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三民主义的理想

我踏上了最高一层平台。这里是中山陵的祭台，眼前就是中山陵最主要的建筑——祭堂。祭堂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重檐九脊，上覆蓝色琉璃瓦，外墙用花岗岩砌成，外观高大宏伟，两旁还有两座高十几米的华表拱卫。祭堂第二层正中高悬的匾额上，竖排写着四个孙中山手书的大字——天地正气。

祭堂正面是三个大型拱门，上面有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手书的三组金色篆字，分别是“民族”“民权”“民生”。这正是代表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中国同盟会总章》就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在同年11月发表的《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写道：“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这是三民主义首次明确出现在他的文章里。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阐发为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即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结合同盟会的纲领可知，即对应于中国汉民族的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使人民有民主选举权力以及由土地改革为标志的社会民生的平等和人民福利。

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世的评价并不那么高。最著名的孙中山研究者以色列史学家史扶邻，在他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说：“研究孙中山‘真正的’学说是不会有太大收获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即兴诗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

另一位西方研究者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吉尔也有相似看法，她说：“他更不是个伟大的理论家，因为三民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或中国改革派康梁的伟大政治创作，没有原创性又没有知识上的严谨度，他不太像是历史的主人翁，很难跟他晚年想要效仿的列宁相比。”

显然，在西方学者的眼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一个“主义”似乎很不够，不够逻辑自洽的严谨，不够推陈出新的原创，仅仅是响亮的口号和空想的革命目标。而作为目标，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挑剔三民主义不够革命，认为“它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看来，在中共眼里，似乎只有“文革”或“整风”那种打倒一切的激烈运动才是真正最革命的行动。

三民主义是否真是这么不够档次？我不懂，不敢发言。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来说，孙中山还是伟大的，他在清末时期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建立一个以多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民主共和国，而这个国家必须服务于人民（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尽管他的革命实践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似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孙中山在宋教仁遇刺之后，不愿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不愿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而是贸然发动二次革命，随后更是改为坚持追求在自己领导下的暴力革命。此时的孙中山，因无原则地与日本以及张作霖等人合作，被国内舆论普遍看作不过是另一个旧军阀，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黯淡，在国内彻底失去了超然的地位和足够的影响力，在与陈炯明决裂之后，也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决意投向与苏俄合作。

苏俄方面，在十月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为避免国际上的孤立，希望在相邻国家得到支持，希望能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在被北京国民政府拒绝后，不得已而与中国南方的军政府联系，希望在临近国家找到可以联合的政治盟友，并进一步扶持起亲苏势力。列宁曾派人 11次来找孙中山，要求其跟苏俄合作。

在苏俄答应了他提出的一系列条件之后，孙中山也相应地同意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从此，双方建立起特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进行重新改组，按照列宁党的模式进行改造，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壮大起来。也是为了这份合作，孙中山把自己的三民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努力将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

孙中山妄图在理论上将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俄国列宁式改造产生出抗拒心理，孙中山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孙中山竟然说：“吾党与他（苏联顾问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可以看出来，孙中山是希望国民党能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却不受俄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孙中山无法接受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学说。

实际上，孙中山最想引进的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抗拒的。但由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和苏俄的强势，国民党几乎被苏俄全面改造。也是由于容共政策，国民党的中下层组织基本被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垄断了，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而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量渗透，造成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到后来孙中山又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批判。

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球传播并获得越来越多人信奉的时候，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张，反对强调阶级斗争；虽然孙中山也和马列分子一样崇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却坚持改造社会用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今天看来，那都是非常难得的，让人不由得对他多了一份敬意。

由于孙中山的强烈抵制，苏俄代表期望在中国推行苏联模式的土地革命没有实行。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显然，孙中山不赞成苏联式的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倾向于采用赎买政策。

尽管孙中山在努力抵制，共产党的渗透依然是无孔不入，不断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并进而吞噬国民党。但共产党的篡党夺权也没能彻底成功。2011年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里披露，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曾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时说：“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在孙中山逝世时，国民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只是在蒋介石掌握权力后才开始大规模清党。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到苏联学习，对苏联有切身的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清党发生在北伐如火如荼进行中，当时国民党中央高层因意见严重分歧发生权利斗争，同时也由于共产党在后方发起农民运动冲击了北伐军军官家属致普遍产生不满。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清党”，以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俄并意图篡夺党政的权力为由，大规模地把“亡党卖国”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在此期间由于清党扩大化，对国民党自身亦造成很大伤害。

实际上，国共两党在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两党之间的斗争最主要是领导权之争；此外，两党的主义、纲领、思想和政策也有明显分歧。国民党是改良派，反对在社会改造问题上采取激烈的、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形式，而是采取温和、渐进的改良做法。例如，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但反对暴力的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所采取的土地银行的办法，由于常年战乱，多年无法真正全面施行而只有部分地区的试点，直至到了台湾以后，才用国营公司的股票向地主赎买，成功地完成了不流血的土地改革。

对于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方式，今天所有人站在贫富依然有巨大差别的社会现实面前，认真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孰优孰劣了；如果认为血腥暴力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唯一方式的话，今天面对同样的情况：要杀的几乎都是社会精英和实业家，留下来的就只有流氓无产者和半文盲了。

在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两党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但手段也是分歧的。中共主张搞“世界革命”，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势力消灭掉；而国民党则通过长期谈判、协商等途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成功地废除了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并由于在抗战过程中让世界看到中国愿意承担国际义务，因而被推举为举足轻重的联合国五强之一。

正是由于蒋介石对三民主义有很深入的钻研，而且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孙中山才会如此信任他，将最为重要的黄埔军校大权完全放心交给他执掌，为蒋最终获得军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有了资金，有了枪杆子，从而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最后建立了政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的几十年里，蒋介石虽被人诟病“独裁”，但最终还是要逐步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变成现实。看台湾后来的变化，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完成了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全部过程。在这个世界上，华人社会终于有了一个宪政民主的良好开端，算是可以告慰孙先生的在天之灵了。