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日剧：家庭伦理下的“异类”

当下，若我们稍注意有关日本同志新闻便会发现，他们正走在一条逐渐改善的道路上。如东京一些区以及像福冈市启用“伴侣宣誓制度”，以此容纳实现同志婚姻合法化；或者是其文部科学省于近日宣布，初中德育教科书中将引入LGBT等相关科普内容，以让年轻人了解这个一直以来似乎听了许多，但却所知十分有限的群体。改变不仅仅只发生于日本，在中国台湾以及越南等地区与国家在这些年对于同志议题也都出现了相似的改善。传统上，我们把日本、韩国和越南看作是中国文化辐射与影响深厚之处，从文化到社会，从家庭到对于个人生活的看法与理解，实则都分享着十分相似的伦理内涵与结构。因此当我们看到日本的《邻家月更圆》（1月）（以下简称《邻家》）与《弟之夫》（3月）这两部都涉及家庭、婚姻和同志的剧时，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烦恼，一些问题往往都深有感触。而其中对于同志故事线的处理则是本文主要想讨论的。

这两部剧或许都可以笼统地称为日本家庭伦理剧。这一剧种在日韩两国都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就日本而言，从小津安二郎那些迷人的电影，到当下是枝裕和的几部作品，通过对于一个日本家庭内部伦理以及故事的讲述展现着日本的人情世态，或历史与社会的沧桑变迁（如长剧《我家的历史》）。这些故事往往都围绕着“家”所展开。在传统的汉语“家”中其实有着三层意思：家庭（family，父母与孩子）；家族（kinship，亲缘关系）以及宗族（clan，宗派、小集团）。[1]并且在中国传统语境下，“作为话语的‘家’，有各种不同的编织手法，既可以是伦理织体，也可以是政治织体；既可以是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是权力运作的场所”。[2]在这样的多样性下，于“家”中所展现的诸多现象本身便带有复杂的意涵，从文化到伦理，从社会到权力等等。这一点，我们于这些家庭伦理剧中都能看到。

在《邻家》中，四个不同的家庭因一栋集体式住宅而成为邻居，传统伦理剧中所重点着眼的一个家庭如今变成了多个，而原本于一家内展现出的文化和社会伦理与观念的变化，如今也通过多个家庭之间的相处与交往展现。编剧十分有意识地选择了四户具有十分广泛差异的家庭成为舞台中央的角色：年轻的五十岚夫妻，三十出头，为了要个孩子而反复努力；四口之家的小宫山夫妻，这是最传统和我们最常见的家庭模式；离婚且有一子的亮司和不愿意生孩子的千寻所组成的“现代”家庭；以及最为“怪异”的一对同志情侣，广濑涉与青木朔。这部剧的另一个中译名被叫作“总觉得邻家更幸福”。就如中国人常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一集体式住宅中的邻居很快便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比对链，在这一对比和对他人家庭生活的想象中，反射出自身家庭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因此，《邻家》虽然与日本传统的家庭伦理剧模式有所出入，但其最终的目的却殊途同归，即通过对于家庭内部的观望和思考，来使得这一古老的“家”变得更为灵活或说是“宽容”，以此来应对新观念和新问题的挑战。就如上文所指出的，“家”是伦理与情感、传统与现代以及权力意识形态等诸多元素汇聚其中的重要场所，因此在某个程度上，对于“家”的改造也便直接能够影响与其有着重要联系的其他元素的变动。在《邻家》中，希望怀孕生子的五十岚夫妻的故事占据着核心位置，而由于这部剧背后的扶持者之一的厚生劳动省的参与，而让这部剧从一开始便带着十分强烈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编剧颇为高明的把这些官方意志埋藏很深，但结合日本这些年极低的生育率以及加速的老龄化，政府希望年轻国民能够优生优育的想法也并非无根之水。而这部剧高明的地方便在于，它不再把这一来自政府的和善劝慰放在封闭的一栋房子之内，而是在四栋房子内以看似不同实则大同小异的手段作更为深入的展现方式。

编剧一开始便塑造了四个观念十分不同的家庭（这一点在四个家庭第一次见面看房子时便已经有所表现）。从对婚姻与养育孩子的看法，到对于性少数族群的态度等等。因此存在这栋集体住宅内的张力本身就为之后的婚姻和孩子议题提供了预先设置的机关。即当我们在最后一集看到四家完全消融了彼此的隔阂与观念上的差异后而其乐融融时，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身影便影影重重了。剧中反复强调对于他人不同价值观和思想的宽容与留有余地，但实则这四个家庭之间的观念并没有深刻的不同，除了那对同志情侣之外。而更有意思的是，当这些同志情侣遇到传统的“家”之时，他们往往便会在经过一段磨合与不适时间后而顺利地融入其中，成为和其他异性恋婚姻家庭毫无二致的伦理存在。

这一点在改编自田龟源五郎同名漫画的《弟之夫》中亦有所表现，即原本在双重意义（外国人；同志）上属于局外人和异类的麦克，最终被家庭这一强大的伦理场所所接纳。这一接受过程主要表现在主人公弥一对于他已经去世的双胞胎弟弟凉二的同志身份的接纳上，即随着弥一对麦克和通过麦克之口而了解到的凉二，他开始对同志有了新的认识，从曾经掩饰于内心的排斥到其后能正大光明的介绍麦克是自己弟弟的丈夫，弥一的转变与《邻家》中小宫山太太对于广濑涉和青木朔这对同志情侣的态度的改变不是十分相似吗？我们通过日常地来往和相处而渐渐了解与重新认识了曾经被我们预设为异类和怪物的他者。而这些预设又往往来源于存在历史文化（尤其是近代医学与心理科学）中所建构出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病理化类型标签。

无论是在获得政府部门支持的《邻家》还是《弟之夫》中，鼓励去了解和尊重他人的不同都被反复展现，并且不仅仅只体现在对于同志群体上。在《邻家》中，美甲师千寻并不想要孩子，她把自己的这一立场告知即将与其结婚的亮司，并且毫不避讳地以此反驳小宫山太太所谓的“女人只有有了孩子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女人”这一传统论点。对于这些不愿生育的女性，《邻家》的观点依旧是对其决定的尊重和接纳。但随着千寻这条线故事的发展，我们最终发现，在这一高调背后编剧所耍的一个颇为陈旧的手段，即那些不希望生养孩子的女性——如千寻——往往都是因其有着不幸的童年而使得她们作出这一决定。到此为止，我们发现了之前所提倡的“尊重”与“接纳”所建构的潜在地基，即“这些女性都有着各自的不幸或成长阴影”，因此要对其理解。这里所暗藏的潜台词不正是：当这些女性的童年与成长阴影被消除后，她们或许都会愿意要孩子，组建一个像小宫山那样的家庭。

千寻之后的故事线证明了这一点，当亮司前一段婚姻中的孩子进入他们的生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发现千寻成了一个十分细心和称职的母亲。她当初信誓旦旦的宣称不要孩子或是不喜欢孩子早已经烟消云散。并且，在为人母这一块，她其实已经和小宫山太太没有任何区别了。所以，在这一开始被设定为差异巨大的四个家庭，最终三家其实都分享着十分相似的对于家庭、婚姻和孩子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不仅来源于日本传统，也与当下日本政府所希望传达的观念完全吻合。如今，只剩下那对“异类”的同志情侣，他们会是唯一的不同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这一点从广濑涉的母亲在青木朔的说服下而接受他们的那一刻开始。在广濑母亲看来，儿子喜欢的或许是个男人，但这并不妨碍她最终能够抱到孙子，成为祖母的机会。而且青木朔本身也希望未来能有个孩子，像“其他家庭”那样幸福地生活。对于广濑与青木两人所组建起的生活和他们其后在所在城区获得的同志伴侣结合权利，他们和另外三家的异性婚姻家庭完全没有任何差异存在，除了他们是两个男人而已。这个观念在涉及同志的日剧与日影中反复出现，或也是政府与社会主流所希望宣传与建构的观念，即即使是在传统看来离经叛道的同志，最终也能够被“家”和传统异性婚姻模式所接纳和整合，从而使他们成为异性恋世界中的“同性恋”，没有任何不适、异样或激进，“同性相恋”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无足轻重的因素罢了。在《弟之夫》中，弥一最终获得这一观念，而把麦克容纳进自己的家庭。

在传统的中国道德与政治体系中，“家”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因此，当我们提及“家天下”时，它的意思是说“家就是文明，就是文化，就是政治，就是道德，家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3]这一点，即使在当下的东亚诸国中依旧表现的十分鲜明。而对于经历了明治维新改造的日本社会，家以及其所具有的传统复杂意涵却从未遭遇激烈的“西化”之风摧残。就如许倬云先生曾指出的，日本由于是其自身积极地进行西化，因此它的自主能动性对于传统的哪些部分需要西化做出了选择，并且相应的留有一部分传统并未西化，如当下其政治上的财阀问题，其社会中森严的伦理等级制度，以及家庭这一特殊场所。

孙歌曾对日本为何没有形成强大的女权运动感到疑惑，而他最终发现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对于女性运动的压制和不理解；二是女性与家庭之间的联系。[4]对于许多进入婚姻，组建了家庭的女性而言，家庭往往能够成为其私人天地而得到诸多权利，相比于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职场中的工作，更为轻松和安全。这一点在《邻家》中的小宫山一家中得到完美展现。强势的小宫山太太在属于自己的家庭中游刃有余，而对于失去工作的丈夫而言，这却是让他痛苦之地。孙歌观察到，现在的日本社会用两个词来形容那些退休前尚可挣钱养家、退休后则一无用处的男人——“工业废弃物”“大型垃圾”。[5]这也就是小宫山先生所遭遇的状况。

在中国新文化时期，从闺阁中出走的女性被看作是传统家庭内部敌人，因为当她抛弃被传统所赋予的角色与身份而产生自主性时，她便破坏了“家——女人——文化——根脉高度一体化的叙事”。[6]但在已经遭受过西化洗礼和冲击的现代家庭中，女性已经不再是异类，新的异类被LGBT所取代。而他们当下所产生的冲击再次影响了传统的家庭模式。这一点我们时常在西方的一些酷儿电影中看到，但在《邻家》和《弟之夫》中，同志的激进早已被消磨，甚至在其建构的原初便被预设了一种人畜无害的形象，“我们只是不了解他们而已”。所以当小宫山太太与弥一了解了他们之后，也便会张开怀抱来接受他们。

对于同志形象的建构以及新一代年轻人——在这两部剧中都出现十分相似的一幕，即读书的孩子们（从7、8岁的小孩到十几岁初中生）都比成人能更好地接受同志。这一点与我们于上文所提及的初中教材内加入LGBT群体的科普内容存在着直接联系。在《弟之夫》中，孩子们的问题是“两个男人（或女人）能结婚吗？”孩子们的回答则直接与“相爱”联系在一起。“相爱”，它是现代婚姻最大的迷思和招牌，即认为婚姻的核心以及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因素便是双方的相爱。但纵观历史，爱情与婚姻连接的历史其实十分短暂。但就如我们在一些同志游行示威中所看到的标语（如“Love is Love”），“爱”这一人类的基本共性情感成为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但我们同样可以根据其在诸多国家内遭到的种种抵制和反对中看到，婚姻和家庭（的核心）远远并非（只有）“爱”。

对厚生劳动省而言，重要的是年轻国民能够结婚成家生子。结婚成家可以把个人整合进社会最基本的基因之中，而生子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当然，对于个人而言，“家”的幸福快乐形象，我们从一系列如“四代同堂”、“多子多福”和“天伦之乐”成语中便能体会到，它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在这里，家与国的永恒连接再次出现。就如张念所指出的，“家与国的一体化，实际上是要把不可控制的差异性……化约在最小的范围，并藏匿起来，因差异而产生的对立拒绝表征”。[7]因此，把一切差异，包括性别差异以及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差异缩小，并由此使用“家”来对其进行整合。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么多差异，如对于婚姻和生子的观念等，都不过是一层一拨就落的纱而已，因为它们最终都走向了“家”的完满之中。而对于同志而言，酷儿不再是酷儿，而成了异性恋模式的一个翻版而已。

对成长和生活于中国传统中的我们（包括受其影响的其他亚洲国家）而言，“家”无疑构成了人性的边界，“家”之外是野蛮的、低级的、禽兽的世界，只要“在家”，人就与“礼”相契。（儒家的八纲目中也十分强调齐家）[8]因此，只有当那些心怀不同观念或是如同志一般的人们走进“家”之后，他们才是“文明”和能够被理解的。因此它所暗示的便是：只有在“家”中，这些异类才能拥有被宽容和接受的权利。而当他们进入这一伦理的、文化的和权力的“家”之后，也就表示他们得放弃那些不合时宜的酷儿性以及激进性（野性），因为进入“家”的票价很贵。在经历了20世纪的西风侵扰之后，这一传统的“家”之伦理与思想依旧潜流汹涌，而随着政府意识形态与其的合流，也就使得它再次成为主流之声，而开始新一轮地驯化与整合。

在《邻家》中，尝试了多次失败后怀孕的五十岚奈奈最终因流产而使其育子之梦破碎。但这一失败最终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夫妻关系，反而使他们在一段反思后变得更加亲密。在“家”面前，传宗接代必然是首要之职，但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或许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让那些异类找到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它，才能够消弭那些激进和出格，而让社会得以安定平稳地继续发展……但也是它，造成了僵化和传统秩序的巩固，消弭了多样性和生活的其他可能。这一点，在这两部讨论对于同志和其他异类理解与宽容的家庭伦理剧中始终暗流着。

注释：

[1] 王利华等：《中国家庭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页108.

[3] 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页112.

[4] 孙歌：《需要女权还是男权——日本家庭管窥》，地址：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35136.

[5] 同上

[6] 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页113.

[7] 同上，页113-114.

[8] 同上，页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