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民族與國家

前天的下午（4/11週三）參加了一場講座，是台大中文系和華語教學所合辦的，邀請澳門大學的朱壽桐教授分享「漢語新文學的學術命意」。聽到一些有趣的討論，決定稍為做點筆記放在這邊。大致上來說，漢語新文學的概念和所謂的華文文學相同，也就是以漢（華）語創作的作品都能夠納入其範圍。在這個定義下，不論是中國、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不論作家的國籍、身份等，只要使用漢（華）語就可以成為漢語新文學的研究對象。

採取「漢語新文學」這個概念，可以說是針對中國現有的學科類別「中國現當代文學」而來。「漢語新文學」的命名，首先免除了「中國」二字的枷鎖。朱先生舉作家白先勇為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框架下，研究者是否能把白先勇納入研究的範圍？這裡至少就可以考慮祖籍、出生地、長住地和現持護照等等問題，倘若納入，可以想像會有政治上的爭議；倘若不納入，對有志的研究者似乎又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換一個方向來說，我們可以問，那麼白先勇（跟其他類似情況的作家）要被放在什麼範圍內研究？這一類的文學作品，在研究圈又要何去何從？漢語新文學提供的解方，就是排除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部份概念桎梏，只以作品創作語言為劃分依據。

當然，討論時間也有不少有趣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提到美國非裔作家Alice Walker與其作品（如果我對該問題沒有理解錯誤）：雖然她確實以英語創作，但若單純只以語言分類是否太過粗略，而忽視該作家族群和文化上和其他英語作家的不同呢？另外一個提問也是類似的出發點，而提出的例子是台灣等地的少數民族、原住民作家等。這些提問主要的考量應該在於，「漢語新文學」對這些作家／作品的收編具有文化上（或其他意義上）的威脅。

從我過去在外文系所接觸的情況來看，第一個問題應該不會發生。以非裔美籍作家來說，正是因為英語文學（或說美國文學）的概念中包含其族群的作家和作品，使其文學（和附帶的文化意義、精神思想、歷史、價值觀念等）進入人文研究的視野中。換句話說，這成為他們族群發聲的其中一個管道。而非裔作家和其他作家的差異並不會因為被英語文學這個概念一同收編而被忽視，而是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下被關注、閱讀和討論。不僅是非裔族群，美國原住民作家也是如此。從另一個方向來說，按照該提問的思路，假設美國的英語文學系所並不收錄非裔作家，那麼這些作品該何去何從呢？另外設置非裔族群文學研究的大學院系甚至研究機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將他們排除在外更不可行。以現行人文研究的機關編制、資源分布來說，以英語文學來討論這些文學作家和作品應該是最合適的作法。同樣的，漢語新文學概念下的少數民族和原住民作家也是類似的情況。以台灣的夏曼藍波安或瓦歷斯諾幹來說，他們以漢語創作，那麼研究者理應能在這個前提下研究其作品。倘若不如此，研究者要從什麼領域，或者用什麼標準去檢視他們的作品呢？用族群、國籍或是出生地，顯然都不如語言這個選項來的適切。

另外一個問題則提到，在現今中國實力擴張的情況下，將馬華、台灣等地的文學也納入漢語新文學研究範圍，讓人有「大中華思想」擴張的疑慮和不安。這正是朱先生所說，要免除「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政治圈套的原因。我認為要對抗這種國家民族主義的思想，「漢語新文學」反而是一個出路。我們不能因為反對政治上的擴張，就因此也不接受漢語新文學的研究範圍擴大。如果我們堅持以馬華、台灣等國別或族群的標準來劃分，那就更是落入了民族國家思想的窠臼裡頭。以前述美國文學的例子來說，以英語創作為前提而研究Alice Walker 等非裔作家，顯然是比因為族群差異而排除他們來得更好，對文學研究來說如此，在社會、政治情勢上也是更明智的選擇。一來擴充研究的視野和題材，而來提昇跨族群間的文化能見度和溝通、交流、閱讀。比起被國族的壁壘蒙蔽，擴大研究的視野應該不失為一件好事。再以英語文學的例子來說，孟買出生的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1947-)也以英語創作，但他的作品中同樣能提出對英國以往海外殖民的反思；奈及利亞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亦然，以英語創作、被英語文學研究收納並不等同於政治上、文化上的侵吞。反而，他們的作品是一面明鏡，反映出人類社會的、歷史的諸相；文學研究的價值和使命，就是讓人們去正視這面明鏡。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應該可以期待「漢語新文學」的概念同樣拓寬漢語文學研究的視野。

補充：主持人李隆獻老師最後也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大意是海外華文作家或許不認同「漢語」這個定名，而會傾向使用「華語」的用法。朱先生提到以中國來說，漢語指的是國內的使用（中國的華語教學也稱為對外漢語教學），海外則以華語指稱。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也是漢語文學圈（暫且先這麼稱呼的話）實際上存在的一個矛盾。定名為漢語新文學或華語新文學，似乎也沒有太顯著的差異（以圈外人或單純學術名詞釋義的角度來看）。相關的討論，應該在往後幾年會越來越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