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2》

青年报告2022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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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疫情下的青年行动

2022年是三年疫情中极为特殊的一年。奥密克戎的出现以及“动态清零”政策，让整个中国大陆都处于极为高压的环境之中，全员核酸、红黄码、密接、时空伴随等种种新名词层出不穷，与之对应的封控策略则导致了一连串的次生灾害。从年初西安封城的流产孕妇，到上海长达两个月封控中被扑杀的宠物，兰州七里河幼童因送医延误死亡，到年末的乌鲁木齐火灾，无法一一列举的悲剧，在各地轮番上演。尤其是11月乌鲁木齐发生导致10人死亡的火灾，民众认为封控阻碍了救援与逃生，火灾悲剧更成为后续一系列行动的导火索。

在这一年中，以青年为参与主体的抗争行动则接连出现，其中大学生群体的行动尤为突出。行动与校园的高压环境直接相关，长期的封控使得校园成为孤岛，学生无法正常上课、考试和外出，其切身权益受损。此外，学生群体关注社会事件，社会关怀也催生出回应封控次生悲剧的行动。

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手举白纸无声抗议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行动从校园蔓延至街头，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抗议行动，被称为“白纸运动”，这是自1989年以来国内罕见的大规模抗议行动。

疫情中的行动不止白纸运动，更不止于线下。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人，开始熟练地将互联网工具作为行动的载体。疫情爆发期间，行动者们通过微信群、在线文档等工具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疫情相关内容被官方下架后，互联网上出现的“接力”行为也保留了一份属于民众的集体记忆。

疫情下的青年行动往往只是起源于一个微小而切身的诉求，例如频繁出现的封控期间物资供应问题，并未指向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实质影响着青年们的“动态清零”政策，还是社会制度上的不足。参与者多数也并无行动经验，甚至并不视其为一次行动。2022年的特别之处在于，在高校、街头乃至互联网出现的零星行动在这一年里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推动着社会改变的同时，对行动的未来也造成了持续性影响。

本部分报告将梳理疫情下青年行动者的参与，呈现其中面临的压力与困境，同时尝试提供一些解决的思路。

一、推倒隔离墙的大学生们

疫情三年，对于身处校园之内的大学生们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大学生活被核酸、网课、封校所占据，2022年的封控政策使得校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抗议行动也在第三年开始频繁出现。

2022年3月，上海发生自武汉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社区感染，“精准防疫”政策在维持不到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上海正式“封城”。“封城”后，大学的物资供给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其中同济大学的学生指出，校内食堂猪肉变质，包括卫生巾在内的日用品严重短缺，更有学生被强迫当志愿者。在4月26日，同济大学校方举行线上抗疫工作会期间，一名学生通过屏幕共享，在PPT上用红蓝相间的文字表达不满，其抢眼的视角效果被称为“红蓝条”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同济大学学生开始以“红蓝条”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包括散发各种以红蓝条纹为主调的海报，将同济大学校徽制作为红蓝色调版本，开发红蓝色调的口罩、环保袋之类的文创产品等。

如果说红蓝条事件止步于行为艺术，后续亦未能促成直接的成果，那么北京大学万柳校区的学生则给出了另外一种行动的模式。2022年4月，北京出现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其后北京大学万柳校区便开始长时间封控，学生无法叫外卖而食堂供应不足，更因校车中断亦无法回大学本部。与此同时，校内教职工却能自由进出。5月15日晚，校方在未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开始在学生区与教职工区之间设立“隔离墙”，此举成为抗议的导火索。当晚约300名学生聚集在宿舍楼外抗议，学校领导现身讲话期间，有学生上前推倒了部分“隔离墙”，其后校领导宣布取消设墙计划，并且接受了学生的部分诉求。

校园抗议封控事件在2022年之前亦时有发生，来到疫情第三年，“动态清零”引发的抗议行动之多，超过了人们既有的想象。仅仅在北京大学万柳校区抗议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内，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位于天津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都相继发生了类似的抗议行动。2022年年末，防疫政策转向放开之后，校园内频发的疫情与期末考试、放假时间也出现了矛盾，武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所学校陆续出现集会、静坐等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

上述一系列的抗议行动，均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相关，行动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使得清零政策难以实现，并演变成常态化、无休止的重复封校，政策的正当性随之消解，另一方面也是在三年疫情期间，大学生的不满始终在积攒，在2022年的加压中达到临界点。

10月之后的校园行动，则与社会上的防疫悲剧和抗议行动互相呼应，学生的诉求点也从具体的校内防疫问题，上升至回应社会上一系列的防疫次生问题，以及批评清零政策。例如，有学生在排队做核酸时，在背后贴着关于隔离转运大巴事故相关的纸。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行动影响尤为大，当日中午，有学生制作了“奠中国电影”、”我摔断了腿医生连忙跑来缝我的嘴”等纸板，内容映射出疫情下惨淡的电影行业与长期的审查制度，同时也在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遇难者。在纸板被校内保安收缴后，一名女生手持一张白纸继续抗议，当白纸也被收走后，更多学生参与进来，抗议一直持续到深夜，现场视频可见，学生们拿着白纸，用手机照出灯光，喊着“人民万岁，逝者安息”。类似的行动在各高校蔓延，据统计，11月26日之后，中国大陆至少有156所高校内有学生响应了抗议，形式不限于校内集会、张贴海报、标语涂鸦等。

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到对同胞苦难的关注，推倒隔离墙的大学生们率先播下了行动的种子，最后在街头生根发芽。

二、走上街头的中国青年

2022年的中国，出现了一批线下实体空间的行动，以及在年底爆发了线下集会。

在这一年里，涂鸦成为青年行动的载体之一。8月，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张东辉把“三年了，我已麻木了”拆分成单字，涂鸦在北京8个核酸检测亭上，并拍摄发布在朋友圈中。其后，他被朝阳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直至12月8日才被释放，羁押时间长达三个多月。而类似的涂鸦作品在各地亦时有出现，例如有核酸点被涂上“不自由毋宁死”，“SB防控”和“拆”。

涂鸦之外，街头还出现了更多行动符号，譬如口号、横幅与歌曲，这三者在2022年一连串的街头行动中频繁出场。早在4月，上海街头就曾出现过表达抗议的横幅，有行动者在树上挂上白布，并以红色大字写上“反对无限制封城”、“人们正在死去”、“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等文字。到10月，北京四通桥事件之后一周，即二十大闭幕当天，数名青年人手持写着“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的白色横幅，行走在上海街头，期间还合唱了《国际歌》。

到了11月，全国多地陷入更为严格的封控中，同时催生出一些普通市民在公共场所中，针对疫情政策进行公开演说，从网络流传的视频中可见，这些演说往往得到在场市民的支持和掌声。11月24日，一名背着超人书包的青年出现在重庆某社区门口，对当地的高价物资及“动态清零”政策进行批评，随即引发在场民众共鸣，并喊起“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名市民被网友称为“超人哥”。警察来到现场之后，重庆“超人哥”一度被拽倒在地，现场民众则阻拦警察的暴力行为，使“超人哥”得以暂时安全离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也在后续的白纸运动中也反复出现。

也是这一天的晚上，乌鲁木齐大火的悲剧发生。可以说，这场大火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在2022年下半年，封控和一刀切的“防疫政策”导致一系列的次生伤害——有幼儿因无法及时就医而离世、隔离大巴半夜转运发生车祸造成27人丧生——民众的情绪也在逐渐积攒，在乌鲁木齐大火后，情绪达至一个爆发点。

最早走上街头，是已经封控长达三个多月的乌鲁木齐当地民众，在火灾次日，他们大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呼喊要求解封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社区、政府大楼等区域聚集和游行。到了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校内的“白纸抗议”开始后不久，数百公里外的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也涌来了悼念的人群。最开始，人们只是手持鲜花、蜡烛默默悼念。到了深夜，有人唱起《国际歌》，有人手持白纸，有人喊着“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一场突如其来的集体街头抗议行动就此发生。根据现场参与者的描述，当晚乌鲁木齐中路参与悼念的人士，大部分都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当晚上海警察已经带走了数名参与者，抗议却并未因此平息。一天后的11月27日，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聚会，这些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抗议，白纸仍旧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标识，“白纸运动”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

以下是几个城市的现场概况：

成都，当日早上便有青年在成都的地标商圈太古里进行悼念。下午，又有数名青年在街头举白纸进行无声抗议。傍晚开始，成都著名文创街区望平街涌入了上千名前来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民众，TA们有的手持鲜花，有的手持白纸，有自述来自新疆的青年站在悼念场地的中心大声演讲，随后是集体的合唱、口号，包括有歌曲《国际歌》、口号“不要核酸要自由”、“要新闻自由”，其中喊得最多的口号之一，是“不自由，毋宁死”。据现场参与者口述，当晚人数占比最多同样是年轻人。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路牌被拆下，数十台警车与过百名警察路口严防死守，前来为前一天被捕者声援的人群与警察在路口进行对峙。不同于前一天的悼念和随之而来的抗议，这一天上海街头的抗议有着更为明确的诉求，那就是释放昨晚被捕的抗议人士。在现场，“放人”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白纸、口号、国际歌也再次出现在抗议现场。

北京，在亮马桥一带，过百名的参与者同样手持白纸，口号更为多元化，包括“我们要普世价值”、“上海放人”、“新闻自由”、“电影自由”、“性别自由”等。亮马桥抗议是当晚各地抗议中较晚结束的一场，人群被多次驱散，又重新聚集，至少到接近凌晨两点时，现场仍有过百人聚集。

武汉的抗议人群则更为广泛。参与者不仅有手持白纸在雨中抗议的年轻人。在汉正街参与示威的数百人中，包括了不少当地的普通居民，TA们在沿街游行时，推倒了不少防疫隔离路障，当地政府官员亦有前来交涉。

广州的抗议现场显得相对平和。海珠广场上，人们合唱粤语歌曲《海阔天空》，高喊口号“不要围观请加入，不要封控要自由”和粤语“广州加油，自由万岁”。警方在包围抗议人群后，曾与参与者进行多次“谈判”要求离开现场，抗议最后以警方放开包围圈、人群解散而结束。

云南大理，至少数十人走上街头，一边弹奏吉他合唱歌曲，一边手持白纸进行抗议。类似的行动在其后的数天内，在中国大陆的十几个城市轮番出现。

12月，延续了三年的高压封控政策终于转向，这一转向与街头行动之间的关联，尚且难以评估。但无需质疑的是，中国青年成为了街头行动的主要推动者与参与者，这些走向街头的行动也改变了外界对于中国行动的既有想象。另一方面，这种极度去中心化、民众自发参与的行动，也让参与其中的人对公共生活有了更多关注，为青年人深入参与公共行动带来可能。

三、互联网时代的自组织行动

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因为其安全性、高效率即被用于各个议题的行动者连结，也成为行动的有力载体之一。疫情对于线下生活的限制，催生了行动者们对于互联网工具更多的利用。在2022年，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协作的行动模式更逐渐成为常态。

4月，上海疫情之中，有20多岁的青年人通过微信群，连结起了一批以社区为基础的志愿者群体，为附近的独居老人送去食物和药品。类似的临时志愿者小组在上海不在少数。行动者们也更习惯使用互联网工具，如一个名为《上海宠物互助信息登记汇总》的在线文档中，有志愿者负责撰写自救指南，超过700人参与填写补充及使用。

10月底开始爆发的广州疫情之中，情况最严重的康鹭片区及周边存在大量无家可归者，互联网成为收集救援需求与连结救助方案的渠道。志愿者们通过线上协作，从最早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场地与食物、衣物的功能，发展出了宠物救助、连通医疗救助渠道、心理支援等功能。线上群组通常都会显得松散，但是这种特定议题救援的群组里，也同样有分工明确，例如有人负责对接救助资源，有人负责在一线传递物资，有人负责对接NGO进行筹款等。这一民间互助模式在各地的疫情中均有出现。

12月初，随着新十条的公布，疫情在各地迅速蔓延，紧随而来的是退烧药物及抗原等物资的大面积缺货。有行动者关注到了农村老人面临的药物紧缺问题，在线发起了“农村退烧救助行动”，截至12月29日已对接约110个乡村，为约1.3万名老人提供药物。其中参与行动的，包括为当地老人填写求助信息的本地居民、捐出多余药物的捐赠人、帮助对接药物的志愿者，不少公益机构及社工亦有加入。

在上述这些通过互联网完成协作的自组织行动以外，2022年的互联网青年行动者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接力”。它是针对中国大陆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反抗——当内容触碰到审查机制时，它会迅速被下架或屏蔽，但审核通常是滞后的，使得网民可以不断上架同样的内容，接力传播。自发“接力”传播也是2022年的一大现象。

最早是在四月底发布的视频《四月之声》，记录了上海疫情之中的部分官方表态、民众发声的片段，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之后被删除。不少人对作品进行重新剪辑后，利用个人视频号等形式进行传播，仅4月22日这一晚，至少有33个版本的《四月之声》得到了大量传播。之后，文章《逝者名单》、《路是通的，他们不跑》，白纸运动现场视频，网易新闻年度盘点视频等内容，均以自发“接力”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

作为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这一批中国青年，对互联网及其工具的熟练，使其得以成为行动的载体。在互联网管制极为严格的中国，上述行动的存在让公共议题得以持续被看见，更创造出新的参与形式。互联网自带的去中心化倾向，也在线下行动者网络被长期打压的当下，为行动者的连结与行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四、总结

纵观2022年疫情下的中国青年行动，从校园、街头到互联网，一二线城市的高校大学生、关注公共生活的青年人成为其中的主力。

行动者们呈现的其中一个共同点，是所在专业或关注领域通常也是意识形态重点管控的领域，也可笼统地称之为“人文社科”领域。譬如最早发起白纸运动的南京传媒学院，不少抗议重点均是电影行业长期以来的审查制度，以及疫情下受创严重的电影行业。北京目前已知的超过20名被捕者之中，至少有三名是媒体工作者，“新闻自由”也成为抗议中时常出现的口号。

疫情下的青年行动，普遍缺乏组织性，多数是个体的零星行动，即使是类似白纸运动的集体行动，也更多是一种自发的临时行动。这无疑在一方面降低了行动者的风险，目前各地的白纸运动参与者多数被处以行政拘留，不少已安全释放，大多数则未被追究。

同时，去中心化的另一面是行动容易缺乏可持续性，校园抗议运动在问题得到解决后平息，白纸运动自封控放开之后在国内基本消失，疫情期间的民间互助网络多数也在疫情结束后停止了运作。如何让行动带来的影响可以在行动者社群中形成沉淀，是遍地开花的疫情行动之后的新问题。

疫情是意料之外的产物，行动者在疫情中的行动参与也常常是应激产生，而非有预见性或有准备的行动。这意味着行动的参与者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匮乏，例如保护线上、线下个人信息的安全办法；此外，不少参与者因为是第一次接受警方传唤、拘留，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及保护措施，在事后也可能造成持续的心理创伤。

疫情下的青年行动相较于传统的行动模式，在比例上更少遭遇实质的打压，譬如遭到校内处分，行政和刑事的处罚。同时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参与者往往未能与行动者社群形成连结，不少遭遇打压的参与者事实上并未能被关注到，形成了信息上的黑箱。

基于现有的种种状况，报告认为疫情下的青年行动有以下三个优化方向：

（一）提高现有及潜在行动者的安全意识及危机应对能力。

在可见的将来，对于高校内外的青年行动者打压都可能会愈发频繁，信息安全工具、风险信息处理、应对警察传唤的能力应当成为行动者的标配。

（二）提升行动者通过互联网协作实现行动的能力。

相较于线下行动面对的组织性难题，互联网的隐匿性与便捷性都能有效地实现行动者之间的连结。在这一点上，需要尽可能地让已有的临时性自组织互联网行动，留下可复用的行动经验，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工具的安全使用方法、互联网行动模式以及风险评估方法等。这些经验让更广泛的行动者得以利用，将可能开拓更多的行动可能。

（三）挖掘更多新的行动者。

白纸运动的出现展示了中国青年行动的潜力，但无论是校内还是街头的悼念、抗议，在现有环境下都难以实现持续参与，这导致不少青年的行动经验也止步于此。需要通过现有的行动者，连结起这批青年，呈现更多街头行动以外的行动形式。

第二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

2022年12月，在中国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宣告寿终正寝。回望过去的这一年，由封控带来的惨剧层出不穷，愤怒与痛苦浸泡着每个人的身体，也动摇着劳动者们真实的生活根基。不论是工厂闭环管理带来的恶劣劳动环境与不被重视的感染潮，还是城市封控导致的底层劳动者无家可归与露宿街头，抑或各行各业在经济寒冬下的关停与裁员，都让劳动者的生存变得愈发艰难。而在放开以后，不少劳动者感染后，依然被要求带病工作以完成产量，以往就存在的过劳问题变本加厉。不论封控还是放开，劳动者都在承受着政策的代价。

这一年无疑是痛苦和沉寂的。

对于那些目光依然注视着社会的青年来说，与痛苦伴随的是不可否认的消沉。政治环境依然在收紧：微信、豆瓣等平台的审查愈发严重，一些劳工相关账号被关闭或被迫注销；过去几年，劳工NGO的数量本就严重缩水，却依然有NGO在2022年被关停；一年前被抓捕的青年劳工行动者没能在2022年重获自由，其它行动者也在持续被监控、被限制，甚至被抓捕。除了政治环境，漫长的封控同样是沉重的压力来源，在封锁、隔离的生活状态之下，许多青年劳工行动者陷入了长久而反复的情绪黑洞。

在另外一些角落，冒着新芽的，或持续生长的，都是力量的源泉。5月初，在封控中的上海，数百名工人冲破闭环生产的封锁线；10月底，郑州富士康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工人们翻越围墙，徒步逃离工厂；与备受关注的“白纸运动”平行的是，城中村里爆发了更为激烈的抗争。这些抗争让青年劳工行动者再一次看见与确信劳动者的力量，在关注中，他们也在汲取继续行动的动力；另一方面，行动者们努力克服环境带来的限制，尝试更新媒体平台与媒介，为劳工领域引入交叉议题，在隔离的大环境下与其它行动者保持联系与交流。

因此，这一年还是抗争的、充满弹性的。

本报告尝试厘清这样的痛苦、沉寂、抗争和弹性，并通过这些看似抽象的词勾勒出青年劳工行动者的处境。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近些年，随着管控的升级，许多行动已经转向地下，本报告必定无法尽数涵盖。如何定义这一年，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答案，即便它可能是模糊的。如果说，除了勾勒、梳理之外，还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希望借着这份报告，让我们重新看见彼此的存在与呼唤，并在新的一年尽可能创造更多联系。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关于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群体面貌，往年报告已有不少论述：

第一，青年劳工行动者家庭背景本身极为多元，但多数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因着对自身所在阶级群体处境的反思，或受到理论教育形成对资本主义下社会贫富差距的批评，开始关注当下中国工人群体的命运与反抗。

第二，近几年，青年劳工行动者活跃度明显降低。经过多年针对劳工NGO的打压，事实上现存的劳工NGO已经不多，行动者成长所依赖的土壤也逐渐消失，而民间打压带来的政治恐惧进而令年轻人参与到劳工行动当中的意愿减少，也难以在当下环境中得到很好的锻炼和培养。此外，2018年佳士学生运动后，大学校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对左翼学生社团的骚扰和监控达至高峰，尽管2021年后，情况趋缓，但左翼社团已普遍被取缔或者难以开展活动，在校青年也难以维持对工人处境的关注和实践的介入。

第三，左翼思潮在更为多元的群体中浮现，包括在高中生社群和白领群体中。近年来，在互联网群组中活跃着大量具有明显左翼倾向的高中生群体，尤其是QQ群和微信群组，甚至有一些由高中生组织和撰写的左翼刊物在传播。2022年虽未涌现类似于“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的行动，但在互联网行业中仍然有一些个体层面的抗争，如在1月25日晚，腾讯企业微信产品部的应届生表示公司表彰“高强度工作”的行为是把慢性杀人当作荣誉奖励，而他本人也选择离职——用脚投票，并认为自己的坚决离职会给后来者勇气，能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左翼思潮和实践在上述群体中正在逐渐产生广泛认同。尽管现阶段难以全面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但它代表着近几年来社会上年轻学生、职场青年思想激进化的明显趋向——年轻人难以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看到理想的出路，逐渐觉察到自身处于剥削的市场结构，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充满兴趣，借助这些思想资源进行思考和探索社会改变的出路，有部分青年亦自发地投入实践。

除此之外，在2022年，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群体面貌也有了以下几点新面向：

（一）从社团到个人

在2021年的报告里，有这样的陈述：南北方行动者的成长路径颇有不同，南方行动者多为通过参与劳工NGO实践而建立自身对于工人境况、社会不平等和资本剥削的认知。北方行动者则成长于左翼团体或校园社团，通过读书会、观影会、工地外展或校内实践(如开设工人课堂、工人调研等)等社团活动开启自身的劳工启蒙。

这种差异依然存在，但随着北方左翼社团的逐步关停，原有的各项活动难以继续开展，青年之间的联系更多围绕个人关系而非集体性的活动与行动展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青年介入社会行动变得不再可能，尽管以社团形式开展的活动消失殆尽，但随着若干劳工NGO可见度的提高以及宣传方式的创新化，一些之前游离于校园社团之外、并不具备左翼认同的青年开始以个人名义参与这些NGO的活动，并在其中扮演协助者的角色。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南北方青年在劳工启蒙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参与方式对青年的影响以及它的可持续性，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职校生群体的行动

2021年的报告曾提到左翼思潮在高中生社群和白领群体中浮现，实际上，除了这两个群体，职校生群体也日渐活跃。互联网群组中的交流，深入企业的调研，集中的分享讨论，参与NGO及相关自组织的实践工作——在这些活动中，职校学生们不断深化着关于自身和社会的认知；作为未来蓝领劳动者的主力，他们将会有怎样的行动，值得更多的关注与期待。

（三）海外青年的参与

近几年，海外青年的参与逐渐凸显。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海外离散中国社群，在过去数年迅速经历激进化的政治演变。 2022年，由四通桥抗议事件激发了校园海报运动，由白纸运动激发了本地的线下抗议，在劳工领域，同样有不断涌现的行动，如11月6日下午，在美国纽约的苹果旗舰店门口，一群中国留学生以中英文抗议苹果公司对于富士康工人健康权和劳动权益的漠视，抗议疫情下对工人增加的工厂控制甚至强迫劳动。海外青年面临的“不在场”困境依然存在，但网络传播确实让跨越国界的行动变得更加可见。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过去一年，青年劳工行动者的行动和组织愈发艰难和分散，但依然呈现出了多种样态。

（一）泛左翼社群的零散自组织

随着大学左翼社团接连被取缔，以注册社团为组织形式的社群逐渐减少甚至消失，组织化的读书会、观影会、讲座、调研等活动几乎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零散的自组织，部分自组织由原先的社团成员组成，依然在以个人名义推动运作上述的各类活动。

当然这种自组织不局限于曾经的社团，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类似的零散自组织存在，成员或许在线下互相认识，如曾经参与过同样的社会活动与行动，或者因为同样关注劳工议题而聚在同一个网络社群里。

在大多数自组织里，青年之间的联系以日常话题聊天为主，但在一些劳工、社会事件发生时，这些看似零散的自组织依然是青年联结的基础，例如孵化出关注某一具体劳工事件的社群，并在此基础上去做相关的调研、写作与呼吁。

与前几年类似，这些零散自组织中的青年较少直接参与到工人组织工作中。

（二）劳工议题的传播实践：限制与转变

近几年，劳工议题的传播空间不断被挤压，许多平台、账号被封禁或注销，如微信公众号“服务业劳洞”（fuwulaodong）因为2022年7月初一篇针对上海泄露数据库中劳动案件的分析文章，在时隔一个月后，于8月8日被整体屏蔽和封禁，账号消失。

由此出现的一个现象是：2022年出现的新平台和账号，更多以网站、newsletter或墙外媒体的形式涌现出来，而且尝试以“游击”、“占领其它平台与账号”的方式发布内容。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比较多元，有的致力于梳理一段时间内的劳工新闻，定期整理发布，提高劳工议题的可见度；有的通过对劳工事件的深入分析，促进左翼思想的传播；有的从公开信息入手，从数据角度提供分析；有的致力于对工人或职校生做权益科普；有的聚焦于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社会行动。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平台和账号都较难与基层蓝领劳动者产生直接的联结。当然这也是近些年来劳工议题传播的普遍情况：由于实践渠道受限，行动者对工人的想法和行动知之甚少，传播所用的二手资料变多，工人直接的呈现和讲述变少。

除了文字，播客、视频等形式也逐渐被纳入行动者们的工具库。

2022年，关注劳工议题的播客增加了若干个，但平台对播客内容的监管也变得日益严苛（喜马拉雅等国内平台尤甚），节目被下架的情况并不鲜见，空间已不如播客在中国刚兴起之时。但值得注意的是，播客并不是大多数工人们日常会使用的媒介，所以它的对象主要还是关注劳工领域的学生、都市白领与行动者。

视频领域，与2021年类似，在行业工人中，年轻的积极分子正自发利用新媒体为自身权益发声，涉及的行业也愈发多元，涵盖了工厂、煤矿、安保、外卖、家教、卡车、货车、出租车、其它日结等。而且，从内容上看也非常丰富，除了呈现生活日常，这些年轻的工人们也会在视频里讲述维权讨薪，揭露中介套路。相比于文字和播客，短视频更加贴近工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在工人间的传播也较广。有工人表示自己会通过看视频学习劳动法。

（三）参与劳工NGO实践：年轻化和灵活化

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劳工NGO被迫关停，2022年，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实际上，现仍存活的劳工NGO也长期被监控，在资金方面面临困境，在活动内容上则受到限制。

这样的困境或许会持续存在，对于有志于从事劳工工作与行动的青年来说，进入NGO工作成为愈发有挑战的事情。但在2022年，依然有一些年轻人加入其中。他们之中，有的人是从其它行业转到了劳工领域，有的是刚毕业后就来到劳工NGO工作，有的则是以志愿者或实习生的方式参与进来。这些青年以大学生为主，但新的观察是，也有不少职校学生参与到了NGO的实践中来，他们大多从网络中了解到左翼理论，或看过工人相关调研报告，对劳工议题产生兴趣，并通过网友介绍，接触了劳工NGO的实践。这些学生大多十分年轻，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出头。

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劳工NGO的传播影响力较为可观，它们在原有社区活动的基础上，采取了剧场、展览等活动方式，并与在年轻人中有号召力的媒体或团体合作，扩大了自身在都市青年群体里的影响。于是，有不少过往较少接触劳工议题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如戏剧、策展、设计等，为这些活动提供协助。这些参与看起来是一次性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年轻人通过切身参与，对劳工议题产生了兴趣，或与NGO的工作人员、工人们产生了情感联结，在接下来持续参与其它活动。这种参与方式是更加灵活的，也为后续行动创造条件，提供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艺术工作者的身影。过去一年，一些艺术工作者协助NGO策划展览与剧场，建立了更多的联结。除此之外，他们也通过艺术介入的方式，参与到农村污染、农村老人用药、工伤职业病等问题的解决中来。

（四）封控与放开下的行动：自组织和社区工作

封控几乎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对于手停口停的体力劳动者来说，封控意味着迫切的生存困境。一些青年留意到了这种困境，并尝试做一些行动。例如，在11月的广州，康乐村的工人们在隔离之后无法返回租住的城中村，许多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若干网络社群建立了起来，不少青年自发成为志愿者，一方面为工人们寻找住宿、提供食物与衣服，另一方面通过文章、视频等方式呈现工人们目前遭遇的困难，推动更多人关注。实际上，在2020年新冠刚爆发的那段时间，中国国内也涌现了不少类似的自组织，这一形态的优势是灵活，但大多不具备可持续性，在事情解决或遭遇卡壳后，往往就中止了。

在社区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模式。2022年12月，防疫政策放开以后，各地都迎来了来势汹汹的感染潮，缺药的情况在工人群体中极为常见。在部分劳工NGO里，行动者们尝试组织药物互助，相比于原来建立在各种文化、服务活动的联系，药物互助为行动者和工人提供了更深的联结感。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关于青年面对的政治管控与压制，过往的报告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简单来说：

第一，在后佳士时代，对左翼社群的常态压制持续存在，大学的左翼社团经历了一轮清洗之后，基本已经被解散注销，具左翼倾向的高中生社团也大多不再继续运作。

第二，在网络上活跃的工人议题传播实践持续遭遇不同形式的封杀，其中长期关注服务业工人与行业动向的微信公众号“服务业劳洞”、致力于以左翼视角进行时政与社会分析的公众号“恰帕斯东风电台”、聚焦全球各地社会行动的公众号“同时”，均在2022年被彻底删号注销，其它一些发布劳工相关议题的公众号也遭遇了不同程度、时长的禁言，如“恰帕斯东风电钻”、“结绳志”等。

第三，对劳工NGO的控制持续加码。政治上监控和打压，经济上制约筹款，双管齐下的策略在过去一年得到延续。位于深圳的流动人口与流动儿童NGO“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22.4.16公告关闭）和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工伤NGO“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22.4.30公告关闭) ，在2022年被迫关闭。而其它仅存的与流动人口议题相关的团体，在财务上的情况亦不容乐观，在活动内容上，也存在被监视和限制的风险。

第四，针对工人领袖和民间行动者的政治打压从未停止。政府视工人议题为极度敏感的政治议题，杜绝任何涉及工人权益的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网络，过去一年，部分青年劳工行动者持续被监控，“喝茶”的风险持续存在，且有行动者被迫离开或转移关注的领域与议题。在11月与12月针对“白纸运动”行动者的抓捕当中，也有人因为曾经或现在的劳工行动者身份而被警方格外留意。

政治氛围不断收紧，导致国内行动者之间联结的建立变得更加艰难，人人自危的氛围也让行动的期限变得不可预期。对于那些经历了监控、传唤或抓捕的行动者来说，如何面对这些经历，如何重建自身的生活与行动，是无法逃避的难题。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在日益逼仄的环境中，行动成为愈加奢侈的事情。对于青年劳工行动者来说，如何正视并应对行动中的困难，可能是接下来的必修课。过往的报告已经指出了一些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此基础上，本报告做了一些更新。简单来说，行动者们可能要留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危机及其应对

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肉眼可见的是，红线更日益逼近劳工行动者，且变得难以捉摸。行动者们能做的是在技术上学习与做好准备，多了解相关的技术知识和应用。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恐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尽量克服恐惧”可能是一句空话，但也并非全然无能为力，例如，无论如何安顿好自己的饮食，寻找一些运动或放松身心的爱好，最重要的是相信朋友并且和朋友保持联系。

（二）真实行动，哪怕一点儿也好

空间的紧缩，导致行动与工人真实境况日益脱节。过往报告也指出，从网络走向线下，从理论走向实践，是重要的。即便是一点点小的实践都是有价值的，或许从小的、灵活的参与做起，行动者们能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行动逻辑和对劳工领域的认知。

（三）在劳工NGO，如何获取支持

在劳工NGO的实践中，青年行动者往往面临两个困惑：最初抱着理想来到NGO，却发现做的事情都很细微，逐渐看不清所处的结构，在工作的时候容易产生周期性的困惑；在社区，即便抱着做劳工的愿望，往往也只能从流动儿童与教育的角度切入，扩展社群，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实际情况与设想之间的错位。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或许是新进入社区工作领域的青年普遍会面临的，也意味着有经验的行动者曾有类似的困惑，如果更有经验的行动者能够给年轻人提供思想与行动策略上的支持，困惑可能会少一点。另外一方面，社区里的行动者们也可跟其他形式介入的行动者联系，彼此交换想法和困惑，从同龄人处获取灵感和支持。

（四）培养新的青年行动者

有过较多参与经验的行动者，大多已经成为政治管控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不论是考虑到劳工议题的重要性，还是行动的可持续性，培养新的劳工行动者，对于未来工人运动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五）议题交叉与平台迁移

当然，过去一年，也有一些好的变化：在劳工领域，越来越多的交叉议题涌现了出来，诸如性/别、残障、地域（例如边缘地区）等议题，被一些行动者带进劳工行动中。过去单一的阶级视角，导致女性劳动者、残障劳动者、边疆地区的劳动者等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所蕴含的力量被湮没、忽视，而交叉议题的引入，让劳动者内部的差异性更加可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2022年涌现出了一些不依托微信的劳工议题账号。在国内信息环境愈发恶劣的情况下，这或许是一个需要继续尝试也值得尝试的方向。

第三部分青年女权行动者

中国政府通过高度父权制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这一论断在2022年增添了许多论据。在政治层面，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确定将进入第三个任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任何女性成员，打破20年来党内的不成文传统。在公共事件层面，1月的丰县铁链女事件、6月的唐山女性被陌生男性殴打事件、8月的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开庭、10月Jingyao诉刘强东性侵案开庭等性别暴力事件，仍旧在今年引发社会对女性人口贩卖、人身安全、性骚扰/性侵害等议题的广泛讨论，但政府对公共讨论和行动者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措施。在日常生活层面，女性遭遇的性别暴力仍旧普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公共空间安全、薪酬和就业差距、职场生育歧视、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害等，然而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不大。

自2020年新冠大流行爆发起，中国政府借此危机，将隔离、封城等特殊的法外措施常态化。2022年12月7日，政府发布的“新十条”政策却宣告防疫政策一夜急转。这三年间的疫情管控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政府的成果之一是对社会全方位管控的加强，而防疫政策造成的诸多悲剧点燃了民众的怒火，最终在2022年11月爆发198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白纸运动”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报告聚焦2022年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的社会运动参与，对比女权运动2012年至2022年十年间的变化，并从行动者的群体面貌、行动和组织模式、政治管控和压制，以及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等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自2012年起在社会运动中崭露头角。2012年至2022年的十年间，中国女权运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2012年至2014年的起步阶段，2015年至2017年的发展阶段，2018至2019年的兴起阶段和2020至2022年的探索阶段。相较往年，2022年青年女权行动者的群体面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

在人数方面，女权行动者的人数从2012年的几十人增加至2022年的数千人。2012至2015年间，全国范围内以“女权行动派”为代表的青年女权行动者仅有几十人。2018年#MeToo运动在中国兴起，数百位青年女性投身其中，仅“万人致信母校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行动，就有超过74所高校、8000多名毕业生或在校生联署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2018至2022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女权主义者”这一身份标签，通过对公众事件的围观、参与和学习，女权主义者成长为行动者。2022年，参与白纸运动等公共事件的女权行动者数以千计。

在起步阶段，新晋行动者大多为20至25岁的青年女性。在这十年间，这一年龄段的行动者占据很大比例。但在探索阶段，新晋行动者的年龄跨度变广，既有十几岁的未成年人，也有三十几岁的青年。

行动者的教育背景也有所变化。在起步阶段，新晋行动者的教育背景大多为高等教育及以上，如大学生、研究生等。在探索阶段，新晋行动者的教育背景为中等教育及以上，从高中生至博士均有涉及。

在起步和发展阶段，中国女权运动的主要场域在国内，行动者及其关注的公共事件、发起的活动均在国内；在兴起和探索阶段，运动场域扩展到海外。2022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家均出现中国女权行动者和社群。海外行动者就多起公共事件发起支持行动，在信息传播、公众教育、政策倡导等方面和国内行动者相互呼应。Jingyao案中，国内外的行动者对发生在国外、却和中国女性息息相关的性别暴力事件进行声援，展开跨国协作的实践。

在起步阶段，行动者发起的行动主要发生在国内一线、新一线城市，如2012年的“占领男厕运动” 在北京、广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展开。在发展阶段，政府加剧对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女权行动者的打压。尽管如此，一线城市尚有开展行动、发展社群的基础，行动者往一线城市聚集。在兴起阶段，行动者重新活跃在新一线城市，原因包括资深行动者因政府打压移居新一线城市，新晋行动者的公共参与等。在探索阶段，女权议题的公共讨论激活了二线、三线城市的行动者。

2022年，中国女权行动者仍旧以女性为主，但亦有越来越多男性、非二元性别伙伴加入女权运动。在丰县案中，不同性别的行动者均发起、参与了声援活动。

虽然每位行动者的成长路径并不相同，但参与行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类：

1. 线上讨论，如在微博、豆瓣等公开社交平台和微信群、微博群等非公开社交圈，参与性别话题讨论。

2. 参与各类活动、会议，如参加女权、LGBTQ、酷儿小组/组织开展的活动。

3. 主动发起各类活动，或创建小组/组织，如举办读书、观影、艺术工作坊，发行宣传册等。

4. 参与个案服务，如为性别暴力当事人提供支持。

5. 发起或参与指向结构性问题、更具有对抗性的行动，如游行示威等。

6. 从事全职、兼职或无偿的女权公益工作。

2012至2022年的十年间，女权议题在社会层面引发的讨论和效应逐年扩大，女权行动者也越来越多。行动者的参与方式和往年相似，但在年龄区间、教育背景、行动场域、活动城市等方面，行动者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2022年，引发女权行动者广泛行动的事件主要有三类——性别暴力事件、Metoo案件和社会抗议事件。

(一) 性别暴力事件

近年来，每年都有性别暴力事件引发舆论、行动者进行声援，促使政府介入处理。今年的代表性事件为1月的丰县案和6月的唐山案。以丰县案为例，从1月到3月，国内外的女权行动者通过联署、上街声援、艺术创作等行动持续发声。

(二) Metoo案件

今年的代表性事件为弦子案二审开庭和Jingyao案开庭。在开庭前后，行动者声援的方式包括在网络上建立女权论述，争取当地不同群体的支持，组织线下活动等。但这两起是自2018年起就备受关注的案件，开庭开放了行动窗口。今年有多起性侵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如深圳基金公司法人孙某某被实名举报性侵、中山大学法学教授被控性侵等，这些事件很快平息，行动者大多在线上支持。

(三) 社会抗议事件

今年的代表性事件包括多地民众对疫情管控的抗议、10月13日的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白纸运动等。许多事件的集体行动中，均存在女权行动者的身影。

在性别暴力事件和MeToo案件中，女权行动者往往是核心的组织者、参与者；在社会抗议事件中，女权行动者响应、发起行动，和其他群体相互呼应。

中国女权运动的组织模式可以分成公共传播、社群建设、个案服务和组织动员四类。

(一)公共传播

女权运动的公共传播主要依托微博、微信、豆瓣等社交平台，但也遭遇这些平台的审查。有行动倾向的组织或个人账号被打压，如被平台禁言、删号等。此外，行动者还要直面政府的污名。4月1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官方微博账号@共青团中央发文称，“极端女权越来越猖獗”，并呼吁大众抵制“激进女权主义者” 。行动者努力寻找方式突破审查，如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分散传播、使用境外社交平台等。

(二)社群建设

2022年，行动者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社群。在线上，行动者通过文章、音频、视频等形式分享经验和知识；在线下，行动者通过举办讲座、演出、艺术创作等多样化的活动联结社群。政府的打压给行动者带来不安全感。在今年，社群活动的规模变小，女权主义者倾向于建立更加紧密的私人联系。

(三)个案服务

在今年，有更多的行动者成为支持者，为遭受性别暴力或国家暴力的当事人提供个案服务。针对性别暴力受害者，行动者提供的支持包括情绪纾解、证据固定、陪同报警等。针对国家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行动者提供的支持包括声援当事人、联系律师、和家人沟通等。

(四) 组织动员

行动者的组织动员呈现持续性、偶发性的特点。行动者持续多年跟进就业性别歧视、家暴、性骚扰/性侵害等议题，并在公众教育、政策倡导等层面动员公众参与，如2022年呼吁公众提交意见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等。围绕丰县、四通桥、乌鲁木齐大火等偶发性事件，行动者亦响应、行动。

2022年，女权运动呈现出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等特点，难以产生集体行动议程、倡导目标和共识性策略。这并未降低行动者的参与度，女权行动者积极响应各类公共事件，和其他群体一同搭建跨越单一议题的社会运动网络。这是被政府打压的结果，也是时代背景下的适应性形态。

三、政治管控和压制

2022年，中国社会运动的焦点从女权运动转向泛民主运动。以四通桥事件和白纸运动为例，民众用前所未有的行动来抗议疫情管控政策和专制统治。对政府来说，这是威胁到政府和最高领导人统治的信号，其必将展开反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报告将从线上和线下、常规状态和特殊状态等层面，分析政府对行动者的打压策略和具体措施。

2015至2022年，政府在线上打压行动者的三个关键词是审查、网暴和污名。2015年，5名青年女权行动者因筹划一场反公交性骚扰倡导活动被捕，并被刑事拘留37天，这是国家公开将女权运动敌对化的起点。此后，女权运动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平台审查，如限流、删帖、禁言、删号等。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女权组织和行动者的合法性被剥夺。2021年之前，政府采取间接打压策略，放任反女权者、民族主义者使用下流语言、威胁、暴露隐私等方式对行动者实施网络暴力。2021年后，政府进一步收紧女权运动的网络空间。2021年，由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报发文称，要警惕女权主义被利用“成为推行意识形态的工具” 。2022年，共青团等官方账号直接批评“极端女权是网络毒瘤”。

在线下，政府长期监控个别行动者，通过打电话、上门、在派出所见面等方式跟进行动者近况，实施威胁。在三八妇女节、两会、二十大等特殊时期，地方警方约谈行动者，要求承诺不公开发言、不举办活动等。在非特殊时期，行动者举办的活动仍面临风险，在活动开始前叫停，在活动中被监视和阻挠，在活动后警告组织者和参与者。政府还将管控任务委托给学校、公司等单位，或家人、房东等个人，以此向行动者施压。有的行动者面临被学校退学、被公司辞退的风险，有人被家人阻挠，或被房东逼迁。此外，政府以疫情防控为由限制行动者的行动，例如：在白纸运动中，警方以疫情不许聚集为由驱散人群；异议者在二十大期间不被允许前往北京。

以上均为政府管控行动者的常规操作。在特殊状态下，政府会升级打压措施，对行动者采取监视居住、传唤、遣返、拘留、逮捕、判刑等处罚。在丰县案中，行动者前往事发地声援，却被政府拘留、遣返，在线上发声的行动者亦被当地警方约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行动者乌衣于3月被警方带走，失联至今。10月，有行动者因响应四通桥事件被捕，羁押时间超过3个月。11月至12月，参与白纸运动的行动者陆续被捕。12月4至5日，广州有数十名行动者被带走，大部分扣留1天后获释，点心、陈大栗和王晓宇等人在拘留近30天后得以取保候审。2022年12月18日至2023年1月15日，据不完全统计，北京超过20人被拘捕。被捕的行动者中，有人在拘留24小时后被放出，有人被取保候审，有人被行政拘留，有人的拘留通知书上涉嫌罪名处空白，有人被捕时未被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人被控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政府对民主运动的打压策略是允许小范围的异见存在，严厉打压大规模抗议；大规模抗议发生后，政府逮捕少数行动者、组织者，恐吓、威胁大多数行动者；为了削弱运动，政府会第一时间平息事端，但会在事后捉捕行动者；政府的打压手段不断升级，并逐渐被常规化。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政府清算是女权行动者面临的最大困境。从人数上看，政府抓捕的行动者较往年更多。从地域范围来看，政府清算涉及的城市更广，一线城市至二、三线城市均有涉及。惩罚力度也有所升级，有更多人被控刑事罪名。往年，政府抓捕的大多为资深行动者，如黄雪琴、李翘楚等；而今年有许多新晋行动者被捕，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或刚刚参与公民运动的人们。2022年，女权行动者最后的行动是声援被捕的行动者。在政府高压下，此工作亦面临巨大的风险，例如有行动者因发布声援信息被警方跨省带走。

第二个困境是社会运动经验难以保留、传递，这增加了行动者的风险。以白纸运动为例，许多行动者是第一次参与抗议活动。在行动前，行动者没有安全行动计划和风险评估；在行动过程中，难以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信息安全；在行动结束后，没有准备应对警方的措施。

泛民主运动的优势是激活更多群体参与其中，挑战则是参与者普遍缺乏对社会运动的了解。在个案倡导中，政府仅处理单一案件，行动者数次倡导也难以推进结构性变化。大规模抗议过程中，行动者内部产生诸多争议，如诉求难以统一、现场出现厌女现象等。大规模抗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的反击、集体行动的停止、公众关注减弱，更关键的是行动者被严厉打压。一些行动者因此得出了运动“失败”的结论。

为了突破审查，行动者更加频繁地使用境外社交媒体，但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行动者通过Telegram传播信息，但这个软件已被中国政府关注。指控行动者时，警方采用Telegram的聊天截图作为证据。有Twitter账号记录行动过程、声援被捕者，但针对中文用户的垃圾贴将这些信息淹没。没有明确证据，但一些监督互联网的团体曾暗示，政府是这些垃圾贴的幕后黑手。

行动者面临的个体困境包括：缺少有效、安全的渠道，难以找到行动参与的信息；公益机构被关停，经验交流的机会减少；不安全感增加，难以找到信赖的社群；个人的贫困，无法持续开展活动等。

一直以来，中国女权运动回避和政府直接对抗。在白纸运动中，社会运动出现和政府直接对抗的趋势。中国的社会运动面临着政府的高压威胁，却近乎没有资源供给，没有组织、人力的支撑，缺乏支持性网络。社会运动的能量因愤怒和热情迅速聚集，然后快速流失，行动者被动退出或主动离去，都是运动的极大损失。

女权运动面临着重重困境，在激荡的社会背景下，行动者在探索更多出路。公众曾一度认为在威权政府的管控下，中国不会出现抗争；在政府大力推行爱国教育的背景下，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不会成为主要行动者——白纸运动打破了这些想象，示威潮遍布21个省与海外多个地区/国家，至少有207所高等院校学生先后响应，涵盖的议题也更多元和激进。这提醒人们不低估行动者，对运动抱有希望。

今年，女权行动者在积极调整以适应新的运动形态，在国内外不同的社交平台，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继续公共传播；既争取结构性问题的改善，也关心女性遭遇就业歧视、性骚扰、家暴等具体问题的解决；在线上、线下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联结青年行动者、劳工、LGBT、残障等不同的群体；跨越场域，促进跨国社区的建立；将女权议题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结合，以进一步推进民主运动。

2022年，尽管政府通过高度父权制加强政治管控，但中国社会运动前所未有地席卷了社会的更多层面。行动者期待行动能立即带来改变，但社会运动是个持续的过程，运动的高峰让人振奋，但在低谷时做好准备也同样重要。白纸运动或许是社会运动新的起点，但更困难的是如何建立新的局面。这场运动的走向难以预判，但女权行动者必将像过去十年一样，做出承诺，身在其中，坚持行动。

第四部分 LGBT行动者

2022年，疫情封控政策尤为严厉，使得青年行动者难以开展线下活动，社群支持与服务、教育与倡导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而官方对LGBT议题和运动的打压也愈加强烈，例如高校的社团持续被约谈和注销、行动者直接遭受维稳人员的威胁、线上平台遭到封号。在如此背景之下，2022年参与LGBT行动的青年们可谓步履维艰。

基于此，本研究将分析在2022年仍参与LGBT公益的青年行动者们的群体面貌、行动和组织模式，以及目前面临的压力和未来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采取线上语音电话的方式，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进行调查。研究共访谈了21人，受访者包括高校社团负责人与核心成员、个人行动者，以及NGO与小组的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全职或兼职员工、核心成员、志愿者、实习生）。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囿于笔者个人运动经验与访谈对象数量所限，故无法全面反映2022年LGBT公益青年行动者现状，但本研究力求真实与客观。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一）行动者背景

在2022年仍参与LGBT公益的青年行动者，在家庭和阶级的背景上，多数来自于城市中产家庭，少数来自城镇和农村的普通工薪和贫困家庭；在教育程度的背景上，这些青年行动者多数为大学本科学历，少数为硕士和高中学历；在职业和行动者角色的背景上，有些青年行动者是LGBT小组或NGO的全职或兼职员工、志愿者与实习生，有些是高校LGBT社团的负责人、核心成员与志愿者，还有个人倡导者。这些青年行动者多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开展行动。

（二）启蒙与参与

这些青年行动者对身份的探索、关注性/别公益，大多始于中小学时代，部分人是基于自己直接的生活经验，例如LGBT的身份，或是遭受校园性别暴力，也有人是从一些文化作品中受到启蒙，例如阅读耽美文学作品、性与性别著作，以及观看LGBT影视。

在上大学期间，有些青年行动者加入或创建了高校LGBT社团，开展相关活动，在毕业后则继续深入LGBT公益，慢慢成为了NGO或小组的志愿者、核心成员、全职或兼职员工；有些青年行动者参与了高校所在城市的NGO或小组的活动或培训后，成为了志愿者，在毕业后则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加入，或是自己创建小组开展活动。

可见青年行动者们在参与活动和培训、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得以逐步成长。

二、行动与组织模式

（一）2022年行动现状

2022年，青年行动者在以下方面开展了行动。

1.社群支持与服务

（1）社群活动

各地青年行动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活动形式包括观影会、读书会、讲座、沙龙、分享会、聊天会、桌游、户外活动、征稿活动、朗读会、网络直播活动、脱口秀、party、听歌会等形式。

2022年的社群活动主要受到疫情封控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政府对LGBT议题的打压影响。具体影响有三：首先，因2022年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在北京和上海的青年行动者，几乎未能办任何线下活动，其他城市（如西安、武汉、广州、沈阳）的青年行动者在本地疫情封控期间也未能办线下活动；其二，青年行动者们无法开展6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只能开展30人以内的小规模活动（2022年多数社群活动人数规模为8-20人）；其三，青年行动者们在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的背景下，逐渐开发丰富多样的线上活动，如线上观影会、读书会、分享会、聊天会、听歌会等，其中线上读书会因其不受疫情封控影响、易于组织、成本低廉、敏感度低而受各地青年行动者青睐。

（2）同志热线

同志热线主要由在LGBT公益组织的青年行动者开展，是服务面向性少数社群的咨询服务，咨询内容包括有出柜问题、自我认同、亲密关系、反暴力，和同伴健康辅导以及资源转介等。热线在每周固定时间接受咨询，方式分别有电话咨询和微信咨询。

（3）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服务主要由在LGBT公益组织的青年行动者面向性少数社群提供服务，服务范围包括个人成长与探索、自我认同、出柜问题、亲子关系、家庭暴力、校园欺凌、人际关系、同志社交、恋爱情感、亲密关系，家庭婚姻、情绪压力、学业职场、择业规划、性心理、艾滋和恐艾问题、创伤修复等。关于服务方式，提供线下以及线上的一对一咨询；关于服务费用，有些NGO可提供几次免费咨询，有些NGO则需要付费咨询；关于服务提供者，既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也有受过助人能力训练的朋辈志愿者。

（4）个案干预与救助

各地青年行动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家庭暴力、亲密关系暴力、校园性别暴力、扭转治疗等方面开展了干预和救助行动。

其中，跨性别行动者较为活跃，他们通过志愿者网络在各社交平台上收集各种社群自杀与自伤的信息，而后通过联系其父母或直接报警的方式进行干预。在反家庭暴力和反扭转治疗方面，因疫情封控原因，行动者往往无法线下行动，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干预，这给行动者们带来了许多困难。

某跨性别公益网络的行动者H谈到，仅仅通过微信或电话的线上方式与跨性别者的家长交谈时，家长会怀疑志愿者的身份和意图，难以进行直接、真诚和有效的沟通，无法线下活动也是导致2022年成功干预和救助的案例很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受政府对LGBT议题的打压影响，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对涉及LGBT的内容会进行严格审查，甚至存在禁令，这导致行动者无法像过去的晓迪案与可橙案一样，可借助媒体的力量对施暴方进行施压。

2.教育与培训

NGO或小组的青年行动者都有面向LGBT社群和公众开展教育与培训。面向社群开展的教育与培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面向LGBT社群开展多元性别意识工作坊，提高社群的意识；二是专门面向志愿者开展意识提升与能力建设工作坊，提高志愿者参与LGBT公益的各项技能与能力。面向公众开展的教育培训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向公众宣传与科普LGBT相关资讯与知识，促进公众对LGBT的认识与包容；二是专门针对中小学教师、心理咨询师、社工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开展LGBT友善服务的培训，挖掘与培养LGBT友善服务者。2022年，因疫情封控政策的影响，针对社群和志愿者的培训较往年相比少了许多；同时，在政府对LGBT议题打压的叠加影响下，针对律师和法学生的培训未能举办。

3.法律服务与倡导

法律服务与倡导主要由法学生和青年律师开展。

法律服务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为LGBT社群在家庭暴力、亲密关系暴力、伴侣权益、财产纠纷、校园性别暴力、就业歧视、网络暴力、跨性别者修改学历学位证书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其二，围绕伴侣权益、同居财产问题、生育抚养问题、平等就业权、平等受教育权等方面，通过讲座与分享会的形式向社群普法；其三，在网络上向社群提供法律与政策信息，如在百度百科词条中增加了中国性少数权益相关法律政策词条，具体内容包括“中国性少数群体相关法律政策”、“联合国人权机制中的性少数群体相关规定”、“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平等就业权”、“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婚姻家庭权益”、“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受教育权”、“中国性少数群体的身心健康”、“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媒介呈现”、“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生育和收养权益”，和“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九个词条。

法律倡导亦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参与法律与政策的修改。2022年青年行动者主要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年版）》的修改，其中《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年版）》的倡导是一大亮点。某跨性别小组的负责人表示：新版规范能够为跨性别者节省费用，包括公证费、心理和精神治疗费以及非必要的手术费；新版规范使用了“性别不一致”这一名称从而不将跨性别视为精神疾病，并减少跨性别者接受无效且有害的扭转治疗；新版规范让年满18岁但不满20岁的跨儿有权利接受手术；新版规范让跨性别者完成生殖器及性腺切除后即可更改法律性别。其二，通过影响性诉讼为LGBT群体争取平等权利。2022年的诉讼有南航空少就业歧视案（一审败诉）、广州长隆动物园情侣票案（二审败诉）与跨性别就业歧视案（正在进行但尚未公开），由于胜诉率低、耗时漫长、维权成本高等原因，再加上近两年法院对影响性诉讼采取拖字诀、刻意迟迟不给予裁判结果的影响，导致2022年的诉讼很少。其三，青年法律行动者对新出台或修订的法律政策进行了剖析，分析其对LGBT群体的群体权益的影响，如民法典时代多元性别群体权益研究报告。

青年行动者也会与其他议题或领域的伙伴进行跨议题跨领域的合作，2022年主要与反家暴、残障领域的伙伴进行了合作，但合作较少。2022年，官方对议题的串联更为敏感与谨慎。如某小组负责人W被怀疑参与“丰县铁链女”事件发声后，被约谈以及被要求退离小组。此外，另有两位NGO的青年行动者因举办“铁链女”的观影活动与艺术展，而被官方审查与停止活动。

（二）2022年行动传播方式

行动者传播方式基本借助于互联网，以社交平台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微信视频）为主要宣传渠道，同时以微博、小红书、豆瓣、YouTube、LGBT交友软件为辅助宣传渠道。

2022年政府对微信公众号的审核升级，进一步加重了对LGBT相关内容推文的审核力度。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进行科普和宣传LGBT资讯的个人倡导者Q表示：推文出现政治与政策相关内容时，审核时间由以前的一小时到现在的十个多小时；另外，有些推文在未发出前，便在草稿箱内被判定违规。

此外，加上频繁的删帖与封号，使得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名存实亡。比如某LGBT机构被官方明确要求不准在公众号上发任何与LGBT相关内容的推文，以致该机构的很多活动不再用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而是用创建活动链接或是直接用文字在微信群、朋友圈中进行小范围宣传，这极大地限制了LGBT活动与资讯的传播。

（三）组织模式

LGBT小组与NGO的青年行动者通常以线上的方式招募志愿者或实习生，通过同伴支持、团建与能力提升培训的方式维系志愿者，而后对志愿者进行赋能和培训，以培养发展成全职或兼职的工作者与核心成员。在高校社团中的青年行动者通常也是通过线上方式招募成员，以开展活动、团建、同辈陪伴与支持维系团队。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一）高校中的青年行动者面临的政治管控与压制

2021年，反同势力在微博上举报高校LGBT社团，并列出了一份名单，很多高校青年行动者遭学校管理人员约谈，社团微信公众号被炸号、被迫停止活动或直接解散社团。这一现状在2022年持续，“幸存”的高校社团也被约谈，甚至被迫解散或迫注销官方社团注册身份。

有些高校青年行动者更是直接面对官方维稳人员的压力，如某高校青年行动者W，因参与当地性/别小组的工作，维稳人员以此警告其父母，其父母则对W施压，要求Ta不要再参与活动，甚至断绝了对W的经济支持，W因此不得不靠校外兼职工作以维持生活，在放假期间也不敢回家。另外一位高校青年行动者J因为进行线上倡导活动，维稳人员电话联系其高校领导施压，导致其学院党委书记多次约谈J，要求J删帖，还以其他名义对其进行处分。

此外，由于2022年疫情反复发作，高校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校政策。高校青年行动者几乎完全无法办线下活动，加上官方的打压，使得行动者之间难以见面和建立关系，这些原本依靠倡导热情与信念支撑的青年行动者们，在失去了联系与支持后变得消沉、感到疲惫、士气低落，导致人员的流失。再加上高校LGBT社团中老社员毕业与招新的困难，组织难以持续。在2022年仍活跃的高校青年行动者已所剩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高校LGBT社团的行动者认识到高校社团身份所带来的问题与局限性，正在尝试或已完成去高校化，转型为草根小组或NGO组织模式，转型后的组织招新和活动范围不再受高校限制，也不再受高校管理与审查，但与此同时，存在被官方维稳人员直接施压的风险。

（二）LGBT小组与NGO中的青年行动者面临的政治管控与压制

在2022年，有LGBT小组和NGO遭到突击检查，而组织中的行动者则频繁被其所在地的维稳人员约谈问话，其中部分青年行动者遭到了恐吓和威胁，以及写保证书，甚至遭到行政拘留，也有行动者被要求删帖和禁止办活动，甚至停止工作。这不仅让青年行动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更导致行动难以持续。

一些行动者表示，官方的底线越来越低，感觉什么都做不了，感到非常心累与无力。维稳人员的施压措施还影响到了行动者的正常生活与工作。如某青年行动者F在搬到南方一城市后，便被警察约谈，要求其写保证书，保证不办任何活动、不跟其他行动者见面；此后，因F在跨性别纪念日开展线下活动，在活动当天，被叫去派出所问话，并被警告不准再办线下活动、停止其公众号的运营；但F在数月后再次开展线下活动，是次，F被警察羁留了24小时，维稳人员还直接到F的单位，强迫其单位领导解雇F；最后，F被迫搬离这座城市。

除了面临维稳人员的压力外，青年行动者还面临官方部门的压力，如网信办、民政局与文化局。如青年行动者S所在的小组因未能通过民政注册，导致民政局要求其删除活动宣传文，不准其在公众号上通过月捐的方式募款。

四、行动者的困境与出路

LGBT青年行动者在2022年面临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困境。在外部环境方面，由于官方对LGBT议题的不断缩紧与强化打压，行动者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官方管控压力。在内部发展上，资金短缺与人员流失的困境一如既往存在。

在疫情封控政策放开的2023年，与2022年相比，或许将会有一定的行动空间。青年行动者们需要进行自我照顾与策略调整，继续坚持在行动一线；而在外部的支持上，相关支持方可给予青年行动者们资源的支持和帮助，助其度过寒冬。

第五部分青年环保行动者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民间环保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牺牲环境换取资本的发展方式造成国土范围内大面积污染，并因此影响民众健康。严峻的环境危机催生了民间行动，民众、NGO、记者与官员开始密切互动，官方治理与民众运动的力量此消彼长。随着中国政府保护环境的政治意愿不断加强，同时又通过收编、打压、限制等手段收紧公民社会后，异议型的环保NGO现在已经凤毛麟角，大部分民间环保团体逐渐转为以倡导性、服务性功能为主的形态，回应政府制定的主流环保话语框架。

2022年，伴随着高温热浪、局部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出现，公众对于环境与气候紧急状态的感知进一步提升。虽然环保话题在公共空间的可见度提升了，生态文明、气候变化等词也不断被官方提及，但除却与政府形成伙伴关系的环保团体与个人，民间环保行动者并没有走出势单力薄的局面。由于疫情防控政策所带来的出行不便，以及政府言论管控的加强，媒体与网络空间在“清零政策”、二十大等社会政治背景下不断出现噤声现象，民间环保行动也受到了直接影响。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本章所讨论的青年行动者包括加入公民环保组织、社会小组的行动者和在高校发起环保活动的行动者。行动者的家庭和地域背景多元，多数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在大学期间接触环保社团或本地环保NGO而获得知识启蒙，此后以全职NGO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兼职或志愿者身份参与环保运动，其中主要涉猎的方向有污染防治、生态保育、减排等等，他们也推动这些议题进入主流议程、公众视野或政策框架。

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重开发而轻保育的发展模式，没能兼顾环境，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奇迹在进入千禧年之后逐渐呈现不可持续之势，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恶性现象不断在各地发生。2010年，中国官方公布第一份全国污染源普查，从政府层面确认了环境高污染和高风险的事实。2011年，华北地区严重的空气污染激发了雾霾大讨论，在电子设备上查阅空气质量成为许多市民的日常。许多青年行动者正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感知到身边乡野环境的恶化，并基于自身的实际体验，而有了深入理解环境问题和展开行动的想法。

另一方面，公众环境教育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除了环境文学、纪录片、新闻报道带来的感召力，环保组织发起的公众项目也带来了生态启蒙的风潮。例如，多家环保组织曾联合发起虚拟社区环保大学“自然大学”（已中断），培养了许多目前仍活跃在一线的青年行动者；自然之友发起的高校环保社团联盟“青萤计划”（已中断）为高校环保社团成员搭建起了交流和组织网络；全国大学生绿色营聚集起了关注环保生态和自然议题的学生群体等。

此外，以邻避运动为代表的草根抗争行动可以说是环境社会力的先锋，2010年前后在中国多地出现群体性抗争事件，推动公众与媒体反思污染、发展和环境权的问题。在不断收紧的政治空间下，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相较于其他议题的可见度更高，而且很多时候以利益相关方的平民为行动主体，面对环境恶性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发或半自发的受害者共同体，团结起来争取安全与健康的保障。

虽然这类行动仍主要是零星而分散的状态，不一定连续，且因为舆论管控、媒体噤声等原因，难以集结形成持续性的运动力量，但民众为了自身健康而针对某个具体环境风险发起的抗争行动在各地至今仍然不断出现。环境运动蕴含着民主实践可能——启蒙民众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并争取权利——也吸引了许多有公民社会意识的青年行动者。

当前，行动者来源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一些在高校教育中接受了环境、发展、可持续等相关理论教育的青年也开始尝试借助国内外的思想资源开展行动，通过自主思考、共读和共学，为环保展开社会想象，反省当下的消费和社会制度模式。许多人以环保志愿者的形式参与到环保组织或志愿者小组中，他们更通过调研、科普文章撰写、艺术创作、监测和举报等方式传播议题，活跃于网络。

总的来说，环境议题本身的多面向、复杂性和讨论空间可以容纳更多领域的联合行动，这一特点也感召了一些有志于社会进步的青年行动者。

二、行动现状与背景

前述讲到，中国民间环保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在目前的阶段中，官方话语更为强势，而民间行动则面临诸多难题。实际上，随着政治空间收紧、资金管控加强、舆论环境恶化，民间环保组织面对的是愈加复杂的制度环境和筹资形势，被迫在不确定中寻求转型、适应和继续行动的突破口。

伴随着2010年以來市场经济和政府治理的发展和转型，生态环境议题日益受到官方重视。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两山理论”也被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制度建设为环境行动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但这一情况的侧面是，官方的单一诠释已经成为环境问题的主导叙事，处在社会不同位置的草根民众和NGO则较难在公众媒体上获得独立表达，更难以通过这种渠道来动员。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后，此前依赖境外资金的草根NGO旋即面临生存状况的考验，甚至因“断粮”而名存实亡或完全消失，活跃的草根环保行动越来越少。由于只能依赖国内资金，环保团体被迫在“僧多粥少”的筹资环境中竞争，开展项目和培育青年的能力也因此受限。出于对学生运动的担忧，大学校方也收紧了对学生组织的管理，阻碍了校外环保团体培育、联合高校社团开展行动实践，以及培养新行动者。

目前，由于公民社会土壤的消失，不论是环保组织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行动者社群越来越倾向于以一种政治安全、非对抗的方式开展传播和实践。简言之，需要与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可以被接受的行事风格。官方也并非铁板一块，在许多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理念或利益的不一致，这中间的弹性空间，就让环保团体和个人得以介入做事，环保运动因而有可能出现。不过，随着舆论空间里泛政治化倾向的扩大，环保NGO在向官方建言献策或向民间进行启蒙教育的同时，也日趋审时度势、小心行事，以避免被贴上标签。

如此大环境下，青年行动者难以展开公开且直接的抗争行动。不过，公开的行动并不全然绝迹，例如成长于广西桂林的行动者欧泓奕，在2019年，她响应瑞典气候活动家格蕾塔·桑伯格的气候罢课，独自在桂林市政府门前举牌抗议。她的行动被广泛报道，她也是格蕾塔发起的“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全球行动网络中第一个中国参与者，此后，类似行动也扩展到了南京、上海等城市。但是，欧泓奕被当地警察带走，接受盘问，而且由于多次接受外媒采访、批评中国排放情况和气候活动，她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被网民攻击。在中国青年行动者的社群中，欧泓奕的行动方式被视为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公开支持者很少。根据媒体报道，当欧泓奕申请加入一环保团体时，因为被公安部门审问过而遭拒绝。

虽然舆论环境的恶化让中国公共空间里的环保叙事趋于单一化，但环保团体仍旧保持了较强的行动力，作为中坚力量为新生代行动者提供启蒙和支持。NGO或基金会仍然乐于为青年行动者的自组织项目提供直接资助或培育支持。只是碍于行动空间和舆论环境的限制，这些改变仍是基于社群的小圈子传播，且以趣味性的活动为主，缺乏更深入的实践，难以对群体权利诉求的制度化转换产生更大的影响。

此外，近年来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传染病等危机也让更多青年开始反思自身生活与环境及气候问题的联系，因此涌现出一批关注环境与性别、健康、劳工、原住民、食物、非遗文化等交叉领域议题的网络共学或行动小组。反省并尝试建构环境与社会连结的新实践不断产生，行动者尝试在更丰富广阔的视野下，将社会议题与环保实践相结合，探索环境视阈下社区营造、城镇转型、生态农业等议题的发展和理解。

三、行动方式

2022年，受新冠疫情和持续封控的影响，青年行动者的线下行动受到了较大影响，实地调研较难展开，基本以线上为主、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工作，在一些议题上实现了跨领域的联合行动。总结而言，青年行动者针对以下领域开展了工作。

（一）法律行动

在法律行动方面，疫情防控不仅限制了2022年青年行动者线下调研工作的开展，也影响了多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进。例如，自然之友在2021年提起的诉连云港湿地项目破坏生态一案，立案一年也未能开庭审理，但在2022年5月就收到法院中止审理的裁定。环保团体与志愿者选择通过网络公开诉讼进展，通过网络传播相关信息，展开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讨论。

这一年，环保政策法规有不少更新，如6月开始实施的首个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湿地保护法》，以及被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青年行动者们通过文章撰写，加上漫画、影像或播客等共创方式，举办在线讨论活动，搭建了讨论空间，动员公众认识法律进展，为正在修订的法律发声提意见。例如，环保团体和志愿者通过网络跟进法律修订的进展，公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三次审议稿”，批判性地解读法律条文中的变化和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影响，呼吁公众参与提意见。当备受关注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工程公共事件出现时，行动者也通过文章撰写的方式，分享公众参与听证会的情况。此外，也有环保团体发起了针对青年群体的能力建设项目，支持关心环境问题的青年群体理解环保政策法规，促使他们具备提出科学理性意见的能力。

（二）传播与叙事

在公共传播方面，社交媒体、自媒体和新闻媒体是青年行动者依赖的主要传播渠道。行动者们通过线上讲座、行为艺术、影像、调查报告、报道和评论等形式，保持对生态、自然、环境等相关内容的长期输出，其中既有科普向的内容，也有调研手记、针对具体争议事件的个人观点看法。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面对具体的环境风险或者有争议的环境事件，如热浪高温、长江流域大旱、山火等极端天气，行动者能够迅速回应，通过文字、影像实录和艺术倡导，提供讨论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中国日益紧缩的舆论空间里，环保团体倾向于运用制度体系中的工具和框架推进环境保护，通过温和的行动累积政治和社会资源。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常常在主流议程中被简化为宏大叙事，青年行动者——尤其是接受过国外教育或善于搜寻国外网络资源的行动者——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提供微观细节、讲述可被感知的内容。此外，行动者也会根据国际上的气候和环保议程进行创作，推动相关议题进入主流议程，例如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生物多样性大会召开期间，在中国主流环境叙事的框架下发布针对性的内容，举办活动，以适合主流传播的语言内容联合官方媒体和本地企业等进行传播。

与此同时，当田园乡村、生态、自然等话题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越来越被中国主流媒体所青睐，行动者的传播内容也受到影响，关注可持续、永续生活等具备社会想象、生活哲学特点的行动也正在萌生发展。为了获得公众支持，趣味性的传播内容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结合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创作与记录方式，通过有创意的表达聚集起不同领域的青年社群。

（三）公众动员

在公众动员方面，由于不同领域的环保问题高度专业化，涉及到的议题和进入门槛各不相同，主流叙事中允许的行动空间、涉及的利益方千差万别，因此议题与议题之间的动员与组织网络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符合中国政府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政策议程的理念，例如，有关工业、农业减排的，环保团体与个人有许多空间可以介入，较容易构建跨领域的支持。在涉及问责的话题上，一些青年行动者认为相比污染议题，公众有基础认知的野生动物保护议题更容易获得有效传播，例如，关注候鸟、湿地保护的行动网络中，往往包括研究者、环保志愿者和大学生，在北上等城市均有长期扎根本地的环保团体或观鸟小组，一些本领域的研究者本身也从护鸟志愿者的身份成长起来，行动网络具有较强的粘性和熟人社会性质，传播上更为灵活。

不过，当行动达到了社会动员效果后，也可能招致官方的压力。例如，一个曝光开发项目的行动，在网络上形成自组织，通过接力创作等方式取得关注后，发起者随即被官方要求停止，不能再继续行动。

（四）污染发声和创意行动

虽然在公共空间里的可见度越来越低，但环境风险和公害污染并没有消失。2022年，仅异味扰民事件就有比亚迪长沙工厂废气排放疑似引发儿童流鼻血、葫芦岛废气污染形成公害两起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在前一个例子里，民众走上街头抗争，积极联络媒体表达诉求，也有环保律师、环保团体和记者跟进报道或提供建议，最后社区民众诉求获得当地政府回应，官方也启动症状调查。在这个例子里，社区青年住户起到了发声和寻求外部支持者的关键作用。

一些行动者也发起了跨领域、跨议题的联合行动。艺术家坚果兄弟所发起的葫芦岛污染受害者“求助电话亭”计划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联合行动，聚集起了艺术家、环保志愿者、律师、记者、音乐人中的同路人。充满创意的艺术行动本身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污染转化为强烈的具身体验，让参与者产生强烈共鸣，相关视频和讨论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媒体跟进报道，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最终，葫芦岛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此事，宣布已督促涉事企业整改，并立案查处污染企业。“求助电话亭”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戏剧性和吸引点，也使得媒体有了更强的报道意欲，并且使其成为网络热点，这也为未来青年行动者发起联合行动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五）环保教育

在公共教育方面，许多环保团体均非常注重走进校园，讲述他们的工作，开展生态与自然教育。虽然新冠疫情带来的持续封控让线下活动难以进行，青年行动者仍旧通过制作网络小册子、发起线上讨论、影像放映、共学等方式开展了许多社群服务。例如，有关心环保话题的青年自发组织的生态类纪录片放映、捡拾垃圾等，围绕食物、农业、生态等话题形成一些趣味性的创意活动，并通过参与本地社区市集、社区文化项目等努力让类似活动成为本地青年文化的一部分。

四、官方管控

2022年在二十大前夕，媒体和公共平台因维稳原因受到更加严格的管控，一些依赖于网络曝光来推动议题的环保行动直接受影响，难以联合媒体进行报道或报道被搁置。地方政府部门对活跃的行动者也更加敏感，在一些情况下直接干涉行动本身。

例如，有志愿者在调研现场被民警带走，后解释是“防疫”原因，但使得调研中止；笔者了解到的另一则情况里，有民间环保团体因为网络传播行动违背政府的议程、影响二十大召开前夕的舆论环境，而在政府施压下受到资金提供方的警告，一度陷入生存危机。在筹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一些被视为激进的环保团体或社会小组难以找到资金提供方，这类情况也持续影响着青年行动者的动力。

近年来升温的民族主义舆论倾向也在影响环保行动。例如科普自媒体“回形针”、环境机构“中外对话”中国办公室接连因为网络“爱国大V”的举报而受到直接影响，这些事例也使得环保团体更为谨慎。即使是坚持温和路线向公众进行环境教育的NGO，也担心被波及，在议题传播上更为谨慎，尤其是有境外联系或在境外注册的国际NGO。目前，环保团体多转为提供社会服务、社群教育、政策倡导等服务性工作，以此规避政治风险。

由于舆论环境恶化，以及官方对环保团体的管控加深，原本公民社会中的灰色地带或弹性空间越来越小，目前抗争路线的环保行动越来越少，行动者看似空间很大，但其实推进环境正义、原住民权利、生态政治经济等面向的可能实则越来越小。许多行动者倾向于把问题聚焦在环保目标，而非社会政治目标上，环境问题中的社会议题因而逐渐被边缘化。

五、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环境行动者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行动空间的狭小。在一个谨慎的言说环境下，行动和论述的主体很多时候被迫让位于官方主流叙事，制度改革被认为要依赖政府主导或与政府协商的形式才能完成，权利导向的环境运动则容易被贴标签或招来警告。在经济上，筹资是一个长期的难题，许多青年环保行动者长期面临着收入较低的问题。

虽然政治空间收紧、维稳压力增加，让直接的对抗性行动难以实现，但民间社会时不时出现的反对公害污染的环境抗争行动，这说明，环境、健康和安全是人们共同的追求，集体行动仍然有其可能。目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为环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短期内不会改变。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现有资源，有策略地推动议题传播，减少在核心内容上的妥协。

相比在环境领域深耕多年的行动者，新生代的环境行动者更加注重以一种革新的形式累积群众资源，通过行为艺术、音乐、漫画创作等创新形式吸引大众关注，而且在传播媒介和组织形式上也更加趋于灵活和去中心化。外界需要为青年行动者形成富有行动力的自组织、持续行动提供能力建设和资源支持，帮助分散在各地以及国外的行动者形成联结，与学者和专业人士建立广泛联系，以此创造沟通、交流与合作机会。

此外，青年行动者也需要更多包含实地调研在内的支持和培育，提高其对于环境议题的理解和社会想象。环境和环境权作为一种抽象论述，需要在具体语境和身体经验下才能建立深刻的认知。在青年培育上，由于当下校园社团的活动和传播内容均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即使在学校里参与到环境小组或社团里，也不一定能获得对于环境权益的深刻思考，而止于对环境问题的浅尝辄止，毕业后也很少继续投入到环保行动中。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成员之间的传承和接力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这方面需要更多的设计和探索。

对于青年行动者而言，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网络、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源，将更多的权利意识和身体感受带到现阶段的环境传播与教育中，推动环境社会力的启蒙，仍然是一个有待加强的问题。目前，环境论述中性别、劳工等社会面向的可见度仍然较低，环境传播很多时候局限在一种技术化的语言表达体系里，难以为环境问题形成更广泛领域的连结和行动网络。

在主流环境框架之外，需要青年行动者丰富关于环境的话语和言说，利用现有社会制度创作理论基础和发言的正当性，从“只有一个地球”这样缺乏具体时空指向的抽象论述，转变为具有本土认同和社会意识的环境叙事。此外，亦可增加针对环境或气候问题受害者的赋能与服务工作，增加环境行动的社会效益，减少环境行动的精英化趋势。青年行动者需要打开想象力，借鉴国内外环境或其他社会领域行动的创新经验，为环境问题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诠释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