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成功的背后是一场人权悲剧

官方疫情数据缓和，是否以人权为代价？

文：王亚秋，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

我猜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过得挺好。新冠肺炎疫情在他的国家大体得到控制，而且中国预期将成为2020年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此同时，习近平在太平洋另一头的主要对手，美国，每天仍有数千人因新冠病毒而垂死挣扎。感染人数再度暴增，正持续冲击美国经济。

1月7日早晨，习近平看到的第一则新闻就是美国国会山遭暴民席卷，国会议员不是藏身桌下就是仓皇逃跑。

中国官方媒体对此喜形于色：“历史并未终结，终结的只是美国神话。” 1月11日，习近平向出席会议的党内高级干部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美国扰嚷骚乱和中国看似一切如常的鲜明对比，令中国某些人士更加支持政府。但只要剥开表面深入内里，就能发现为维持常态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其主要形式即是侵犯人权。

情势翻转完全出乎意料。不过一年多以前，中国因为新冠病毒全国肆虐而进入紧急状态，千百万人对政府掩盖疫情义愤填膺。当时有些人还问我，这个病毒会不会让中共政权倒台。

2020年1月23日，为了尽快防堵病毒扩散，中国当局突然对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城市实施严苛的封城措施。官员在社区大门贴上封条，禁止居民外出。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许多居民绝望地凭窗呼救。

尽管受到严密审查，许多惨痛事故仍陆续传出，例如：一名尿毒症患者因无法到医院洗肾而从住家阳台跳楼自杀；一名脑性麻痹男童因父亲被强制隔离无人照顾而在家中死去。

情况非常恶劣。但到了4月份，官方发布的每日确诊件数降低为个位数，而且不再有新的死亡病例。

对于武汉等地遭受封城之苦的居民，亲友被病毒夺走、自己在严厉管制下挣扎求生的记忆犹新。但对国内其他地区的人来说，这种牺牲似乎是必要的，还好有审查制度让受害者无法四处申冤，宣传机器则将他们的苦难升华美化。

“几万人几千人⋯放在全国十四亿人口里⋯多大点事儿”，一则微博帖文说。“我们从不讳言牺牲，因为牺牲赋予民族的胜利以光荣，” 官方新华通讯社4月发文说，“武汉必胜，湖北必胜，因为中国必胜。”

同一时期在 “自由的” 美国，新冠肺炎并发症已造成2,300万人感染，逾40万人死亡。有些美国人主张“不戴口罩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并且坚持“疫苗导致自闭症”。中国官方媒体则向读者发送无数美国垂死病患的图片、数据和报导，逼得我在中国的亲友纷纷发信询问 “你还好吗？美国怎么回事？”

北京自称抗疫“胜利”，对照美国惨状，促使部分中国当权菁英和普通民众公开力挺公共安全与秩序先于个人自由。 “只有捍卫公共利益，才能让个人权利有保障，” 一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写道。 “个人让位于集体⋯⋯这才是和谐的体现！” 一则呼吁武汉市民不出城旅游的微博帖文说。

这种观点不光是疫情或近期加强审查与宣传造成的。它们源自数十年来对自由主义观念与行动的持续打压，习近平于2012年底上台后更变本加厉。

过去十年，中国当局几乎全面收紧社会控制，包括互联网、学术界、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加强国际交流后，这些领域原本存在某些讨论人权、民主议题的空间。

北京大量监禁人权活动者、律师、记者和宗教人士，只因倡导不受中共许可的观点。许多年轻人从小到大没有用过推特和谷歌。他们渐渐相信政府严格审查互联网能够保护他们免于虚假消息，并且避免国家出现美国正在经历的混乱。

同一套审查制度在新冠肺炎危机中不动如山。当局将网上批评政府的帖文清除，将公民记者张展判刑四年，驱逐十几名外籍记者，而且悍拒世界卫生组织实地调查病毒起源。

尽管保持高度警戒——或许默认对其防疫纪录的质疑——北京仍在竭尽所能保持国内零病毒。本月新出现在河北、吉林两省的小规模疫情，已促使当局再度对数千万居民实施封城。

但病毒是否已被控制——以及人们是否继续拥护以镇压为基础的防疫政策——可能让习近平的未来不如他所愿承认的那样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