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5000万人次入境，可大陆人对香港的理解从没跳出朋友圈(1)
最近一段时间，香港颇不宁静。牵动百万港人的游行与曲折升级的警民冲突，即便在高度受控的大陆舆论场也掀起了又一轮关于香港的讨论热潮。这一次，香港市民聚焦的是一个新议题，即《逃犯条例》的修订，而大陆舆论对香港政治的关注视角和解读框架却是一如既往的“老三篇”，甚至在几篇爆款文章的传播推动下更加强化了刻板印象。
所谓大陆看香港政治生态的“老三篇”，说的是流传极广的几个判断：
- 香港人很蠢，放着平静生活赚大钱的日子不过，轻易就被煽动起来搞事情。
- 香港人贱骨头，怀念被殖民的时代，处处跪舔洋大人，可谓不忠不孝。
- 香港人忘恩负义，大陆米菜水电敞开供应香港，游客消费拯救香港经济，香港人不思回报反而歧视大陆同胞。
近日广为流传的几篇文章几乎都在痛切地质问香港的过错，但它们的受众却无一例外只有大陆的网民。这些文章的作者并不在意自己的质问能否跨过香江吹到维港，他们要的是在大陆舆论场逼仄的空间里形成最大声量。当单向度的声音在信息茧房里循环播放成了闭环，就将一个几乎是当代最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断简化和强化成了几点粗粝的刻板印象。
香港人很蠢？
“蠢人干蠢事”似乎是目前大陆舆论场关于香港反《逃犯条例》游行最流行的一种诠释。自媒体作者赵皓阳在热帖《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中绘声绘色地列举了多个亲身经历的事件，以论证港台青年的愚蠢，但这实在算不上一种新鲜的解读了。
实际上，近年来用“愚蠢”来解构港台的社会运动几乎成为了大陆叙事方式的一条基本法。从台湾太阳花学运到香港占中，大陆舆论场流传的很少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更多是各种关于港台人观念迂腐、信息陈旧、视野狭隘的爆笑表情包和嘲讽段子。这些近乎简笔画般的描述勾勒出了一个愚蠢且易被煽动的群体，自然也与真实的社会脉搏相去甚远。流传甚广的“铁证”有些出自纯粹的谣言，有的则因抽离了相关背景和环境而部分失真。
具体到赵皓阳的文章，其所描述的在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的经历已经被多名当事人证伪，在此无须赘述。而本轮香港反修例系列事件的起因，也绝非“愚蠢的香港人罔顾恶性刑事案件的执法困境执意要跟中央唱反调”所能涵盖。
其一，反对修例的群体远不止是“昏了头的香港废青”。在6月9日游行前，全港近500个团体发起了反对联署，涵盖社会各层各界，覆盖之广远超2014年的占中。商界，学界，传媒界，甚至建制派内部也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建制派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当众表示，反对修例不会撕裂香港社会，因为大部分市民都反对修例。而一贯支持北京的香港律师会，和曾在占中时期发表声明宣称抗议者违法的香港大律师公会，都发表了公告和专业意见反对修例，这两家可以说是香港最为精英和最受尊敬，也最不可能用愚蠢来形容的专业群体。
其二，香港市民对大陆跨境执法的恐惧并非杞人忧天。2015年铜锣湾书店股东和员工的失踪事件因牵涉到大陆警方跨境抓人，重创了香港民众对大陆司法的好感。并且大陆的诸多例如鸿茅药酒跨省抓捕等案件，在香港也知名度颇高。在逃犯条例修订的草案中，特首成为决定是否移交逃犯的唯一决策者（胡锡进所言法院和特首双批准并不属实，法院仅有程序审核职能，决定权在特首），不仅取消了立法会审议，也没有给法院基于人权审核的相关裁定权。香港民众普遍认为特首将无条件服从北京的意愿，由此两地司法体系的冲突被本次修例骤然展现，并且进而引发了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切实担忧。
其三，此前推动选举制度落实的失败使得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信任感连年走低。近年来，特区政府接连取消多名议员资格，导致立法委的投票倾向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这种代表性的不足不但加深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特区政府对民意的误判。林郑月娥政府认为立法院票数足够即可强推法案通过，程序上急于求成，绕过法案委员会直上大会，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就法案来看，修改逃犯条例旨在给大陆香港之间逃犯引渡设立一个合法框架，其出发点并没有问题，但触发影响范围如此深远的民意反弹，实在是预期之外，情理之中。
近观参与香港本轮游行的群体，有勇武派，有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派，有冲动的行动者，也有谨慎的理论派，这些来自不同行业，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甚至持有不同政见的香港市民，因同一个修例事件走上街头，构成了香港社运的种种浮世之绘。作为大陆人，出于立场的不同，可以反对他们的诉求，但将游行的原因一律归为愚蠢，其实显示的可能是自己的傲慢与偏见。
香港人恋殖？
大陆人对香港的另一个常见指责是：香港人在思想上没有彻底去殖民化，一些香港人甘当奴才走狗，嫌弃祖国母亲，跪舔英国爸爸。香港各种抗议活动中时不时飘起的一两面港英旗似乎更加印证了这种指责。
不可否认，在日趋悲观的政治形势下，确实有不少香港人对于港英时期，特别是麦理浩时期的香港产生了过于美好的想象，另一方面又因复杂情绪对大陆社会形成排斥心理。但将这种“以前好过现在”的心态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怀恋殖民期，却是远远低估了香港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以及去殖民化影响的艰巨性。
可能与很多大陆人的认知刚好相反，没有彻底去殖民地化才导致了香港目前的诸多问题恰恰是很多被大陆人认为最有可能是英国走狗的香港本土派的观点。例如被一些激进本土派奉为港独之父的香港60年代社运人士马文辉，就一贯主张殖民专制造成了香港悬殊的贫富差距，是香港的万恶之源。马文辉还在社论上批评香港人被殖民意识浓重，毫无自主之能力。
在大陆人看来，怀恋殖民和反殖民是认贼作父和认祖归宗的天差地别，而在香港人看来，这更多是对切身利益的主张与当下感受的表达，与亲英国/亲大陆的情感认同并不直接挂钩。
香港作为同时经历了西方法制体系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地区，其本土纷繁的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塑造，绝非一个二元化刻板印象可以概括。港英政府治理香港时所用的很多体制在回归后被原封不动的继承下来，并且因为种种限制难以得到改良。
以本次反修例事件为例，被大陆很多人是为爱港爱国稳定力量的香港警察其实沿袭自爱尔兰警察系统，采用半军事化民警编制。其中，直接面对示威者的机动部队，其架构和编制直接源自港英政府针对60年代暴乱的改革，在殖民制度下被赋予了很大权力。并且，监督警员纪律的《警察通例》也并没有全部向大众公开，这种制度的不透明，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于警方的不满。
事实上，6月12号冲突中，警方在中信大厦两面围堵抗议者，现场下令发催泪弹引发人群恐慌的现场指挥官就有白人英国籍警察，这种现象显然和大陆不少人认定的殖民势力的身份定位不符。并且，香港目前实行的政治上的功能组别制，经济上的土地出让制度等都具有非常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压制了本土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表达，这也正是香港大部分市民所竭力反对的。
出版了《殖民家国外》一书的学者罗永生，本身在八十年代力主香港民主回归，他将港英政府的统治方式归纳成“勾结式殖民主义“，即招揽当地精英建构起一个可以贯彻宗主国意志的，以高等华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而他认为这种结构并没有随着回归而被打破，香港的财团依旧把持着香港的权力内核，只不过合作对象有所改变。在罗永生看来，”香港人心未回归“ 的说法，暗示了香港是”有缺陷的中国人“，而没有正视香港真正面临的关于去殖和恋殖的争端，和其背后政府，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变迁。
大陆舆论所流行的关于香港还没有走出殖民地阴影的叙事，与其说是在讲香港社会制度的去殖民地化程度，不如说是借用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语言体系，谴责香港对于中原政体的背离，之间夹杂的是传统家长式身份认同的争夺。
马文辉一生着长衫，留髯须，执烟斗，外貌上看是个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却终其一生追求以民主方式实现香港自治，他毫不留情地批判英国政府殖民统治给香港带来的伤害，也同时抨击中国对于殖民地的支持。这似乎可以被是做香港百年间追求自我认定的一个缩影。
百年间，香港在中西文化的交织之间不断地寻找自身，由此形成的公民社会，曾在70年代就发起了万人游行爱国保钓，也引发了2014年长达79天的占中，这期间的历史，荒诞有之，厚重有之，激昂有之，悲怆有之，二元化的爱憎，实难描述。
香港人忘恩负义？
在大陆人的普遍认知中，大陆一直竭力给香港提供各种帮助，却没有得到香港的任何感恩。爆款文章《香港，祖国欠你什么》历数了大陆给香港的种种优惠，言下之意是“大陆已经仁至义尽，香港为何倒打一耙”，令香港这些年的民怨显得尤其得不合时宜。
这当然又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
类似文章不约而同都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小把戏：
由大陆向香港流动的物资被视作大陆保障香港民生给予的优惠，同时由香港流向大陆的物资却被视作大陆向香港开放了市场，同样成为了大陆给予的优惠。
例如，前述文章中写到：“（大陆）在民生上优先照顾。香港地方小，山多平地少，几乎没有农业，主要靠大陆来满足对吃喝的要求。大陆每天将最优质最新鲜的肉、菜、蛋、奶源源不断地送到香港，保证水、电、气的供应，从不吝啬，从不含糊。“在2017年的一篇报道中，文汇报也认为，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依然勒紧裤带，没有断掉对香港的物资供应。
诚然，大陆自二战后就一直是香港民生物资最主要的采购来源地，为香港民生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以2015年数据为例，大陆供应商提供了香港居民消费的92%的蔬菜，65%的活鱼，56%的带壳鸟蛋，毫无疑问是绝对主力。但这并非一种单方面受惠的关系，这里的每一片菜叶，每一枚鸡蛋都是香港居民用港币购买的，而大陆方面，来自广东、广西甚至远至云南、宁夏的农产品供应商每一年都要为争取香港市场份额付出巨大努力。无他，利润高耳。
即便是看起来最能显示大陆恩情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断供为例，来自大陆的鼎力支持也脱不开精打细算的现实考量。
据华润集团企业历史《红色华润》中记载，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国出现大饥荒，需要动用外汇到国外购买粮食。有华润职员忆述当时华润副总经理何家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何不出口一吨大米换两吨小麦，大米五万吨，能换十万吨小麦，加上芝麻三万吨，菜籽两万吨，这样能省下一大笔现汇，也能迷惑外界。”
贸易固然可以承载感情，但归根结底还是生意。这种现实考量同时惠及了香港和大陆，大陆得以继续从香港获得外汇，而香港则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是两岸经济交流的典范。
同样，在97年金融危机期间，香港实行货币局制度，负债规模合理，外汇储备充实，回归后香港经济制度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完全独立，大陆并未出手干涉。港府果断出手救市，大量动用外汇储备入市成功阻击了对冲基金操纵市场的行为。同时，大陆公开表态了对港府的支持，给予了其抗击危机的强大信心。
中国在97金融危机中的优异表现，是其成为全球举重若轻的经济力量的开始，在同年的东盟首脑会议中，中国加入东盟10+3合作机制，成为维护促进东亚地区金融稳定的中坚力量。而香港在抗击金融风暴上的成功，无疑也是中国与会时的底气之一。
这种良性的经济交流日积月累，自然地建构起两地互信和善意。70年代后香港制造业逐渐大规模外移，在大陆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下大量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盘活了整个地区经济。同时香港也完成了由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
2003年《大陆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签订带动了港商在大陆投资的大量增长，大陆各线城市纷纷和香港签订数百亿的投资合作项目，出现了一片片投资热土，同时也对香港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巨大作用。
2008年，多项民调均显示香港对大陆认同度达到顶峰，同年汶川地震，香港各届对川捐助超200亿港币，位列除大陆外捐款第一。
然而这种交流一旦被刻意挂上恩情的滤镜，不但不会拉近彼此距离，反而龃龉丛生，争执不断。贸易的免税通关，港商的大陆投资，乃至60年代起的东江水供应，无不被以香港是否承恩来重新审视，引起口水仗无数。而本来正常互利的经济行为，平添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
事实上，如果大陆向香港开放市场能被称作恩情，那港英时期，香港一反殖民地作为殖民者成品被倾销地的一贯命运，反而将英国作为其产品倾销地，其纺织品甚至严重影响到英国本土纺织业发展，是否可以被认为英国政府对香港恩情无限？
而持有这种恩情论的人们，其实言语之下隐藏的是另一套上不得台面的逻辑：
大陆可以随时威胁切断这种经济交流，来迫使香港在某些议题上让步。
姑且不论这样做的可行性，事实上中央政府也从未以此要挟香港。如何保证香港经济的平稳发展，一直是中央政府对港态度的重点（甚至这种对经济稳定的一味强调，使其忽视了社会经济分配的公平性）。
同样的逻辑还出现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中，即认为大陆与台湾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却并未换来台湾民众的善意。实际上，正是这种将恩情与贸易捆绑的逻辑盛行，不但没有带来对大陆的真正感恩，反而引起了港台对于各类经贸条约的警惕。事与愿违，实为遗憾。
结语
刻板印象的破除说起来并非难事，让信息真正流通起来，一位大陆居民不需要港澳通行证也能理解香港居民行走在金钟和维园的焦灼心情，得以在朋友圈之外审视与拥抱TA的香港同胞。
然而实践却如此艰难，这些不断震荡在大陆舆论场中的叙事方式都在极力强调香港是大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在这种强调中不断地把香港刻画成一个无法触及的他者。而信息的防火墙，与其说是赋予了大陆政府一个有效治理民间矛盾的工具，不如说剥夺了其对治理无墙社会的想象力。
然而，还是要去沟通，不停地沟通，去发声，不断地发声，让我们都可以除掉滤镜，看到彼此真正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