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 “你没办法拦住下一个要站出来的人” |大陆ME TOO两周年
野兽按：昨晚微信朋友圈的热点是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开庭。
2018年夏天，当弦子得知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控性侵后不久，她决定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写下自己的经历。她称，当时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声援一名儿时的朋友，也是一位强奸案的受害者。
在这篇3000字的文章中，当时25岁的弦子回忆起2014年自己的一段经历。她声称，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期间，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朱军对她进行了性骚扰。她表示，事发后她向当地警方报案，但警方以朱军是知名人物为由，建议她放弃指控，并希望她考虑朱军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三思而后行。
中国社交媒体上人们对弦子的指控产生极大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军在中国相当有名，他曾多次主持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不少中国网友提出质疑，但另一些对弦子表达同情。不过弦子声称，她很快就被告知，审查人员已禁止大部分媒体报道这一事件。
几周后，朱军以“名誉权遭到严重侵害”和“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为由起诉了弦子和徐超。讽刺的是，正是朱军起诉后，弦子的经历才真正引起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狗仔队”也开始跟拍。弦子说，在社交媒体上，有数千名性骚扰的受害者与她联系，这些人男女兼有。
根据非政府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公开的5000多万份判决书中，只有34份涉及性骚扰指控。其中，只有两起案件是受害者起诉涉嫌性骚扰者，而这两起案件最终都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驳回。
然而，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改变。在去年另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中，一名女社工起诉了中国西南部四川省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长，她最后获得胜诉，其中要求这位理事长道歉。中国媒体称这是自#MeToo运动在中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法律胜利。
但据中国媒体在今年7月初的一篇报道，尽管法院命令性骚扰者在15天内做出道歉，但受害者在胜诉一年多后仍未收到道歉。
今年5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民法典》，并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新《民法典》将性骚扰明确定义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进行的行为，并明确政府、企业和学校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发生在六年前的案件或对中国#MeToo运动的未来影响重大。
财经 | 朱军涉性骚扰案开庭，当年部分重要证据将呈堂
CDT编者按：传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被下达媒体禁令，至今主流媒体未见报道，微博、豆瓣等平台等对此严防死守、频繁删帖。财经发表的这篇报道也很快被删掉，很多相关文章、照片和视频来自关注此案、亲临现场的民众和自媒体。
作者：《财经》记者王丽娜
编辑：鲁伟
当天直到开庭，未见到朱军进入法院，其也未对此案庭审公开置评。
央视主持人朱军涉嫌“性骚扰”一案，在沉寂两年后，迎来实质进展。
12月 2日下午2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下称“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朱军被诉性骚扰一案 。
2018年7月26日，时年25岁的女孩弦子（化名）在网上发布自述文章，称2014 年她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时，在一间化妆室里，遭到主持人朱军的“性骚扰”。
文章发布后不久，朱军委托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发布律师声明，称网络中出现大量 与“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随后，朱军以名誉权受损为由，向海淀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弦子和转发此文的徐超，索赔65.5万元。2018年9月25 日，接到朱军的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弦子向海淀区法院递交起诉书，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糾纷作为案由起诉朱军，索赔6万余元，其中精神抚慰金5万元。
12月2日下午开庭前，《财经》记者曾致电朱军，但未联系到其本人。截至发稿，朱军未对此案庭审公开置评。
朱军没有出庭?
12月2日中午11点，弦子早早来到海淀法院附近，在一个咖啡厅点了简餐，匆匆吃了两口，随后又吃了治疗肠胃炎的药片。弦子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前收到开庭通知后，因为有点紧张，两年多未犯的肠胃炎复发了，她这几天食欲很差。
和代理律师会面后，下午1点，弦子前往海淀法院。
海淀法院门口的道路上挤满了自发前来关心此案的人们，见到现场有人为自己加油，弦子一度流泪。
因为此案涉及隐私，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旁听的人群未能进入法院。
此前，弦子一方曾以查清事实为由，申请朱军本人出庭。但在庭前会议时，法庭表示暂不予通知朱军本人到庭。当天直到开庭，未见到作为被告的朱军进入法院。
弦子在自述文章和起诉状中描述了事发过程。弦子称，2014年6月9日，她在央视实习，在央视旧址的一个化妆间里，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朱军一只手拉拽坐在椅子上的她，并迫使弦子靠近他的身体，另一只手从裙子下摆伸进去抚摸她的身体试图侵犯她的隐私部位，由于裙口较小以及她的抗拒，才使朱军无法继续。弦子还称，随后，朱军强吻她的嘴唇、头发等部位，持续约5分钟。她表示，当时自己只有 21岁，且身体瘦弱，根本无力反抗，所幸后来因有嘉宾敲门，她才得以逃脱。
2018年8月15日，朱军曾委托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发布声明称，网络中出现大量与“朱军性骚扰 (猥亵)实习生”有关的不实信息。在落款为2018 年9月19日的诉状中，朱军要求弦子、徐超删除涉案文章，并索赔65.5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
朱军在诉状中表示，有关其“性骚扰”实习生的文章，内容无中生有、严重失实，具有严重的人格贬损性质，而且足以使他陷入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非议与责难中，而事实上他“已被大量不明真相的网络用户指责与谩骂，社会评价已严重降低，良好的公众形象遭受重大损害。”
2018年9月25日，弦子向海淀法院亦提起诉讼，认为朱军的“性骚扰”行为是侵权行为，索赔6万余元，其中精神抚慰金5万元。
当年报警记录“重现”
弦子起诉后，向法院申请调取事发后曾报案的证据。
2014年6月10日，即事发次日，弦子曾向央视所在地报案。当时，警方出警调取了化妆间外的监控录像，提取弦子当天所穿的衣物、身体上留下的痕迹，并对相关人做了笔录，但海淀公安分局未做任何处理结论。此案经曝光并引发公众关注后，弦子一方向检察机关反映此事。弦子称，2018年11月，海淀区检察院向她送达通知，确定不通知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2014年弦子的报警记录和当时的案件卷宗，在此案的庭前会议中“重现”，并将是此次庭审的重要证据。《财经》记者获悉，双方在时隔多年后，再次看到当时的案件材料。
据悉，当时的报案材料包括：弦子的报案记录、弦子的笔录、朱军接受询问的笔录、相关证人接受询问的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
据《财经》记者了解，弦子自述文章和诉状中对事发过程的描述和报警时所述近似。 朱军则矢口否认弦子的“性骚扰”指控。在弦子报警的7天后，朱军在央视办公地接受警方询问，他否认和弦子有肢体接触，并称和弦子聊天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人进出化妆间。
据《财经》记者了解，弦子一方曾申请调取化妆间外楼道的监控录像，但在此次开庭前并未调取到。当时的报警记录现场勘验中有几张监控截图，显示弦子经过楼道后进入化妆间，停留40多分钟后返回楼道。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弦子一方在庭审中申请8位证人出庭，包括她的父母、陪同她报警的老师和同学等。朱军一方申请4位证人出庭，多是其当时团队的员工，其中一人是带弦子进入化妆间的另一名实习生。
此案真相如何，双方将展开激辩。截至发稿，庭审仍未结束。
导筒DIRECTUBE | 今夜我们不只是弦子的朋友，我们也是彼此的朋友
本文及文末视频由纪录片导演，记者刘宽授权发布
今天1点我到达海淀区法院的时候，门口已经聚满了来支持弦子的人。
主要是年轻人，其中有很多都是男性。人多得几乎占满了整条街，却出奇安静。直到弦子出现，人群也只是有一些响动，却没有任何喧哗。大家整齐地竖起标语，数着1、2、3 喊出“弦子加油”。有人上去递花，有陌生的女孩过去跟弦子耳语几句，然后拥抱在一起，更多人只是默默地开始抹眼泪。面对人群，弦子说很怕自己“搞砸了”会辜负大家，但她相信“历史也许会重复，但一定会向前”。
人群的安静，衬托出警察们“维护秩序”声音的响亮。他们驱赶人群到马路上并拉起警戒线，还以“检查采访资格”为由，非常粗暴地扣押了一名外国记者。人群里出现了声援的声音，但语气都非常冷静和理性：“要扣人请出示证件”、“不要穿便衣直接扣人”、“大家让出一条道不要挡路”、“大家不要跟警察起冲突”……
我陪弦子走到进口。她迅速收拾好了情绪，恍惚中已经配合地扫好了法院门口的健康宝。她的手心有些冷汗，手掌却是温热的。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穿卡其色呢大衣、背着一个小皮双肩包的她，就已经消失在几个穿深蓝色制服的人前面。我难以想象那么瘦弱的她，是带着怎样的勇气和决心，一个人走进这样一个未知的建筑物中，去面临这样一场胜负难料的诉讼。我想她一定告诉自己，她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才能走到今天。
开庭以后，一部分支持弦子的小伙伴在附近酒店找了个会议室避寒，同时等待结果。其实很多人互相都不认识，但就是互相信任着一起去了。到了房间里，大家也开着门，随时欢迎新的人来。然后几十个人逐渐围坐在一起，开始一一介绍着自己、以及自己和弦子的关系。除了少部分人是她亲近的朋友，更多的人都是“被她鼓舞”或“她帮助过的人”。大家在一起为她录视频、写小纸条，在没有媒体能报道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渴望发出一份哪怕微弱的声音。同时，外地不能赶到来的朋友送来了奶茶、炸鸡，向大家表示支持，整个会议室充满了食物。
夜幕降临，五个多小时已经过去，法院也过了正常下班时间，我从酒店回到法院门口。警察已经拉起了更多的警戒线，陆陆续续还有新的年轻人来。我因为有今天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加上头一天就已经有感冒症状，决定先离开。回家的路上，我和朋友点了50杯热奶茶送到法院门口。这时候现场的微信群里有人加我好友，直接就要给我转钱，说ta人在福建。
除了现场的微信群以外，线上支持弦子的微信群已经加满了五个。每个群里的人都在给远方的朋友同步现场的情况，同时给现场的朋友点热饮、暖宝宝、手套、糖葫芦、关东煮……外卖已经不知道收件人到底是谁 ，每一个外卖都是“给弦女士的朋友”，然后大家说：“我们都是”。
有人像小贩一样走在人群中，给大家分吃的喝的；还有人在提醒“要分些暖宝宝和吃的给警察”、“警察不要就坚持给，他们也累了”、“大家一定要把垃圾收好”。
截止我写下这些字，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弦子还没有出来。进去之前她就已经肠胃炎发作，不知道她这10个小时是怎么面对那些漫长的举证、屈辱的程序和无望的等待的。
但我只知道，这10个小时，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10个小时。我见到了活生生的善良、坚定、柔软又理性的人群。没有人高呼什么口号，没有人有什么居心，没有人想出什么头逞什么能。只是在场，只是等待，只是陪伴。
在那条北京的冬夜里冰冷的街道上，堆满了热腾腾的食物和鲜花，还有无数个无法被磨灭的灵魂。如果你和我一样，见过这样的一群人，那你一定会和我一样，不会再觉得任何黑夜遥遥无期。
刘宽Kiva
纪录片导演，记者，《单读》编辑
截止本文发布前，弦子已经走出法院，本次为休庭。
弦子申请了审判长和两位法官全部回避，继续申请人民陪审团，申请朱军到庭。
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 | 大陆METOO两周年：“你没办法拦住下一个要站出来的人”
今年3月，哈维·韦恩斯坦因强奸指控在纽约被判入狱23年，曼哈顿地检署检察官范斯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对于美国的性侵受害者来说，这是崭新的一天，足以让她们看到崭新的希望。”从2018年1月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至今，中国大陆的MeToo运动也已经有两年多的历程。在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旧案出现新的进展，并不断有新的受害者——无论女孩还是男孩——勇敢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弦子是这些受害者中的一位。
2014年6月10日，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的弦子被主持人朱军在化妆间猥亵，在5分钟的过程中弦子表示了拒绝，后有人进入化妆间朱军才停止猥亵。事情发生后，她在一位老师的建议下报警。后来弦子父母遭到警方施压，她也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提及此事。2018年7月26日，弦子在朋友圈发布锤子便签长文，讲述了四年前这段经历以及她的反思。此事件迅速在互联网发酵，弦子再次遭遇删帖。8月，伴随着诸多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和报道，朱军委托律师对原匿名举报者以及微博部分转发用户提起诉讼，并于月底前往公证处对证据进行公证。2019年1月18日，海淀法院驳回了朱军方要求中止审理或将此案与名誉权合并审理的要求。原告弦子拿到了四年前报案的卷宗，并向法院提交了将本案案由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要求对对方进行测谎这两份申请。如今，弦子已经从性骚扰受害者变成了一位志愿者和救助者，她的微博也成为了一个性别问题相关的信息集散平台。
在这期节目里，我们请弦子从一个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视角出发，聊了聊这两年来中国大陆MeToo运动的进程和收获，以及错综复杂的个案和整体议程之间的关系。在这次聊天中我们意识到，MeToo运动带来的进步，或许不在于一个个案的司法审判等具体的实质性结果，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性骚扰、性侵、家庭暴力等问题理解的逐渐加深，是对完美受害者迷思的逐渐破除，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性别压迫和不平等的危险以及勇敢言说的必要性。正如弦子所言，MeToo运动之所以难以被打压，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预料下一个站出来的是谁，是因为受害者没有一个组织，而只是别人的经历唤起了我的共情，我也要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当越来越多人勇敢言说，星星点点的火光将发出更加耀眼的光亮。
01、METOO与司法：追求司法结果不应落到个体身上，它是一件我们共同努力之事
随机波动：最近一系列跟Metoo相关的事件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有一些是最近新发生的案子，也有一些是过去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如果我们以2018年1月北航教授陈小武被举报性侵算起，Metoo在中国也有两年多的进程了。我们今天请弦子来随机波动，是希望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来回顾这场运动，以及它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变化。
近期李依依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弦子曾在微博提到，这个案子让你和很多人都意识到校园Metoo的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
弦子：李依依案大家大家可能都了解。她举报班主任性骚扰猥亵自己，跟她的爸爸一起维权，想要一个道歉和处分，过程当中遭到很多挫折，她的心理状态变得很差，最后选择了在所有人面前跳楼。最初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李依依案是Metoo，大家当时会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个案。一个女孩因此失去了生命，这是她可以付出的最大代价了，也是一个性侵案件可能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这样自杀的案子是Metoo当中让人最无法接受的，因为在其他案子里，不管司法是正在进行中还是没有在进行，至少受害者会有一个好转的可能，只要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但是在李依依和之后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这样的案子里，当事人的生命已经失去，无论再做什么，对他本人来讲都于事无补了。
（李依依案中的）吴某最后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在我看来，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包括像校园这样的地方——强制猥亵他人的话，是应该从重判的。很多这类案子包括最近四川梁岗的案子会涉及到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在被所有人关注到之前，当事人是曾经寻求司法救济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获得救济。朱军的案子我在4年前也报过案，也是无疾而终。所以这类案子面对的一个难处在于，当再次受到媒体关注的时候，公检法机关会觉得自己遭到了压力，等于他们被要求去驳斥自己之前的决定，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随机波动：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在探讨一个问题，是不是Metoo一定要等待一个法律判决的结果？法律给出的结果对于整个运动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之所以会有这个运动，正是因为很多问题是司法系统忽视的或没法解决的，很多人才被迫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以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和同情。弦子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经历聊一下这个问题吗？比如从最开始报警，案子无果，到选择在公众领域发声之后，再度进入了一个法律流程当中。
弦子：我觉得Metoo运动的最终诉求在于：从社会层面上，大家可以正确地意识到性侵意味着什么；从司法层面上，大家通过努力让Metoo获得成效，比如此次民法典修法把性骚扰列入条目，这是第一次。再比如刘猛的案子，相当于中国第一个以性骚扰案由起诉并获胜的案子，也被最高检列为了2019年十大影响力诉讼，这也是最高检第一次以这样的力度去推广一个有关性骚扰的案子。
刘猛案也有特殊之处，他性骚扰的女性不只胜诉这一位，但其他人没有微信聊天记录这种很直接的证据。所以，受种种原因影响，追求司法结果对于很多Metoo当事人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追求司法结果的要求不应该落到个体身上，它是一件我们共同努力之事。如果整个社会不产生共识，如果强奸文化不被改变，如果司法系统内的男性还是受到强奸文化的影响、因而对受害者有一个完美受害者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遭到猥亵或性骚扰的个体进行维权是非常难的，我们还是需要社会整体做出努力。
我相信女性性侵维权会有抵达胜利的那一天，可能未来有一天，你能够更快地获得救济，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但在2018、2019和2020年还不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希望大家既关注到个案的处境，也能关注到性侵受害者的一个普遍的处境。
对于我自己来讲，打官司的意义可能在于做一个历史记录。我一直觉得司法过程中的压力不是我的压力，也不是其他Metoo受害者的压力，我们已经做了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情。这个压力应该是在意历史的人的压力——如果你在意历史对你的评价，在意你做的一些事情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的话。是谁没有公正对待你？是谁一直在拖延这些案子，或者让这些案子最后无疾而终？历史会有它的记录，记录下的是大陆女性为反抗性骚扰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如果历史有意义的话，这些记录肯定也是有意义的。
随机波动：这些年关于国内外的Metoo运动其实有一些争议，因为这个运动的流程通常是受害者首先在一个公开场合讲述遭遇，在讲述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做出了一个指控。很多人会觉得这相当于是一种媒体审判，或者说是没有被法律认证的一个指控，这个指控只是受害者自己发出来的。如果这个案子最后终于进入司法程序，被判不成立或者败诉，这些人可能就会认为，你之前做出的指控或者你的讲述就是没有合法性的。你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弦子：我没有很在意合法性这个东西，我觉得法律的正义性是相信它的人赋予的，判决结果并不天然就是正义的，还是取决于你愿不愿意去相信它。
性骚扰的举证难度很大，因为它往往发生在封闭空间里，女性怎么去证明自己被骚扰过？她怎么提前知道你要骚扰她所以录音录像？职场性骚扰举证是最难的，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留下证据。大家应该去反思的其实是法律，而不是跳出来说你这个东西是无效的。人们支不支持一个站出来的女性，取决于人们对性骚扰到底有怎样的了解。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对男性极端包容。在邓飞、雷闯、刘猛、章文这些案子里，大部分时候都不是单独一个受害者站出来，可那些男性至今也还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身边的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因为受到一些损失。但在一个大部分男性觉得我只要有权力、睡一个女性就无所谓的环境下，很难讲这些指控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他身边的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正常的，那谁会伤害到他呢？
在Jingyao案的进展中，京东想要切割跟刘强东的关系，但美国法院驳回了，此刻不可以切割。很多人会觉得应该切割，京东跟刘强东的事情没有关系，这就是个人行为，为什么公司要负责呢？刚刚你们提到Metoo会不会成为民众审判，但我觉得，民众没有在审判刘强东，而是一直在保护刘强东。真正审判他的，反而是京东这样的企业。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会对自己有一个考量，要为这种事情付出怎样的代价。
随机波动：提到Jingyao案最近新的进展，我也看到微博上有人说，其实美国的法律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公司行为进行约束。公司要对员工这种性骚扰、性侵的行为有所警惕，要有相关政策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否则，一旦案件发生，公司是有可能负连带责任的。不知道弦子怎么看这个问题，这类法律手段在现实中能取得这样的约束作用吗？
弦子：当然会起到这样的约束作用。律师曾告诉我，做跨国并购等案子的时候，有的公司会在合同里写，如果高管卷入Metoo的话，公司要负责要赔偿损失，我觉得这还是蛮有必要的。
性骚扰本身很难判定，一些外企或大部分西方对此比较重视的国家，并不要求受害人举证，来证明自己是不是真的被摸了。我们国家在判断性骚扰的时候要证明受害者是不自愿的，这个太难了。如果对方是你的上级，他私下找你吃晚饭或看电影，你是很难当面明确反对他的，你的表现一定是自愿的。所有的这些不拒绝，在性骚扰发生之后，都会变成你自愿的证据。很多外企的处理方式是，只要你越矩了就是性骚扰。只要你对女性下属发出这类邀请就是性骚扰，只要老师单独与女学生在办公室会面并把门关上就是性骚扰。在职场上，如果你一定要跟你的同事下属发生关系，你就离开这个公司，就像麦当劳前副总那样。
公司是诞生等级制度的地方，特别是像京东这样的公司，有着非常严苛的上下级制度。但实际上，一个企业还是靠普通人支持，才能够成为一个大企业。但如果一个企业人为给了高层不加限制的权力，高校给了教授不加限制的权力，普通人为什么要去支持你？为什么要信任你？企业一定是要对公众负责的，企业责任也体现在这个地方。把这些约束条款写进劳动合同里、写进入职培训里，对权力上位者加以限制，企业这样做也是保护自己。在刘强东这类事情发生之后，如果有这样的条款存在，企业就能很快地跟这个人做出切割。
02、从受害者到运动者：中国的METOO去中心化，个案的讨论没有被浪费
随机波动：在Jingyao这个案子里，刘强东是一个企业家；在弦子的案件当中，朱军也是一个名人。在中国的舆论场上，这种针对名人的Metoo案件无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获得了更多媒体的曝光。你作为一个这种里程碑式个案的当事人，如何看待加诸自己身上的公众关注呢？
弦子：我也不觉得这是里程碑式的案件，可能就是因为对方比较有名。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你反而在Metoo里比较难全身而退，这就是为什么朱军很快就被央视切割掉了。大家对央视主持人的公众形象要求是非常高的，人们会很朴素地认为你代表了14亿中国人的门面。主持人的身份给了朱军很多好处，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身份也要求他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
随机波动：你会觉得这种涉及名人的案例吸引了大多数公共资源，可能还有更多性骚扰性侵的案件得不到相应的关注和帮助吗？
弦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从鲍毓明的案子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我们不会再对星星施加一个完美受害者的讨论了，这是之前的讨论积累出来的一个结果，离不开大家在Jingyao案里的努力。当时我们去发起“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tag，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做一系列活动。这种很有影响力的个案如果把握得好，对公众的讨论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这种有影响力的个案，大部分时候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负担。Metoo一开始是当事人有多出名，你这个案子就有多少关注。章文、邓飞、雷闯和刘猛其实是有一个递进的，一直到朱军。我们没有浪费对这些重大事情的讨论，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还是会对普通人的个案投入最大的热情。
这个路是闯出来的。一开始所有人都不知道Metoo的个案要怎么做，也会受到很多挫折打击，但大家慢慢摸索出来一条路，比如在微博上面发声有用，之后去联系媒体、找律师走司法程序等等。比较庆幸的是，大家没有浪费所有的关注度，这些关注转化成了良性的讨论，不断去科普性骚扰性侵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当事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压力等等。我觉得中国的Metoo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太中心就会被打击，所以不得不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运动，个案不断地出现。
随机波动：其实2018年的时候，我们一度对中国Metoo很不乐观，尤其是在弦子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虽然称呼它是“里程碑”，但更多是一个转折点——从高校到公益圈、媒体圈，中国Metoo到朱军案这里其实就开始往下走了，很多声音不允许被发出来，我们一度非常失望和悲观。但后来Jingyao、上财等一系列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声音还在不断地发出来。
从弦子的微博我们也能发现，你已经从一个个案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站，关注和讨论了非常多的案件。当你从个体的发声者变成一个女权运动者，或者说是Metoo运动倡导者的时候，你的感受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弦子：我们那个案子很奇怪，在朱军起诉我之后，其实媒体报道又放开了，它好像变成了一个娱乐事件。我觉得Metoo没有办法被完全压制的一个原因，就是谁也没有办法拦住下一个要站出来的人，你没有办法预料什么人会在什么时候去说这个事情。性侵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压迫，是对人的生活、身体和人格的一种压迫，这类案件能够唤起大家的共情。Metoo无法被持续打压，你没有办法拦住下一个要站出来的人，这些受害者没有一个组织，而只是因为别人的经历唤起了我的共情，我就要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Metoo催生的一个最简单的机制就是共情。我有一个优势在于，在面对这些Metoo个案的时候，我很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这可能是我自己作为当事人的身份赋予我的一个便利。另一方面，我也很能理解对方的处境，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曾想过放弃。所以当我接触受害者的时候，对方想放弃或隐瞒一些事实的心理，我都挺能理解的。
03、助人者的伦理：永远不要忘记受害者的信任和托付
随机波动：从当事人变成志愿者，你可能也会面对一些援助者的伦理问题。去年李阳妻子Kim在微博上表示原谅李阳，很多最早支持、声援过她的一些人也站出来表示指责，你怎么看？
弦子：我觉得这自我赋权的一个途径，我能理解她为什么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原谅他的人。原谅比仇恨有力量，我从来不说我恨朱军，但是我又没有强大到要原谅朱军，我就无视他，这是我自我赋权的方式。
对受害者来说，怎么证明我走出去了呢，她可能要谈下一场恋爱，要说我不在意、你滚吧等等。可能对于Kim来说，她有宗教信仰，原谅就是一种自我赋权。很多人会觉得，你哪怕原谅了也不可以在公共场所讲，你要顾全大局。但Kim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抒发任何感受。而且受害者是很容易应激的，那段时间如果一直看到家暴的讨论，她的心理肯定有伤痛，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很正常。家暴的复杂性也在这个地方，家暴的个案有时候比性侵的个案更难做——性侵的个案也有一种情况很难做，就是当事人没有办法脱离给她坏影响的环境，比如很多小女孩遭受性侵，但她没有办法脱离家庭。
随机波动：在录节目之前，弦子也和我们聊到了救助者一方一些微妙的心理，甚至是一种潜意识的选择，比如某个小孩能不能救、要不要放弃等等。
弦子：一些救助者可能会有一个好孩子/坏孩子的判断。我觉得救助者要能够意识到一点，如果一个小孩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幸，ta是没有办法有好的性格、好的品行的。诚实、不偷鸡摸狗等等都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东西，一个孩子一定是在有足够的安全感之后，才会去遵守那些道德。但是如果那个小孩已经受到了伤害、生活没有安全感的话，ta绝对不会是一个你想象中的好孩子。ta的生命当中会有非常多的毛病，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表达和行为，没有办法控制之前的环境带给ta的思维方式，ta会觉得做一些事情是为了保护自己。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对救助者做个案可能帮助很大。
如果一个救助者觉得很疲惫，你要及时退出来，不要勉强自己。因为有时候个案受害者确实会在情感上把你当成一个最大的寄托，会跟你说我要自杀，那谁也受不了。但还是要注意一个助人者的伦理，ta曾经如此信任过你，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ta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认可、对你的托付，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ta曾经是信任过你的，哪怕你觉得ta伤害了你，你也还是要保护ta。其实这个保护的要求也不是很难，可能就是你守口如瓶，然后好聚好散。
随机波动：你每天会收到很多求助信息，或者会遇到许多人出现反复，会有负面情绪吗？
弦子：出现反复很正常，反复的代价不是你承受的，你只是一个帮助ta的人。我也支持ta反复，很多事情有好有坏，就跟打官司一样，一个结果往往也是一个精神压力，你愿意要一个结果还是愿意要一个好心情，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四五年前，我们老师鼓励我去报警，他说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朱军就还会伤害其他人。报警之后，警察就找了我爸妈，我也就怂了。我自己都是一个会放弃的人，为什么要求其他人一定坚持呢？
04、疫情与METOO：疫情破除了男性保护的神话，也是一种赋权
随机波动：在刘强东这个案子中，最开始也有人讨论说，Jingyao之所以能够站出来指控刘强东，能够提起民事诉讼，其实和她的整个家庭环境和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有关。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受关注的Metoo当事人，可能都是中产出身，是相对完美的受害者。一些出身底层的受害者既没有家庭的支持，也缺乏社会资源，有更多可以被人抓住的弱点和漏洞，当她站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不知道弦子怎么看这个问题？
弦子：我觉得中国已经没有受害者受到的攻击比Jingyao更大了，我老觉得如果我是Jingyao我就自杀了。我比较熟悉她，我觉得Jingyao站出来，和她的家境没有太大关系，跟她的性格有关系。Jingyao是一个看起来钝钝的，但内心非常强大的女性，她没有那么敏感，对外界环境没有那么在意。而且，不管你多么有钱，你都没有刘强东有钱。当时Jingyao承担了非常多的压力和污名，我们从来没有对她说你不可以和解，Jingyao是一个非常坚韧的女生。
回到阶层的问题，如果一个女性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她去报警非常容易被认定是讹钱。并不是底层女性更坏，而是底层女性对于自保知道的方法更少，没有人告诉过她，所以她们更容易受到侵害。经济条件差的女性也更难获得司法救济，她们更不容易被信任。一位性工作者说自己被强暴了，跟一个白领中产女性说自己被强暴了，报警得到的反馈和效果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随机波动：弦子两年之前曾在微博上说，你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且谈了对于女权主义的一些思考，当时其实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两年之后你的想法有改变吗？
弦子：其实我当时那么讲，是觉得你不需要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不需要有任何标签，你还是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这么说会伤害到别人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看Kim也没有伤害到大家，所以我觉得我也还好。
我觉得女权主义者这个话题太严肃太复杂了，如果你要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还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权主义者，左还是右？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派？我觉得大家可以拿我当一个最底线，我都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了，我还能这样，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不得表现得比我更好吗？我还是希望大家看我，就跟看所有与我同龄的女生一样，把我看成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
随机波动：今天跟弦子聊天，我们其实可以知道Metoo依然在向前走，有很多动向可能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所观察不到的。我们此前会觉得虽然一直有受害者站出来，但好像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但从和弦子的聊天中，我们也意识到，这些进展是不能够用比如有没有法律出台这种标准来衡量的。从一个局内人的视角来看，这个运动还是很兴旺、很红火、很有希望的。
弦子：不仅如此。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都是互相影响的。为什么疫情结束之后性骚扰案件出现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在我看来，疫情是一个很直接的刺激，我们在一线看到了那么多女性医护人员。这些女性力量反驳了“女的不行”的观点，也为大家破除了一些女性要被男性保护的神话，这也是给女孩子自我赋权的一个方式。
【本期节目中提到的性别暴力事件（案件），按时间先后顺序】
董珊珊案：
2009年10月19日，董珊珊因家庭暴力致死，年仅26岁，其丈夫王光宇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董珊珊去世前半年内，她和家人曾先后八次因家暴报警，也曾提起过离婚诉讼。
北航陈小武事件：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罗茜茜在微博实名举报其博士阶段的副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其门下的女学生。1月11日，北航公开通报了陈小武性骚扰一事的调查结果，认定罗茜茜举报的情况属实，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和教师资格。教育部也于1月14日撤销了其“长江学者”称号。陈小武时间标志着中国大陆MeToo运动的开始。
徐钢事件：
2018年3月，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王敖在豆瓣、知乎、微博等平台实名举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副教授、知名策展人徐钢“长期性侵女学生20年之久”。徐钢否认了王敖的全部指控，并于中、美两国分别对王敖提起了名誉权诉讼。
陶崇园案：
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陶崇园于2018年3月26日在学校内自杀身亡，年仅26岁。陶崇园去世后三天，他的姐姐发微博称，弟弟在研究生在读期间，受到其导师王攀的压迫和虐待，不堪其辱才跳楼自杀。2019年3月25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作出民事调解，王攀同意道歉，并支付陶崇园家属抚慰金65万元。
李依依案：
2016年9月5日，甘肃庆阳六中的高三学生李依依被其班主任吴永厚猥亵。此后的两年间，李依依与父亲一边四处求医治疗她的PTSD，一边坚持维权，其间李依依曾多次自杀未遂。2018年6月20日，李依依坠楼自杀身亡。
雷闯事件：
2018年7月23日，一名女性指控知名公益人、乙肝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在2015年的一次公益徒步活动中对自己实施了性侵。雷闯事件是公益圈MeToo的开始。
邓飞事件：
2018年7月24日及其随后的几天内，多名女性在社交网络上指控“免费午餐”创始人邓飞性侵。11月，代友人发布对邓飞性侵指控的媒体人邹思聪被邓飞起诉侵犯名誉权。
章文事件：
2018年7月25日，一位化名“欧阳”的女性举报资深媒体人章文于2018年5月的一次聚会后对自己实施了强奸。随后，蒋方舟、易小荷、王嫣芸等女性媒体人纷纷站出来讲述自己被章文性骚扰、强奸未遂的经历，声援受害者。
朱军事件：
2018年7月26日，弦子在朋友圈讲述了自己四年前被时任央视主持人的朱军性侵的经过，前媒体人麦烧看到后将这篇自述转发到微博。8月15日，朱军将弦子、麦烧告上法庭；9月25日，弦子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对朱军发起反诉。
刘猛事件：
2018年7月27日，社工刘丽公开举报心理援助专家、“一天公益”创始人刘猛于2015年在“一天公益”的温江工作站内对其实施性骚扰。8月10日，刘丽与另一位受害者小星以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为由，对刘猛发起诉讼。
刘强东事件：
2018年8月，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强奸指控短暂被捕后获释，2018年12月，检方宣布此案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2019年4月，受害者Jingyao对刘强东发起了民事诉讼。2020年4月27日，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法院驳回了京东提出的驳回起诉动议，认定京东在此案中有“雇主替代责任”。
注：本期导语关于弦子案件的梳理参考了https://ngometoo.github.io/Zhu-Jun/的梳理
中国#MeToo再引关注 “名嘴”朱军被控性骚扰案两年后开庭
2020年12月2日 BBC中文网
中国北京海淀区一家法院周三（12月2日）首次开庭审理一起里程碑式的性骚扰案件。
在中国，此类案件能正式走入法庭审理阶段甚为罕见。分析人士认为，这起发生在六年前的案件或对中国#MeToo运动的未来影响重大。
2018年，网名为弦子的女子在社交媒体公开发文指控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军，称其在2014年对她进行性骚扰。她向法院对朱军提起诉讼。
朱军否认所有指控，并反诉弦子和她的一名支持者侵犯其名誉权和造成精神伤害。
这次庭审并不对外公开，但在开庭前的一次采访中，弦子对BBC表示，无论输赢，她都不后悔。“如果我赢了，那肯定会鼓舞更多女性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如果我输了，我会继续上诉，直到讨回公道。”
开庭首日，大约100名支持者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外对弦子表达支持。一些人举着“米兔”（#MeToo）标语，还有一群支持者各举一个汉字，拼成“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的标语。
庭外声援基本平静。不过法新社的报道说，警方在试图驱赶支持者与围观者时发生了肢体冲突。警方还拽走了一些前来报道的外国记者。
起诉和被诉
2018年夏天，当弦子得知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控性侵后不久，她决定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写下自己的经历。她称，当时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声援一名儿时的朋友，也是一位强奸案的受害者。
在这篇3000字的文章中，当时25岁的弦子回忆起2014年自己的一段经历。她声称，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期间，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朱军对她进行了性骚扰。她表示，事发后她向当地警方报案，但警方以朱军是知名人物为由，建议她放弃指控，并希望她考虑朱军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三思而后行。
她的朋友，网名叫“麦烧同学”的NGO工作者徐超将其文章转发到微博后，很快就在中国互联网上疯传。当时，由于美国和欧洲的#MeToo风潮正酣，数个类似案件也在中国共浮出水面，“性骚扰”已成为中国民间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
当年1月，北京一所大学解雇了一名被控性骚扰前学生的教授。几个月后，一位知名的慈善机构创始人因被控在2015年的一次募捐活动中强奸一名志愿者而辞职。
中国社交媒体上人们对弦子的指控产生极大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军在中国相当有名，他曾多次主持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不少中国网友提出质疑，但另一些对弦子表达同情。不过弦子声称，她很快就被告知，审查人员已禁止大部分媒体报道这一事件。
几周后，朱军以“名誉权遭到严重侵害”和“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为由起诉了弦子和徐超。讽刺的是，正是朱军起诉后，弦子的经历才真正引起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狗仔队”也开始跟拍。弦子说，在社交媒体上，有数千名性骚扰的受害者与她联系，这些人男女兼有。
弦子对BBC表示：“（过去的这几年）给我带来了很大伤害。被告甚至指我有妄想症。为此，我还专门去医院做了精神鉴定。”
“在搜集2014年证据的这个过程中，我无数次重复自己的经历。每次说来，都是一场折磨和羞辱，”她补充道。
徐超目前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她对BBC说，如果法庭判弦子失败，那这就意味着朱军对她俩的名誉权侵权指控会正式展开。“但即便我在英国，我也做好了继续回应的准备。”
朱军否认了所有指控。BBC在开庭前分别通过电邮和电话联系了朱军及其律师，但均未得到回复。
“仍未道歉”
中国法律只是笼统地禁止在工作场所不当性行为，但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研究员龙大瑞（Darius Longarino）表示，直到最近，对于什么构成性骚扰，中国法律上一直没有严格定义。龙大瑞曾长期研究中国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不断变化的法律框架。
“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与性骚扰相关的案件走上了中国的法庭。你经常看到的是，如果一个工作单位惩罚了被控者，那么被控者就会起诉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或者被控者会起诉公司和指控人损害其声誉。”
事实上，“性骚扰”一词在2005年才出现在中国保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中。龙大瑞补充说，从那时起，地方和省级法规就开始强调执行该法，但在基层几乎没有变化。
根据非政府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公开的5000多万份判决书中，只有34份涉及性骚扰指控。其中，只有两起案件是受害者起诉涉嫌性骚扰者，而这两起案件最终都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驳回。
然而，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改变。在去年另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中，一名女社工起诉了中国西南部四川省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长，她最后获得胜诉，其中要求这位理事长道歉。中国媒体称这是自#MeToo运动在中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法律胜利。
但据中国媒体在今年7月初的一篇报道，尽管法院命令性骚扰者在15天内做出道歉，但受害者在胜诉一年多后仍未收到道歉。
“关键时刻”
今年5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民法典》，并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新《民法典》将性骚扰明确定义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进行的行为，并明确政府、企业和学校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
但批评者认为，这仍然不足以有效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民法典》）规定，企业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但没有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公司将面临什么样的责任，”龙大瑞说。
2018年，一项针对100多名来自沿海发达城市的受访者的调查显示，81%受访者的公司没有性骚扰防治机制，12%有性骚扰防治机制，不过没有真正实施。调查显示，真正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并有效运作的公司只有7%。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但龙大瑞表示，弦子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这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是另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将拭目以待中国法院能否进行公正和严谨的庭审。”
“只有这样，法律才会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有意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