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要紀念，以及在紀念什麼呢

（封面圖來自於@iyouport ）

33年了。如今廣場上不再有燭光，甚至任何有關與此的活動都會被禁止，哪怕提到一點敏感的字詞，都會招來莫名的危險。每當回想起，香港如何變成今天的樣子，都不禁潸然。

有歷史記載說，中共黨內當時有聲音希望收回“4.26社論“，但這無異於打了最高權威的臉。我們今天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答應的事情。就如同現今的”清零“口號，想要收回，就等於失去權威，那是萬萬不可的事情。當年慈禧太后對外宣戰，斷沒有收回成命的可能。

最近這幾年其實已經感覺到，這一年一度的紀念活動已經漸漸勢弱了。如今香港已經噤聲，只剩下海外那些毫無建樹的“民運人士”還有氣無力的哭鬧幾聲。（順便一提，我們稱他們為“民逗”，不知其他地區的人是否有此稱呼？）

紀念不只是為了不忘記。對於親歷者來說，身上留下的創傷、身邊同仁死去的記憶，是不可能消逝的。而對於未曾親歷的人，和當年甚至還未出生的後人，如果僅僅將之作為“良知的提醒”，以為這只是如同古羅馬角斗場上慘劇一樣的歷史事件，那麼紀念其實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我們銘記歷史，並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博學，有多慈愛。

是為了驚醒自己以及後人，應當如何從歷史中學習以武裝自己。

從“國家”一詞出現開始，我們就在探究國家的意義。以我粗淺的理解，例如民眾和民眾之間有糾紛，無論是小偷小摸，還是抵死相搏，最終需要有人出來作為中間調停，懲罰惡者，震懾其他惡人，維持社會秩序。現在，這個中間的調停人我們稱之為“政府”。

在美國，我們對政府是抱有警惕的，因為它是整個國家中唯一可以合法使用無限暴力的機構。那麼民眾如果和政府有了衝突該如何解決呢？在我們所認知的西方國家中，民眾當然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表達意見，提出批評，當然也可以提起訴訟。

而三十三年前，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意想不到的解決方案：

無差別的平民屠殺。

而他們稱自己為“人民政府”；他們把“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高高掛在自己的額頭上。

可是“人民”在哪呢？在他們每天埋頭學習的文件裡，在日復一日孜孜不倦的宣傳材料裡。至於大街上走的，農田裡勞作的，辛辛苦苦只為生計奔波的－－“活人”，似乎和“人民”無關。、

更妙的是，一旦這些“活人”有了救國救民的思想、有了對現狀的批評，他們就成了“人民的敵人”。

歷史總會重演，只是每次重演的方式並不相同。在當下思考這個問題格外重要，我們見到的基本是同樣的一個故事：

－－ 發表“疫情清零”的最高指示。

－ －無差別的社會隔離。

你可以說，上海在這次大隔離中死去的人畢竟是極少數；雖然全國其它地方也有大小不同程度的無差別隔離，並且也都連帶著有人死亡，但那也是極少數，上海只不過是聲音更響而已。

就如同當年死難的學生也不過是少數人麼。再往前數，”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餓死的人，也沒影響如今人口發展到14個億，那也算是少數人吧？再再往前數，那些被批鬥被抄家的土豪，右派，地主走資派……也是少數人吧？

這種思想的精妙之處在於，很少人意識到，自己隨時都可能成為一個“少數人”。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掌權的人”和被他們“服務”的人，似乎只是互相通曉語言，但卻截然不同的兩個物種，一旦發生衝突，那就是兩個種族的矛盾，一定要拼個死活才可以。

講道理是沒法講的。講法律？那只是餵給你們下層人的奶瓶而已，隨時可以奪走。反正你又不知道奶瓶裡裝的是不是三聚氰胺。

知道的都被抓走了。

我不是哥吉拉迷，只是偶爾在某處（已經忘了是哪裡）看到一個對哥吉拉動畫的片段，說那些每隔幾年要受到哥吉拉破壞的農民們，如何還能在當地活得下去。一個伯伯說：“這就像是壞天氣，躲一躲還是能過去的。”

顯然，現實中還有很多東西，是比哥吉拉更可怕的。

在我看來，這才是“紀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