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奧運會前夕烏克蘭KGB的活動

在蘇聯全國上下組織籌備1980年夏季奧運會過程中，國家安全委員（克格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時任克格勃主席是後來的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其任務不僅要確保安全、杜絕隱患，更要向數千來賓展示一幅完美的、堅不可摧的畫卷。

國安部門提前幾年就開始為奧運會做準備，近年解密的烏克蘭克格勃檔案揭示了蘇聯政府當時擔心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

基輔是承擔第22屆夏季奧運會賽事的第三重要城市，僅次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足球預選賽四分之一決賽將在這裡進行。另外，奧運火炬傳遞將途徑從切爾諾夫策到哈爾科夫的6個州。

1977年3月，也就是奧運會開幕前三年，烏克蘭克格勃內部成立了負責此事的專門工作組，主席維塔利·費多爾丘克親自任組長，定期向烏克蘭黨中央匯報工作。翻看現存於烏克蘭安全局檔案館的費多爾丘克1978年9月-1980年6月之間撰寫的六份“奧運文件”，第一份文件開宗明義指出工作的主要方向：“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業務渠道獲取的材料表明，敵方情報機關和國外反蘇組織正在計劃和準備與奧林匹克運動會有關的各種破壞活動。”

烏克蘭克格勃確定了三大“風險群體”，也就是國安部門認為有可能干擾蘇聯體育盛事的人：1、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他們的目標是恢復烏克蘭歷史上的獨立地位，或至少在文化和語言領域保持更多獨立性；2、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主要追求蘇聯猶太人移民海外的權利；3、“教派分子”，被禁止的新教教派代表（如“耶和華見證人”），他們主要為教友們爭取信仰自由。

這三大群體在蘇聯都有人被打成政治犯，奧運會可能成為吸引世界關注這一問題的平台。同時克格勃堅信三大群體背後站著北約國家和以色列的情報機關，他們可以派遣自己的特工和骨幹人員來蘇進行“破壞活動”。維塔利·費多爾丘克在一份文件中寫道：“特別是以色列間諜機構摩薩德駐巴黎負責人普里默爾正在法國猶太人、尤其在蘇聯猶太僑民中間，挑選能在奧運會期間出於挑釁目的為所謂‘良心犯’和被蘇聯禁止離境者發言辯護的人”。

雖然外國活動分子（真實的或想象的）幾乎無法組織什麼像樣的活動，但克格勃對一切有可能政治化奧運會的企圖都保持警惕：海報和口號、旗幟（以色列國旗或烏克蘭藍黃旗）、公開言論、靜坐抗議等。另外安全部門還預計外國活動分子將作為奧運代表團成員合法入境，隨身帶來“有害”材料——書籍、報紙、傳單之類。上述克格勃文件甚至指出一項名曰“莫斯科-80”的特別行動，稱宗教團體計劃將50萬冊書刊運進蘇聯：“教權主義組織‘共產主義國家福音’的領導人制定了名為‘莫斯科-80’的行動，準備了約50萬冊用蘇聯各族人民語言撰寫的宗教宣傳品，通過他們的特使以奧運會旅遊團為掩護帶入我國”。

其實，國際體育賽事出現此類和平表達並不罕見，例如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蘇聯對陣民主德國的足球賽上，烏克蘭裔加拿大人達尼洛·米迦爾突然進入場地，打出藍黃旗、跳民族舞。

如果換作其他場合，抗議者無非拘留而已，他們的訴求不會被（蘇聯媒體）廣泛傳播。但奧運賽場不同，幾千個記者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警察抓人的錄像和照片肯定比抗議行為本身更吸睛。

文件指出：“……НТС領導建議每個行李箱裝書30本、小冊子150份，衣服口袋也塞幾份。當被蘇聯海關人員查獲時乘機把事情鬧大，拉上同伴抗議所謂的侵犯人權行為，並要求查看沒收他們隨身物品的法律依據。跟隨此類團體的記者、電視台工作人員和攝影記者應記錄此類‘風波’，以挑動西方的反蘇宣傳”。

不僅文宣

然而，如果你相信克格勃的預判，那麼海報和傳單遠非“敵人”的全部手段：“尤其嚴重的是關於可能出現的恐怖主義、破壞和其他特別危險極端主義行為的報告。聯邦德國和另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圖謀培訓恐怖分子，計劃派遣他們在奧運會期間以遊客身份進入蘇聯實施極端主義行動”。

據說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也在謀劃“恐怖襲擊”。文件指出涉事的是一個叫“烏克蘭青年聯盟”的、跟“班德拉派”關係密切的青年愛國體育組織，其成員在美國和歐洲的訓練營接受恐怖行動培訓。

烏克蘭歷史學家根納季·伊萬努申科在倫敦長期從事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檔案收集工作，跟當年僑居西方的活動家多有交流，並沒發現該組織沾染恐怖主義的確實證據。他強調，那時候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不具備進行此類活動的手段和資源，克格勃所謂的“營地”只是烏克蘭青年聚會處，並未培訓武裝人員。另外，伊萬努申科也沒見到任何文件表明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當真重視過莫斯科奧運會，遑論派員參與。

但無論如何，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劫持以色列運動員的悲慘先例殷鑑不遠，令人們不得不擔心莫斯科奧運會萬一出事怎麼辦。這就是克格勃內部決定組建反恐分隊（“阿爾法”小組）的主要原因之一。關於巴勒斯坦，克格勃文件稱：“業務收集的情報顯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層已經決定莫斯科奧運會期間不准在蘇聯領土發動恐怖襲擊”。

克格勃通過42名駐外特務和另外49個留學生信息源探聽計劃中的外國行動。6月份海外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之一：“梅利尼科夫派”的兩個人（可能是特務）被確定與克格勃有聯繫，“通過他們查明了赴蘇聯參加奧運會的外籍烏克蘭裔敵對行為人，並將旨在限制1980年奧運會期間民族主義者破壞行為的虛假信息傳遞給了民族主義中心”。

據克格勃說，奧運會之前半年共有44名“猶太復國主義者”密使、35名“宗教宣傳中心”密使訪問烏克蘭，其中10人被驅逐出境，69人被正式警告。預計抵達基輔出席比賽的外國來賓約8000名，因此組織者決定看台上每三排部署“社會代表”（共青團員、民間糾察隊員等1200人）和民警（120人）就坐，以便“及時發現並制止外國人的可能舉動”。13名編外克格勃人員及626名特務負責控制外國來賓，並設法在他們的住處（36個涉外設施）探聽消息。

至於奧運會的恐怖主義威脅，文件坦言這類襲擊更可能由蘇聯居民而非外國人發動。

近些年蘇聯情報機關掌握了一些聲稱要刺殺國家領導人的傢伙，雖然大多數只是嘴上喊喊而已，但烏克蘭境內登記在冊的有12人。還對253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做了工作，具體細節不詳，可能是奧運會期間把他們隔離在精神病院。

克格勃協同民警聯合開展“軍械庫行動”，1980年收繳火器29支，子彈近4000發，炸藥11千克、手榴彈13顆、爆炸裝置10個，逮捕持有上述物品者38人。

白采爾科維市一個姓克拉夫琴科的人聯繫當地部隊某軍人，索要裝滿子彈的手槍和軍禮服，自稱他和朋友計劃在奧運會期間“製造混亂”，喚起當局對工人問題的關注。該軍人是克格勃線人，把整件事匯報上級。克拉夫琴科之後的遭遇不得而知，但克格勃攬下了預防危險發生的功勞。

波蘭女子達努拉·利爾動身去利沃夫，波蘭邊防軍在她行李中發現50枚毒氣彈。該女子解釋稱她的波蘭朋友伊萬尼茨基托她把東西捎到利沃夫。“據說毒氣彈是供烏克蘭某些組織成員在奧運會期間使用”。不知此事如何告終。

奧運會開幕前幾天，匈牙利邊防軍在奧地利邊境攔截一輛聯邦德國公民駕駛的準備前往蘇聯的汽車。車內查獲帶光學瞄準鏡的步槍及爆炸子彈，備用油箱內發現俄文、匈牙利文宗教書籍。此事發生後，烏克蘭邊境沿線的克格勃單位加強了對從西部入境車輛的檢查力度。

整條火炬傳遞路線、中央體育場、運動員和代表團住所、基輔各戰略設施都是克格勃的保護對象。費多爾丘克文件包含了負責各項工作“辦公室”的職員人數：整個共和國2500人，基輔市1100人（首都民警9700人），接待外賓最多的“羅斯”賓館竟有379名克格勃及內務部人員駐守。從1979年開始，被挑選參加奧運會安保的國安人員就開始在基輔和哈爾科夫負責各項國際比賽和蘇聯人民運動會的保衛工作，作為預演鍛煉他們的技能。

禁止一批，關押一批

“奧運會促使政府釋放政治犯”的願景終究破滅了。相反，1979年出現新一輪搜查、逮捕持不同政見者的浪潮，1980年春達到頂峰。烏克蘭境內，瓦西里·斯圖斯、斯捷潘·赫馬拉、尤里·利特溫、奧列西·舍甫琴科、格奧爾基·普里霍季科等人屬於重點關注對象。當局目的很簡單：使這些活躍異議分子在奧運期間遠離國際視線。被逮捕者自己當然明白為什麼在這個特殊時刻再次遭受特殊待遇，暫時自由的人則被嚴密監視並進行預防性談話。

新教徒也被打擊：“為壓制教派分子積極性、遏制他們的激進活動，基輔市檢察院刑事科搜查了15名活動頭目和浸信會分裂者權威。在搜查過程中，搗毀了非法的‘信徒’出版社三個裝訂作坊、一個所謂‘排字車間’，沒收約1500份思想意識有害及宗教宣傳材料”。

61歲基輔女市民克拉芙基婭·德米特里辛娜與女兒合住規劃拆除的陋室，一直想申請新房。她之前從未被克格勃關注，直到某次氣急失言，聲稱將邀請奧運外賓到自己家參觀居住條件。對德米特里辛娜進行了預防性談話，她保證不邀請任何人來家。

對付構成潛在威脅的外國人，採取“拒之門外”的辦法，不讓麻煩鬼入境。早在1979年3月烏克蘭克格勃就制訂了300多名有意出席奧運會、懷疑“與敵方情報機關和意識形態中心有聯繫”的外國人名單，其中148人被禁止進入蘇聯。到1980年6月奧運會前夕，這個數字顯著增加：“在進行預定偵查行動中，發現359名有意在奧運會期間進入蘇聯的外國人可能會參加敵人策劃的間諜-破壞活動，對他們的入境情況進行控制。對於有嚴重劣跡的2888名外國人，建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禁止他們在此期間入境蘇聯”。文件此處措辭含糊不清，看不出被“控制入境”的359人跟被“建議禁止入境”的2888人有什麼區別。

截至1980年2月，參賽國申報的13600名代表隊及輔助人員已被蘇聯國安機關逐個審查篩選，545人“由於安全原因”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在烏克蘭克格勃文件中，涉及奧運火炬傳遞和基輔足球賽的內容可能是最無聊的部分。一句話概括：完全順利，壓根沒人嘗試抗議或其他“反社會行為”。

幻想的威脅

奧運會終於盛大開幕啦。克格勃繼續繃緊神經工作，發現37名入境外賓“涉嫌與敵方情報機關、猶太復國主義和宗教中心有勾結”。此外，“蘇聯特色”事件時有發生，比如外國人在“不適宜地點”攝影：莫斯科民警抓獲三名法國人在高爾基街對著舊房子和垃圾箱拍照！仨遊客被正式警告，相機膠捲被悄悄曝光，然後釋放。

伊迪斯·雷切爾於奧運會開幕當天從倫敦飛往基輔，攜帶18份俄文、英文和希伯來文“猶太復國主義”書籍和手冊，以及60個非法的“猶太復國主義標誌”大衛之星徽章。該女子解釋說這些東西是倫敦猶太教堂託付她捎給蘇聯猶太拉比的，她並不知道攜帶了“違禁品”。

法國婦女克洛德·雷恩行李箱內有一本《莫斯科反導覽》，克格勃認為這是一本“聲稱我國對外國人進行‘全面監視’的書，對‘國際旅行社’公司和克格勃機關的業務進行粗暴污衊”。《莫斯科反導覽》的作者是俄羅斯僑民作家、自由電台記者德米特里·薩維茨基，2019年去世。

奧運會期間，從入境烏克蘭的外賓手中合計沒收1880份“反蘇、污衊、宗教宣傳和色情材料”，以及183個大衛之星圖案。

克格勃援引烏克蘭人民和外賓對奧運會的觀感，談起基輔承辦的賽事幾乎都是熱情洋溢的。莫斯科舉行的開幕式被視為蘇聯體制的大勝、美國卡特政府的大敗——因為卡特總統在國際上呼籲抵制本屆奧運會。

只有極少數西班牙和哥斯達黎加運動員對密不透風的監視和規模空前的安保表達不滿，西班牙人曼努埃爾·蘇尼加說：“保護我們的人比西伯利亞還多”。克格勃文件則稱：“為了促使外國人對蘇聯現實形成客觀看法，通過業務手段對其施加正面影響，結果他們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政治上有利的採訪並刊登見報”。

那麼，順利舉辦的第22屆奧運會能否算作克格勃專業能力的證明？從某些方面看也許能。然而上述文件體現的克格勃工作多數不是細緻偵查和巧妙分析，而是高射炮打蚊子（逮捕異見人士）。何況對比奧運前和奧運中編寫的文件可以看出，潛在威脅的規模從一開始就被高估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