识别第一案”的案件终审以胜诉结束。[5] 该案原告购买了野生动物园年卡并录入了指纹，数月后，动物园要求其录入人脸信息方可入园，原告认为人脸信息是高敏感的个人信息，不同意录入，其后更将动物园起诉。最终法院判决动物园删除原告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面部特征信息和指纹识别信息。
同时，人脸识别技术在住宅楼宇中广泛使用，这也成了网络热议话题。根据媒体报道，2020年有一名北京住户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要求所在小区的物业取消对业主脸部信息的强制录入，以及“刷脸”才能进小区的规定。[6] 期间，这名住户向当地市长热线打了十几次电话，并且在线上信访平台提交情况，他在采访中强调，他很不喜欢李彦宏说的，中国人愿意为了便利让渡隐私，他要用行动来证明，人们是愿意为了隐私去牺牲一些便利的。
这名住户的行动并不是孤例，同样是北京市，一名法学学者也在知道小区要开设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后，开始把相关风险和法律依据收集起来，转发到她所在的业主群里，希望提醒其他业主，以及要物业回应；没有结果后，她给居委和物业寄送了法律函，其后促成了她和街道、业委会与物业的四方“谈判”，事情以业主自愿选择是否使用人脸信息告终。这名学者更在各种关注信息安全的论坛和媒体采访中，呼吁人们关注人脸信息的风险问题，谨慎使用人脸系统。[7]
虽然这些案件和行动谈论的是隐私问题，而不是直接指向“监控”，对象大多是企业和物业，但是推动这类技术的企业在背景和实操上，都与政府紧密相连。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推动这些技术。当人们对隐私安全意识越来越高，养成更安全的技术使用习惯，例如关注App的使用权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挡“监控”，而人们的不愿意，也能提醒政府不可能完全肆意监控。
前述的案件以及行动，使得人脸识别乃至隐私信息安全问题成为媒体、网络舆论的关注点，让话题能浮上水面，以及促使更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结果上看，行动和关注热度确实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国的司法机关出台相关解析和规范。[8]
三、白领的劳工文档
2019年，有中国网友制作了一个名为“996.icu”的数据库[9] ，让互联网从业者可以曝光其公司工作制度的问题，并以推翻违法的996工作制度为目的。
这一行动在网络上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其GitHub页面的获赞量超过20万，996瞬时成为了国内外新闻及舆论的热议话题，也有官方声音表示反对这一工作制度。同时，不仅“996.icu”的页面也被多个浏览器定性为危险或违法网站，而且据互联网公司工作人员透露，不少公司在当时也设置了内部纠察人员，当员工参与到反对996工作制度或公开批评公司制度时，有可能被纠察人员追查到，并受到处罚。
其后，反对996工作制度的行动仍然有人在继续，只是因为上述的公司纠察和政治审查等阻力，而变得更为隐蔽。此外，借鉴“996.icu”这种共享数据库等方式，来反对不合理工作制度、引起互联网白领们反思工作模式等行动，也时有出现，且总得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热点。
在2020年9月，GitHub网站上发布了一篇“996icu运动仍在继续”的匿名文章。[10] 里面介绍到，原本的996.icu本人已经失联，但这个行动仍然有人在继续。作者意识到流氓企业并不害怕法律维权，但劳动者拥有求职选择权，企业也害怕被持续曝光“黑料”，作者认为劳动者可以通过“选择权”来对付流氓企业，避开“黑厂”。因此，作者想把后续行动的重点放在“求职前的预防”上，收集并曝光企业的劣迹，建设一个黑名单系统，其中的“劣迹”不限于996超时工作的问题，还会曝光欠薪、PUA、歧视等等。
2021年10月，一份名为“公司作息表”的共享表格在网络爆红。[11] 表格上线三天后有超过十万的浏览量，并收集到超过6500条数据。这份“公司作息表”中，人们可以填写自己所在公司和岗位的“作息”，细化至上下班时间、午晚饭时间、一周工作天数、新人是否写日报/周报等等，作息表被形容为讽刺996工作制的最新方式，表格也明确写出了一句口号：“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
这一表格的创建者是四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25岁，都曾在互联网大公司的技术岗位实习，当时正值招聘季。这项行动被看成是“996.icu”的延续，有评论指，表格“一定程度上体现打工人的意志、倒逼资本家的让步”。[12]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从业人员，ta 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白领，在学历和收入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并不意味着ta 们的工作权益能得到更好的保障，更多时候，问题是被光鲜的外表掩盖。上述的“公司作息表行动”在发起之初，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有的是想反映问题，有的可能只是做一个信息收集，而基于互联网的公开性，每一个参与信息填写的个人及其个人意志，都共同形塑了这个行动，并描绘出房间里的大象——受剥削的劳动权益。
四、行动的大学生
大学生一直以来都是积极参与社会行动、充满理想主义的群体。过去十年，中国大学一度出现过很多大学生行动者，ta 们在毕业后仍积极参加社会行动或成为职业活动家。不过，如今的大学已经进入“严防死守”的状态，学生的行为和言论都受到严密监管，甚至出现了学生举报老师言论——往往是偏自由派、反对民族主义的言论——的情形，大学反而变成“最不自由”的地方。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仍然有试图作出行动，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学生。
2021年9月，弦子诉朱军案一审第二次开庭。这起#MeToo 案件在前一年年底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从当日下午开始，法院外就聚集起上百名支持弦子的人，直到当晚近12点庭审结束，因此第二次开庭时法院外有大量便衣警察在搜查证据及阻止人们聚集。即便如此，第二次开庭现场仍有不少支持弦子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大学生，这些学生都是看到消息后到场支持的。据现场记录的消息，也有学生在现场被学校“召回”。[13]
2021年的区人大代表选举中，也有北大女生尝试成为独立候选人（非正式候选人），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防止性骚扰、开展性教育等，不过她的政策介绍和拉票文章在选举前便“自行删除”了。
2021年是高校性/别类社团被打击的一年。7月上旬，全国多所高校的性别社团的社交平台账户被封，它们的微信公众号变成了“未命名公众号”。在报道中可见，一些社团的主要成员早在封号前就被校方约谈过；而被封的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这些学生社团仍然在越来越严峻的校园环境中行动，包括做社群活动、发科普文章和视频等等。其中一所社团在后续的公告中写道：“我们希望以此事件为契机，能和大家一起重新出发，继续聚焦社会性别，拥抱勇气和爱。”[14]
这些行动中可见，校园环境和导向固然会影响一部分的学生，甚至会阻吓到一些学生参与到社会行动当中，但大学和社会环境并非全然割裂，大学生仍然有渴望和渠道去了解社会、去行动。
第二部分 青年劳工行动者
回顾2021年的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和行动者的处境，我们不得不投之以一个很消极的态度，情况相比往年更为糟糕。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中国经济经历大范围的产业停滞和失业潮，加剧了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压力。2021年，教培行业“双减”政策的推行令高途、好未来、猿辅导、新东方等原先作为毕业生蓄水池的教培机构纷纷遭受重创，受波及的劳动者遭遇突如其来的停工和裁员；互联网从业的白领劳动者以及平台经济下的蓝领工人共同声讨行业剥削现状，而国家始终无视这类群体的劳权保障；南京禄口机场的保洁工集体感染新冠肺炎一事，更是凸显疫情下对于底层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漠视和劳务派遣制度的嗜血本质；中国海外劳工、研究生以及职校生的血汗劳动状况也经媒体报道成为了今年公众讨论中的热点。[15]
持续收紧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使得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急剧缩小。后佳士时期残留的学生社团和社会活动正在持续遭受干扰；以传播、教育、批判为主体、以新媒体为媒介的工人议题传播实践也遭遇不同形式的封杀；近些年在白领群体中不断兴起的反抗文化，如躺平、摸鱼、#WorkerLivesMatter 等职场实践也遭遇国家级的狙击。此外，2021年持续有珠三角劳工NGO关闭，也对具有影响力的工人领袖和青年行动者进行了政治性抓捕。
本报告将尝试概述过去一年青年劳工行动者的处境，但因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诸多的行动已经转为地下实践，未必能够全面涵盖，但仍然期望可以协助厘清当下的行动挑战和困难，帮助未来探索劳工运动中可持续的社会介入方式以及行动者的维系和培养策略。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对于青年劳工行动者群体面貌的剖析，在往年的报告中已有详述，在此不再多加赘述。[16] 简而言之，关注劳工议题的青年行动者家庭背景本身极为多元，但多数为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因着对自身所在阶级群体处境的反思、或受到理论教育形成对资本主义下社会贫富差距的批评等而关注当下中国工人群体的命运与反抗。而南北方行动者的成长路径也颇有不同，南方行动者多为通过参与劳工NGO实践而建立自身对于工人境况、社会不平等和资本剥削的认知；北方行动者则成长于青年左翼团体或校园社团，通过读书会、观影会、工地外展或校内实践（如开设工人课堂、工人调研等）等社团活动开启自身的劳工启蒙。
上述行动者的成长范式仍然存在，但是这一两年劳工/左翼行动者的群体呈现两个新的趋势特征。其一，青年劳工行动者活跃度明显减低。在多年针对劳工NGO的打压之后，事实上现存的劳工NGO已经不多，行动者成长所依赖的公民社会土壤也逐渐消失，而民间打压带来的政治恐惧也进而令更少的年轻人愿意参与到劳工行动当中来，也难以在当下环境中得到很好的锻炼和培养。此外，在后佳士学生运动（2018年）的时代，大学校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对于左翼学生社团的骚扰和监控，令社团被取缔或者难以开展活动，也难以维持此前的学生对于工人处境的关注和介入实践。
其二，左翼思潮在更为多元的群体中浮现，包括在高中生社群和白领群体中。近年来，在互联网群组中活跃着大量具有明显左翼倾向的高中生群体，尤其是QQ群和微信群组，甚至有一些由高中生组织和撰写的左翼刊物在传播。同时，暨2019年以GitHub平台为基础的“996.icu”文化反抗后，2021年在白领群体中也开始涌现出了一个新的GitHub式的反抗——“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在互联网上收集各个公司的员工作息表，以数据共享的方式揭露和抵制 996的工作模式。左翼思潮和实践在上述群体中正在逐渐产生广泛认同。尽管现阶段难以全面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但它代表着近几年来社会上年轻学生、职场青年思想激进化的明显趋向——年轻人难以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看到理想的出路，逐渐觉察到自身处于剥削的市场结构，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充满兴趣，借助这些思想资源进行思考和探索社会改变的出路，有部分青年人亦自发地投入实践。
总而言之，这一年颇为消极的是，持续参与到劳工实践中的青年行动者在明显减少；但同样隐藏着希望的是，因着当下的社会危机而开始自我觉察和反省社会制度的年轻人开始涌现。只是在实际的工人运动或社会行动介入层面，年轻人仍缺乏认识和实践，难以直接催发社会改变。这可能是未来在左翼劳工社群中会长久存在的问题。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事实上，因为多年来遭遇来自政府不同形式的打压和监控，青年劳工行动者社群的行动实践呈溃散的趋势。虽然行动模式仍然呈现多元的面貌，且以自组织（自发）的形式为主，但在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力上皆大大受限，非常容易受当局干扰而中止；同时，行动动员和教育也难以触及到广泛的工人群体。
1、泛左翼青年团体的常态自组织/零散性组织
自2018年佳士事件后，大学里的左翼社团遭遇来自学校的大清洗，被改组架空、或取缔注销，仅剩极少数左翼青年团体坚持在学生社群中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开展自我学习和劳工实践。这类团体的行动实践偏向温和，并趋于减少对社会议题的直接参与，主要以理论学习为主，以读书会、观影会、讲座等为载体；部分会开展常规的校工服务，如工人联欢会等。但即便如此，在过去的一年仍然有北京等地部分高校的社团被强行注销，社团成员被广泛喝茶和调查，致使关于劳工议题的讨论和落地实践减少。
此外，网络上涌现出诸多具有左翼倾向的零散性自组织/个人，包括上述提到的高中生和白领群体，关注历史批判和社会发展，亦对社会事务和劳工议题颇感兴趣，但是该群体基本停留在网络群聊为主，或网络读书会、理论文章讨论和辩论等，极少参与到实际的工人组织工作；有部分行动者会动员左翼青年深入做工人调研并将访谈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同样值得提到的，线上线下亦有艺术工作者，以左翼的视角，用艺术介入的方式参与到底层议题的讨论中，如农村污染、流动人口议题等，亦有开展青年社群间的合作社等实践。
2、以新媒体为媒介的工人议题传播实践
因线下行动介入空间的缩窄，劳工团体和自发的青年行动者在互联网上尝试建立以工人议题为导向的新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抖音、播客、vlog视频等。这些新媒体平台主要聚焦于工人状况的调研和分享、劳动政策分析、与劳工相关的社会事件讨论以及权利科普等。其目的很多元，有的新媒体内容聚焦于面向工人进行权益的法律科普，有的则试图提高公众对劳工议题的关注度以及促进左翼思想的传播。当然，上述实践仍然难以与一线基层工人建立直接联结和合作。
此外，另一个值得提到的现象是，年轻的行业工人积极分子亦自发利用新媒体媒介为自身权益发声，包括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快递外卖工人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饿了么”外卖员陈国江所建立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新媒体平台，涵盖微信、抖音、快手和哔哩哔哩等，主要以短视频的方式为外卖骑手普法和发声维权；同时也借助平台建立外卖员的互助社群，比如在微信建立了超过16个微信群组，微信好友超过14000人，其中有99.99%是外卖骑手。“盟主”陈国江依靠新媒体媒介，不仅监督着外卖平台算法对骑手的非人性压榨，也间接推动了公众对于骑手处境的关注和政府制定骑手职业伤害制度保障的立法进程。这类行业工人自发的自媒体发声，可能是未来更有力量的工人实践。
3、以程序员为主体的互联网行动主义
发生于GitHub平台上声势浩大的2019年“996.icu”抗议，是觉察到资本剥削的互联网程序员们第一次开始用互联网技术的武器来反抗996这一常态化的加班制度。由“996.icu”项目开启，后续衍生了诸如“996.action”（行动组织）“955.WLB”（白名单）“996.LIST”（黑名单）“996.law ”（法律知识），甚至还有“Anti-996 License”（反996软件许可证）等社区项目。[17] “996.icu”的工作权益反抗实践也催发了2021年一个崭新的GitHub项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 又称 WorkingTime 公司作息表）。
#WorkerLivesMatter 项目最早由4名95后程序员于2021年10月12日发起。项目建立的共享文档“公司作息表”在上线短短几天内就得到广泛传播和填写，最多时收录了6649条各企业的劳动权益状况信息，累计百万浏览，覆盖行业超出互联网，也包括金融、房地产以及外企和部分事业单位。该项目的动机，正如发起人所言，以数据共享的方式揭露和抵制 996的工作模式，“全体劳动者的955才是我想要的光明未来”[18]。
#WorkerLivesMatter项目在发起之初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支持，可见白领劳动者对于自身职场剥削现状，在2019年的“反996运动”之后已经形成了很广泛的认知，而程序员劳动者也从中开始学会自发组织反抗。这一波以程序员为主体、针对劳权保障的互联网行动主义，为未来白领劳动者的劳权保障开拓了新的抗争场域。而以无法审查封禁的GitHub平台为基础行动范式，也为其他领域的民间行动提供了工具上的启发，很多的反审查传播项目都以此为模仿对象学习。
4、白领领域的文化反抗实践
“躺平、摸鱼、反职场性骚扰/侵害”，堪称今年白领职场文化反抗的三大关键词，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躺平”一词来源于一篇名为“躺平即正义”的帖子，作者“好心的旅行家”发帖讲述了自己两年多没工作的“躺平生活”，并且非常低欲望地生活着，“躺平理念”迅速引发了许多打工人的共鸣，“躺平”也一度被视为反“内卷”（2020年热词）的态度表达。有青年左翼行动者发布《躺平主义者宣言》提出，“躺平主义者要求获得对过去无底线透支的补偿一种激进的躺平主义，标志着对现行秩序的大拒绝。躺平的才是站立的，而站立的正是爬行的”。“躺平”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抵抗哲学，在职场白领中获得极大的共鸣。“摸鱼”作为一种职场常态，同样也被视为白领挑战职场过度加班的反抗实践，在2021年的互联网上得到热门讨论。前程无忧发布的职场人摸鱼调查显示，超7成受访职场人认为“摸鱼”属于在所难免的现象，仅有12.3%表示自己不“摸鱼”。无论是“躺平”、还是“摸鱼”，无不体现了白领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的文化实践的兴起，是过往对于“社畜”、“打工人”等文化反抗的延续和激进化。
反职场骚扰/侵害同样受到巨大的公众关注，源于8月份的“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一名阿里巴巴女职工被领导涉嫌性侵、投诉求援无果后，前往公司食堂发传单维权，随即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高度关注。而同期间，滴滴公司、贵州国台酒业亦爆发性骚扰/侵害丑闻，两公司均报复性解雇了女职工；随后多益网络也被曝出毫无理由地突然开除了公关部的所有女职员，对外说辞是“停职调查”，但实际上却强迫她们签署离职文件。上述性骚扰/侵害事件，女员工虽然被打击报复，但在主动发声后均引发了极大的网络愤慨和支持，唤起了公众对职场性骚扰的关注和讨论。职场反性骚扰得到的广泛响应，显然与近几年#MeToo运动的启蒙有关，而未来这类的自发反抗对重塑职场中的权力和性别文化至关重要。
5、参与劳工NGO实践
加入劳工NGO仍然是多数愿意长期从事工人工作的青年行动者的选择。但遗憾的是，自2015年以来政府针对劳工NGO团体的持续性政治打压，已令NGO的生存空间急剧减少，也间接减少了青年行动者参与劳工NGO的机会，进而限缩了行动者在劳工议题的持续介入。但即便如此，在过去一年仍然观察到，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加入到支援边缘社群的社区工作当中，即便并非直接与工人运动或工人维权相关，但仍然是很多青年劳工行动者实践理想主义的重要路径。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针对劳工行动主义的政治管控和压制，在过去一年仍然在不断地加码，未见有任何形式的放缓。这样不断收紧的政治氛围，无形当中也加剧了青年行动者社群中的恐惧感，很多人不得不中止行动甚至转行。不得不说，当下的青年劳工行动者基本没有安全的空间进行组织实践，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遇政治骚扰或打压。
1、后佳士时代对左翼社群的常态压制
2018 年佳士事件是针对中国左翼青年的一次历史性的打压，也是对青年行动网络的重大破坏。过去几年高校和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对大学中的左翼社团进行了一轮清洗，对社团采取解散注销、成员喝茶的策略。这一趋势在2021年同样存在。据悉，清华大学校方连续强行注销了两个关注工人议题的学生社团，其既往的社团活动情况遭到频繁的约谈了解，活动也不再被允许开展。近一两年出现的诸多具左翼倾向的高中生群体，多活跃在学校里组织左翼社团或杂志书写，但是也频繁传出被国保或学校请去喝茶的消息[19]，部分社团也很快被迫停止运作。也有一些行动者试图在网上发起与基层工人境况相关的调研活动，但也时常被地方国保叫停和警告。有左翼毛派团体也因设立社交媒体账号宣传政治理念，而遭控“寻衅滋事罪”被判刑。[20] 针对可能的左翼社群联结，政治上的管控策略主要是采取紧密监控的方式，令相关社群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实践。
2、对劳工议题的网络行动主义的持续打压
2021年，以传播、教育及批判为目的、以新媒体为媒介的工人议题传播实践持续遭遇不同形式的封杀。其中长期做基层工人维权资讯报道的微信公众号“工号51”系列账号、着眼于左翼时政分析和工人权益讨论的“多数派”“多数事务社”以及“马各庄青年”等微信公众号均在今年被彻底删号注销，而个别公号的主理人也遭遇警方的谈话和调查。另外，关注打工群体境况的一些视频博主和播客平台，也在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中止。
引发热潮的GitHub项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从发起的那一天开始就遭遇不同网络平台的阻挠，其共享表格、项目官网以及GitHub 地址先后遭到QQ、百度、夸克、UC、微信的屏蔽。10月28日，该项目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被永久封禁。11月1日20时18分，该项目删除了几乎所有的信息，并将项目标记为已终止。11月8日，该项目在github上的最后地址也消失，相信是迫于政府压力而删除。与两年前的996.icu项目相比，本次项目存续时间更加短暂，也更直接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围剿。同样，“躺平、摸鱼”等针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文化反抗实践，也遭遇国家级的反击——官媒随后多次对躺平思潮开炮抨击，百度躺平吧以及相关豆瓣小组亦被关停。“反职场性骚扰”的发声和讨论也遭遇来自资方的强力打压和政府密集的言论审查。
3、针对劳工 NGO 的持续控制
2020年的报告总结了政府对于劳工 NGO，采取政治上的监控/打压和经济上的对筹款制约的双重管控策略，这一策略仍然在今年得到延续。政治上，位于深圳的女工草根媒体NGO“尖椒部落”（2021.8.9公告关闭）[21]和东莞的工伤组织“友维工友公益服务中心”（2021.8.28公告关闭）[22]，在2021年被迫关闭。而其他仅存的与流动人口议题相关的团体，在财务上的情况亦不容乐观——政府持续限制本土基金会资助劳工机构，而机构本身在公众筹款影响力上亦极其有限。
4、对工人领袖和青年行动者的政治抓捕
号称“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的外卖骑手陈国江因持续在网上曝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剥削，于2021年2月25日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并于4月2日被警方正式逮捕，直到2022年1月3日才首次在一段微信视频中露面报平安。[23] 陈国江呼吁骑手建立自组织协会，与拥有算法霸权的平台抗衡、争取权益保障。对于工人自组织的担忧，令政府直接采取行动进行打压。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卡车司机金德强自杀”事件上，官方亦对该事件引发的舆论危机进行了严密的言论审查。
此外，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内地博士生、劳工问题研究者方然，2021年8月26日被广西国保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关押，被捕缘由或因其常年关注、支援和研究工人维权。另外，广州警方于2021年9月19日抓捕了职业病劳工权益倡导者王建兵和#MeToo 独立记者黄雪琴，并对两人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关押至今；两人对于工人权益和性别平等的关注，以及在公民社会的行动参与，招致了来自政府的强力打压。[24] 这一系列对于工人领袖和民间行动者的政治打压，无不表明政府持续视工人议题为极度敏感的政治议题、以及杜绝任何涉及工人权益的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网络。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结合上述分析，对于青年劳工行动者而言，当下的政治困境是非常严峻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一套更为完善的、全景式的监控体系，从网络言论管控、线上串联/自组织，到线下的工人组织实践，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和管制，直接限制了行动者进行社会介入的所有可能的空间。其次，青年行动者和工人领袖面临更为严厉的政治控罪，从以往常规的“寻衅滋事”演变为今日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系列的政治检控令行动者产生更大的恐惧。红线的逼近和严重化，令青年行动者怯步。其三，工人议题类民间团体的锐减，加剧民间行动土壤的流失，令劳工行动者难以有足够的社会支撑体系。
2020年的报告中曾提出两个劳工青年行动者未来值得尝试和探索的两个关键方向——建立对工人群体的直接实践性认知与探索赋权性的行业性工人日常组织实践，这仍然需要重视。但随着愈加逼仄的政治环境，行动者除了强化现有的网络自组织、文化反抗实践以及支持工人的自主发声，未来或需要额外着重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行动者的政治危机应对能力。恐惧必然是如影随行的，唯有挑战来自精神上的恐惧心理和实现技术上的危机管理，行动者才有可能开拓出更多的政治空间进行工人组织，这将是重要的工作方向。
（2）从网络走到线下，从理论走向实践，深入认识工人。沉迷于网络空间的理论争辩但罕有脚踏实地的工人工作探索，似乎是左翼社群的普遍问题，也造成了左翼青年对现实政治和对工人实践的理解落差。
（3）培养新的青年行动者。在疲乏的疫情经济和以资方利益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下，劳资矛盾正进一步加剧，工人境况也在恶化，亟需有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到服务工人的队伍中。培养新的劳工行动者，对于未来工人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部分 青年女权行动者
在近年中国政治环境紧缩、政府加强社会文化管控、公共表达受到严格限制的背景下，#MeToo 运动的兴起及女权主义话语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撑起了愈渐萎缩的社会运动与公共表达的空间。其中青年女权行动者是维系并推动这一运动的重要力量。本报告将首先考察这个群体组成人群的基本面貌、探索她们加入并持续参与女权运动的动因，接着呈现她们在2021年主要的行动组织，随后讨论这一年官方新的管控策略是如何对行动者的组织工作以及社群动员设置障碍，最后总结这群行动者如今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她们如何把握现存的机会及探索新的出路。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2018年#MeToo 运动开始兴起，随之自发涌现出大量女权运动的关注者和参与者，其后是政府对有影响力的女权媒体及民间女权行动力量强化打压。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在传播层面，目前的女权运动呈现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的趋势；而在组织层面，青年女权行动者从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到外围的个人行动者或自组织参与者，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面貌[25]。
女权运动的核心群体，是一群年龄在26-35岁之间，长期承担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的女权活动家。她们对女权运动的接触往往开始于大学期间的性别社团或公共参与，此后秉持行动导向和激进主义的理念，以全职NGO工作者、自由或半自由职业者等身份长期致力于对反家暴教育、职场性别平权倡导、反性暴力等议题的推动，在推动性别话题进入主流议程及公众视野、培养广泛的女权社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群体同时也长期受到政府管控的影响，在资源和社会地位上处于较为脆弱和边缘的状态。2021年3月起，部分女权活动家在网络上遭受公开的仇恨攻击和举报，使得针对她们的政治打压加剧，导致她们越发难以开展公开活动，且人身安全受到一定威胁。目前这一群体面临的挑战是在被迫分散的状态和寻求新的个人发展的同时，如何维持对运动的关注、参与和承担。
2021年，核心女权行动者群体和往年一样经历了成员的流失和补充。最新成长起来的行动者年龄在23-30岁之间，她们大多出生于二三线城市或小城镇，成年后在一二线城市接受教育和工作，在就读高中或大学期间形成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认同。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成长路径往往受到上述更有经验的青年女权活动家的启发，如参与过后者组织的行动者培训或集体倡议行动。较年轻的行动者亦有提及曾受到有影响力的泛女权网络账号的启蒙，之后即开始寻求进一步自我成长，对社会问题产生更深入的思考，进而希望以行动推进社会变革。
在成为对运动有所承诺的组织者和行动者之前，她们大部分已具备一定的开展活动、创建小组或服务个案的经验，或曾在#MeToo 浪潮中作为抗争者进行公开行动和表达。目前她们大部分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阶段——如刚刚大学毕业，希望选择有助于其女权主义理想的职业或升学的专业；或是从主流的工作转向从事全职或兼职的女权公益工作，或投入时间在无偿的助人工作上。同时，她们需要学习应对来自警察和政府的管控，适应在运动中新的组织者身份，并对其他社群伙伴提供支持。
其他活跃的行动者，包括高中和高校性別社团、在线传播小组、针对就业歧视或性别暴力等领域做长期监测的志愿者团队等团体成员，也有主要活跃于网络、长期就某些议题发出倡议、实施监测和举报、传递行动经验的个人行动者。在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性别暴力公共事件中，也存在不具名的个人自发实施线下的抗议行动，在网络上获得关注和传播。
这些行动者分布广泛、构成复杂，活跃程度和对运动的关注程度各有不同，且具有不同的女权观点和政治取向，如一些人可能在具备女权主义认同的同时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认为女权主义应该关注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倡导，动员女性个体“觉醒”而非聚焦于结构性问题。尽管这些行动者未必都对运动抱有长期的参与和承诺，且彼此之间可能爆发观点和立场的冲突，但她们往往在特定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凝聚力和行动力，是性别运动的新生力量。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受新冠疫情和政府管控的影响，2021年青年女权行动者的行动以线上为主、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根据组织模式可分为公共传播、组织动员、社群教育和服务三种类型。
公共传播层面的行动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在2021年，微博等社交媒体针对女权主义者展开了空前严厉的审查，使一些原本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失去在网络上的可见度，同时也让行动者在账号被封杀后再难建立能够迅速累积关注者的女权平台。应对这一现状，行动者采取的策略是打破原本较统一的传播组织形式，依据不同议题建立更加细分和垂直的账号，并通过不同的社交平台进行分散的、个人化的传播。这种形式依托密集、深度的内容生产及针对具体社会事件的反应，而非平台本身的用户粘性，因此更为灵活，即使遭遇封杀也可较迅速地重建。
在具体议题上，行动者们通过讲座、行为艺术、调查报告、报道和评论等形式，在保持长期的价值观输出的同时，针对引发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迅速做出行动导向的女权主义回应。如在“西安地铁暴力拖拽女乘客致身体裸露”事件[26]中，通过组织西安当地的志愿者团队进行街头采访和拍摄，使讨论不局限于网络上的观点交锋，而是聚焦于事件带来的实际影响及其指向的制度性问题；又如针对“娱乐明星吴亦凡涉嫌强奸案”[27]，通过在线讲座等形式，将其置入女权运动和#MeToo 运动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思考和反思，促进公众及广泛的女权、泛女权群体对事件的深入理解，并探索在其中行动的可能。
组织动员层面，既有在政策监督等方面的长期动员，如鼓励公众针对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反家暴法等制度执行层面的问题进行监督和举报，也有基于随时爆发的性别暴力公共事件所进行的即时动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针对#MeToo 案件的动员。
在著名的“弦子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28]中，由于司法部门的不作为及官方屏蔽信息的态度，使得这一案件聚焦了关注反性骚扰议题的公众目光，无论是线上的传播还是线下的开庭，都聚集了大量自发的关注者和支持者。而在突破网络封锁传递信息、提供易参与的行动路径、将关注者转化为运动的长期支持者等方面，青年女权行动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21年11月，网球名将彭帅发布公开自述，指认退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曾强迫她与其发生性关系。此事将中国的#MeToo 浪潮推至全新高度，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信息封锁，24小时内，中国网络上“彭帅”的相关信息几乎被删除一空。但仍有女权主义者对此事保持低调的关注和传播。在这一事件中，海外的中国女权行动者通过举办在线讨论活动、动员关注者通过文字书写和艺术创作支持彭帅、发起海外抗议等形式，支撑起中文语境里的讨论空间，并尝试推动彭帅本人处境的改善和官方对事件的回应。
社群教育和服务层面，行动者探索出了更为丰富和灵活的形式，采用文章、电台/播客、视频等多媒体途径，以分享个人经验和知识、鼓励交流参与的活动为载体，促进参与者的思辨能力，传递行动主义的经验。线下活动则以文化活动和能力建设培训为主，将其与女权主义和公共意识相结合，将行动意识融入其中。
总体而言，2021年青年女权行动者的行动方式基于政治形势变化而不断灵活调整，注重低调和去敏感化，但仍坚持对运动的在场，并注重搭建各种非正式的行动网络及拓展行动空间。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2020年至2021年期间，政府对参与社会运动的组织及个人的打压明显加强。这具体表现为对行动者更为密集的监视、骚扰、传唤，而行动者被限制出行甚至从居住地迫迁的情况更为普遍。在此背景下，针对女权行动者的管控同样有所升级。
首先，在舆论审查方面，中国官方正在强化对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言论监管，以及社交媒体对应产生的自我审查，这一系列效应使禁言、删帖、限流、删号等审查行为常态化。有明显行动导向，以问责权力部门为主，和获得较大关注的舆情事件资讯一如既往遭遇信息封锁。此外，2021年初开始在网络上泛滥的针对女权主义者的公开举报与政治恐吓[29]，受到官方的默许甚至鼓励，使得部分有影响力的女权活动家和#MeToo当事人完全失去网络平台的传播渠道。普通的女权主义者个人账号和泛女权相关账号也遭大规模封禁。部分平台甚至明令限制账号“转世”，使行动者在失去已有的发声方式后，想建立新的传播渠道也愈加困难。
其次，针对活动和组织的管控包括：活动开始前叫停、活动中监视和阻挠、活动后针对组织者和参与者予以警告。线下活动方面，行动者经常被迫以半地下化的方式开展组织工作，部分城市即使十余人的小范围文化活动也难以公开进行；线上活动相对拥有更多的空间，但也难以摆脱风险，部分行动者反映活动中可能存在“线人”导致信息泄露，或存在活动结束后参与者遭受骚扰、平台受到背景调查的情况。反女权群体针对女权活动的攻击行为，如集中举报，或伪装成活动参与者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等，加大了女权主义者的行动风险。
在过去2-3年间政府对女权机构的针对性打压之下，大部分运动核心的青年女权行动者目前处于分散和被迫隔绝的状态，更多以个人或临时小组而非团体为单位开展工作。但行动者个人依旧面临严苛的管控。一些行动者被告知房东不再被允许为她们提供居所，或长期受到派出所和社区、物业监视，家门前被安装摄像头，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因而被迫迁至其他城市或前往海外。其余管控手段还包括骚扰亲属、阻挠购置房产和迁户等，通过对行动者的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施加全方位的影响，而将行动者置于孤立和边缘的境地。
具体到特定事件，官方对于女权行动者及女权活动的打压涵盖了针对线上传播的舆论控制与线下动员的暴力维稳。如2021年9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开庭时，警察对法庭外的支持者实行严密监控和盘查，安插“群众”阻挠媒体采访，并屏蔽现场信号，阻止支持者向外界传递信息；同时线上平台迅速对相关信息作删帖封号处理。女权行动者如今面临的个人遭遇和行动困境同样是多种管控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青年女权行动者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首先是直接的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贫困的脆弱处境。一位大学毕业不久、利用业余时间做女权志愿工作的行动者表示，曾因每天看到朋友的账号被封，自己又遭遇网暴，崩溃到无法入睡，后听到警察说“现在女权不都是搞反动的吗”，对她又造成新的打击。亦有全职或兼职的运动参与者讲述，国家在民族主义上的意识引导和动员让许多人对女权存有偏见和污名，她们的工作亦不被主流社会认可，且因工作和过去的社会关系有所脱离，导致她们的社会身份更加边缘。
运动的贫困则体现在钱、场地、人力等活动资源的缺乏。经济上，民间NGO能支持的专职行动者及为行动者提供的资金支持都很有限，部分高校性别社团和志愿者小组则需要由成员自费维持，大量传播、组织和社群建设工作则依靠女性行动者的低薪或无酬劳动。
其次是行动和组织的困难。政治高压之下，多数资深的女权活动家（此处指全职参与女权运动，且自身具备一定影响力，在运动中处于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的女权行动者）被剥夺社会影响力，必须使用全新的身份活动以寻求空间；行动者被迫分散并以非组织/机构化的方式工作，容易面临心理压力以及资源的匮乏；线下活动难以公开宣传，且不具延续性；行动者作为运动组织者的身份失去正当性，运动呈去中心化发展，难以就社会热点事件产生统一的运动目标；舆论环境的恶化导致女权社群内的讨论氛围日趋保守，容易陷入极端化、情绪化的争论。
运动形势不容乐观，但行动者们仍然积极应对。她们正在调整策略，在有限的条件下维持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断培养新的行动者加入。从当下开展的活动也能看到过往行动者经验和影响力的延续，如将过往的倡议行动、培训活动包装成新的形式，以适应当下环境，或运用过往行动中总结出的女权话语对当下发生的事件做出论述和回应。面对信息封锁，这些行动者们能够迅速转移传播阵地，开发尚未经审查的网络平台，展现出极强的抗逆力和信息应变能力。
大部分青年女权行动者表示，尽管自觉选择了“脱离常规的社会评价体系的道路”，但同时她们也从中找到自我价值感，并在行动中快速成长。如其中一位行动者所言：“越感到恐怖，就越要建立跟别人的联系。”女权主义所强调的行动主义精神、对当下现实及女性个体命运的关注，是她们投身运动的原因，也是坚持下来的动力。除去行动者自身的内在动力，运动的持续发展也需要行动者对外部环境做出即时的分析、判断，从中发现并创造新的机遇。
公共传播方面，网络反女权声浪的扩大和性别矛盾的激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女权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面对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女权社群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打击，但也因危机感而产生新的凝聚力。而在运动组织层面，运动的去中心化固然是受政治打压的结果，却也因此使运动的力量更分散，社群集结于性别相关的社会事件或维权事件，而非意见领袖，每个女权主义者个体都可以以自己为中心进行传播和动员，使政府难以通过打击特定的“领导者”来抹消民间的行动力量。如何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升社群的意识，促使其中的参与者将关注点从浅显的性别矛盾转移至现存的制度和社会文化问题，并激发参与者的行动力，则考验女权行动者的策略。
虽然困难重重，但女权议题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依然存在着推进的空间，广泛的女权社群也仍然维持着活力。当前形势不再允许行动者追忆过去的影响力及简单地重复过往经验。行动者们需直面挑战，保持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回应，同时对各种性别话题作深入挖掘，传递强有力的声音，重新建立和社群的联系；基于人员分散的现状开展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尝试。如支持行动者加强个人能力建设，进入媒体、法律、心理咨询等各个领域，为运动积累专家资源；加强与LGBT、环保、残障等领域的合作，开展不同形式和主题的活动；加强海内外女权主义者基于行动的联合等；不断扩大网络，并寻找可能的同盟。
第四部分 青年性少数行动者
与以往年份相比较，2021年无疑是性少数（LGBT）[30]社群遭受到最大打击、最艰难的一年。由于政府管控的加强，大量组织和活动被关停或受限。很多组织和青年行动者不得不转向地下，低调活动。与政府或司法相关联系较深的组织和活动，比如法律倡导和法律科普，受到了政府非常严格的限制。在相对私密、非公共化的、不具政治敏感性的组织方式上，如心理、艺术和行动研究，在2021年尚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因此，2021年的青年性少数行动者的行动路径和影响力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干扰，官方控制严格的领域的行动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官方控制宽松的领域则尚有较大的喘息空间。同时，同志运动中呈现出来的资金依赖、去中心化、话语权分配不平衡以及精英化等问题，同样需要在未来运动中受到重视和调整。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目前主要活跃在性少数社群的青年行动者，多为大学生或者是大学刚刚毕业、20岁出头的年轻人；高中生也有参与，但在人数占比上仍是少数。这些青年行动者多出身于中产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生活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有留学的经历。除此之外，青年行动者平时也有多种途径可以获取到国外的资讯、观点和教育资源。与北方的青年行动者相比，南方的青年行动者普遍上更加活跃，发声机会、参与度和可见度都要比北方高。在南方有以上海、成都、武汉、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为中心的社群组织和活动；而北方只有北京一所城市的社群活动较为活跃；在东北等地区，无论是在高校或者是社会上，青年行动者几乎没有可发声的平台和组织。在性别上，LGBT青年行动者虽然较其他议题的行动者相比，性别比例较为平衡，但是仍存在男同性恋的话语权高于女同性恋，顺性别群体可见度远远大于跨性别群体的现象。
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寻找性别上的自我认同是永恒的话题。从小处于异性恋、父权制的社会和规训下，打破这些规则、开始踏上找寻自我的性别认同的道路是LGBT群体所迈出的第一步。由于目前中国的性教育尚不普及和完善，LGBT群体多从网络上获取有关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知识，比如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组、豆瓣小组、美剧、国外的社交媒体和新闻等。在思想的不断解放中，很多LGBT青年在其中完成了自我教育和自我赋权的过程，意识到了LGBT群体在社会中面临的结构性、系统性的不平等和歧视，所以ta 们选择站出来，行动起来，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权利，积极地投身到同志运动中来。
青年行动者大多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参与行动。科技的进步给青年行动者们，尤其是那些由于地理环境和疫情控制的原因，很难接触线下社群的行动者们，提供了大量线上参与机会。一部分青年行动者选择以志愿者、或是以兼职、全职的方式加入现有较为成型的NGO，另一部分青年则针对具体议题、领域或者地域选择成立自己的团队。与此同时，自从疫情之后，线上的讲座、培训和讨论组不断涌现，这也给LGBT青年行动者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在完成性别自我认同的初步觉醒之后，青年行动者通过书籍和线上活动，开始逐步地深入思考性别平等和酷儿理论等话题。
深受酷儿理论影响的青年行动者，会将自己在性别和身份上的探索和自我认同视为终身研究的课题。Ta们行动者认为性别身份和性倾向是不能被僵化地被标签和定义的，是流动的，因而Ta们身上可能具有一些独特的特质，比如思想更加包容开放，对于既定标签有更多解构和批判，更加追求平等和自由。随着运动参与不断深入，青年行动者也在实践中完成了自我再教育和赋权的过程，并从LGBT议题出发，开始关心更多的议题，比如女权、劳工、人权、公民社会等等。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2021年，青年行动者们针对以下领域开展了活动。
1、法律工作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内容包括为进行影响力诉讼的当事人提供帮助和支持，为公众介绍国际LGBT新闻，为同志社群提供法律咨询和普法服务，以及为律师和法律从业者提供LGBT法律服务培训、多元性别友好培训等。主要关心的议题包括同性伴侣生育及亲权[31]、以恐同教材案为主的性别平等教育、同性恋学生在校受到的歧视和校园霸凌等等。
2、校园性别教育方面。2021年值得注意的是性教育正式被纳入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32]，性别平等、社会性别等内容得到了较多重视和关注，多元性倾向、性别认同等性别观念也逐渐被大众所熟知。有青年行动者对学生开展了反欺凌和性别友善课堂，对老师进行了性别友善及欺凌预防培训。
3、心理支持方面。由于社会、学校、职场和家庭的多重压力和歧视，LGBT群体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重担，急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2021年，关注LGBT心理支持的活动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比如针对个案受害人进行心理救助和帮扶。这些青年行动者普遍受到良好的培训，且拥有大量的个案救助经验，对求助者具有较高共情力，能有效地帮助求助者摆脱困境。
4、社群服务方面。2021年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稳定控制后，线下活动逐渐恢复。青年行动者们通过线上和线下开展了很多社群活动，例如交友联谊、亲密关系工作坊、电影放映会、HIV科普防治和检测服务、社群志愿者培训等等。
5、行动研究报告方面。2021年是LGBT行动研究报告方兴未艾的一年，大量调研报告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全国企业性/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33]、《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报告》[34]、《性/别少数者在受教育权实现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35]、《中国首个女性性少数生育权状况调查报告》[36]、《同性伴侣调研报告》[37]。报告发布的数量、覆盖的领域和人群都是空前的。
6、艺术倡导方面。青年行动者在艺术方面也进行了很多LGBT权利的倡导，比如有独立青年摄像师通过开展拍摄性少数群体的“Better Together”项目来增加性少数群体的可见度[38]，也有青年行动者将性别意识、酷儿理念与社会议题结合，以音乐的形式向公众传递这一群体的心声。艺术逐渐成为青年行动者社会倡导的重要途径。
青年行动者的传播方式多借用互联网。ta 们以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为重要基地，同时大力开发短视频领域的传播，比如以抖音、微信短视频为载体进行传播，除此之外也会采用微信群组和豆瓣小组等方式向已有的社群群组进行传播。但由于2021年政府对于舆论的严格把控，之前对LGBT议题进行报道的大型媒体也纷纷消声，加上自媒体也频频面临被封号、禁言、删帖的限制，2021年的LGBT传播受到了重创，很多议题无法“出圈”，更难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与政府或司法相关联系较深的组织和活动，比如法律倡导和科普，受到了政府非常严格的限制；在相对私密、非公共化的、不具政治敏感性的行动方式上，如心理和艺术，则在2021年尚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很多组织为继续生存也逐渐转型，开始专注于心理和艺术方面的活动。较为温和的行动研究，因为官方管控较松，在2021年也得以暂时获得发展。
青年行动者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行动力，敢于发声、敢于革新，所以往往是一帮志同道合的青年伙伴，针对具体议题和领域，相聚起来一起共创和行动。初创团队的青年行动者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吸引更多社群伙伴或者性别友好人士加入行动。Ta们的组织架构较为自由和平等，不太讲求职位和等级。但从整体上看，由于青年行动的组织大多是去中心化的，没有统一的核心领导，所以相当一部分行动组织或行动者，对社群未来没有清晰的规划。另外，越来越多的性少数青年行动者不仅关心LGBT领域的议题，同时还会与女权、劳工、残障、环境保护、社会创新等领域的伙伴一起交叉合作，实现共创。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2021年官方对于性少数社群的管控是近几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新的管控手段是全方面的、多维度的、深层次的，目前已致使很多LGBT组织处于瘫痪的状态。
对于高校的青年行动者来说，2021的管控无异于灭顶之灾。2021年7月6日，大量活跃在高校的LGBT社群的微信公众号，被有组织、有目的、集中地封禁，其中包括清华大学的“purple”社团，北京大学的“ColorWorld”社团，复旦大学的“知和社”社团等，都在此次“大清扫”中被炸号。在高校中活跃的青年行动者不仅面临自媒体被禁言的情况，也同时遭遇了来自校方的约谈，甚至也面临一些政治风险，比如江苏省曾一度传出教育部下发红头文件来处理高校LGBT社团的消息[39]。LGBT高校社团的公众号一夜之间变成了“未命名公众号”，官方却从未对此予以回应，故此次大规模封禁的具体原因也不得而知。据社群猜测，此次集中大清剿或与防范外国势力渗透高校有关。
遭遇“灭顶之灾”的不仅仅局限在高校的青年行动者中，大量活跃于社会NGO的青年行动者的处境也是如履薄冰。首先，自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以来，LGBT组织一直面临注册困难、无法以法人资格进行活动的尴尬情形。2021年，民政部等22个部门发布了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40]，使得原本已处于逼仄缝隙中的青年行动者们腹背受敌，困境雪上加霜。“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因为名字涉及“权益”的敏感字眼，被迫更名为“同促在线”，然而这样的妥协仍然无法逃脱被永久关停的命运，最终“权促会”于2021年11月宣布无限期停止运作。[41]
其次，青年行动者的资金大为受限。2018年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加大了对于资金来源的审查，严格限制LGBT组织接受境外资金捐助。2021年面临了更为严重的情形，政府直接禁止向公众募款的公益项目中包含任何带有“LGBT”、“性/别”、“多元”、“性倾向”等字眼和内容。为避免遭遇审查和处罚，很多LGBT组织筹款时绞尽脑汁，但即使侥幸通过审查在平台上成功上线募款项目，最终也因政府压力而无法从基金会那里提取相应的公众捐款。由于资金被冻结或募集不足，LGBT青年行动者在2021年的行动大受影响。
另外，LGBT青年行动者面临巨大的人身和政治风险。2021年，社群中大量性少数行动者被公安局或者国安部门询问或是约谈，情形严重时还会被正式传唤做笔录。参与LGBT权益相关案件的青年律师也纷纷被司法局约谈和警告。由于较大的政治风险和未来随时可能发生的人身风险，很多LGBT青年行动者在2021后半年选择沉寂或者暂缓活动。
除此之外，LGBT青年行动者在网路上遭遇更为频繁的噤声和舆论霸凌。由于政府管控，微信平台频频出现炸号、禁言等情况，微博也常常出现降热搜、删话题、删帖子等情况。LGBT青年行动者仅剩下的发声途径——自媒体阵地在2021年也遭遇重挫。政府近几年一直鼓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导致很多微博大号为煽动民众情绪常常狙击LGBT青年行动者，将之扣上颠覆国家政权、与境外势力勾结等莫须有的大帽子。青年行动者在网络上也因此面临着个人隐私被泄露、遭遇网络暴力和欺凌的风险。
由于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建党一百周年特殊时期的维稳需求，2021年是LGBT群体遭受最大打击的一年。但凛冬已至，这样的高压和打击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预计未来的几年里，LGBT青年行动者们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势。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性少数青年行动者当下主要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共同困境。在外部环境上，行动者面临巨大的官方管控压力，无论在组织运行、接收资金、权利倡导、活动开展上都有非常大的政治阻力和风险。目前大部分LGBT组织处于瘫痪停滞或者是寻求转型的阶段。这一外部的困境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与当下的政治环境变化紧密相关。
在组织运作和内部结构上，仍具有很多困难和值得批判的地方。第一，筹款阻力大，可持续性无法保障。LGBT青年行动者大多数以志愿身份加入，并没有长久的、稳定的薪资收入。青年行动者在学业上或工作上压力也颇大，行动者们往往因为志愿活动没有薪资，仅凭一腔热血很难长久坚持，最后迫不得已选择放弃或者暂停工作。
第二，LGBT大多项目是以资金导向型为主。资金对于行动者而言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大部分的同志机构基本无法自己“造血”，所以大部分依赖外部捐赠，因而其关注的议题倾向也会受到资金的影响。近年跨性别和艾滋病的议题之所以大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资金捐赠者意愿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值得关注、但却处于边缘的群体无法得到充分支持。
第三，LGBT中的女性和跨性别的可见度和话语权仍然较低。LGBT群体即使是更为开放的社群，但是仍受主流社会父权制的影响，女同性恋和跨性别的话语声量仍然小于男同性恋，同志社群的话语权仍大部分由男同性恋主导。在近几年里，LGBT中的女性推进了很多关于拉拉伴侣的权利保障、单身婚育等议题的倡导，也相继成立了专注这些议题的组织，以女同性恋、跨性别群体为主体的社群倡导组织也在全国多点开花，但因性别不同而导致的社群割裂仍然时有发生，女性、跨性别与男性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并不十分紧密。
第四，青年行动组织的去中心化。由于受到官方管控以及科技发展在扩展网络上的影响，LGBT青年行动愈来愈趋于去中心化，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特定感兴趣的话题相聚共创。去中心化呈现多元态势固然是好的，但是在面临外部政治环境陡然恶劣的情形下，社群内部缺乏统一明确的核心领导和理论指导，会使得社群行动更为脆弱，致使行动者陷入迷茫和无措之中，不知道未来该如何走，以什么方式和途径继续抗争下去。
最后，青年行动趋向精英化。大部分选择行动的性少数青年大多出身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由于这些行动者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ta 们倡导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精英化的、不接地气的。而相较之下经济条件不好、生活在贫困地区且无法获得良好教育的性少数群体，则无法有充分的发声渠道和可见度，甚至一生始终深陷性别自我认同的泥潭。这些处于边缘的、或者处于劣势的性少数群体很难在精英化的LGBT行动中得到关注和重视，而主流的LGBT组织工作中也极少有针对ta 们的赋权服务，ta 们的权利因而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针对上述提到的若干问题，本报告试图提出一些未来青年性少数行动者可能的组织调整和行动方向。第一，寻求筹款多元化、组织形式多元化。行动者需要探索更多渠道去获取资金，可以尝试调整组织形式，在社会企业和营利组织上进行更多探索，将商业与权益倡导相结合，实现LGBT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自给自足。其二，关注领域多元化、增加议题交叉性。行动者需要看到LGBT中的边缘群体，比如跨性别、残障、经济贫困的LGBT群体，努力开发多元的议题领域，比如非婚生育、多元成家等。LGBT群体所面临的歧视和困境是具有交叉性的，所以青年行动者可以尝试拓展视角，与其他领域的行动者相协作。第三，完善理论知识。对于行动者自身来说，行动者仍需要不断学习理论知识，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出未来行动的路径和方向，为未来行动提供理论指导。对社群，行动者也要加大知识和法律普及，避免因性别意识和法律知识不足造成悲剧。
综合上述分析，政府对LGBT社群的严格管控已然开始，青年行动者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要正视风险，做好充足准备和预案，不要心存侥幸，好好保存实力。在低谷中，我们可以静下来自我反思、充实自己、疗愈自己和身边人，了解和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积蓄力量。黑暗中的蛰伏是为了有朝一日，更有力量地去对抗黑暗、迎接光明。在这样的境地之下，我们尚有很多领域可待开发和探索，其中艺术、心理和学术/行动研究领域是我们仍有的可能空间，行动者们或可利用这些机会继续LGBT权利倡导。
[1] 由于人力和资源有限，本报告暂时无法涉及所有领域的青年行动者。对于这一局限性，未来的年度报告将争取予以补充，也希望读者可以反馈提供批判。联络邮箱：Thanksforyourfeedback2021@protonmail.com
[2] “996” 是互联网公司流行的工作制度，即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这一模式已违反法律规定。
[3] 端传媒，成都49中门口，那些手举菊花、高喊“真相”的人们，2021-05-12，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512-mainland-chengdu-no-49-middle-school/；新京报，林某某坠亡事件排除刑案 成都49中门外有群众献花，2021-05-12，https://kan.china.com/article/1140831.html
[4] 财新，14人遇难郑州地铁5号线外市民自发献花祭奠，2021-07-27，https://photos.caixin.com/2021-07-27/101746245.html
[5] 北青网，“人脸识别第一案”终审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1038元，2021-04-10，https://t.ynet.cn/baijia/30631298.html
[6] 全现在，为了拒绝小区门口的人脸识别，我给12345打了17次电话，2020-09-23，https://news.ifeng.com/c/8001eXvv5SV
[7] 澎湃新闻，与“人脸识别”较劲的教授：谁是最大受益者，谁就对风险负责，2021-02-23，http://m.thepaper.cn/renmin_prom.jsp?contid=11416767
[8] 最高法，最高法发布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2021-07-28，http://wcqfy.hbfy.gov.cn/DocManage/ViewDoc?docId=bdc218aa-cb66-4107-a4e5-b92a562e423b
[9] “996.icu"项目网站 https://996.icu/#/zh_CN
[10] anti715，996icu运动仍在继续。我们仍然在努力。请大家坚持下去，2020-09-20，https://github.com/996icu/996.ICU/pull/25994
[11] 表格现已停止访问。BBC，反抗“996” ：“公司作息表”走红网络，中国劳工维权新模式？，2021-10-25，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8992425
[12] 联合报，「996」工作模式 打工人吐槽 公司作息表暴紅，2021-10-30，https://udn.com/news/story/7332/5850895
[13] 中国数字时代，弦子诉朱军案第二次开庭前后 微博等平台再现大规模封号禁言，2021-09-14，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0821.html
[14] BBC，中國同性戀團體微信賬號遭封殺引發抗議：我們都是「未命名公眾號」，2021-07-09，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763594
[15] 关于2021年劳工领域大事件回顾，可以参照文章：“汲取勇气，希望传递 | 2021年劳动权益事件大盘点”，https://mp.weixin.qq.com/s/coHK7z-I-pZYe8QEKL268g
[16] 详细参照《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0年）》中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2021年2月。
[17] 996icu系列的GitHub项目页面：https://github.com/996icu/996.ICU
[18] #WorkerLivesMatter 项目页面被删除前备份档案：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014104938/https://www.zhihu.com/people/feng-feng-79-64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2032.html
[19] 过去一年，留意到这类左翼倾向高中生的QQ空间或QQ群中，频繁看到有相关的退网/删号声明或者被骚扰约谈的资讯。
[20]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法院关于“红色文化会”案的判决书，2022-1-6，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94
[21] 中国数字时代，尖椒部落｜专属中国女工的资讯平台即日起永久关闭，2021-08-09，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69393.html
[22] 友维工友公益服务中心机构停止活动通知，2021-08-28，https://mp.weixin.qq.com/s/iQsiZw7qH7JAwzN9U_Z8ig
[23] 中国劳工通讯，【持续更新】组织互助平台表达骑手不满 外卖骑手盟主被捕，2022-01-05， https://bit.ly/3K31lAC
[24] 关注雪饼（黄雪琴、王建兵）网站：https://free-xueq-jianb.github.io/
[25] 本段内容及后文对于行动者状况描述及话语的引用，均来源于对女权行动者的访谈。
[26] 河南商报，警方介入！西安地铁女子被拖拽身体裸露，律师：保安无权强制带离，2021-09-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694299045242077&wfr=spider&for=pc
[27] 辽沈晚报，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批准逮捕，意味着什么？解读来了！，2021-08-17，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077436
[28] 米米亚娜，专访弦子：“如果我是朱军的话，我也会说我相信法律”，2021-07-12，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Xianzi-interview-07122021
[29] 歪脑WhyNot，网暴博物馆：表达是反击暴力的唯一方式，2021-06-29，https://www.wainao.me/wainao-watches/Social-Media-Threat-06292021
[30] 本章节报告中所指的性少数社群，亦指广义的LGBTQ+社群，两者在报告中会等同交替使用。
[31] 亲权指监护权、继承权； 生育权指，拉拉生育、单身冻卵等权益。
[32] 爱与生命，特写丨性教育正式被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原因、路程与未来，2020-10-21，https://mp.weixin.qq.com/s/trVHvaoimpD7GxXxLJt4Hg
[33] 北同文化，报告发布 ｜ 如何让LGBTQ+员工爱上工作，2021-06-28，https://mp.weixin.qq.com/s/CRnUBc462im0M59ZVNKTkw
[34] 北同文化，报告发布｜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心理那些事儿～，2021-07-13，https://mp.weixin.qq.com/s/VZgZFhRIvyop-XalNYhbGA
[35] SOGIE研究，性/别少数者在受教育权实现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电子版报告发布，2021-04-13，https://mp.weixin.qq.com/s/MSZwHFj6gCHZ1V-NUFF_qw
[36] 多元家庭网络，517独家发布 | 中国首个女性性少数生育权状况调查报告，2021-05-17，https://mp.weixin.qq.com/s/rZqPaGiB5EpOhYG6hYkatA
[37] 爱成家，最新！爱成家同性伴侣调研报告部分成果发布！，2021-09-29，https://mp.weixin.qq.com/s/iAPKlHXqy8CYaKUpuprDAA
[38] 张小康，致2021——BetterTogether，2021-12-28，https://mp.weixin.qq.com/s/8fiQM6LpNkNPfGcqk-fzjw
[39] 端传媒杨钰，你關注的高校LGBTQ社團已被404，2021-07-1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715-mainland-china-lgbtq-censorship/
[40] 民政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2021-03-22，https://mp.weixin.qq.com/s/cxJlKoBHrSVvPus8kUs2jg
[41] 端传媒，为了活下去，中国LGBTQ组织改名、商业化、接轨主流价值观，2021-11-08，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108-mainland-lgbt-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