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转黑？浅议年青一代网络民族主义的运作机制
近期，郑州村镇银行暴雷以及当地政府殴打维权者的事件让不少曾经的小粉红在网上提出批评和质疑的声音，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甚至出现大量网友留言“希望美国报道干涉”，一时引发关注。“小粉红”一词最初用来指代习惯用追星思维爱国的年轻女性。但经过一系列变迁，当下“小粉红”一词已经具有了自身的含义，被广泛用来指代年轻一代的网络民族主义者。从16年至今，小粉红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和民族主义浪潮的起伏。本文尝试梳理观察到的小粉红群体的变化，引发其变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本文试图讨论中国当下民族主义的核心，其产生的心理和社会机制；通过对其复杂性的讨论，试图找到突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
粉红出征
关于小粉红的意涵，媒体和学者都有不同的讨论，有诸如“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之分，有时也被称作作“饭圈民族主义”、“粉丝民族主义”，或体制外的极权主义。早期对于小粉红群体的批评通常围绕着几个关键词：年轻女性、习惯用追星一样的思维方式爱国、不懂政治、无脑维护中国政府的各种政策行为、认为中国是最好的、西方对中国的批评都是在“抹黑中国”。但也有学者表示，小粉红是一个错位并且带有性别歧视的称呼，多次参与“出征”的网友并不是以年轻的女性耽美小说读者为主，相反有很大的男性比例，他们也并非只有较低的教育水平或者来自中下层的家庭背景。
“小粉红”一词在2016年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再次获得大量关注。2016年1月，以周子瑜国旗事件和台湾大选为导火索引发了数万大陆网友涌入Facebook用表情包、段子和网络语言疯狂洗版，被称为“帝吧出征”或“两岸表情包大战”。官方背景的媒体《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环球时报》都对这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行动表示了默许甚至赞扬。7月，赵薇导演的电影《没有别的爱》启用疑似“台独“的台湾演员戴立忍和疑似”辱华“的日本演员水原希子。7月6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贴出对于戴立忍支持态度的质疑，疑似遭到微博删帖，虽然该贴后经共青团中央申请恢复，但删帖事件引发网友哗然，开始出现大量赵薇利用资本管控舆论”一手遮天“的论调。在小粉红的冲击下，《没有别的爱》被迫换角，戴立忍随后发表声明解释事件。
随着2019年3月开始的香港反修例游行越演越烈，7月，帝吧再次出征，于22日洗版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和香港民族党Facebook网页，与2016年的出征行动一样，这次洗版也有一定的组织性，有专门教授注册脸书和翻墙的方法，散发统一的简体字留言内容和表情包贴图。然而，由于帝吧管理层个人资料被公开，部分成员被骚扰，原定的23日连登洗版行动被迫取消。
仅一个月后，饭圈女孩出征Instagram，并得到如《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官媒的背书。8月14日，央视发布新闻称香港艺人王嘉尔由于转发 #护旗手# 微博遭到了“港独分子”的人肉，其个人信息被曝光。其后也有自媒体称张艺兴、吴谨言、岳岳等艺人因表态支持香港警察在Instagram收到大量负面评价。14日晚，饭圈女孩随即“出征”Instagram，与3年前帝吧出征的策略一致，他们熟练使用表情包、emoji、统一的宣传文案、网络用语来刷屏“港独”账号，控评的话语有诸如“我家哥哥出道几千年”、“抱走我家阿中哥哥”、“阿中哥哥勇敢飞，中华儿女永相随”、“十四亿阿中毒唯（在饭圈中指仅喜欢自己的爱豆，且厌恶并恶意攻击其余偶像和粉丝的粉丝）”等。官媒迅速跟进，共青团中央在8.15晚开设微博话题#饭圈女孩出征#，16号转载《环球时报》的文章，题目为“守护最好的阿中！饭圈女孩出征‘开撕’香港‘废青’暴徒”。《人民日报》于16号在微博开设话题#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叫阿中#，为中国年轻人到社交平台上表达“守护中国、守护香港的热情”较好，该话题一度占据热搜榜第一。
在“阿中哥哥”的名称确立后，微博上还成立了超话“祖国反黑站”，有观察指出，“反黑站”的行动与粉丝群体常用的控评、反黑、刷数据别无二致，其重点在于中国的形象是否受到诋毁。在粉丝的日常逻辑中，爱豆偶像是只能被维护，不能被质疑的。反黑和抹黑对家也是粉丝行为的重要部分，当“阿中哥哥”成为自家偶像和“本命”后，对家便是香港，以及支持香港的境外势力，而对家是必须被打压下去的。至此，粉丝群体习惯的“本家”和“对家”的二元对立逻辑，与民族主义常见的突出“敌我矛盾”的宣传策略无缝衔接。
将国家具象为一个具体形象的行为早已有之。在这次饭圈女孩出征中，除了“阿中哥哥”。另两个常用的称呼是“兔子”（指中国）和“种花家”（指中华家）。这两个称呼来自2011年6月开始于网络军事论坛连载的“国民历史普及”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在《那兔》动漫中，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动物的形象展现，中国以“人畜无害的兔子”拟人化形象出现，描绘了中国在冷战期间的发展。2015年3月同名动画开播，吸引大量关注，中国解放军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参与了该动画的制作，该动画也得到共青团中央、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背书和推荐。在19年的饭圈出征中，就有很多话语使用“种花家”和兔子的形象来指代中国。
至此，小粉红表现出了独有的特质：他们是数字原住民，熟练掌握表情包、emoji和网络用语以及青年亚文化，有些更是熟练掌握“翻墙”技能，熟悉防火墙之外的世界；他们通过网络世界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平日是自发的言论监察员，当网络上出现“辱华”或者“境外势力”的时候可以迅速团结、组织起来，表现出超强的“网络出征战斗力”，并且与官方背景的民族主义媒体和爱国大V维持着暧昧的互相支持背书、偶尔制约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对于爱国，他们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可以强调自己爱的是汉族的文化、中国的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可以对于“一点都不能少”的疆土的坚持，或者是“让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傲人奋斗史，但无论他们爱国的起点在哪里，最终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爱都会有意无意回归到国家等于政府等于党这条线上。当他们出征“台独”“港独”的时候，他们不会去问，为什么不能“独”，因为这是一直以来政府的宣传和教育，无需质疑；当他们猎巫“境外势力”“辱华分子”的时候，也不会在乎这些异见人士是否是在为人民疾呼，因为没有人可以“抹黑中国政府”“侮辱我党”；当他们用“那兔”“阿中哥哥”和“种花家”来指代中国、用“大大”来萌化领导人、用“大白”来浪漫化权力执行者的时候，他们爱的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和符号，以及掌控这些抽象符号的权力者。
粉红转黑？
16和19年的两波出征事件奠定了小粉红作为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者的代表身份，但19年后却多次出现小粉红的大规模“脱粉潮”。19年底和20年初的疫情初期，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封锁自己防控不利，开始不断有网友发表“脱粉宣言”，《悲惨世界》的主题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一度广为流传。但当疫情在其他国家变得不可控之后，网络舆情再次逆转，官方引导下的“抄作业”话语流行开来。
然而，2021年以来，在世界各国开始逐步开放与疫情共存后，中国的防疫政策再次被讨论开来，封控带来的经济损失切实反应在每个人的生活困境中，大量病人因为不合理的封控和医疗资源的配置而无法得到救治，2021年底西安封城几乎再次重演武汉两年前经历的一切，2022年上半年的上海封城让“润学”在年轻人中流传开来。与此同时，一系列的社会事件被曝光，但大众又随即被噤声：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事件、郑州地铁水灾、唐山打人事件，似乎又让民族主义跌入低谷。而近期的河南村镇银行暴雷、赋红码以及当地政府殴打维权者的事件也许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年初，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然而三个月后，除了赋红码阻碍储户取款维权之外，河南当局仍未积极解决问题。7月10日，众多储户在郑州聚集抗议，要求归还存款。当地出动便衣维稳，众多储户被殴打致伤。然而，大量的维权视频和打人视频却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被删，国内媒体对此次事件集体噤声。人们开始明白香港人在19年的处境，网上甚至流传着讽刺“我支持河南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讽刺之语。人民日报微博对村镇银行暴雷的处置方案的报道下，数千评论被关闭无法显示。大量网民因此涌入未筛选和关闭评论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留言，希望美国可以关注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维权事件，并且帮助那些被打压的人发声，一时形成奇观。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评论留言的人，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异见人士，很多曾经是“敌我”逻辑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评论中出现诸如“河南郑州，真帮忙了半年不黑你们”、“救一下吧，不骂你了”、“你们XX不是最喜欢这种东西吗？救一下啊”、“你在记者会上提河南的事情，我就不骂美国一星期”之类的留言。
长期以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都充斥着谩骂和批评声，评论的核心在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每当国内出现一些批评声音的时候，这些声音总是会被民族主义者称为“境外势力”、“辱华”，如果这些批评声音和负面新闻可能出现在外媒的时候，这些民族主义者则会注意”别发外网“、“不要给外国攻击中国递刀子”。例如在武汉疫情期间发布的日记记录疫情的方方，就被民族主义者称为给美国“递刀子”，是“叛国”的行为。而在21年郑州洪灾的时候，外国记者在街头采访也遇阻并且被围堵，这一状况被民族主义者骄傲地宣称记者“陷入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然而这一次，一反常态的，这些曾经的民族主义者、“敌我”逻辑的坚定支持者，却主动给美国“递刀子”、求干涉。
从“网络出征”、“阿中哥哥”和“大白”到“华润万家”和“主动递刀”，小粉红浪潮的起伏展现了年青一代民族主义者心路历程的变化与不变。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年青一代民族主义者对社会不公更为敏感，网络上对“资本”的批判多了起来，同时混杂着因信息不公开而带来的模糊的阴谋论和虚假信息。在早期的赵薇戴立忍事件中，阿里巴巴作为“资本”的实体被广泛批判控制舆论。而在易烊千玺考公事件中，也到处充斥着诸如“易烊千玺背后的资本太强大了”或者“大资本捂住人民的嘴”，甚至传出易烊千玺是”太子爷“，中国话剧院被大资本收买的传言，但”大资本“的指代对象却尚不明确。即使不去阴谋论，也有更多人直指易烊千玺作为特权阶级、有钱人、资本的代言人，在考公事件中剥夺了普通人的资源。其实，这种对资本的批评对于粉丝群体来说并不陌生，在追星的日常和常年与”对家“的战斗中，“资本“经常被粉丝批评，从影视公司打击自家艺人，到对家买热搜买水军，从为自己爱豆做数据，到平台剥削粉丝”数字劳工”，大资本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在追星生活之外，“搬砖”、“韭菜”、“社畜”、“躺平”等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自嘲之语早就剑指“资本”对于“打工人”的剥削，“996”的“福报论”少有人买账。可以说，对于“大资本”压迫的控诉和愤怒早已成为年青一代的日常。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对资本的批评就仅仅止步于此，在网民的愤怒中，资本一手遮天，政府、或者起码中央政府是无辜的、被蒙蔽的。小粉红们通过举报、告状、写公开信、给有关部门打电话的方式反抗资本，偶尔也会充满勇气挑战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却仍旧崇拜国家权威，希望自己成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易烊千玺事件中，网友愤慨的是自己要费尽千辛万苦才可能得到的公务员名额却可以轻易被他人夺走，而非体制内所存在的特权本身。相反，当下的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局里局气”、“厅里厅气”的穿搭一度受到追捧，被称为“丈母娘最喜欢的穿搭”，2022年半数半数待就业毕业生正备战考公，本科生脱产备考公务员的比例五年翻番。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面临挑战，因此，进入体制内、“成为国家的人”便成为了追求稳定和有保障的生活的途径。可以说，小粉红们批评的是获取特权的个人，却并不反对权威和特权本身，他们也许追求特立独行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但却未必追求个体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更不用说积极的参与政治改革。在国内的政治高压之下，批评资本成为网民表达不满的相对安全区，但这一批评很难扩散到对政府和体制的更深一层批评。一时的义愤或者对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不满是存在的，但是却鲜少更深一层的批判党、中央政府、乃至政体。小粉红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国家权力结构和体制与资本剥削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两者只是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罢了。
“润学”和“授权美帝干涉内政”的事件，也表明一直以来用来加强民族主义的“敌我矛盾”论开始出现松动。“润学”研究的是移民海外的可能性与各种方式，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的人口现象，但是它体现了一种终极的方式逃离本国去“敌国”。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下的留言更是体现了“敌我”逻辑的彻底破产。曾经的小粉红们现在主动给“境外势力”“递刀”，希望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塑造的最大敌人–– 美国来“涉中国内政”。但是，对于大多数无法“润”掉，只能“躺平”或者参与“内卷”的年轻人来说，爱国是否已经彻底与政府脱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另外，近日备受关注的佩洛西亚洲之行是否访台又再一次给中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胡锡进在微博称自己强调人民解放军在必要时可以击落佩洛西的飞机的推文被删，引发网络关注，可以想见中美之间类似的摩擦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是否会再次加固“敌我矛盾”的逻辑也未可知。
网络民族主义的运作机制
小粉红的起伏、变化与不变揭示了当代民族主义的某些运作机制。首先民族主义是情感驱动，多次的“出征”活动和早年间狂热民族主义走上街头打砸日本车和车主，虽然在行为上千差万别，但都是受到情绪的驱动和感染。而爱国在层层政治高压之下提供给小粉红最容易实现也最安全的获得某种崇高感和情感宣泄的方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仪式和集体意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古代有宗教仪式，现代的仪式如演唱会、运动会给参与的人们一种共享的情感和集体意识，最终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爱国出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数字时代的仪式，通过互动和一致的行动为参与者提供强烈的共同情感和集体意识。
其次，资本主义和所谓“现代化”带来了商品拜物教、技术理性控制下的全面物化、以及个体的原子化，商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每一个”打工人”都获得马克思意义上的双重自由：既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人，又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这些被阿伦特称为原子化了的个体是孤独的、又埋头于物质享受的。而国家的形象给这些孤独的、分散度、原子化的个体提供了一个具有实感的共同体和身份，即使它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充斥着“被发明出来的传统”（霍布斯鲍姆）。
另外，媒体系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看到，在上述的每一次民族主义事件中，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是国家宣传机器对言论的严格控制、审查词库的不断扩张、维权声音的被消失、以及对于反对声音的不断猎巫，在网络上产生了“沉默的螺旋”效应，被少数派的异见声音越来越沉默；另一方面官方背景的内宣和外宣充斥着模糊暧昧的宣传话语，受流量驱动的自媒体上充斥着博人眼球的假新闻。这样的媒体环境下，以及长期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塑造下，未经“铁拳”的小粉红们的爱国狂热便不难理解。
最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创造了大量具有权威性的人格的个体。不可否认的是，“小粉红”中不乏善于翻墙、愿意了解香港、台湾的人，甚至有些有海外生活的经验，也不乏有小粉红表示“西方媒体太自由了、太乱了”，或者“西方社会就是太自由、太民主了才会这么乱”，他们对于“民主不能当饭吃”和“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论十分买账，很难将这些人单纯的归纳为被宣传机器洗脑。也许《权威性人格》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解释思路。
1950年，逃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阿多诺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共同发表了《权威性人格》一书。该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弗洛伊德发展模型，试图在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背景下，找到并测量支持法西斯主义和反犹的人格特征。这本书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存在一个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准确地说，他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构成了反民主的思想？这个人体内的组织力量是什么？”。通过四个版本的问卷调查，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F量表(fascism scale)来测量个人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其中包含了9个特质：
- 保守主義（Conventionalism）─對於傳統社會規範及中產階級價值的墨守成規；
- 權威性的服從（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對於團體內的權威採取被動的服從及非批判性的態度；
- 權威性的強加（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傾向對於傳統規範及價值不服從者採取譴責、排擠與懲罰；
- 缺乏自省（Anti-intraception）─對於自己內心的心理狀態缺乏察覺，抗拒主觀的、想像力的、有彈性的思考方式。
- 迷信與刻板印象（Superstition and Stereotyping）─相信神祕主義及命運對於人有決定性的力量；以僵化、刻板的思想方式考慮問題。
- 權力與剛強（Power and toughness）─「支配-順從」、「剛強-懦弱」、「領導-隨從」的二分法判斷，過分強調自己的社會化，來加強權威的認同；
- 破壞性與犬儒（Destructiveness and cynicism）─藉著輕蔑他人而合理化自我的偏見及攻擊性，例如「人性本來就是自私」、「社會就是這樣，你又不能改變社會，只能適應」等；
- 投射作用（Projectivity） ─傾向相信世界是野蠻及危險的；會自我的無意識情緒衝動投射到外在世界。
- 對性的偏執（Sexuality）─對性行為有過多的關切，對之誇大其辭，認為應該透過懲罰來規範。
简单来说，2和6指向对领导者和权力的信仰和服从。3、5、7指向偏见、对世界的负面看法、以及对不同意见者的敌对态度。1、8、9则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父权制以及军国主义观点。可以说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在我们观察到的小粉红群体中有所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权威性人格的理解不应该只集中在个体身上，家庭、教育、社会环境都是塑造和促成权威性人格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中对父权权威的强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无疑是对保守主义和服从权威等特质的加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小粉红也是汉服和所谓“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很多人更是“皇汉”的成员，他们认同“大汉族主义”或“大汉沙文主义”，崇尚汉文化、喜欢讨论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五四期间让位于救亡的启蒙运动以无可避免的形式又成为当代青年人的重要课题。
此外，外在威胁也会促成权威性人格的形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粉红们不能容忍一切可能存在的外在威胁，包括宣传机器和自媒体灌输的来自“境外势力”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稳定的威胁。一项对于9/11后美国人的研究表明，即使不那么具有权威性人格的人，在面对外在的威胁时，也会倾向于采取更多限制性和具有侵略性的政策立场，即当个体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更容易产生权威主义的思想。一项1994年的对于洛奇电影的观影体验研究显示，洛奇成功击败俄罗斯对手之后，对于自己的美国身份强烈认同的试验参与者感到自尊心大增，当洛奇被俄罗斯选手打败后，他们的自尊心下降并且对俄罗斯人持否定态度，但当他们说一些俄罗斯人的坏话，他们的自尊心便可以恢复。这个实验表明，当个体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便会想要羞辱和支配外来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具有权威性人格的人对权威保持绝对的服从和崇敬，再通过对权威的崇拜建立起自己的优越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粉红群体热衷于崇拜“阿中哥哥”，热衷于举报和告发，迷恋“局里局气”的风潮。每一次出现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许也会一时义愤做出批判的姿态，但是事件过去，又会成为“种花家”的守护者，成为权威和领导者的忠实信徒。
但本文无意进入某种文化本质主义，更不是推崇某种诛心论来消灭社会中拥有权威性人格的个体：个体和社会文化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变革的产生也许就蕴藏在这些变化当中。对于小粉红群体变迁的观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一窥民族主义的内核和运作机制，从而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