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情下饱受煎熬的劳工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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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台湾）

台湾疫情至5月15日开始快速恶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已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在疫情下处境更加严峻，群众的不满将无法被“同岛一命团结抗疫”的官方宣传简单地麻醉，只会给未来的工人斗争的爆发埋下更多炸药。

如果疫情爆发之初，民进党政府不犹豫于影响财团利润而迟迟不升级警戒，像今天这样让三级警戒连续超过五周的惨况本可避免。结果现实却是将人民折磨得疲惫不堪，劳工阶级尤其承担最大代价。

民众躲在家里网上购物，使货物寄送爆量，物流业劳工应接不暇的同时，更首当其冲被政府和资方强迫放宽加班时数。现在政府还进一步把制造业、批发业、综合商品零售业、仓储业等4业别适用劳基法例外弹性，缩短轮班间隔为8小时，放宽加班时数，直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疫情警戒第3级解除。

民进党政府在疫情爆发前盲目乐观、得过且过造成如今的恶果，所谓“超前部署”根本子虚乌有。现时产业资本家与政府不是亡羊补牢，反而是联手利用疫情让工人面临过劳还增加传染的风险，让公司利用倍增的需求趁机捞钱。

早前，中和工业区员工确诊，老板却下令全公司照常上班，苗栗3电子厂群聚案依然强制台湾员工上班，私下威胁若请假就对工人不利。即使经过筛检员工仍担忧自己是伪阴性，但害怕工作不保只能硬着头皮上班。

工地工人在炎热的天气工作，在搬运重物晒太阳的煎熬下戴口罩很容易出现呼吸困难甚至缺氧，脱下口罩却担心被检举。营造业资本家为了省钱，工地缺乏基础的定期消毒、卫生设施和独立休息空间。工人们只好在室外吃饭时摘下口罩，结果遭检举罚款仍要由工人自己承担。政府明知体力劳动的劳工不可能居家办公，而密集劳动的场所更只会令他们暴露在更高染疫风险中，却不勒令营造业停工，并给予工人有薪防疫假。

旅游业、餐饮业受到疫情打击只能关店，政府只给失业劳工极少纾困，很多打工人甚至根本领不到。其他的行业员工也面临裁员和无薪假，这显示受到新冠肺炎打击最深的是工人。失业或放无薪假的工人现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困境，他们失去收入，没有钱付房租。房东可以缓缴房屋贷款，但租户却不能缓缴租金。面对疫情加剧的住房危机，房东和相关图利者却一方面挖地三尺将租户迫至山穷水尽，另一手却依然厚颜地拿去大笔政策补助。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台湾）认为应强制房东在疫情期间不得驱逐所有房客，并且免却基层租户和小商店的租金，违列者的房产应该立即被收归公有，受工人阶级居民民主管理。同时在疫情后基层租屋族也要组织起来，对抗节节上涨的租金，要求实施更有力的租金管制，就像美国社会主义替代 （ISA美国）在我们西雅图的市议员Kshama Sawant的领导下要求实施管制，并在任内成功课征亚马逊的财团税，增加建设公共住房，以解基层工人之困。

疫症因病毒不断变种变得更加难以消灭，工人阶级必须要现在组织抗争。资本主义和工人的健康是对立的，在疫情爆发前政府吹嘘今年经济向好，还编列8400亿纾困预算，为企业慷慨解囊，但对工人却吝啬分毛。纾困贷款政府补贴利息，意味着政府把现在理应用于防疫与公共救济的公帑送给银行和企业，方工人对纾困政策和资源用处没有控制权。

工人急迫需要这笔生活费补偿疫情损失，申请紧急救济却被重重设限。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抵抗一切的裁员、无薪假和强迫加班，要求在不扣减薪水的前题下选择留家工作或者停工，并要求雇主提供充足的防疫设备，由工人民主制订防疫下的工作守则。

我们必须把那些被资本权贵私藏的社会财富收归公有，并且民主管理，包括医疗系统、药剂企业、防疫用品以至食品生产等，才能克服为财团利益而牺牲大众的市场制度。消灭了财团利益的影响，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政府制订的防疫政策（包括警戒升级与产业的开关），才能由卫生专业人员和劳动人民来民主决定，不再为利润服务，并有效防止病毒传播。抗疫需要组织劳动力和实行计划生产，才可以迅速改变经济生产的模式，以应付疫症下的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