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

最初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文化产生于西方，而没有（同时）在中国或印度或东方发展，或者为什么它没有更早出现在西欧。韦伯将此归结为 "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因此，他的目的是认识到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特别是它的现代变体，并解释它的出现。

根据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与西欧工业化或资本主义的开始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新教徒，特别是加尔文教徒的伦理或宗教世界观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利润再投资原则的兼容性（"选择性亲和力"），是工业化的理想背景。

对他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经济思维方式出现的条件问题：通过某些宗教信仰，形成一种经济形式的精神气质。他以现代经济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联系为例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声称，资本所有权和企业家精神的特征主要是新教徒，并指出，新教徒的学校教育更具技术性，天主教徒的学校教育更具人文性，以及引人注目的 "天主教徒在德国现代工作生活中的参与程度较低"。他并不想提出一个全面的文化分析，而是想介绍 "人类 "的发展，而人类发展由某些宗教和经济条件的巧合而产生的。

与此同时，另外两位学者也在处理类似的话题。恩斯特-特罗尔茨（Ernst Troeltsch）论述了新教的历史，并询问了 "在描述新教的宗教因素及其与周围文化历史背景的关系中的任务和认识论目标"（第二卷，第192页）。Werner Sombart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团体—-企业家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他不仅通过其社会属性，且同样通过精神属性重新定义了资产阶级。韦伯、特罗尔茨和桑巴特在内容和方法论上相互影响。

在韦伯开始创作《新教伦理学》之前，"[他的作品]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的诞生原因、表现和影响，马克斯-韦伯在他迄今为止发表的的所有作品中，不断的从新的方面探讨了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韦伯在1897年的一次演讲中已经接触过这个主题，据德克-凯斯勒说，韦伯受到两方面的启发，在书中对其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

首先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两卷本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1902年），其中追溯了加尔文主义和贵格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并在其中已经谈到了 "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德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多年来就宗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的讨论。

韦伯在1904年8月至11月的美国之行前后写了《新教伦理学》，但他在那里的获得的印象对写作（或紧接着写的第二部分）没有什么影响。1906年出版的《教会与教派》（Kirchen' und 'Sekten'）一文的情况则不同，韦伯在其中多次提到那次旅行中的谈话和观察。他 "在这里印象最深刻的特别是新教教派、政治 "机器 "的组织、美国的官僚化、总统职位和美国的总体政治结构"。

根据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学是从两个决定性的想法发展而来的。一个是路德的宗教改革，另一个--在加尔文的影响下从宗教改革发展而来--是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是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的构成部分。

路德对职业的评价从认为个人在任何职业中都能成为天选之人，因此关注职业的类型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什么职业，都是上帝设定的一项任务。为了取悦上帝，履行世俗的职责，也就是勤奋地受上帝召唤完成人间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的（取得救赎）途径，而不是通过修道苦行来超越内在的道德。

韦伯将这一变化归结为：路德时代贸易量的增加，促进了专业工作重要性增加。同时，路德在翻译《圣经》方面的工作也推进了这一进程。除此之外，这种新的理解认为个人的生活是预定的，个人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的想法的发展。具体而言，这意味着：

"......个人从根本上要保持在上帝曾经给他安排的职业和岗位上，并尽可能完成上帝给他划定的在人间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职业都在上帝面前都具有同等价值--神职和世俗的职业一样。

这种想法依然是十分传统，且仍有很大局限性，韦伯将此归结为路德的天命观。路德的经济思想也仍然是传统主义的。路德极力主张反对收取利息，就像他反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交易一样。

按照韦伯的说法，正统路德教的发展只显示了一些负面的东西。

"将为了摆脱被内在罪恶感的的禁欲主义[韦伯可能是指通过僧侣的禁欲主义来超越内在世界的道德]，对威权和上天差遣的命中注定的服从相结合，这才成为了新教伦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